四
楚晋之间除了直接的物质文化交流，也发生包括社会生产技术、审美习俗等文化因素的互动。两地的这些交流有非常早的线索。
大约不晚于殷墟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地区兴起了李家崖文化，该文化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如生产青铜铃，并将其作为工具、兵器甚至是装饰品的附件，因此李家崖文化出现大量铃首短剑、铃首刀、弓形器、铜铃等等。另一方面，该文化也有大量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如引进乃至自行制作中原文化青铜礼器，并形成一批具有地域特征的青铜器。上述两种因素的碰撞，出现了少量的带铃容器，如铃觚、铃豆等。（图8）
图8 保德县林遮峪出土的铃豆
图9 青铜瓿及捉手
带铃容器从未传输到商王朝的核心地区殷墟，但却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青铜瓿（图9），瓿饰夔纹，形制与中原地区文化瓿近似。不过，从该瓿装饰小鸟形的扉棱，我们可以较为确定其有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背景。
西周时期，在今晋西南地区的多个诸侯国，带铃青铜礼器仍然较为流行。在晋侯墓地，不少青铜礼器中带有铜铃（图10），这说明李家崖文化在商末周初曾经有过南移，并将其特色传播到晋、霸等西周诸侯国。和商时期一样，带铃容器在周原等周文化核心未曾得到发展，但再次向江汉地区传播。西周中晚期带铃容器的南传大约是以噩国为中继站。上海博物馆藏的鄂叔
簋（图11）[13]在圈足下悬一铃。最近在随州羊子山发现的噩侯墓葬，发现有多件的带铃青铜容器。邻近噩国的曾国，在叶家山墓地也出现过一些带铃容器。
图10 晋侯
簋（M8：30）
图11 鄂叔
簋
春秋晚期，楚文化基本特征与中原文化进一步分化，楚系青铜器个性特征也更为突出。以青铜盖鼎为例，楚系盖鼎向高足深腹发展，而中原式盖鼎却趋于矮足。在纹饰方面，楚系青铜器多见构图近似几何形的蟠虺纹，而晋系青铜器多见左右对称的蟠龙纹。但是，东周时期楚、晋青铜器中的一些铸造工艺、装饰纹样却颇多相同之处。以两件春秋晚期楚、晋青铜鼎为例（图12），他们就有多方面的共性：
1.都为盖顶，这是春秋中期开始各地形成的新的礼器形势；
2.均先铸足、耳，然后在浇铸器体时合拢；
3.相似的装饰题材，以及相似的纹饰制作手段。
以上几个方面的共性，还在不同时期具有同步的演讲方向。
不仅如此，楚系和晋系青铜器有些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图13）这乃至于让学者禁不住推想其具有相同的制作背景：“下寺青铜器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图案，每一种都在侯马有发现。目前所知侯马铸造遗址的使用年代（约前589年—前450年之后）与下寺墓地的时间范围有一段重合，下寺青铜器在风格上与侯马的产品如此接近，很容易让人相信下寺青铜器很有可能就是在侯马生产的”。[14]
图12 楚系与晋系盖鼎
图13 楚系与晋系青铜器相似的蟠螭纹装饰蟠螭纹
东周列国政治上的分裂，却从来不曾中断过文化上的交流。这些交流，一方面应该有流动的工匠群体交流在列国之间，由此相同的技术手段、装饰风格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中，另一方面更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认同观念，追求相似的艺术风格。进一步说，秦最终统一六国，与其说是军事上的结果，不如说是基于早期中华文明这样文化价值上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