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军事、外交活动的背后，是更加基础的生产、经济形态。与传世文献记录政治纷争、权术谋略的社会活动不同，考古学展现更多的生产与生活场景、技术与艺术细节，在这些场景与细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场景。

图2　楚公逆钟

图3　宜昌市万福垴出土的甬钟

1993年发掘的晋侯墓地M64，随葬青铜器包括鼎5、簋4、簠1、甗1、爵1、尊4、壶1、盘1、匜1，以及8件一组的编钟，其中两件鼎和簋上铸有晋侯邦父铭文，一般认为是晋穆侯（邦父）之墓。[4]乐器为楚公逆编钟一套8件，（图2）均铸有楚公楚公逆铭文，这是我们迄今所见最早明确的楚晋文化交流的实例。8件钟的形制可分为三类：[5]最大的两件以下凹的宽带来间隔枚与篆的区位，篆间纹饰均为变形蝉纹，鼓部纹饰为一对龙纹，铭文位于钲间和左鼓。第二类是大小其次的四件甬钟，与前类相比突出的变化是以较大的乳钉替代凹带来间隔枚与篆的区位。第三类是最小的两件甬钟，其篆间和鼓部纹饰与泉屋A、B两钟类似，但枚与篆间的格栏也是凹带。除了这些特征之外，楚公逆钟右鼓饰有动物形标识，有的甬钟带有调音槽。

楚公逆8件甬钟的数字合乎西周晚期编钟常见的8件之数，因此这些甬钟被视为一套，是学者们认可的。由前述8件甬钟不同的形制，可以逆推说明当时的编钟并未形成形制规整的一套。早有学者推测认为，早期编铙、编钟是在已经制作的成品铙、钟中根据乐音搭配、拼凑而成。楚公逆钟由铸铭可知其铸造是即为一套，铸后通过调音调整音律，不同的甬钟形制，说明了早期编钟的发展传统。

那么，楚国国君的青铜重器，何以出土在晋国国君的墓葬中呢？

由于尚未发现西周时期楚国高等级墓地，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楚国青铜器不多，但甬钟则是西周楚国和楚地常见的青铜器器类。西周时期的楚钟，有传世的3件楚公钟，[6]有最近宜昌市万福垴出土的12件甬钟。（图3）万福垴出土的12件甬钟形制各不相同，其中只有一件有錾刻铭文，铭文为3行16字左行：“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福”。这样的铭文，加之一组12件少见的形式，这些钟是否属于一套还不能确定。

以上楚钟的年代排序，是以万福垴钟、楚公逆钟、楚公钟，由早及晚。较多学者已根据楚公逆和楚公钟与历史文献所载楚国国君的对位，认为他们分别是楚君熊鄂及其子熊仪。[7]熊仪即楚若敖，在位时间对应于周宣王末年至周平王年间。以上诸钟的年代，在西周中晚期至西周晚期偏晚阶段之间。在这个时间段，楚国及其近邻在江汉地区生产有大量青铜甬钟。[8]我们知道，西周甬钟是在晚商时期长江流域铙的基础发展起来的，目前年代较早的西周编钟发现地点包括与长江流域文化关系密切的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在西周晚期的中原地区，具有长江流域区域特征的甬钟也颇为多见。这些情况是否暗示，西周中晚期曾经有过江汉地区向中原地区周文化输出甬钟或编钟？楚公逆编钟是作为商品流通到晋国？

当然，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在晋侯墓地，较M64晋侯邦父墓更早的为M8。M8被盗，但仍然出土金带饰1组，青铜器包括有簋2、方壶2等铭文均为晋侯的器组；1件鼎和16件甬钟等铭文为晋侯稣的器组，以及其他若干青铜礼器，该墓墓主被认为是宣王时期的晋侯苏（献侯）。[9]晋侯苏编钟16件两套，和楚公逆编钟一样，这些甬钟的形制也有不同，特别是考虑到铭文均为刻铭，则晋侯苏编钟并不能确定为晋地生产，或者也不能排除从楚地进口。

楚国青铜钟出现在中原地区并非楚公逆编钟一例，1998年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又出土有一件楚公钟。[10]楚公钟舞部以下施阴线纹饰，篆间饰斜三角构图的顾首龙纹，舞部和鼓部纹饰均为云纹，而在右鼓纹饰则为较特殊的动物形纹饰，[11]钟铭2行17字左行：“楚公自作宝大㐭龢钟，孙子子其永宝用”。该钟出土无其他伴出背景，不过楚钟出现在周王朝政治中心，不会是简单的流通背景。

楚公逆编钟在晋侯邦父墓葬中出现，还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但在西周晚期，楚国势力的发展，楚国与包括晋国在内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考古材料，是可以追寻出诸多线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