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屯垦

亘古荒原，白雪皑皑，百里人踪无，极目无炊烟。部队人未卸枪，马未卸鞍，立即投入垦荒劳动，迅速掀起大生产热潮，从此拉开了艰苦创业、荒漠建家的序幕。

二十一

乌斯满叛乱是美国势力暗中操纵支持的结果。

早在内战期间，美国驻迪化领事馆领事包懋勋和领事馆秘书马克南就多次秘密会见原国民党新疆阿山地区专员乌斯满。在包懋勋的暗中支持下，乌斯满策划组织了“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在迪化各地策动哈萨克牧民反对新疆和平解放。

1950年2月初，乌斯满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反共总司令，率先在乾德、阜康发动武装暴乱。随后，原新疆哈密专员尧乐博斯与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贾尼木汗及马步芳起义部队一部相继叛乱，战乱很快蔓延到东疆各地。到4月，东疆叛匪发展到1万余人，并有10余万不明真相的农牧民参与其中。叛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事态迅速在发酵扩大，形势极为严峻。

3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新疆军区立即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王震亲任总指挥，调集各路人马，向乌斯满叛军发起大规模围剿。经过数次激战，贾尼木汗被俘处决，尧乐博斯潜逃国外，乌斯满已成孤家寡人。至8月，乌斯满率匪徒被迫从北疆流窜至青海祁连山海子地区，继续杀人越货，严重影响了甘、青、新3省边界地区的社会治安稳定。

在这种形势下，南疆部分生产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参加剿匪。步兵第6师第17团3营、第16团2营和师教导大队、警卫连等部奉命暂停屯垦，参加剿匪，指挥部设在库米什，于达坂城、托克逊、库米什、和硕、焉耆一线设防，封锁乌库公路及其沿线草原、水源，控制军事要点，扼守通道，堵击北疆残匪南逃，并寻机消灭叛匪。

刘双全所在连奉命驻扎在库米什的一座山头上。那里海拔较高，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战士们个个头重脚轻，心跳急促。安营扎寨的时候，大家打桩挖土都觉得四肢无力，可若要是停下手中活，立马又会浑身打战，寒侵肌骨。

当年的库米什十分荒凉，只有10余户人家，吃的水又苦又涩，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第17团的任务是负责保障从库米什到托克逊一带公路的畅通，每天派出3辆号称“羊毛车”的苏联老式卡车，车上是全副武装的战士，车头架上机枪，从库米什经甘沟到托克逊来回巡逻，然后再从原路返回。^[1]

刘双全每天带着战士们外出巡逻，途经沙漠时，遍地都是枯死的胡杨，不时可见渴死的黄羊尸骨半埋在黄沙之中。草滩上长着红柳、野麻、芦苇和芨芨草。夏天草原的蚊子、牛虻又多又大，既咬人，也咬牲畜，晚上回到营地，脸上、手背、脖子上都被叮得到处是包，又痒又痛。

刘双全后来回忆道：库米什群山环峙，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在周围山头上筑起3座碉堡，居高临下，扼守着贯通南北疆的公路。金忠藩师长的办公室指挥所就设在山脚下一间土平房里。

刘双全说：其实外出巡逻也没有固定目标，主要是看沙漠中有没有可疑的脚印和马蹄印，一旦发现，就要跟踪追击。新疆和内地不同，我们的战士非常不适应。土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而且每人两匹。咱们骑兵都是新手，根本赶不上人家。有时候远远看见三两个土匪，还没过去，土匪早已拍马而去。沙漠无边无际，为了怕迷路，还专门配备了维族老乡当向导、做翻译，老乡带到哪里，战士们就跟到哪里。也没有固定路线，一旦迷了路，就在沙丘尖上点燃几堆篝火，坐等部队来寻找，不敢自己去瞎转悠。一个班只有两顶帐篷，因为蚊子太多，战士们就找些湿柴点燃，用烟熏蚊子，虽然自己也呛得直咳嗽，但也比让蚊子咬好受。晚上睡觉从不敢脱衣服，枪不离身，随时准备战斗。有时候你不找土匪，土匪还会趁你麻痹的时候上来偷袭，所以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乌斯满见山路隘口有解放军把守，不敢轻易露面，偶尔派出三五个匪徒前来骚扰，或被歼灭，或被击退。时间长了，乌斯满沉不住气，就开始组织较大规模的偷袭。

周润山当时在刘双全手下当排长。他回忆道：1950年，我在第17团第3营当排长，连长是现已离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刘双全。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营去剿匪，刘双全立刻命令指导员留守营地，自己率领全连昼夜行军，赶到库米什。他命令我带领炮班占领山上的两座碉堡，其他几个排守住库米什山口。王营长则带着其他连队直捣天山剿匪。

乌斯满手下的匪帮全是骑兵，每人都配两匹马。他的女婿残忍凶暴，马头上架挺轻机枪，遇人就扫，根本不管是军人还是老百姓。王营长知道他的特点，带着队伍迂回包抄，避锋打弱。一次与土匪发生遭遇战，敌人不支，拍马而逃，欲通过库米什逃窜南疆，殊不知我们早已经严阵以待，连长命令向敌人开炮，炮兵班“咚咚咚”就是10多发。这炮虽是60炮，可炮弹经过改造，装的是长杆弹身，头包炸药，打出去就像一条条火龙，响若春雷。敌人支持不住，扭头向青海方向逃窜。^[2]

1951年2月19日，我剿匪部队终于将乌斯满股匪包围在敦煌海子地区，经过1天激战，俘敌2500余人，生擒匪首乌斯满。至此，围剿乌斯满、尧乐博斯和贾尼木汗的战斗胜利结束。新华社为此专门发布消息：人民解放军“于本月19日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北、青西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为西北人民痛恨入骨的美帝国主义武装特务乌斯满匪首”。

随后，刘双全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屯垦生活。

二十二

新疆屯垦始于汉代，初是兵屯，世代承袭。至清道光年间，为加强边防，兵屯才为民屯所取代，这是中国屯田史上的首次变革。光绪年间，左宗棠平定浩罕匪首阿古柏之后，打破传统屯田只为“积谷”的做法，积极倡导栽桑养蚕，发展畜牧及手工杂役，是为屯田史上又一次重大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王震率领10万大军驻扎边疆，自此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壮丽的军垦新篇章。

解放初期，新疆财政经济状况极其困难，物资奇缺，市场萧条，10万驻军的生活资料如果长期依靠当地百姓，将会酿成难以想象的局面，因此必须实行军屯，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早在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3]，随后新疆军区要求所属部队除以一部分兵力担负国防，进军西藏，肃特剿匪，维护社会治安外，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战线之外。

1950年3月，为贯彻不与民争利的原则，步兵第6师奉命开赴远离城镇的焉耆、库尔勒、尉犁、若羌等地。这些地方曾经是汉代经营西域率先推行屯垦戍边政策的地区，只是历经战乱，屯田又大都废为荒原。面对茫茫大漠，部队人未卸枪，马未卸鞍，幕天席地，风餐露宿，立即投入垦荒劳动，掀起了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生产建设热潮。

刘双全所在的第17团垦区分布于霍拉山与开都河之间的狭长地带，背山面水，地势险要。唐永徽年间，曾在此设置贺兰都督府，其政治、军事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那年早春3月，内地已是柳绿花红，霍拉山下却依旧冰天雪地。第17团官兵在副团长谢高忠率领下，由焉耆县城出发，跨过开都河大桥，行军30公里，到达开都河中游南岸的亘古荒原安营扎寨，开始大生产劳动。

刘双全回忆起屯荒岁月，感慨万端。他说：

那时地图上并没有开来镇这个地名，从地形上看，这儿地处焉耆盆地西北边缘、开都河中游南岸，东西狭长28公里，南北宽5公里，是一片亘古荒原。

1950年初，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开都河畔，百里人踪无，极目无炊烟。我们第17团进驻哈尔莫墩，拉开了艰苦创业、荒漠建家的序幕。遵循王震将军“为各族人民办好事，不与民争利”的指示精神，部队的拓荒点都选择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路，没有耕地，没有机械，条件非常艰苦，真正是一张白纸。

我们连的生产地距焉耆有50公里，满目荒凉，只有老百姓废弃的一个洼地渠。我们就住在渠边的一个土围子里。驻地旁边有一条很宽的河，叫“开都河”。河边长满河坝柳，战士们就把河坝柳砍回来做桩搭架子。荒地上到处都是芨芨草，长得很高，一般都是1米56，有的能没过头顶，大家割下芨芨草往架子上一搭，就成了草棚子。一个班10多个战士住一间草棚子，蚊虫肆虐，叮得人无法入睡，每个班就发一顶大蚊帐，全班战士挤在里面，用河坝柳编成床，铺上芨芨草，就睡觉了。胳膊、腿稍不留神伸出蚊帐，成群的蚊子就像战斗机般俯冲下来，一叮一个红疙瘩，又痒又肿，非常难受。荒地里蚊子更多，特别是到了下午6点时，天空黑压压一片，连太阳也看不见了。你想解大手，得用苇子围着，就这样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个大黑球，嗡嗡叫。有个犯人想跑，被蚊子追上去咬，他就在地上打滚，这一群蚊子滚死了，那一群又围了上来，直到把这个犯人的血都吸干了。后来大家就在雪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坑，上面架上大梁，再搭上檩条，铺上席子，覆以泥土，以避风寒。大家还给这种奇特的住宅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地窝子”。那环境，受不了也得受。直到1953年之后，苏联专家给设计了一排排营房，一个班住一间，居住环境才有所改善。

因为南疆戈壁荒凉，所以内地陆续送来很多犯人，10年间兵团陆续接收全国重刑劳改犯10余万人。在这里根本不用看守，也不必担心他们逃跑，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要是想逃跑，肯定会渴死在沙漠里。后来有些犯人刑满之后，也成了职工，在边疆扎根屯垦一辈子。

那时新疆极其贫穷，老百姓过的都是“半年沙枣半年粮”的苦日子，自己都很难养活，更别说养活部队了。部队供应的粮食在焉耆领取，连队司务长每天赶着两头毛驴去驮粮，赶上什么驮什么，驮来什么吃什么，混麦子、高粱、苞谷或者混豆类都吃过，碰上刮风下雨，全连就出现断粮，只好勒紧裤腰带，饿得实在不行，就喝点盐水充饥，所以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混粮饭，拌咸菜，喝着盐水，勒紧裤带。”战士们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个动作不是穿衣，而是摇头，因为睡在那个不遮风雨的地窝子里，夜里被大风吹进一层厚土。每天晚上收工，战士们不是排队，而是手牵手往前行走，因为很多战士缺乏营养患上了夜盲症，黑夜行走看不到路，只能你牵着我、我牵着你，摸索着回到住地。

当时新疆百废待兴，急需搞工业、建商业、办学校，我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戴的帽子不要帽檐。穿的衣服省去领子、口袋。到5—6月份天气热了，战士们还穿着进疆时的棉衣。他们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再把夹衣当单衣穿，长裤改成短裤，上衣改成背心，鞋破了就打草鞋，3年没要1分钱津贴。干活时外衣一脱就光着膀子了。省下的钱全部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夏天开荒，骄阳似火，中午休息，战士们无处可去，便用坎土曼和挑土用的扁担外加一根干枯的红柳，搭成一个三脚架，把挖土用的抬把放在三脚架上，上面再搭几把苇子草，就成了小凉棚，再在小凉棚下挖个坑，一直挖到凉沙子为止，然后就在凉棚下脱掉鞋子，把脚放在沙坑里取凉，所以1952年之前非常艰苦。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日，白天黑夜奋战在劳动工地上。战士们天不亮就起来开荒，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1950年冬，我们开挖解放一渠，天气很冷，早晨被子上结了一层霜，有的战士冻得起不了床，工地上全是冻土，十字镐刨下去，两臂震得酸痛。直到1953年后，各方面情况才稍有好转。^[4]

刘双全说：新疆旱得厉害，不下雨，种地必须靠灌溉。我们虽然在山东老家时也是农民，但内地和新疆浇地不一样。在这里，我们种的地是老乡丢弃多年的荒地，周围埂子上长满一人高的芨芨草。新开荒地浇的水渗不下去，天热就发红发臭。刚开始我们不知道盐碱的厉害，后来才知道这是新疆地质特有的顽症，当地人祖祖辈辈都拿它没办法。头一年，我们每个连队请一个当地老乡做指导，先把水浇上，再骑着马撒种子，撒多少算多少，播完种子就挖地，这地就算种好了，完全是原始的耕种方式。^[5]

1953年，驻疆部队开始学习苏联，建设机械化国营大农场，搞科学种田。5月，新疆军区首次为第6师运来3台拖拉机，部队及当地群众3000多人在焉耆东门外举行了隆重的拖拉机操作表演。王震司令员亲自登机绕场一周，勉励全体指战员学习先进技术，为建设正规化、机械化国营农场而奋斗。自此，步兵第6师走上了发展农业机械化生产的道路。

刘双全虽然文化程度低，但特别喜欢钻研和学习，尤其喜欢钻研农场管理、农业技术和机务管理等。1953年，刘双全被提拔为营职干部，团政委开始想叫他去当工会主席，刘双全说我不干，工会主席要善于宣传鼓动，会讲话，我又不会讲话。政委就问他会干什么，他说会开拖拉机呀。后来就叫他当机耕队长。刘双全说，那些拖拉机手既喜欢我又有点怵我，因为我是内行，而且自己什么都会干，犁地、种耕、机械作业，我一眼就能看出作业质量的好坏、毛病出在哪里，偶尔碰到个别调皮的拖拉机手，撒谎说机车坏了，不能发动了，我上去一摆咕，就知道怎么回事，谁也别想蒙骗我。^[6]

刘双全后来提及那段创业的岁月，感慨地说：回想那艰苦的环境，最深刻的感受是我们的战士太朴实了，无愧于“最可爱的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可爱战士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眼前，恍若昨日。正是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使我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乐观主义，面对任何艰难困苦，不退缩，不动摇，战而胜之。^[7]

二十三

1952年春，驻疆部队迎来了一场决定所有官兵人生命运的大变革。2月18日，毛泽东对新疆整建制转业部队庄严发布命令：“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效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部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8]

1953年，根据毛泽东发布的转业命令，驻疆部队的整建制转业工作正式全面启动。6月5日，步兵第6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业建设第2师（简称“农2师”），刘克明任师长，阳焕生任政委，谢高忠任参谋长，所辖第16、17、18团依次更名为农业建设第4、5、6团。其中，农4团（原16团）于1954年改为建筑工程独立第1团，脱离了农2师建制；农5团（原17团）屯驻和静县内开都河中游南岸的哈尔莫墩一带；农6团（原18团）屯驻库尔勒吾瓦地区；农2师师部先驻焉耆，后迁移至库尔勒。

当时，大批内地军属开始源源不断进疆，焉耆这个偏远的荒凉之地逐渐热闹起来，盖房子、建学校、修马路、建工厂，敞开胸怀欢迎支边青年、劳改犯人及盲流人员等各路人马的到来，小镇到处充满欢歌笑语，所有一切都显示第6师将长期安营扎寨，永不调防。然而，部队的集体转业，标志着从战斗队到生产队的历史性转变，引发了种种模糊认识；尤其是这期间上级几次从部队抽调老红军、老八路去往内地军事院校深造，更是在官兵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波动，带来了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有人说“现在是军不军，民不民，简直成了二转子部队，还不如解甲归田”。还有人说“整编成了装甲（庄稼）兵”。甚至有人直截了当打报告，坚决要求到国防部队去。一时人心浮动、议论纷纷。

张仲瀚却认为：农业建设部队就是一支屯垦戍边的特殊兵种，既是军，又是民，有人戏称“庄稼兵”，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在戈壁滩上盖花园，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进疆前，王震曾问张仲瀚：“你是跟贺老总上四川，还是跟我去新疆？”张仲瀚说：“部队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新疆面积大、荒地多，将来搞生产建设，能开垦很多地、养活很多人，可以大有作为。”为了鼓励更多官兵留在生产部队，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他即兴写下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抒发豪情：

雄师十万到天山，

且守边疆且屯田，

塞上江南一样好，

何须争度玉门关。

刘双全说：1954年之前，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陆续调走了，或去国防军，或调到了机关。我们第6师第16团调到乌鲁木齐转成了国防军，剩下两个团成了生产部队。当时马上就要授军衔，对于军人来讲，最高的荣誉就是授上军衔，尤其是我们这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更是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可是，一转业什么都没了，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一个党员、一个革命军人就要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有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别说我们这些营连军官，就是我们的老首长张仲瀚已经当了军政委，授衔起码是少将，也毫不犹豫脱下了军装，所以有人写了一部书叫《无衔将军张仲瀚》。退一步讲，即使不授衔，只要穿着军装，还有复员回老家的希望，可一旦就地转成生产部队，则意味着真的要在边疆待一辈子了，这对我们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9]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发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任命王恩茂为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书记，张仲瀚为兵团副政委、兵团第二书记。农2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2师”，刘克明任师长，阳焕生任政委，师所属第16、17、18团依次更换番号为新疆农业建设第4、5、6团。1958年，根据兵团命令，又易名为“农2师国营第4、5、6团农场”。1969年，再次将第5、6农场更名为“农2师第21、29团”。

12月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成立大会。从此，步兵第6师这支当年由山东渤海老区翻身农民组成的英雄部队，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许多老同志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回过魂牵梦萦的山东老家。

刘双全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屯垦岁月是这样回忆的：

1958年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兵团由新疆军区划归农垦部序列，接受农垦部和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农5团改为国营第5团农场。不久，我被组织上选送到八一农学院学习农业经济管理。我是农民的儿子，只读过3年书，凭着这点文化底子，到八一农学院学习，难度很大。如果说我对机务、对农业栽培等知识，主要靠在实践中的悟性，那么进了大学学理论就要靠理性了。在兵团创业的艰苦岁月里，能被组织上选送到八一农学院培养深造，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我学习非常刻苦，珍惜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王炳生教授写的《棉花栽培》，讲棉花如何选种播种、什么时间出苗打顶等。大学深造使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知识，为我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9年6月，我毕业回来，被任命为第21团副团长（即第5团场），分管机务、畜牧和农业。我对团长表态：我分管的口一定管好，请组织放心。事实也正是这样，团长、政委对我分管的工作非常放心，也非常满意。我有长期实践经验，又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领导能力比过去也强了许多，更重要的是我热爱这片贫瘠的土地，热爱在战火硝烟中生死与共，现在又并肩开荒创业的亲密战友。到任后，我凡事先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眼到心到，绝不坐在办公室里听电话瞎指挥。一旦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全力以赴，绝不中途变卦。我常骑马下农田，不走大路，专从条田中间走，看土地、看水情、看庄稼。连长们能走到的田间地头，我也都走到了。我对全团7万多亩耕地了如指掌，如耕地的平整度、土壤肥度、盐碱轻重、机耕作业等等。工作再苦再累我也心情愉悦，因为我时常想起倒在大西北战场上的战友们。作为一个血与火中的幸存者，能为边疆建设作点贡献是我最大的夙愿，能亲眼看到先烈的遗愿在我手中逐步成为现实是我最大的幸福，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个人荣辱得失值得计较？

20世纪60年代，第21团（第5团场）的各项事业如日中天，达到全盛时期。农业生产年年丰收，小麦单产一直保持全兵团之冠；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上下团结，士气高昂，英模先进闻名遐迩。1966年，粮食总产达到904万公斤，比1961年提高了62%，扭转了多年亏损，实现综合利润35万元，被中共西北局树立为西北地区农业战线40面红旗之一；在农2师综合评比中，被树立为标兵农场。对此，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赞扬道：“农5团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看了十分高兴，在这里使我们看到了西北地区国营农场无限光明的前途。”^[10]

2017年的盛夏，我从库尔勒沿218国道驱车前往农21团场的开来镇，追寻刘双全当年的足迹。途中视野所及，到处麦浪滚滚，绿树摇曳，苍翠如盖，鲜花艳丽，往日的荒滩戈壁早已化为乌有，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开都河，这条《西游记》中传说沙和尚盘踞为妖的流沙河，正以日新月异的变化，演绎着当代军垦战士艰苦奋斗的美丽神话。

正当刘双全事业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妻子路莲梅突然病故，撇下4个不懂事的孩子，给了他当头一棒。那一年刘双全不到37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此前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没有考虑过家庭和孩子的事情，现在一下子就连做饭、洗衣这样的琐事也摆在面前，让他束手无策。

接下来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刘双全感到一片茫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注释：

[1]《巴州文史》第12辑，第378页。

[2]《巴州文史》第13辑，第104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刘双全回忆录》，第16页；陈璞平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5]陈璞平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6]《刘双全回忆录》，第21页。

[7]《刘双全回忆录》，第17页。

[8]《毛泽东文选》第6卷，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陈璞平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10]《刘双全回忆录》，第24页；《农2师志》，第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