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援非

第十一章 援非

索马里总统得知费诺力农场水稻大丰收的喜讯之后,亲自跑来视察。他紧握刘双全的双手,发自内心地赞叹道:“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为我们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

三十八

远赴非洲索马里开展援建工作,对于刘双全来讲,既是一个全新和未知的领域,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机遇。偏偏刘双全天生就是一个渴望挑战、敢于挑战、善于挑战的人。

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上,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它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南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接壤,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气温为30度,最高气温达50摄氏度以上,气候十分炎热,就连刘双全这样的老新疆到了那里都几乎难以适应。

索马里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尤以生产奇特的香料闻名于世,被誉为“乳香和没药之都”。早在公元前17世纪,这里就建立了“邦特”国。500多年前,中国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曾经两次远航来到这里。至今索马里国家博物馆里,还陈列着中国明代的精美瓷器,成为中索友谊最早的历史见证。19世纪之后,索马里沦为意、英、法国的殖民地,直到1960年才正式独立。1969年索马里国民军司令西亚德发动政变上台,成立索马里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主产香蕉,并有少量玉米、高粱、棉花、甘蔗等农产品,粮食严重稀缺,主要依靠进口和国际援赠。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索马里的经济曾一度好转。但是,1991年1月西亚德政权被反政府组织推翻,内战爆发,索马里经济全面崩溃,再次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

中国和索马里于1960年12月建交,关系友好。1978年4月,西亚德总统率团访问中国,签订了《中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确定中国援建索马里的费诺力灌区,其中灌区工程水利、电力、场外干渠等工程由广东省承担;灌区农场包括开荒造田、农田水利以及农业种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承担;灌区房建、厂房、晒场等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承担;碾米厂设备及安装由湖北省承担。

1979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局将援助索马里费诺力稻谷农场的建设任务交给了巴州农垦局(即农2师),农垦局局长陈炳昕亲自担任援外组长,率领第29团技术人员和机务人员远赴索马里开展工作。1982年10月,刘双全主动请缨,接替陈炳昕担任专家组长,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援非时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索马里没有直飞航线。10月的新疆已是冰天雪地,援外专家组从乌鲁木齐出发时早已穿上棉衣。刘双全他们先飞北京,又飞卡拉奇,在那里过完元旦,再飞埃塞俄比亚,行程月余,辗转流连,终于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

摩加迪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骆驼比人多的热带海滨城市,市区海滨大道宽阔笔直,两旁种植着巨大的棕榈树,街道上行人川流不息,车辆往来如梭,高耸的伊斯兰清真寺尖塔和一排排古老的纯白色阿拉伯城堡隐现在浓密的绿树丛中,显得特别雅致而清新。缥缈的晨雾中,蓝色的印度洋衬托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显得干净而美丽。骆驼来往,更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神秘和有趣,到处充满着东方阿拉伯的情调。

农场派来的汽车奔驰在年久失修的简易公路上,途中随处可见骑着叮当作响的骆驼四处闲逛的游客,路旁是稀疏的青木丛。汽车常常因为遇见慢悠悠行走的骆驼或牛群而放慢速度,不时可见豹子、斑马、野狗、大象、长颈鹿等动物在路旁悠闲散步,恍惚中,犹如置身一幅多彩迷人的风景油画之中。刘双全精神不禁为之一震,似乎忘却了国内的不快和旅途的劳顿。他在心底默念:

索马里,我来了!

三十九

索马里费诺力农场位于朱巴河下游的中朱巴州,是索马里最主要的农业区。这里原来是苏联的援建项目,后来索马里与苏联关系破裂,赶跑了苏联人,留下了一个“半拉子”工程。当时索马里正与中国处在蜜月时期,西亚德总统便邀请中国政府派专家帮助他们继续建设农场,收拾这个“烂摊子”。

苏联人在费诺力创办的是棉花农场,而索马里最缺少的则是粮食。1983年索马里粮食总产量只有35.8万吨,加上国际捐赠的16.8万吨,人均也不过90余公斤。当地居民的主食只能是玉米饼卷香蕉,偏偏他们又特别喜欢吃大米,而西方投资者在那里只经营出口欧洲市场赚大钱的香蕉园,从不种植无利可图的水稻。因此,西亚德总统希望无私的中国朋友将费诺力农场由种植棉花改为种植水稻,尽快解决吃饭问题。在远隔重洋、环境差异、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要想在短时期内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建设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援建难度可想而知。

刘双全后来说:在非洲要想生存和工作,所有外国专家都要做好过“三关”的思想准备。

一是气候关。索马里距离赤道仅有200公里,一年四季日照强烈,气候非常炎热,而且林木繁茂,干旱无雨,蚊虫肆虐,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夏季到来,酷热难当,农场住房没有空调,只有简易电扇,刘双全时常夜里热得睡不着,跑到大树底下坐到天亮。大旱季节,数月不下一场雨,树木枯死,地面干裂出一个个大口子,遍地可见渴死的牲畜尸体。机耕作业更加辛苦,机车里热气腾腾,滚烫烤手,坐在驾驶室里不久便会汗流浃背,一天工作下来,衣服就像洗过一样。蚊虫叮咬更是厉害,红肿发痒,难以忍受。开荒难度超出新疆,荒地长满热带林木杂草,要用砍刀砍出路才能进去。推土、平地作业难度之大也是国内不曾遇到过的。费诺力地质皆为膨胀结构,土硬如石,遇水后体积迅速膨胀,每平方厘米膨胀力可以达到2~34公斤,1平方米就是23.4吨。在索马里,膨胀土区的房子没有不裂缝的。只要久旱,泥土就会裂纹,根本修不成水渠。没有水源,自然种不成水稻。所以,当地土著人只能祖祖辈辈种苞谷,而且新开荒地只要有两三年不种,很快又会长满树木,杂草恢复如初,一切只好从头再来。

二是疾病关。当时有一种叫“登革热”的传染病正肆虐索马里。这种急性传染病主要是由蚊虫叮咬所致,7、8月份是发病率最高季节,一旦被传染,轻则高烧寒战,剧烈头痛,全身肌肉、骨头疼痛,重则浑身大面积出血,迅速休克昏迷,并且没有特效药治疗此病,每年都有不少人因此死亡,就连西方医生也只能“谈病色变”、“望病兴叹”。援建期间,中国专家有一半以上被感染过。刘双全也不例外,整整高烧昏迷了1周,幸亏兵团医生倪焕新精心治疗,才脱离危险,捡回一条性命。

三是习俗关。索马里人待人热情,彬彬有礼,尤其是对中国人特别友好,他们的政府机关中国人可以随便出入,不要任何手续,中索铁杆关系可见一斑。但是,索马里人太懒,自己穷得叮当响,还对援助物资挑肥拣瘦,我们无偿援助苞谷,当地人不喜欢,要美国的大米。索马里海域的海鲜资源非常丰富,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勤奋的渔民并不多,很多索马里人要么宁可做海盗,要么宁可饿肚子,只有实在挨不住饥饿时,才想办法搞些鱼虾之类果腹。无数索马里人以海盗为业,最高峰时多达上万人。所以,农场雇用的当地黑人喜欢磨洋工,只上午上班,下午要休息,再忙也不去干活,而且支一支转一转,很难管理,导致工作效率极低。刘双全就把第29团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奖励办法带过来,规定:凡是满勤1个月,除支付工资外,再平价卖给15公斤大米;工人每天完成作业量后,如果将农机具擦净摆好,每天再奖励2公斤大米。他还对3个开荒组进行了分工,每组十几台机车,开荒、平地、修渠、种植,环环紧扣,有条不紊。这套奖励制度实行后,工人们不再偷懒耍滑。为了多挣喜欢吃的大米,他们拼命干活,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数量自然也就大幅度提升。

四十

费诺力农场位于朱巴河下游的杰利布镇地区,距离首都摩加迪沙有380公里,有7500公顷,将近10万亩地。这种规模的机械化农场在新疆随处可见,但是非洲国家则属凤毛麟角。因为索马里祖祖辈辈都是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10万亩地的农场在当地人看来已经很大很大了。

刘双全率领的技术组有145位专家,主要负责费诺力农场的开荒和种稻。在此之前,水稻种植已经试验成功,但种植面积不大,每年只有300公顷,形不成规模,产生不了效益。刘双全认为:中国万里迢迢派来100多位专家,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在这里开垦了几千公顷荒地,却总是种植这么一点点稻田,年年开荒不种地,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他决定扩大种植面积,将工作重点由试验阶段正式转向生产阶段。有的同志担心大规模扩大种植面积之后单产会下降,不好向国内交代,面子上不好看。刘双全说:咱们既然是无私援助,就要真心实意地为索马里人民着想。只有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水稻总产,从根本上解决索马里的吃饭问题,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面子,才是真正对上级领导负责,给中国政府争光。

一旦看准了的事情,刘双全就绝不会轻易改变。经过两年努力,费诺力农场的水稻种植面积由原来的940亩扩大到6500亩,单产不降反升,亩产达到520公斤,总产达到3380吨,占索马里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创造了非洲农业史上的奇迹,在索马里引起轰动。费诺力农场很快成为索马里的主要军粮供应基地。

西亚德总统得知费诺力农场水稻大丰收的喜讯之后,亲自跑来视察,并为中国专家组优秀工作者授奖,佩戴功勋章。他紧握刘双全的双手,发自内心地赞叹道:“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为我们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

时隔30多年,我在农2师第29团见到早已退休的高级农艺师刘启远。说起当年前与刘双全在索马里度过的患难岁月,老人依然激动不已:

索马里很贫穷。当地人祖祖辈辈刀耕火种,挖个坑,埋上种子,长什么吃什么,几乎完全靠天吃饭,而且当地人很懒,不爱干活,上午干活,下午跳舞。刘司令来了之后,组织当地工人参加劳动,教会他们管理水稻、放牛、除杂草。索马里天旱无雨,土质特殊,不适宜种植水稻。刘司令不信这个邪,带着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研究如何能种活水稻。传统种植是水田种植,他别出心裁,先将稻田放水,旱播,等出苗之后再进水,保持水田。刘司令员大干了两年多,硬是将水稻亩产从200公斤提高到300公斤,有的甚至达到500公斤,解决了索马里老百姓没活干、没饭吃的问题,创造了奇迹,轰动了整个索马里。前来农场参观的政府要员络绎不绝,就连西亚德总统也多次专程前来视察。他干事很有魄力,敢于创新,大家都叫他“刘大胆”。[1]

1984年8月,新华社刊发了长篇通讯《丛林中的开拓者》,高度赞扬刘双全率领的兵团专家组在索马里费诺力农场创造的奇迹。文中说:中国援建并由中国专家组负责经营管理的索马里费诺力农场今年早稻获得丰收,平均亩产达到650斤。农场场长、中国专家组负责人刘双全对本社记者说,该场今年种植的总产量可达1400吨,亩产量最高可达1000斤。他说,去年下半年索马里遭受了严重旱灾,但是由于索马里工人和中国专家组的共同努力,农场今年仍获得了丰收,水稻单产远远超过亩产400斤的原定计划。[2]

四十一

刘双全带到索马里的兵团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专家组的职责原本只是技术指导,可刘双全认为专家组除了指导技术,还必须身体力行,因为很多工作如果不亲自去动手,当地工人是学不会的。因此,在索马里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刘双全与工人们并肩劳动,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特别是水稻生长初期,水浇多了会淹种,必须立即排水;水不够了会干旱,必须及时浇灌。一年两季水稻,他几乎天天靠在稻田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工作之余,刘双全还充分发挥他高超的经营才能,不要国家1分钱外汇,自力更生,开展经营活动,创造了财富,改善了生活。

当时索马里政府要修建一个水闸,总投资达到400万先令。本来这个工程和费诺力农场没有关系,但善于经营的刘双全却抓住时机,把工程承包下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把水闸修好,实际费用不到预算总额的1/10。他用盈利的钱买了一群牛羊饲养起来,从此专家组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刘双全回国担任兵团司令员之后,答应计划外承包的工程专家组可以提成,大大调动了专家组人员的积极性,仅仅1年多的时间就为兵团赚回400多万人民币。

最初中国政府援助索马里是贷款方式,相当于他们向我们借钱,由于管理不善,实际上很多钱没有用到工程建设上,造成很大浪费。第二期工程贷款时,刘双全已经回国担任兵团司令员,两年的亲身援外经历使他深知贷款的弊端,于是决定改变贷款模式,不再将钱直接拨到索马里政府手中,而是由中国专家在那里承包工程,确保了贷款全部用在工程项目上,堵住了贷款浪费的漏洞,实际上是帮助索马里政府节约了贷款,西亚德总统为此十分满意。

刘双全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对索马里的援助完全是无私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专家组真心实意、全力以赴地工作,既给索马里办了好事,创造了财富,增加了粮食产量,又为索马里培养了很多技术工人,还给索马里传播了农场管理经验。当地老百姓对中国人非常友好,管我们叫“西纳”(好的意思)。后来索马里发生内乱,西亚德政权被推翻,我们的专家组撤回国内,费诺力农场从此荒芜。现在的索马里成为世界上最动荡、最贫穷的地区,军阀割据,部落纷争,饿殍遍野,匪帮横行,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天无宁日。再看看我们的祖国,现在国富民强,团结和谐,可见稳定是多么重要啊!

1987年费诺力农场第一作业区基本建成,随即展开第二作业区的建设,直到1990年索马里内战爆发,援建才中止。从1978年至199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专家技术人员共有628次参加援助索马里费诺力农场建设,运送物资6514吨,支出援外款5423.3万元。

1984年底,刘双全圆满完成援非任务,回到国内,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2师代师长、党委副书记。从1985年5月至1987年5月,他整整代理了两年没有转正,也算是兵团火热的改革大潮中一桩小小奇闻。

然而,刘双全并没有因为“代理”两字影响工作热情,而是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始终如一地忘我工作。他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采用家庭农场、联户农场、开发性家庭农场等多种经济承包形式,建立统分结合的机制,防止了奖得起赔不起的弊端,把改革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3]

1987年,中央考察组前来考察调整兵团领导班子,一时间,兵团高层暗流涌动。刘双全那年已经58周岁,开始考虑退休后干点什么,做梦也没想过升职的事情。因此,别人都在忙着向中央考察组汇报思想,他却带着农2师的销售人员跑到万里之外的广州,推销积压的库尔勒香梨。

但是,就是这个根本没有进入“业余组织部长”们视野的刘双全,几轮考察筛选之后,犹如杀出的一匹黑马,居然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不二人选。

1987年5月15日,天山还未苏醒,乌鲁木齐笼罩在晨雾之中,早起的人们从广播电台中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班子最近作出调整,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宋汉良兼任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郭刚任政治委员,刘双全任司令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刘双全以代理师长身份越级提拔为兵团司令,再次创造了他政治生涯的奇迹。

注释:

[1]陈璞平于库尔勒吾瓦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人民日报》1984年8月20日第6版。

[3]《29团志》,第5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