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改革

刘双全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就毫不畏惧地举起改革的大旗。他说：我是战争年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大不了再被“打倒”、再进“牛棚”。

三十三

农2师第29团所在地叫“吾瓦”，维吾尔语汉译就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形容荒无人烟。传说很久以前孔雀河曾流经此地，后来河流改道，这里变成了焦竭荒芜的戈壁滩。有一个名叫玛洛伽的美丽姑娘，为了给乡亲们寻找水源，独自一人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1年、两年、10年过去了，玛洛伽没有找到水源，却在干渴中倒下，再也没有回来，可沿着她的足迹却开出一簇簇娇艳的野麻花。乡亲们为了纪念这位勇敢善良的姑娘，留下一首悲凉的民谣：“看见野麻花，想起玛洛伽，幸福城我不见啊，玛洛伽呀，不见你呀，只见野麻花……”吾瓦的荒凉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吾瓦并非向来如此。西汉时期，这里曾经“种五谷、蒲桃诸果”、“粪治田园，种稻”^[1]，而中原地区灌溉、牛耕技术的传入更是加速了南疆种植业的发展。但是，此后犬牙交错的兼并战争和外来落后部族的反复入侵，导致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并未得到继承和发展。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林则徐历戡南疆8城时，对南疆的农耕状况做了这样形象的描述：“不解耘土不粪田，一经撒种使由天，幸多旷土任人择，歇两年来种一年。”这种落后的“不耘”、“不粪”、自然歇荒的耕作方式，显然较之西汉时期已经倒退了许多，加之天山南麓土壤中含有大量盐分，曾经“种五谷、蒲桃诸果”的千里屯田便早已化为荒漠盐卤之地。

新疆解放以后，步兵第6师第18团（后改为第29团）进驻吾瓦，安营扎寨，筑堤修渠，披荆斩棘，开荒生产。当地的维吾尔族百姓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解放军来了，玛洛伽回来了！”亘古荒原从此有了生机和人烟。

1953年之后，屯垦部队开始大规模集中开发连片盐碱地，由于缺乏经营大农场经验，盲目搬用苏联模式，片面强调发挥机械作业效率，定型设计600～1000亩的大条田，并在灌排不配套的情况下大面积灌溉洗盐，导致排渠淤塞不通，积水倒灌农田，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土壤返盐更加严重，有些土地甚至由于泛盐严重，不得不弃种，土地质量变劣，产量也随之锐减。1956年，第29团开垦荒地10余万亩，第二年便因盐碱撂荒了一半，粮食单产仅有76斤。职工们摇头叹息，编出一首顺口溜：“头年大丰收，次年便歉收，三年秃子头，四年把地丢。”“盐碱地，苇子草，千亩庄稼一肩挑。”到1964年，第29团弃种面积达到7万亩之多，农场更是负债累累，职工生活异常困难，全团上下士气不振、悲观失望。

吾瓦垦区的盐碱为什么如此严重？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少言寡语的刘双全顿时滔滔不绝，悉数道来。

刘双全说：南疆各山系在古生代以前是被海水淹没的地槽，山系的岩石和成土母系中可溶性盐分非常多，这些盐分随水源不断向塔里木盆地聚积，在蒸发强烈、降水稀少的高温干旱气候作用下，导致地表形成厚度约为1000米的盐土。第29团垦区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吾瓦这个地方土地盐碱化尤为严重，0～25厘米土层含盐量高达10%～30%。苏联专家鲁克夫考察后曾断言：“吾瓦是世界上罕见的盐碱土地，根本无法种植粮食，除非地下铺上一层一米厚的石膏，才能把盐碱压下去。”

然而，一向敢打硬仗的刘双全却不信这个邪。他说：“做好第29团的工作，我有3个有利条件：一是上级党委的支持。在‘文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中，上级能把农2师最大的团场交给我，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干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在第21团多年担任分管生产的副团长，熟悉农业、农机管理。三是思想解放，敢于担当。我是战争年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只要听见冲锋号就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只要看准了的事情就会横下一条心去做。我已经被打倒一次了，大不了再被‘打倒’、再进‘牛棚’，没有什么可怕的。”

刘双全的改革思路非常清晰。他认为：兵团是靠农业起家，屯垦戍边的基础是农业，优势也是农业；农业兴，兵团富；农业衰，兵团穷。要想打翻身仗，必须首先在农田基本建设上下功夫，而新疆是典型的灌溉农业，所以兴修水利首当其冲。

上任伊始，刘双全就举起了改革的大旗。有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刘双全凭借着一种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拼搏精神，将这“三把火”在第29团熊熊燃烧了整整9个年头，而且火势越烧越旺，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直到1975年兵团被中央整建制撤销，他被调往巴州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兼农垦局局长，才将他人生在第29团这篇改革文章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三十四

刘双全点的第一把“火”是大打综合治理盐碱土地的人民战争。

第29团的改碱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为摆脱盐碱灾害造成的困境，当时的第6团场党委提出“种稻洗盐”的设想，组织5000余人会战六支渠，并在有排水条件的地方拿出部分田地，采用“毛进毛排”的方式进行“种稻洗盐”试验，取得实效。但是，“毛排”是临时性的，需要每年挖挖填填，这给农场增加了沉重压力，团场党委便萌发了改建条田的想法。1965年，第6团场将六支渠的一个大条田一分为二，进行“种稻洗盐”试验，再次获得成功。正当团党委准备将六支渠改建条田、种稻洗盐经验在全团铺开推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条田改建工作被迫停止。

刘双全上任后，认真总结前任“种稻洗盐”经验，经过反复论证，制定了“改建条田，平整土地，种稻洗盐，水旱轮作”的综合治理盐碱方案。改造条田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和机力。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刚刚兴起，自治区提出建设“大寨县”。兵团提出建设“大寨团”。刘双全抓住这个契机，在党委书记、现役军人尹振邦的大力支持下，号召全团上下齐上阵，大打改建条田的人民战争。挖排碱渠是重体力活，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挖排碱渠，干部职工保持和发扬了第359旅的光荣传统，一呼百应，加班加点，苦干实干，毫无怨言。

当时正在批判“物质刺激”，不允许发奖品和奖金，刘双全自有办法，年底团里开先进表彰大会，先进职工要佩戴大红花，刘双全所发的大红花是高级被面做的，回到家拆开就能用。这下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都有了，一举两得，职工们心照不宣，干劲倍增。

到1975年，第29团在刘双全的率领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前后耗时13年，终于将230块大条田一分为二，或二分为四，改建为690块小条田。共挖大小渠道1000多条，总长1082公里，土方达726万立方米。有人做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将这些土方筑成一条1米高、1米宽的大坝，可以从帕米尔高原延伸到东海之滨。农场第一年减亏，第二年扭亏为盈，第三年效益大增，到第四年也就是1978年产稻1.38万吨、皮棉64.5万吨，上交纯利润195万元，将昔日黄沙漫天的亘古荒原吾瓦滩改建成了金波起、银波涌的“金银滩”，彻底摆脱了盐碱困扰。^[2]

刘双全烧的第二把“火”是推广飞机播种、化学除草农业科学技术。

刘双全在第21团担任副团长时，曾分管过10多年农机工作，深知科学种田的道理。尽管当时全国都在批判“唯生产力论”，但他坚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你有你的“大批判”，我有我的“老主意”。一向少言寡语、只做不说的刘双全认准的事情从不动摇，绝不会轻易改变。

新疆地广人稀，不比内地，人工播种效率太低，刘双全于是产生了飞机播种的想法。此前农2师只是曾经租赁民航机搞过植物保护和病虫害防治，飞机播种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这个想法在有些人看来就是异想天开。播下去的种子能不能出苗？单产是否能比人工播种高？成本相差有多少？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很多人对此非常担心，甚至持怀疑态度。刘双全却在团党委会议上说：“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成功了是经验，推广；失败了是教训，改进。”

当时有个叫张建文的飞行员，当兵出身，对飞机播种很有兴趣。刘双全多次与他商量，鼓励他大胆试飞、稳重操作。刘双全说：“不就是飞播1000亩水稻试验田吗？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多大损失，但如果不去闯、不去试，谁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行得通。”

飞机播种那天，刘双全早早就和技术员来到大田，做好一切准备。飞机轰然而至，种子如天女散花从天而降，均匀播撒，达到预期效果。刘双全长舒一口气。接下来就是担心能否出苗。随后那段日子，他天天往地里跑，偏偏遇到天凉低温，种子播下去几天也没有动静，刘双全的心就一直悬着。天气终于放晴，稻种破土发芽，飞机播种成功！大家欢呼雀跃。这项技术一直沿用下来，日臻完善，时至今日已是非常成熟。

飞机播种获得突破后，刘双全又在思考如何才能提高稻田除草效率。长期以来，兵团的团场都是人工拔草，职工们双脚整天泡在冰凉的天山雪水中，不少人患上了风湿病。有个技术员建议搞化学除草，刘双全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这又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技术革命。于是，他高度重视这个建议，拿出一块条田来进行试验，一半搞化学除草，一半搞人工拔草，结果化学除草的一半条田杂草大大减少，而人工拔草的另一半条田则杂草丛生。事实胜于雄辩，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高度统一。当时媒体报道说：兵团农2师第29团创造了两项新疆新的科学技术，一个是飞机播种，一个是化学除草。

刘双全的第三把“火”是改革分配制度，搞评工记分试点。

刘双全后来说：评工记分涉及所有职工的切身利益，改革难度和阻力之大，难以想象。首先难在“天时不顺”。政治大环境不行，“文革”中“左”的思潮猖獗，改革分配制度稍不留神便会被扣上“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和“管、卡、压”的大帽子。其次难在“人心不顺”。职工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习惯了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而评工记分必然会拉开大家的收入差距，一些职工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少数凭借造反起家的人更是坚决反对。有人改了古诗来讽刺刘双全：“昨日到团部，归来泪满襟；评工计分者，不是种田人。”第三难在“风头不顺”。当时全国正在大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人心混乱，是非难辨，评工记分属于顶风而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刘双全始终对改革充满信心。他认为：评工记分虽有“三难”，也有“三利”：一利是上级党委的关心支持。评工记分是周总理提倡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张竭诚也提出要砸烂“三躺一碗”，即：躺在化肥上，躺在农机上，躺在汽车上，端着“铁饭碗”。其实质就是反对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说明兵团高层已初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下“铁饭碗”带来的弊端。因此，上级的支持是刘双全改革的首要保证，也是他必胜的信心之源。二利是班子成员的认可。第29团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政委尹振邦是山东牟平人，1945年参军的老革命，性格稳健，清廉正直，有很高的政策和理论水平。刘双全调任第29团后，与他在工作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在“文革”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这样的好搭档配合工作，刘双全心无旁骛，甩开膀子加油干，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三利是干部职工拥护。尽管当时团场里有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干扰，但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拥护改革，特别是当他们一旦明白改革分配制度是为了劳有所得、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积极踊跃参与的热情立刻迸发出来。

三十五

1975年3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天，中央军委下发〔1975〕第11号文件，同意并批转了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体制的请示报告》，即日起兵团正式撤销。5月，农2师建制撤销，并入巴州农垦局，原属各农牧团场及企事业单位由巴州各主管部门对口管理。一时间，农2师上上下下惶惶不安，无心工作，而第29团却在刘双全的策划下，悄然无声地开始了一场分配制度的改革——评工记分。

一石激起千层浪。“利益”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被触动，整个团场翻腾了。有人想不通，有人消极抵触，有人公开反对，但大多数职工同意“试一试”。个别人则在背后四处写黑信告状，从兵团、自治区甚至告到党中央。刘双全顶住压力，强力推动改革实施。

“评工记分”具体方案的起草者叫刘尊贤。他原来是跟随陶峙岳举行“9.25”起义的国民党军官，解放后长期担任兵团司令部统计科科长，后又下放到第29团当副团长，“文革”中遭受冲击被打倒，发配到基层连队去喂马，是个精通农业管理的知识分子。刘双全和团党委一班人统一思想，顶住压力，请他设计改革方案。刘尊贤深受感动，精心策划出《分等累计提成评工记分实施办法》，经团党委集体讨论研究通过，以连为核算单位，以排和独立班组为分配单位，坚持国家、企业职工利益兼顾的原则，在全团农林牧业连队开始普遍实行。有人便以此污蔑刘双全“重用国民党残渣余孽，推行修正主义”。这个说法十分阴险。“文革”初期，兵团“造反派”就是以所谓“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为借口，全盘否定了兵团17年取得的伟大成绩，导致张仲瀚身陷囹圄。此时此刻，面对改革，刘双全不吃那一套。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干革命就会有风险。战争年代连死都不怕，建设时期还怕什么风险？只要我们心底无私，对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有好处的事，就一鼓作气干到底！大不了再被打倒，第二次罢官，再进牛棚！”

我在第29团采访时听到很多老同志说：刘司令员从农21团过来后搞“评工计分”，开始从上到下阻力很大，说他是搞倒退，社会舆论也褒贬各异，但他这个人倔得很，只要认准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干下去。刘司令顶住压力，坚持改革，把刘尊贤调过来，专门研究方案。这个人有文化，是国民党的起义军官，“文革”被打下去了。刘司令员来了之后，力排众议重用他，鼓励他研究计分制，怎么打破“大锅饭”。后来实践证明这个东西就是好，慢慢地大家就理解和接受了。^[3]

刘双全在第29团实行的分配制度改革，虽然只是在“铁饭碗”上砸开了一个小口子，却很快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实行评工计分制当年，农场减亏100万元，第二年盈利57.42万元，第三年盈利103.36万元，第四年即1978年盈利达到195万元，职工收入直线上升、大幅增加，第29团成为农2师最早普及“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的团场，最终赢得了全团干部职工的一致赞成和拥护。^[4]

刘双全一炮打响，光荣出席了1975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荣誉随后纷至沓来，各种参观学习应接不暇。第29团闻名遐迩，荣获“兵团大寨团”，被誉为“孔雀河畔一颗璀璨明珠”。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新疆生活物资还相当匮乏，而第29团却风景这边独好。逢年过节，各方领导、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托人批条子买肉、油和大米。团党委内定标准是一位来宾批5公斤大肉、1桶清油、1袋大米，按国家规定价格付钱，不能白送。那是一段充满欢乐的日子，刘双全心中充满丰收的喜悦，就像战争年代打了胜仗，兄弟部队前来讨要战利品，那份自豪自不必说。

刘双全回忆道：第29团改良盐碱后粮食取得大丰收，从一个长年落后的团场一跃成为“全国学大寨先进单位”。1975年，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巴州8个县委书记加上我这个兵团的团长，一共去了9个代表。会议期间正好赶上国庆节，周总理发了请帖，邀请代表们参加国宴。当时总理已经住院，是邓小平代表总理主持宴会。那天下午，我问带队的州委书记还有事没有，他说自由活动，我就请假去西单给老段买衣服，结果国务院发来请帖找不到我，当时又没有手机，结果非常遗憾没有去成。但是，收到周总理亲笔签名的请柬，我就心满意足了。记得有位外国女记者曾经问过小平同志：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小平同志回答是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几乎天天打胜仗。我这一生最高兴的时期应该就是在第29团工作的日子，那时生产连创新高，粮棉年年增产，职工生活不断改善，荣誉年年都有。^[5]

段丰英说：吾瓦是世界上罕见的盐碱地区，条件异常艰苦，师领导找老刘谈话，动员他去，他二话没说，在那里一待就是9年，每天和大家一样，起早贪黑在地里干活。冬天挖水渠，他第一个跳进带冰碴的水里去。所以，职工们信任他、拥护他，愿意跟着他一块干。艰苦奋斗了几年，第29团终于成为全国先进典型。我们种了水稻有大米吃，养了猪有猪肉吃，棉花丰收有棉籽油吃。好多单位、领导、熟人到我们那里去要。老刘就像地主一样批条子，你有东西给别人，别人高兴你也高兴。那时候每天都有几十辆大卡车排着队来拉大米，忙的时候要等1个礼拜。那几年虽然艰苦，但有了成绩，领导和群众认可，就是最大的快乐，感到再苦再累也值了。老刘离开第29团的时候，好多职工来送我们，依依不舍。上海知青返城多少年后，提起第29团，都会自豪地说，我们的团长当司令了。现在我们去上海，只要有一个返城知青知道了，一下子就会来几十个，都抢着请我们吃饭。那都是艰苦岁月结下的战友情谊。^[6]

多少年后，刘双全提及这段经历，依旧感慨万千：1975年，我们把改革扩大到生产关系领域，以评分记分落实周总理关于农牧团场实行“工分制”的指示，力求打破由等级工资制造成的“铁饭碗”，使社会主义按劳计酬的分配原则得到初步落实。这一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改革，虽然引起一部分同志的误解，但经过疏导，很快达到认识上的一致。但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谎状从巴州、自治区，一直告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那里。这使我们体会到，在那种大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氛围里，要办成一件事是何等不易啊！^[7]

《农2师志》如此评价这段历史：刘双全在第29团任职期间，以改建条田为突破口，挖排清淤，平整土地，实行稻棉轮作，建设以胡杨为主林带，采取多种治理盐碱地措施。在林彪、江青一伙狠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峰时期，冒着政治风险，大胆推行评工计分和超产奖励，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扣发了那些借口“抓革命”、不上班的“造反派”头目的工资，得到了职工群众的坚定支持，使第29团彻底改变面貌，成为全国在盐碱地夺高产的一面红旗。^[8]

三十六

1978年，刘双全再一次受命于危难，离开工作9年的农2师第29团，前往库尔勒，担任巴州革委会副主任兼农垦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已经撤销，划归地方管理，农2师改为巴州农垦局，师属所有企事业单位按行业全部划归巴州对口部门管理。由于农垦局的管理范围仅限于15个农牧团场，经营管理机制失去平衡，中央11号文件规定的团场“三不变”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传统优势被大大削弱，导致内部争吵不休，人心涣散，加上上海知青闹着回城，人才大量流失，生产急剧下滑，农牧团场出现严重亏损，1975年和1976年亏损额均超过1400万元，其中1975年亏损1547万元，创农2师历年亏损之最，是1974年亏损额的2.2倍，至1978年连续亏损累计达到3800万元。农垦局内外交困，班子焦头烂额，团场混乱不堪。^[9]

但是，刘双全一生都在和各种艰难困苦打交道，锻炼了他迎难而上、稳重执着、宁折不弯的性格。上任伊始，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借此东风，深入各个团场调查研究，摸清亏损原因，根据中央提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的方针，大幅度调整了库尔勒、塔里木和焉耆三大垦区的作物结构，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将棉花播种面积由1979年的9.5万亩扩大到1980年的13.4万亩，次年又增加到16万亩。1980年皮棉总产量达4739吨，比1979年增长75.06%。1981年皮棉总产量达5154吨，比1980年又增长8.76%。同时，对焉耆垦区的粮食播种面积也进行了调整，使各垦区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塔里木垦区各团场建场22年以来首次扭亏为盈，实现了历史性转折。1981年，全农垦局粮食总产量达9913吨，棉花总产量达5154吨，分别比1976年增长30.1%和313%；工农业总产值达16810万元，比1976年增长129.6%。仅用3年时间，巴州农垦局一跃成为自治区农垦系统原兵团各农业师中生产稳步发展的先进单位。^[10]

刘双全回忆道：我1979年到巴州农垦局担任局长。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农垦局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国家对各团场下达的粮食征收指标。我到任后，将各团团长、政委叫来开会，大家讨价还价半天，最后才勉强表示可以上交3万斤公粮、两万斤油，这和国家下达的指标相距甚远。当时最困难的是塔里木，农田基本建设亩投资由原来66.75元锐减到6元，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大片土地泛盐严重，粮食单产越来越低，总产量越来越少，根本交不上公粮。到“文革”前，全师播种面积仅为耕地面积的50%，粮食亩产由1957年的94.6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最低点亩产27.3公斤，棉花亩产由1956年的27.2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最低点亩产4.9公斤^[11]，而且原来团场每年亏损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由国家补贴改成了以工代劳，就是你干活才给你钱，亏损补助没有了。公粮交不上，补助又没有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当时刚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要发挥各地优势，扬长避短发展经济。那么，巴州的优势是什么？劣势在哪里？巴州农垦局当时管辖焉耆、库尔勒、塔里木3个地区，我在第29团工作多年，对焉耆、库尔勒非常熟悉，可对塔里木地区一无所知。上任头两个月，我接连往塔里木跑了七八趟，摸清了情况：焉耆地区气候凉爽，水分充足，种粮食产量高，特别是玉米；库尔勒地区虽然气温较高，但不缺水，既可种粮食，也适合种棉花，回旋余地大；关键是塔里木地区，这里高温缺水，根本不适合种粮食，我就琢磨着能否种棉花。

我和班子成员算了笔账：棉花浑身上下都是宝，棉花可以卖钱，棉籽可以榨油，油渣可以上地，棉杆可以做纸板，1亩地的经济价值等于三四亩地的粮食。塔里木缺水，不适合种粮食。所以，必须调整经营思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大面积改种棉花。最后确定整个农垦局的农作物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调整种植计划。

那时候每个团场种什么、种多少是由上级决定，团场无权更改，我就在巴州农垦局管辖范围内悄悄进行调整，让焉耆打破上级下达的计划指标，多种了两万亩粮食，你多交1斤粮食，我多给你1斤的钱，农垦局给你补贴，不让你吃亏，关键是要将塔里木地区的公粮代交上，让其腾出土地种棉花，赚大钱。而塔里木种点粮食够自己吃的就行，我也不让你交公粮，其他土地全部种棉花，口号就叫“吃饱肚子种棉花”。

有些干部想不通，觉得这样做违背了上级要求，我就把团长、政委一个个叫来做工作，做通了就开始下任务。种棉花是一个技术活，我便又从库尔勒地区调来一批种棉花能手做技术指导，每个团设立一个技术组，拨了两万元钱奖金，每个生产过程都发奖金，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当年把作物计划进行了大调整，结果我们粮食面积虽然减少了两万亩，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第一年就有两三个团场不亏损，第二年所有团场扭亏为盈，后来最穷的塔里木因为种棉花富得钱花不完。到90年代初，塔里木的棉花总产量达到24.7万担，占全师71.2%；农业总产值6709万元，占全师30.66%。^[12]塔里木终于彻底翻身了，这就是“吃饱肚子种棉花”带来的效益。

对这段历史，《农2师志》如此评价：刘双全在担任农垦局领导期间，大幅度调整库尔勒和塔里木两垦区的作物结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改变了农2师长期亏损的局面。^[13]

三十七

1981年6月30日，王震写信给邓小平，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月13日，邓小平指示：“生产兵团恢复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和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1982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兵团党委；6月，自治区党委隆重召开了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

刘双全说：1982年党中央作出英明决策，恢复在“文革”中被错误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务依然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对兵团怀有特殊的感情，兵团农场是无数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军战士和起义官兵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建设起来的，其中也有我的一份热血和汗水。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这一辈子完完全全献给了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

不久，巴州农垦局撤销，恢复农2师番号，人们都以为多年担任巴州农垦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的刘双全自然应该毫无悬念地转为师长。谁也不曾想到，班子命令下来，他却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农2师党委常委、第2副师长。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刘双全回忆和追述了那段他始终不愿提及的尴尬日子：

兵团恢复前夕，有位老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去农4师当师长，我对这种安排毫无思想准备，便坦诚地对这位老领导说，我今年已经54岁，在农2师工作了大半辈子，熟悉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同时业务干部不同于政工干部，只要掌握路线方针、熟悉干部情况就可以，业务干部必须天天下基层，光熟悉团场就要一两年，等我情况熟悉了，也到退休年龄了，所以不太适合再换新单位。我还有些实际困难，我爱人的妹妹大学期间从楼上掉下来摔成残废，生活无法自理，十几年来一直由我们照顾。岳父、岳母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几个孩子还在上学，长期生活在库尔勒，如果突然换个地方，恐怕一时很难适应。再说农4师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老红军部队，我们农2师已经交流过去好几位师领导，再派我去当主官，是否合适？再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比较活跃，我们农2师的一些做法兄弟师并不一定完全认同，虽然这是认识上的分歧，但难免会影响到同志之间的看法，不利于工作开展。所以，如果有可能，我还是希望留在农2师工作。当然，要是组织上已经决定，我保证坚决服从。

那位老领导当时没有表态，此后组织上再没有对我提起过调整的问题。不久，兵团正式恢复，陆续重新任命了各师新的领导班子，我被出人意料地任命为农2师第二副师长。对于这种安排，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同志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不少同志认为：兵团撤销后，我在最艰难的时候出任巴州革委会副主任兼巴州农垦局局长，苦心支撑着农2师的老家底，使巴州的农垦事业不但没有垮掉，反而由衰而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兵团体制恢复，单位升格，不少干部水涨船高，官升一级，连农垦局的副局长都提上来当副书记，而我却被莫名其妙地降为农2师事实上的第三把手，非常不公平，给人感觉就像犯了错误，将来可怎么开展工作？说心里话，一开始我也想不通，但后来想想那些在战争年代牺牲的乡亲、战友和朋友，想想党组织这些年对我的培养和重用，心里便渐渐平静下来。我一辈子没有向党组织伸过手，现在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更不应该也绝不会向组织伸手。但是，这样的安排确实对开展工作不利。思来想去，我作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主动要求承担援外任务，到遥远的非洲索马里去援建农场。

消息传开，不少老战友、老同志前来为我送行，有位上海女知青和老段是同事，特意端来一大碗香气四溢的汤圆，并委托老段转告我：吃了汤圆，出国平安，回国团圆。这位女知青平时与我家并无来往，与老段也无交情，但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却送来那碗温暖人心的汤圆，那份情谊，我和老段终生难忘。几十年后回味起那种香甜、那种真挚的感情，心头依然热流涌动。

段丰英说：兵团恢复的时候，别人都提升了，可不知为什么，却让老刘担任第2师第2副师长。原先他就是巴州农垦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相当于师长，现在不升反降。老刘气得够呛，这活没法干了。不管上级是弄错了也好，有意也罢，组织已经定下的事情你也无法改变，发牢骚、闹情绪没有用，觉得受委屈、撂挑子不干更不行。遇到困难你只有咬牙往前走，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爬不过去的山，只要心底无私、任劳任怨，总有讲道理的时候。^[14]

刘双全最大的特点就是心胸豁达。困难来了，能够正视困难、不怕困难，而且善于积极运用创造性思维解决困难。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此路不通，另辟蹊径。刘双全说：既然我在农2师不好干了，那就干脆另外找地方。我到非洲援外去。

注释：

[1]《汉书·西域传》。

[2]《农2师志》，第19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陈璞平于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4]《29团志》，第11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陈璞平于宁津县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6]陈璞平于宁津县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7]《29团志》序一，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农2师志》，第738、48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农2师志》，第1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农2师简史》，第19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农2师志》，第1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农2师志》，第14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农2师志》，第73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陈璞平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