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婚变

谁也没想到，平时老实忠厚、少言寡语的刘双全，一天早晨竟然自己敲开段丰英的家门，半天憋出一句话：帮帮我吧，这个家要撑起来，孩子太小，需要妈妈……

二十四

刘双全的结发妻子叫路莲梅，长他1岁，是宁津县城关镇路家村人，距离刘双全老家东关村只有3里路。刘双全8岁时，父母便给他订下“娃娃亲”，15岁结婚。1947年，刘双全在庆云县练兵时曾回过一次家，当时路莲梅刚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只有40多天。部队西征之后，路莲梅就与丈夫中断了音讯，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刘双全九死一生，已经到了新疆。

1951年，刘双全的母亲病故，家中只剩下父亲和刘双全的妻子两人。老人家虽然身体不好，但感到长期和儿媳妇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多有不便，就让路莲梅到新疆来找刘双全。那时候正赶上新疆闹土匪，乌斯满等大小股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所以进疆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解放初期的新疆，交通十分不便。路莲梅离开老家，先是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在武威的部队兵站等了半个月，凑够一车人，继续西行，到了迪化又在招待所等了半月，再往焉耆送。那时乘坐的都是装有篷布的美式“大道吉”，每车30人，一律人货混装，老人、妇女、孩子挤在一起，连腿也伸不开。一路上前不靠村，后不靠店，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一天也走不了百公里。为了赶到兵站食宿，每天都是两头抹黑赶路，早上顶着星星出发，晚上披着月亮落脚，搞得人人头昏脑涨，加上路上尘土飞扬，本来水灵灵的大姑娘、小媳妇，个个蓬头垢面，惨不忍睹。

路莲梅这车人是幸运的。几天前有辆落单的“大道吉”遇上了乌斯满匪徒。土匪枪法好，在山顶上埋伏着，一枪先把轮胎打爆，让车动弹不得，然后骑马一阵风冲下山来，将车上的人统统杀光。等到后面部队闻讯赶到时，土匪早跑得无影无踪。

很多老同志对当年家属进疆路途的艰辛和惊险记忆犹新。

新疆解放后，王传文被任命为若羌县委书记，于是写信让媳妇来新疆。媳妇收到信十分高兴，但村里人都不让她去，说新疆又苦又危险，当地人说话也听不懂，再说你男人在外面做了大官，万一和你离了婚，把你扔到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哭都来不及。有人劝她在老家另找一个算了。传文媳妇没听他们的，还是由王传文的老父亲陪着千里迢迢来了若羌。

那时乌斯满已经叛乱，路途十分危险。王传文的老父亲带着儿媳妇过来时坐大车，大姑娘都把辫子盘起来，女扮男装。星星峡那一带土匪最厉害，什么都抢，每天都有大量的家属车辆通过，浩浩荡荡，结伴而行。爷俩一路西行，吃住都是军队接待，走走停停大概经过一个半月，才到焉耆。^[1]

张守勋的老伴叫殷桂英，1951年3月从宁津老家来到新疆，开始有两三个伙伴说好一起去，临行时又改变了主意，殷桂英只好独自上路。先到西安，坐了4天4夜火车。再向西走，接兵站一人发一床被子，坐着没篷布的卡车，一路上都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越往西走，越没人烟。连续走了42天，与外界完全没有联系，家里人都以为殷桂英已经死了。^[2]

那一年，路莲梅来到第17团，被安排在妇女队工作。几年间，她先后生了4个子女。刘双全从农学院毕业后，被提升为副团长，她便辞了工作，一心在家照顾孩子。1964年，路莲梅回到山东老家探亲，此时她母亲眼睛瞎了，父亲瘫痪，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全家就一件破棉袄，还舍不得穿。路莲梅心情非常苦闷，回到新疆后强烈要求重新工作，被分配到团部托儿所。她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家里解决一些困难。那时刘双全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顾不上家。路莲梅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十分辛苦。

1965年4月2日，刘双全像往常一样，带领着两千多名职工来到距离团部60里多外的地方疏通水渠。傍晚快收工时，突然团部来了一辆手推拖拉机，来人带口信说他家里有急事，叫他赶紧回去。刘双全心里纳闷，不知出了什么事，跟着拖拉机心急火燎赶回家，踏进家门，陡然看见路莲梅直挺挺躺在地上，已经断气，4个孩子围在一旁哇哇大哭。刘双全顿时蒙了，早上离家时妻子还好好的，怎么一天不见人都凉了？他大脑一片空白，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事后听孩子讲，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小儿子还在外面玩耍，路莲梅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要去叫孩子，或许是起得太猛，一阵眩晕，仰面倒下，后脑勺正巧磕到椅子上，躺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着眼睛望着几个孩子，痛苦地挣扎着，时间不长便断气了。医生后来推测说是脑出血猝死。

中年丧妻，这个打击对于刘双全来讲太沉重了。路莲梅去世时只有38岁，撇下4个不懂事的孩子，大的11岁，小的才5岁，白天还好，一到晚上，便围着爸爸大哭小叫要妈妈。刘双全既痛苦，又绝望，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4个孩子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5岁。大姑娘懂事地说：“爸爸，我不上学了，我来照顾弟弟妹妹们。”我鼻子一酸，几乎掉下眼泪：“你好好学习，家里事有爸爸在。”那时候工作紧张，家里又照顾不过来，但革命事业总要继续干下去，家也要好好撑下去啊！在党和人民面前，我是个领导干部，事业重于泰山；在幼小的孩子们面前，我是个父亲，是个堂堂七尺男子汉，这个家总得有人撑下去。不能因为遭受了这次沉重打击，人垮了，家也跟着垮了。^[3]

逝者逝矣，但活着的人还要过日子，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老爷们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根本不像个家。于是，同志们便劝他再成个家，热心人主动帮他牵线搭桥，但都被刘双全婉言谢绝。

当时有几个姑娘主动追求刘双全。有个医院的护士是南京人，白白净净，大大的眼睛，扎着辫子，才22岁，路莲梅刚去世一个礼拜，就跑到他家帮忙扫地、洗衣服。刘双全说他是想找个贤惠朴实过日子的女人，这么年轻漂亮，肯定不合适，就躲开了。还有一个广播员是河南人，24岁，给他写了3封信，他也没同意。后来团里给他找了个四川姑娘当保姆，才19岁，相中了刘双全。刘双全吓得赶紧把她辞掉了。^[4]

大家见他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合适，都替他着急。团长、政委干脆直接问他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其实，刘双全心里早就有了目标，只是不好意思开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到了段丰英。她小我6岁，又都是山东老乡，最重要的是她那时已是第21团很有名气的先进人物、妇女干部，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不少人追求她，但她眼界较高，不知道会不会同意。^[5]

果然，团长亲自找段丰英提亲，被她坚决拒绝。大家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便又开始将目光瞄准新的人选。但是，谁也没想到，平时老实忠厚、少言寡语的刘双全，一天早晨竟然自己敲开段丰英的家门，半天憋出一句话：“帮帮我吧，这个家要撑起来，孩子太小，需要妈妈……”

毫无思想准备的段丰英顿时陷入两难境地。

二十五

段丰英当时已是农2师第21团响当当的妇女干部。

段丰英是山东栖霞人，生得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退休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干部局副局长。提起60多年前来疆时的经历，老人感慨不已：

我是1952年参军来新疆的。那时家里穷，姊妹6个，我是老大，上不起学，天天在地里帮父亲干农活。父亲原先是村长，后来当大队书记。大军南下时，区里曾动员我父亲跟着走，那时他还不到40岁，但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我妈死活不让去，所以没走成。当时一些脱产干部经常到乡下检查工作，中午就在我家吃饭。看到那些吃公家饭的干部，我羡慕得要命，一心想离开农村到城里去。16岁那年，我来到县城一个县委秘书家做保姆，待了半年，见了很多世面，就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后来新疆政府到山东招兵，说是进工厂、到学校，而且光要女的，不要男的，我毫不犹豫就报名了。那一次光在我们胶东就招了七八千女兵，大家穿上军装，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高兴得不得了。

女兵们在县城集合，编成若干个区队，每个区队不到40人，招兵干部让我当区队长。队伍整编好向西出发，先是乘了4天火车到达天水，又改坐苏联羊毛车，一个车队有几十辆车，每辆车坐四五十人，全是女兵，车头架一挺机枪，浩浩荡荡，风沙滚滚，一眼望不到边，煞是威风。那时候新疆刚解放，土匪神出鬼没，所以一路上昼行夜伏，风吹日晒，十分小心，好多女孩子头发都梳不开了，最后干脆剪掉大辫子梳成分头，像个男孩子。

路上走了1个多月，最后来到第6师师部驻地焉耆。那时焉耆县城破破烂烂，大街上一条马路也没有，冷冷清清看不见几个人，对维吾尔族人说话也听不懂。休整了3天，把我们分配到下面各个基层点，我被分配到第17团，也就是后来的第21团，当时的团长叫谢高忠，一个赫赫有名的老八路。

汽车又开了半天，说是到了第17团，下车之后一人一个小背包，丢在地上，半天没人管。大家伸长脖子东张西望，哪里有学校？哪里有工厂？眼前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人多高的芦苇荡，什么也看不见，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第二天早饭后，领导召集新兵开会，问同志们想不想吃桃子，大家齐声回答想吃。领导说想吃就要自己去栽树，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然后讲了一通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给我们上政治课，最后叫我们做表态发言。我这个人傻大胆，也不懂规矩，就站起来说：你们骗人，说话不算数，在山东招兵的时候说是进学校、进工厂。现在兵倒是当了，可穿了军装就叫我们下地干活，有这样的庄稼兵吗？

后来才知道，把我们这些山东女孩子招到新疆来，就是为了给驻疆老兵做老婆。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由于新疆地处边陲，条件艰苦，连个未婚女子都很难见到，部队官兵奇缺老婆，眼看很多干部战士年龄越来越大，特别是营团级干部，都40多岁了，依然是光棍一个，个人婚姻成了影响部队安心扎根边疆的突出问题。

传说有一天，有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将军做报告。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王震说：有意见你就提。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问题。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可是，王震没有笑。他认真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就会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是早婚得子、养儿防老，在农村“十五六把女嫁，十七八抱娃娃”非常普遍，如果20万官兵的婚姻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严重影响部队扎根边疆、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

因此，新疆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早在1950年，第2军政委王恩茂就曾在大会上讲过：老家有老婆的，可以送来；老家订了婚的可以送来；老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现找一个也可以送来。一切费用由公家承担。

在老家没有媳妇怎么办？王震就到处求人，到上海、湖南、湖北、山东、河南这些地方，动员青年支边，不要男的，只要女的。我们第6师的政委熊晃同志亲自当招兵司令去湖南，这才有了“八千湘女下天山”。我们山东更多，先后来了两万女同志。那时候的女孩子们热情纯真，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一批又一批地来了。

段丰英说：刚来的时候不知道是给老兵做老婆，后来听说之后就骂大街。可是，这时已经成了部队的人，骂大街也走不了啦。开始很多女同志并不想在新疆成家，组织上就出面给你介绍对象。有的领导不讲方式，把你和男同志带到一间屋里，将门一锁，让两个人在里面谈心，生米就做成熟饭了。但是，更多的还是做思想工作，讲扎根边疆的重大意义。慢慢地，大多数女同志就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扎根边疆了。

那时我在排长里面年龄最小，一天到晚干活累得不行，又天天想拿先进，根本就没有考虑找对象，更没有想过要结婚。到了二十五六岁时想想也该找了，可周围的人一个也瞧不上；别人介绍外单位的，因为不熟悉，又不放心。有人给介绍了一个城里的记者，我说我文化程度不高，长得又不好看，他在大城市生活优越，为什么要找我？我还怀疑人家动机不纯，真是幼稚得可笑。

1958年，我在党校学习了1年，回来后担任连副指导员。开始我坚决不干，因为我这人没心没肺，爱闹爱玩，当了官以后像个管家婆，连里鸡毛蒜皮的大事小事，什么都找你，烦也烦死了。政委就专门找我谈话，说多少人想干都不让干，让你干是组织信任你，你别不知好歹。

我好像命中注定不该结婚。我们1952年包括1954年去的那几批女兵，后来陆续都成家了，只剩下我和一个会计，最后她嫁了一个死老婆的男人，还带着两个孩子，因为年龄太大了，没人稀罕你，同意不同意就这么一盘菜了，没什么好挑的。一来二去，就剩下我一个人没有结婚。开始是不想在新疆结婚，只想干出成绩，有了本事好回山东老家。后来当了指导员又怕落后，心想结婚有了小孩还怎么工作？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多辛苦啊，想想就头疼。不知不觉30岁了，我干脆说我不结婚了，不喜欢的人不能随便嫁给他，宁缺毋滥！

1965年，那年我已经31岁，发生了老刘死老婆那件事。一天早上，天不亮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老刘，问他有什么事，吭哧了半天憋出一句话，请我到他家去帮忙。

我一下就蒙了。

二十六

老刘当时在我们21团当副团长，有一天带着上千职工，到离团部几十里远的地方去挖渠。新疆土地碱太大，必须经常挖渠排碱，粮食才能丰收。老刘的妻子叫路莲梅，原来在团部托儿所工作，后来生了4个孩子，忙不过来，就辞去工作，专门在家带孩子。老刘当时一个月工资120多块钱，虽然不算高，但路莲梅省吃俭用会持家，一家6口人过得也算其乐融融。路莲梅长期操劳，患了高血压，经常头晕，可从来没有看过大夫，老刘也不知道。那天中午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个孩子还在外面玩耍，路莲梅就要出去喊孩子，没想到刚从椅子上站起来，突然一阵头晕，仰面倒下，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没等医生赶到便已经死在家里。

团里赶快派一辆拖拉机把老刘拉回来。他进门一摸，人都凉了，便一屁股坐到地上哭了起来。当时他最大的姑娘才11岁，大儿子9岁，二儿子6岁，最小的姑娘还不到5岁。一个大男人独自带着4个尚小的孩子，那日子怎么过就可想而知了。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老刘就变得没人样了，两腮凹下去，又黑又瘦，头发乱乱的，白了许多，瞪着一双大眼直勾勾的，穿一件脏兮兮的破衣服，每天闷着头在地里干活，原本话就少，现在更加没话了。

那时候我们女同志在背后也常拿老刘家说事，不过就是同情他的遭遇，做梦也没有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想过。有一次，一位朋友和我开玩笑，说副团长的老婆死了，你找他正合适呀。我当时就急了，瞪起眼珠骂人家：你怎么不去给他当老婆？我感觉她开这种玩笑是在侮辱我，言外之意，就是认为我嫁不出去，找不到男人了呗。伙伴们看我真急眼了，从此再也不敢在我面前提老刘半个字。

过了段时间，团长突然打电话叫我去给他送材料，去了之后先是东拉西扯，最后转到老刘身上，说了一大堆老刘的优点，问我对他有什么想法，当时就被我一口回绝了。我虽然长得不好看，又没有文化，但大小也是个领导干部，是全团响当当有影响的先模人物。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两三个小伙子追过我，校长的秘书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我都没同意。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是心高气傲，压根儿也没想过会找一个拖着4个孩子的老男人。自古说书唱戏的都贬低当后娘的，我又不是嫁不出去，让我给4个孩子当后娘，简直太可笑了，我丢不起这个人，团长脑子有毛病吧。

又过了几天，我早把这件事情忘到脑后。有一天早上，老刘突然自己跑到我家来了。他看我把团长顶了回去，就不再找人介绍，也没事先给我写封信，索性自己找上门来。你说他这个人倔不倔？那一年他37岁，我31岁，他大我6岁。

因为我30多岁了还不结婚，我妈着急，就千里迢迢从山东老家跑到新疆来监督我，我探家时见家里生活困难，就把小妹妹带到了新疆，供她读书。所以，当时母亲、妹妹和我住在一起。

那天老刘到我家的时候，一家人还没起床，他在门外转了两圈才敲门，我心里纳闷：谁这么早来串门？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老刘站在门口冲着我傻笑。

老刘后来说要不是万般无奈，他也不会自己上门来找我。老婆一句话没给他留下就走了，撇下4个可怜的孩子，他半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也不知道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老刘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按说妻子刚去世，眼泪还没擦干就去找人，影响很不好，可他实在没办法。他是分管生产的副团长，当时又是农忙时节，他经常连续多日住在地里，根本顾不了家，顾不上照顾孩子，左思右想，想到了我。听说团长出面我也没给面子，只好捏着鼻子、硬着头皮自己找上门来。

其实在此之前，我和老刘并不熟。虽然他是我们团的副团长，但他负责生产，而我是政工干部，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因此在一个团里共事10多年，总共也没说过一两次话。有一次他生病，路过我们连去医院，正好碰见我，我说：刘副团长，你好些了吗？他眼皮也没抬，鼻子哼了一声，没说一句话，走了。他这人从不和生人说话。还有一次我们连生产出了点问题，本来不是我分管，他劈头盖脸把我批评了一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兵团实行的是军队体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官大一级压死人，副团长是首长，在我们连排级干部眼里就是很大的官。现在他放下首长架子，低三下四亲自上门来追我，可想而知确实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二十七

那天早上，刘双全一进门就不停地傻笑。我和他平时没有来往，现在天不亮，突然跑到我家来，我就是再马大哈，心中也估计个八九不离十。他那阵瘦得不像样，老婆刚死两三个月，生活上没人管。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两个眼睛大大的，脖子伸得长长的，衣服裤子短短的，屁股上还有两个大补丁。我心里暗想：跑到我家里来求亲，也不知道打扮打扮。

老刘一进门，我心里就发慌了。他也不张口，只是咧着大嘴在笑，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哎呀，登你这个门比登三宝殿还难。”我说：“副团长，你有事呀？”“哎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是第二句，我看和废话差不多。他接着说：“我家的事你知道吧？”我说：“听说过。”“我今天来求你，求你来帮忙。”就这么简单说完了。我急忙说：“你家有困难，我妈可以去帮忙。我不行，我有对象了。”他不相信，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走，两个人闷缸了。那气氛尴尬极了。

说心里话，当时我也挺难张口直接回绝他。他工作那么忙，困难那么多，来求我帮忙，我左右为难啊。但是，我心里暗告自己：绝对不能心软，千万不能松这个口。当时我腻歪得很，我还不至于嫁不出去吧。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说过更没碰见过这种求婚的男人，毛遂自荐，公开上门。以前有的托人，有的给我写信，他连个信也不写，自己就来了，而且理直气壮，也没讲一句“我爱你”之类的甜言蜜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让我去他家帮忙，这哪里是找对象，分明是在自由市场上挑选临时工嘛。

我过去对老刘没有坏印象，但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曾经因为工作原因批评过我，但我也不是小肚鸡肠爱记仇的人，关键是我确实对他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或者说平时压根儿就没大注意过这么个人。

老刘坐了半天开始说他家里的事，讲他家祖孙三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平民老百姓，三言两语把家史讲完了，最后问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我心不在焉地听着，随口回答“没意见”，可又一想：不对呀，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无缘无故地能有什么意见？他听我回答没有意见，似乎很高兴，接着又开始讲他的4个孩子，他说孩子虽然是负担，但是暂时的，现在两个上小学、两个上幼儿园，可几年时间很快就会长大的呀。至于洗衣、做饭，可以找人帮忙。一席话说得好像我是因为怕苦怕累才不愿意嫁给他，真让人哭笑不得。说来说去、翻来覆去归结为这么一句话：求你到我家来帮忙。

其实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满脑子就两个字：后娘！后娘！这两个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给别人当后娘，觉得丢死人了。从古到今说书唱戏都是贬低后娘，因此当后娘我是坚决不干的！但是，我又不好当场驳他面子，毕竟他是我的上级，硬着头皮来追我，已经够难为他了。而且老刘的儿子是团部出了名的调皮蛋，没认识老刘之前我就听说孩子顽皮。有一次师长到团里检查工作，他那个孩子走过去，伸手就摸师长的光脑袋，嘴里还念念有词：“光光头，卖香油。”师长气得直瞪眼。我们全团都知道这个笑话。他还说洗衣、做饭可以找人干，好像他的钱多得花不了。他一个月120块钱，我每月68块钱。他一家5口人花120元，我1个人花68元。团里弄来大米、白面，他家从来都不要，吃白面不够，只好换苞谷面吃。我过得好好的，干吗到你家去受苦受累呀。最后我急了，说：副团长我得上班了，让我考虑考虑吧。我就想用这句话先把他打发走。

我妈知道老刘的来意后，反复叮嘱我：孩子，这事儿千万不能答应，咱就是回老家种地当老百姓去，也不能给人家当后娘。你要是当了后娘，将来受苦受累不用说，就是闲言碎语、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你。

我妈坚决反对，更坚定了我不同意的决心。

二十八

那天老刘走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第三天清晨也来了，一连十几天，天天往我家跑。每天我妈还没起床，他就准点在门口等着我，进了门，就低头坐在那里也不说话，弄得你紧张得和没喘气儿似的。

平心而论，平时老刘的威信比团长、政委都高，大家都说他这个人干活任劳任怨，办事大公无私，当官没有架子，但对他再深入的印象就没有了。想想他这么大一个男子汉天天到我家，坐在那个地方，东一句、西一句的，他不善于表达，我也不会说话，实在是难受，因为没有感情嘛。

一来二去，我也搞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情他了。应该说，如果他本人不来找我，而是托别人来，我肯定会一口回绝。可妙就妙在他自己亲自来，他是我的上级，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他，后来看他苍老可怜困难的样子，又从心里可怜他，说不清心里是怎么想的。

老刘第二次来找我的时候掉眼泪了，他说他要到外地出差，他是副团长，不能不工作，可又实在不放心家里这4个孩子，实在没有办法，所以还是要请我帮帮忙，把这个就要破碎的家撑起来。他一落泪，我的心就软了，我妈心也软了。到最后他要没来，就会想：今天莫非出了什么事？心里七上八下，放不下他。我也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发生了微妙变化：唉，帮忙就帮忙吧，就当给他家当个临时工。

为什么最终要答应他？因为老刘的情况实在太让人同情了。老刘的邻居对我说，路莲梅下葬那天，他弄个马车拉着人往戈壁滩去埋，坐在那儿低着头不吭气，4个孩子围着他，一边两个哭着，帮忙的职工也掉眼泪。老刘人缘好，大家都同情他。

那时老刘住的这排平房都是团领导，每到周末，别人家里都是两口子在一起，一个抱孩子，一个洗衣服，亲亲热热。老刘的老婆不在了，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大人，心里难受，又不爱说话，便独自骑着马，漫无边际地在野外瞎转悠，他走到哪里，那马就无声地跟到哪里，戈壁滩、开都河畔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大姑娘虽然才11岁，但很懂事，拿个脸盆蹲在门口给弟弟、妹妹洗衣服，3个弟弟、妹妹就像小哈巴狗一样围在一边。天黑了，老刘牵着马回来，远远地看见几个孩子还蹲在门口，眼圈儿立马红了，对大姑娘说：你起来吧，我来洗。他一边洗一边掉眼泪，4个没娘疼的孩子蹲在一旁哭。别人告诉我这些，我听着听着眼泪止不住就流了下来。

那时候两个大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两个小的在上幼儿园。老刘每天上班前，就把屋门钥匙交给隔壁团长的岳母。孩子们毕竟小，贪玩，来到学校就把母亲去世的事情忘记了，你追我赶，嘻嘻哈哈，可放学后蹦蹦跳跳回到家，看到紧闭的房门，一下子想起原来这时候妈妈已经做好饭在等他们，以后却再也见不到妈妈，就哭开了。邻居们告诉我这个事，一想起几个没娘疼的可怜孩子，我也心疼得跟着哭。

于是，我就对我妈说：他这个情况可怎么过呀，最可怜的是4个没娘的孩子。我妈讲：孩子，你可千万不能心太软，再可怜咱也不能去当后娘。我左右为难，就对我妈说：要不我这辈子谁也不嫁了，跟着你回老家吧，看不见就不心疼了。我妈一听又不愿意了：什么话呀，哪有老姑娘一辈子不结婚的。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嫁给老刘，是他家发生的一件事。有天老刘下连队，晚上不回来。当时是团里自己发电，午夜12点就停电。没有电，到处漆黑一片，孩子们害怕，睡不着，就点了一根蜡烛，4个孩子偎在被窝里玩，玩着玩着睡着了，一翻身碰翻了蜡烛，把被窝点着了，火苗夹着浓烟从窗户冒出来，几个孩子被惊醒，吓得又哭又叫，幸好被巡逻的哨兵听见，将门撞开，把孩子们抱了出来。老刘对我说起这件事，我就哭，我妈也跟着哭。我妈善良得很，原本坚决不同意，这会儿对我说：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不逼到走投无路，绝不会掉眼泪的。

从那时起，我妈就同意了我和老刘的婚事。

二十九

1965年6月，我和老刘结婚了。婚礼很简单，买了一麻袋葵花籽，又买了点花生、糖块和香烟，就把喜事办了。政委在婚礼上说了些祝愿的话，同事和朋友每人随了一毛五分钱，或者送一张宣传画，结果一下子收了几十张画，贴也贴不完。最大的礼物是宣传队送了一个暖壶，12块钱，就请他们队长喝了顿喜酒，其他什么也没有置办，穿件旧花褂就结婚了。

当时我根本没觉得结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反而觉得像寡妇改嫁一样，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头一年甚至不敢出门，原来喜欢看电影也不去了，感觉丢人。看到和我一起到兵团来的伙伴，条件不如我，但起码找的都是“单干户”，就我稀里糊涂成了4个孩子的后娘。每当想起来，心里就像吃了个苍蝇一样，总觉得这辈子就这样实在不甘心。

老刘80岁大寿时，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庆祝。老刘对孩子们讲：“你妈妈是咱们家的功臣啊。”然后他叫我也讲两句。我就说：“我们没谈过恋爱，既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甜言蜜语。他当时叫我来帮忙，我就来帮忙呗。”孩子们听了嗷嗷叫：“你嫁给我爸爸就嫁给我爸爸嘛，还说帮什么忙呀。”

结婚那天晚上，不满5岁的小四靠在门口不肯走。老刘说：快自己睡觉去吧。她瞅着我那新铺不吭气。我那床上铺的是朋友送的新被面儿，小四是想在新床上睡觉。老刘心疼孩子，孩子那么小就没了亲妈，但当着我的面又不好答应。我看他很为难，就说你叫她过来睡吧。老刘一听，高兴地对小四讲，快洗脚去。洗完脚，把小四扔到铺上。天亮时一看，小四尿了半边床。

老刘的4个孩子虽然小，但却很懂事、很本分。大姑娘从我刚进门就叫妈，我说还是叫阿姨吧。她说：“俺不。”我问她：“你爸对你说啥了？”她说：“我爸爸对我讲，你妈不在了，我给你找了个人，帮你洗衣服、做饭好吗？”大姑娘问：“是谁？”老刘说是第2连的指导员。大姑娘很高兴，就同意了。过门以后几个孩子都叫我妈，叫得可亲呢。

那时穷，我家姊妹6个，我是老大，平时发了工资省吃俭用都寄回老家，帮我父母拉扯弟弟、妹妹。结婚时什么也没置办，妹妹给我买了一件短袖衫衣，朋友给我买了一条裤子，其他都是旧衣服。结完婚，孩子们交学费都没钱了，困难得很。

老刘家已经几个月没有女人，到处乱七八糟，根本不像个家。结婚第二天，老刘去上班，我就戴上口罩、头巾，把几个孩子的破棉袄、破棉裤拿出来拆洗。不是老刘要我干的，是我自己主动干的，进了这个家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就要有一种责任。

天黑老刘下班回来，进门就乐了：“哎呀，往后家里不用锁门了。”我不知怎的，却一边干活，一边偷偷掉眼泪，就觉得这辈子没当过新娘子委屈，可又觉得只要老刘高兴，工作没有压力，自己受点委屈又算个啥。别看老刘这个人话不多，文化程度也不高，可一讲起话来就是一二三怎么干，完了！我就是图他办事干脆利索，敢作敢当，是个男子汉。后来“文革”时不管老刘惨到什么地步、吃多少苦头，我都没有后悔嫁给他。这就是缘分吧。

路莲梅去世1周年的时候，我对老刘说：“今天是孩子亲妈的祭日，你带着两个大的孩子去烧烧纸。人埋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捡几块儿大石头给她压上，别让风沙吹平了。不要让孩子认为，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老刘就带着两个大孩子去了。来到坟上，老刘对孩子讲：“还记得去年的今天吗？你们的亲妈突然去世，咱家塌了半边天。现在这个妈妈来了，你们才又穿上新衣服，吃上热乎饭，你们一定要听新妈妈的话。”孩子们都哭了，老刘也掉下了眼泪。

老刘去上坟，我在家做饭，一边做一边哭。为啥哭？说不清楚。老刘是我劝去的，却又酸甜苦辣说不出是啥滋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觉得委屈。

刘双全后来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时说：“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鸿雁传书、海誓山盟，只有披心相付的真诚坦白。我们很顺利地走到一起来了，成为新的一家人。老段的母亲对我家给予了极大帮助。老人家为了减轻我的家庭负担，将我5岁的女儿带回了山东老家。几十年后回眸这段经历，我发自内心地对老段说，感谢你在我人生最不幸的时候，加入了这个家庭，帮我撑起了这个家。再后来的风风雨雨中，我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共同创造了幸福的生活，直到晚年，真是人生一大喜事！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给我们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运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

注释：

[1]陈璞平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陈璞平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3]《刘双全回忆录》，第25页。

[4]陈璞平于宁津县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5]《刘双全回忆录》，第25页。

[6]《刘双全回忆录》，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