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患难

段丰英对刘双全说：我能跟着丈夫为官，也能跟着丈夫为民。你若是去劳改，我给你看门带着孩子等着你；你若是去要饭，我拿着篮子陪着你。我既然嫁给了你，就不会后悔，不会回头！

三十

刘双全婚后第二年被提拔为农21团团长，段丰英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真是双喜临门。就在刘双全踌躇满志，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从此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在农21团迅速蔓延开来，并以各自的观点分裂为“保皇”和“造反”派别，彼此展开激烈的斗争。

1967年7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矛盾日益加剧，动乱局面进一步升级，农2师的群众造反组织开始炮轰师党委，冲击机关，掀起夺权热潮，先后发生造成多人死伤的“6.26”和“9.24”武斗惨案。1968年6月，造反派扬言“农2师是张仲瀚的黑窝子”，各级纷纷成立专审查案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对老干部则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很多老干部坐土飞机，戴高帽子，挂黑牌，关牛棚，游街示众。到1968年10月，全师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打倒。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生产遭受严重损失，粮食大幅度减产，1967年全师粮食总产比1966年降低11.25%，1967—1969年3年累计亏损3692万元，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

刘双全回忆：“文革”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两派的时候，造反派对我还抱有很大希望。当时正好我犯了肺结核病，因为口粮本里80%是棒子面，造反派还专门给我批过白面，就是想将我争取到他们那一边去。有一次焉耆县城武斗，我们团的造反派和保皇派都去参加。那时候团里有个修配厂，造反派就把厂里的钢筋打成武器，开上团里的卡车去参加武斗。老保人少，只能骑着自行车去。回来以后，造反派到我这里来告状，说老保们不抓革命促生产。我说，你们拿着公家的钢材打成武器，坐着汽车去武斗，人家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就不行吗？造反派一看我不支持他们，就把我打成了团里的头号“走资派”。^[2]

段丰英回忆说：

当时兵团主要是3种人挨斗：一种是所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指陶峙岳部队起义过来的，他们职务虽不高，但是原来干过国民党兵，所以叫“残渣余孽”；第二种是地富反坏右，全国都一样；第三种就是张仲瀚的“孝子贤孙”。张仲瀚虽说只是兵团的第二副政委，但他是兵团实际上最主要的负责人，其他的政委、书记都是自治区领导兼职，不做具体工作，所以“造反派”将兵团各级领导干部都视为张仲瀚的死党，这是整治的主要对象。

“文革”刚开始时，老刘什么派也不是，造反派就想利用他的威望整人。本来政委在前面，老刘只是二号人物，可他不会见风使舵说假话，专门和“造反派”对着干，结果被升级为全团头号“走资派”，被批斗得最厉害。而且别人家是一个“走资派”挨整，我们家出了两个“走资派”，两口子都挨整。

农21团的“造反派”头子是个河南人，说我是想享福才嫁给刘双全。我就和他们顶嘴，说他老婆死了，留下4个孩子没人管，你怎么不嫁给他去享福？造反派又说老刘是叛徒，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他没有老婆，我没有男人，又不是我第三者插足把他老婆整死的，我们正当恋爱，合法合规，我就喜欢这个“叛徒”，怎么着吧？你要是死了，还不让你老婆嫁人？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于是我也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我结婚1年多从没说过喜欢老刘，这次被造反派逼急了，公开声称喜欢老刘。造反派恼羞成怒，就开始变着法儿整我。

那时候老刘在团里挨斗，我在连里挨斗。我已经怀孕9个多月了，胸前挂着50多斤的木牌子，弄了根细铁丝拴着挂在脖子上，棉衣后背还缝块大白布，上面用黑墨写着“段丰英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保张干将”。铁丝勒进肉里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就用手托着大牌子；造反派不让我托，我就蹲下；造反派拽着我的耳朵拉起来，我站起来又用手托着木牌子；造反派再把我的手扒开：就这样变着法子整我。下班后，我被拖到食堂继续批斗。这样搞了3年，被批斗了100多次。

1968年“文革”闹得最凶。那时我已生了小儿子，中午在家哄孩子睡觉，听见外面有人喊着“打倒刘双全”的口号，急忙跑出去，就见老刘挂着木头板子，脖子勒得发紫，站在太阳底下挨斗。正是7月份，太阳毒得很，我当时就哭了。那个时期，我的脑子乱成一锅粥，老有幻觉，耳边整天嗡嗡地听见“打倒刘双全”。一天晚上，我挨斗回来，见他还没回来，也不顾孩子，就跑出去找。到处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看到谁家房子有灯光，我就趴在窗外看。听到大礼堂有动静，我又跑到里面，一排排挨个凳子摸。我自己挨整不怕，就是心疼他。

小儿子1岁多的时候，跟着我妈住我弟弟家，离我家有8公里，在那里住时间长了，管我弟弟叫爸爸。有一天，老刘去看孩子，见了老刘就叫舅舅，老刘抱起儿子“吭哧吭哧”就哭了。他说：“我当干部挨整，可孩子有什么罪过？他懂啥？”

平时小儿子去幼儿园，其他孩子就把他推到中间装成“走资派”，高喊“打倒刘双全”。孩子吓得第二天说啥也不再去，哭着喊：“妈妈，我不去。妈妈，我不去了。”

老刘蹲牛棚的时候，我白天去干活伐树，碗口粗的大杨树把根刨出来伐倒，男人伐一棵，我也伐一棵，一点不比他们少干。全团的“走资派”都是男人，只有我一个女的。有一次，“走资派”们盖房子，我挑砂浆，挂砖头，楼上楼下，跑个不停。老刘赶着牲口在不远处犁地，中间隔一条排涝渠，他在渠那边，我在渠这边。老刘远远看见我浑身是泥，爬上爬下，和男人们一起干力气活，心里难受得要命。

晚上回到家，老刘躺在铺上不吃饭，我过去叫他，他也不吭气。我摸了摸他的额头问：“你病了？”他说：“没有。”我说：“那为啥不起来吃饭？”老刘沉默片刻说：“现在全国形势乱糟糟的，谁也看不透将来会怎么样。我想了很久，这次运动我的问题很严重，能不能解决、啥时候能解决，谁也不知道。你自从进了老刘家这个门就拉磨，没跟我沾一点光、享一天福，我心里难受。我看你带着小儿子走吧，你离开我日子或许会好过点，起码‘造反派’不会再找你的麻烦。”

我说：“现在这种形势你叫我往哪走？你给我指条道。你不要把我段丰英看扁了，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嫁给你的，你最清楚，我也最清楚。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可我段丰英不是那种人。我家3代贫农，从小吃苦，不怕劳动。我能跟着丈夫为官，也能跟着丈夫为民。你若是去劳改，我给你看门带孩子等着你；你若是去要饭，我拿着篮子陪着你。我当初也不是因为你当个副团长才嫁给你，现在你撤职倒霉了，就会嫌弃你、离开你。我不是那种汉奸，你好也这样，赖也这样，我既然嫁给了你，就不会后悔，不会回头！”

那会儿老刘软了，我反倒硬起来了。

老刘听完这番话，眼睛一闭，眼泪顺着两个大耳朵无声地流了下来。少顷，他坐起身，眼泪一抹，说：“吃饭，吃饭。”

“文革”开始后，我们一家被“造反派”赶到一间破房子里住。没有床，就打地铺睡觉。没有炉子，就捡几块破砖头支起锅做饭。老刘一个礼拜从“牛棚”放两个钟头假，回家换衣服。一次有个难友跟他一起到家来，我买了猪肚子，用水煮一煮，弄点咸盐，再倒一壶酒，两个人乐滋滋喝了后回“牛棚”。老刘后来说：虽然艰苦，但这是个家，也很温暖。要是没有这么个破家支撑着他，“文化大革命”他就挺不过来。

段丰英说：“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向前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出头。有时候看着戈壁滩上长长的送丧队伍，看着夕阳下趴在坟头哭得死去活来的娘们孩子，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个人在风雨中相互搀扶着、鼓励着艰难前行。现在回想起来，只要心中有个牵挂，再艰苦再复杂的环境也能抗过来。”^[3]

三十一

刘双全回忆起这段苦难的日子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在“文革”中曾3次眼中饱含泪水，但都强忍住没哭出声来。

第一次是我交党费被拒绝，“造反派”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想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是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才使我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难道党组织真的拒绝我这个老党员了吗？想到此，我眼中满含热泪，满腹委屈不知对谁去说。

第二次是我在地里干活，远远看到老段在和泥巴盖房子，天黑时回到家一看，她浑身是泥，神情疲惫，都快站不稳了。想到一个曾经是全团闻名的优秀妇女干部，嫁给我之后非但没有享福，反而遭株连、受迫害，受到这么多委屈，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

第三次是我进“牛棚”，被游街批斗。为了不伤害孩子，我叫老段把小儿子送到孩子舅舅家。儿子在那里生活久了，管舅舅叫“爸爸”。1年多后，我从“牛棚”出来去接儿子，没想到儿子见到我竟怯生生叫了声“舅舅”，我的眼泪顿时落了下来。

虽然我在“文革”中饱受折磨，但我绝不落井下石出卖同志，绝不违心与“造反派”同流合污，绝不做对不起党性和良心的事情。在最难熬的日子里，广大群众理解我，暗中保护我，他们不相信我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批斗会上，我跪久了，就会有人高喊：“刘双全，站起来！”表面上是对我凶，实际上是想让我活动一下筋骨；到连队食堂打饭吃，炊事员给我盛一碗饭菜，大声呵斥：“刘双全，到一边吃去。”筷子一拨，那碗里上面盖着菜叶，下面藏的则是肉块。

正是因为有了亲人的支持、群众的保护，我才从“文革”浩劫中挺了过来。老段的一番话曾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底。她说：“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别人造什么谣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劳动人民出身，是农民的儿子，根正苗红，日子再难熬也要挺过去。要饭我给你做伴，坐牢我给你送饭，孩子我给你拉扯大……”我们的夫妻感情经历“文革”浩劫洗礼后，变得更加深厚、更加亲密了。^[4]

在“文革”动乱达到高峰时，为加强西北边陲的战备工作，稳定新疆大局，从1968年11月，党中央从军委各总部、各兵种院校中抽调312名现役干部，派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团场以上领导班子。这批干部的到来，对于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解放”干部，落实政策，遏制极“左”思潮泛滥，促进农业生产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1975年兵团体制撤销，他们才调回部队。^[5]

刘双全的命运由此开始出现转机。

三十二

1969年7月10日，兵团下达改变番号的命令，农2师第5团场易名为“农2师第21团”。不久，段丰英被“解放”，被任命为第21团值班连连长。“第一个女连长”的故事至今在兵团传为佳话。

段丰英说：“解放”我的时候，要给我摘下脖子上那个大牌子。山东人犟得很，我说不摘，这块布料挺好，我要拿回去补袜子。“造反派”说：“你顽固不化，不识抬举呀。这是组织上给你‘解放’。”我说：“山东是老解放区，我30年前就解放了。”“造反派”气得直翻白眼。

值班连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有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初，兵团根据西北边境形势日渐趋紧的实际，决定为每个团场增设武装连队，编制120人，干部战士大多选用复员军人，武器配备和日常训练管理与现役部队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就是实行“劳武结合，以劳为主”。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陈兵百万于我西北边境，扬言要对我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新疆形势再次严峻。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农2师迅速征集新兵，组建现役部队，承担保卫重点目标和应急任务。在这种大背景下，值班连的意义和作用更加凸显重要。

第21团值班连与众不同，清一色是女战士，还有很多上海知青，全部荷枪实弹，平日与男兵连一样进行严格的军事化训练，因此在农2师颇有名气。那时段丰英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5个多月，身体很虚弱，开始并不想去当连长。说来也巧，“造反派”也不同意她去当连长，说我们和“走资派”斗争了半天，最后怎么反而让“走资派”掌握了枪杆子，为这事还和团党委发生了争执。段丰英无意中听说这件事后，又犯了山东人的犟脾气，跑去找团政委，要求非去值班连不可。

值班连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了站岗放哨、打靶跑操，冬季还要顶风冒雪去野营拉练。段丰英年轻时虽然当过女兵，但对军事常识一窍不通。她回到家对刘双全说：“我当指导员还凑合，这个武装连长不会当呀。”刘双全就教她怎么打背包、喊口令，怎么射击、投弹、拼刺刀等基本军事常识。段丰英现学现卖，走马上任当连长去了。

师里举行值班连练武比赛，50个值班连中只有段丰英一个女连长，虽然她已身怀六甲，但和男同志一样，在练武场上扔手榴弹，丢炸药包，趴着跪着进行射击，取得了优异成绩，很快成为全团赫赫有名的女连长。

不久，刘双全也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开始并没有给他安排职务，团党委只是每天让他带领着一两千职工去囤湖、挖渠、割芦苇，但他身先士卒，任劳任怨，出色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1970年5月，刘双全正式被恢复工作，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农21团，调往吾瓦担任第29团副团长兼党委副书记；同年12月，他升任第29团团长。此后，刘双全在第29团工作了整整9个年头，度过了他人生历程中的一段美好时光。

注释：

[1]《21团志》，第35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农2师简史》，第16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陈璞平于宁津县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3]陈璞平在宁津县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4]《刘双全回忆录》，第35页。

[5]《农2师志》，第18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