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蚩尤
陈益
一
我在宾馆宴请一位考古界的朋友。
餐厅名曰“地中海”。蚌壳、海螺、缆绳、风帆和粗糙的墙壁，营造着拙朴而原始的海洋氛围。艺术家在这里发挥才情，目的只有一个，让进门来的每一位宾客体会做人的尊严，享受现代生活的高贵。
身穿浅蓝裙服的小姐轻盈地走来，柔声询问需要什么饮料，是啤酒、葡萄酒还是矿泉水。菜肴色香味俱佳，在瓷盆中将人诱惑。这里没有喧哗，没有失态，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地交谈，话语中充满了睿智。
是的，我们很文明。我们是文明时代的文明人。谁也不会细想，我们曾经有过野蛮的祖先，我们是蛮类的后裔，而且应当由衷地为之自豪。
我的客人讲了一件事。
一位颇有资历的老干部写了篇文章，说报刊上的某些说法不准确，尽管已成为定论。比如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句话不对头。片面提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宣扬大汉族主义，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在汉族之外还有五十五个民族。即使是汉族，也未必都能与炎黄二帝扯上关系。就说世代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人们吧，他们并不是炎黄子孙。他们远古的祖先是蚩尤，是炎黄的仇敌！
他的话十分令人惊诧，有些朋友甚至以为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可是他言之凿凿，说自己便是蚩尤的后代。何以为证？拿出了一张历年祭祀祖先的画像。那画像的图案正是蚩尤！
考古界的朋友看到了这幅图案，发现他与良渚文物上刻画的神像，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不由一怔。这么说，我的先祖也是蚩尤？我的先祖曾与炎黄二帝为敌，且成了他们的手下败将？实在叫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有八十一个兄弟，全都是兽身铜头铁额，吞石咽沙，凶猛无比。他们制造刀戟弓弩，侵略其他部落，连居住在西北方娄水一带的炎帝，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炎帝没有办法，只好逃到涿鹿请求黄帝帮忙。黄帝便联合了各个部落，调集人马，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了大决战。
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貔、貅、、虎六种野兽，在打仗时，就把这些野兽放出来助战。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在黄帝的军队和野兽的攻击下，却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黄帝的兵士在乘胜追赶中，忽见天色昏黑，浓雾弥漫，雷电交加。原来是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操纵大风雨，为自己助战。黄帝毫不示弱，请来了天女魃止雨驱风。天女魃神力无比，一刹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蚩尤终于败北。
获胜的黄帝，自然受到许多部落的拥护，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但后来，炎帝和黄帝也发生了冲突，在阪泉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了。从此，黄帝完全巩固了在中原地区各部落中的统治地位。炎帝和黄帝本来就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这正是“炎黄”一词的由来。
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有着多少合理的臆造和失衡的夸张，自不待言。多少年来，就这么绵绵延延地流传着，没人提出异议，似乎也没有必要提出异议。
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书中关于炎黄与蚩尤的征战，只有寥寥几句：“……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之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太史公按照远古传说编写的帝王简史，言之有征，且几乎都被历代出土文物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证实。他很技巧地将笔力集中在尧、舜二帝身上。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如果在另一位史学家手里，完全可能多花笔墨大加描绘，然而他却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于是文章的重点突出了，由黄帝开创，由尧、舜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帝王事业，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历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炎黄是令人崇敬的胜利者，而蚩尤则是失败的英雄的代表。将一个形容丑鄙的失败者认作祖先，恐怕谁也不愿意。中国人的为亲者讳，也许是从回避蚩尤滥觞？然而，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蚩尤的存在不可抹杀。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蚩尤被黄帝击败后，他的部落究竟去向何处？蚩尤族是被全部消灭了，被逐渐同化了，抑或还有别的存在方式？
常识告诉我们，即使是要消灭一种有害的昆虫或病菌，也无从谈得上彻底干净，何况蚩尤族曾经是一支强悍而先进的南方大部族……
果然，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邹县和陕西延安一带，发现了明显带有良渚文化特色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物，与之颇有区别。
不止这些。在分布于伊、洛、颖、汝流域的二里头文化中，也显露端倪。
二里头文化早期，应该是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玉器，尤其是玉琮、玉钺，以及漆器、丝麻织物等，似乎都是良渚文化的延伸，与龙山文化倒是较有差异。二里头文化早期的炊器主要是深腹罐和鼎，良渚文化的炊器主要也是釜和鼎；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宫殿建筑遗址，良渚文化中的“土筑金字塔”，也是经过人工夯打而修筑的高土台。
二里头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空间距离，何止是千里之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共同点呢？我们至少可以设想这样的原因，一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精华，诸如玉器、陶器、丝麻织物等等，乃至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工匠，经由掠夺或贸易交换等方式，带到了遥远的北方。二是良渚人——蚩尤之后的九夷族在经历了大规模战争以后，流亡到了今天的山东、陕西、河南等地。
再看典籍，却也与之吻合。前秦王嘉的《拾遗记》中说：“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邹屠之地，难以查考，可也有人认为是今山东邹县一带。有北之乡则是指北方高寒地区。蚩尤被黄帝大败后，族人中有许多成为俘虏，迁往有北之乡。陕西延安一带曾出土过二百多件良渚式玉器，或许正是这批俘虏迁徙时带去的呢。
黄帝征服了蚩尤，蚩尤的许多文化因素却仍顽强地保留下来，且给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去长久的影响——商周文化中的璧、琮、兽面纹以及一些青铜器的形制，不正明显带有良渚文化的色彩？
原来，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之后，往往会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让我们看看欧洲历史。当西罗马帝国摇摇欲坠时，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加速了它的瓦解。野蛮的日耳曼民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查理曼帝国，这个帝国后来分裂成为德、意、法三国的雏形。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入侵不列颠，这就是英国的由来。日耳曼人入侵欧洲前，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入侵的过程中，民族组织迅速分化，并承袭当地的生产方式，形成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这样，日耳曼人不经奴隶社会而直接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野蛮战胜文明的活例。当然文明并没有因此被扼杀。恰恰相反，催生了新的文明。
有人说，传说中的黄帝，其实是混沌、浑敦、馄饨，甚而是黄河波涛上的一具革囊。借助风伯雨师的蚩尤，本身就是洪水。所以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也许正是鲧禹治水的故事。这种别出心裁的说法，耐人寻味。可不管怎样，谁也不会怀疑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开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当然有蚩尤的地位——这位英雄纵然失败，功绩却是抹杀不了的。换言之，失却了对手，黄帝的形象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是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蚩尤是点燃长江流域文明之火的功臣。在很多方面，蚩尤甚至比炎帝和黄帝更早地摆脱蒙昧状态。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
先祖蚩尤，离开我们太遥远了。承认他，却需要很大的勇气。在承认以后又发现，他居然还很值得我们为之自豪，可真有意思。
但中国人为什么摆脱不了黄河心理呢？
黄河像一条暴怒的龙，在给人们带来幸运的同时，又恣意妄为地带来灾难，在孕育人类良好的生存环境的同时，又常常将这种环境破坏，然而黄河所培育的黄土地带，毕竟松软而膏腴，很适宜用原始的工具进行农耕，所以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农业文明。这片冲积地带便自然地成为中华民族休养生息的巨大腹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子宫”。黄河那浑黄的难以控御和不守规范的龙的形象，便引起人们深深的崇拜。
看来，在地域辽阔的中国，人们一方面承认文明发祥的多元性，一方面又坚信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是毫不奇怪的。
可我如今更相信这样的说法：先进而野蛮的蚩尤被后进而强悍的黄帝击败，黄河流域的文明向长江流域侵淫，长江流域的文明向黄河流域渗透，由此推动历史的发展……
二
初秋的早晨，我站在东山国宾馆的观光草坪上，透过绿荫浓郁的橘树和枇杷叶丛，眺望着太湖。
太湖像一幅巨大的洒着碎金的绸缎，娇美而又不失雄浑地向前舒展。这鬼斧神工的风景，这天造地设的生命摇篮，这源远流长的财富之泉，在距蚩尤统率九夷族之后的4000多年来，在距泰伯、仲雍始创勾吴国的2800多年来，渐渐达到了美的峰巅。
这片美丽的土地，今天已成为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生活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历年来的综合实力百强（市）评比，排列前十名的，几乎都由这一带包揽了。有人甚至将这片地区与欧美国家攀比。
用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不能概括它的全部风采。一曲动情的《太湖美》也唱不尽它的一派风流。
太湖是清澄的，更是厚重的。太湖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史书，一部不下深功夫不可探求其底蕴的史书。
也许是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我喜欢在太湖边追根溯源。
我们已经承认蚩尤是先祖，那么蚩尤的先祖是谁呢？是吴越先人。这是一个不可被时光磨灭的谱系。
夏以前的漫长时代，漫漶模糊，似乎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多少印痕。人们便用“三皇”、“五帝”一言以蔽之。然而，吴越文化——世世代代居住在江南吴越之地的土著人即吴越先人，用他们的双手创造的灿烂文化，在这漫长的时代中，却经历了“以石为兵”到“以玉为兵”的先后发展阶段。
如果打开《越绝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源、同族的吴人与越人在文明始初时，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藏）。夫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去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轩辕、神农、赫胥的“三皇”之时，已经能够用石料制作斤斧一类的器械了，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黄帝之时，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五帝”之时，已经能够用玉器制作器械，进入了玉器时代；到了夏禹之时，人们更进步，能够用铜铸造器具，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文章中几次出现的“兵”字，应该解释为器械。
在三皇五帝时代，太湖流域被中原华夏族称之为“蛮夷戎狄之地”。这里的蛮夷人有许多氏族部落，据古书记载有凿齿民、裸国民、雕题、羽民、汪芒氏等等。
凿齿民，生活在东南吴越之地的先民。喜欢拔去嘴里的一两颗牙齿，以为美。他们曾经与东夷的羿发生过争战。羿拿着弓箭，凿齿民拿着盾牌，可见打仗的武器已经比较先进。
裸国民，即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的先民。夏禹为了治水，来到裸国，遵从当地人的习俗也裸着身子。裸国，古为吴地，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
雕题，即雕题黑齿、雕题交趾，习俗与裸国基本相同。这种部落的人常常在额角上雕画花饰，喜欢吃蚌，牙齿墨黑。他们用人肉来祭祀先祖，并且以人骨做成醢酱。
羽民，生活在今浙江天目山以东至沿海地区。传说中羽民国又名不死之乡，山野多鬼血，化为丹石，也就是玛瑙。人们用玛瑙制成瓮，盛放甘露，献给氏族首领。
汪芒氏，是与羽民国相邻的一个南方部落。由于氏族首领的身材特别高大，人称“防风氏”。后世也有人把汪芒国称之为“长人国”、“长夷国”、“大人国”等等。屈原曾经在《天问》中将防风氏称作：“长人”，问“长人何守？”
……
这些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南方氏族部落，在《山海经》中可以找到影子。仔细一想，他们竟有着共同的习俗，即断发、文身、雕题、凿齿。据说当年夏少康封他的庶子为越君，第一条要求就是“文身断发”——在身体的皮肤上刻画各种神圣的图案，剃去四周的头发而在脑后留下一束，并挽成一个上翘的发髻。发髻中间有孔，可以插笄。如果要求他凿齿——拔去或凿去嘴里的一两颗牙齿，或者雕题——在额角上刻画花纹，也会乐意接受的。这不只是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美，更是为了氏族内部的认同，丝毫也没有滑稽的成分。
当年泰伯和仲雍自渭水流域来到太湖一带，为遵从荆蛮人的风俗断发文身，他们也是如此美容的。实际上，即使是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江南水乡的农民仍喜欢以金箔镶牙，作为时髦。这完全可能是凿齿民遗风使然，只是不再有凿齿的痛苦了。
吴越先人为什么要文身断发呢？
专家们视作文化现象，饶有兴趣地以美饰说、尊荣说、巫术说等等为之解释。顾颉刚先生认为，太湖流域自古林木繁茂，土地卑湿，人类与龙蛇同居，饱受了损害。“当时吴越人之所以断发文身，乃是起于保护生命之要求，其效用与动物的保护色相同”。但有人不赞同，说这应是图腾氏族的黥纹，代表图腾祖先的存在，赖此发生保护力。也有人认为，文身的原初意义是成人礼的标志，后来渐渐加入各种观念、仪式、习俗，成为一种综合的原始艺术和图腾崇拜。
成人礼，原是原始社会时期为男女青年创造婚姻——性关系条件而举行的一系列仪式。在举行仪式的同时，将制造某种符号，以证明他或她已经成人，可以具有部落成员的一切权力，当然也具有生儿育女的性关系权力。这种标志符号，因氏族、部落或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其实不管是割礼、拔牙、雕题、绘面、文身，还是染齿、梳头、加冠、加笄，都具有成人礼的标志符号意义，而当断发文身事关婚姻和性（这可是与整个部落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的）时，便成了一种必须永远遵循的信仰。
如果用考古学的术语来区分，崧泽文化是先人“以石为兵”时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有五千五百年至六千年；良渚文化是先人“以玉为兵”时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四千年至五千年；马桥文化是先人“以铜为兵”时期（也就是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有三千年至四千年。它们依次构成了衔环。
显然，创造良渚文化的人，正是创造崧泽文化的雕题黑齿、凿齿民等氏族的后裔。我们若要寻根认祖的话，从蚩尤往上推溯，会得到关于筚路蓝缕的最好注释。
三
筚路蓝缕的先人们，是足可让无数后代为之骄傲的。
一位在美国本土成长的博士，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威尔·杜兰先生，对中国有着这样一番激情洋溢的赞颂：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聪慧，那样的能适应环境，那样的能抵抗疾病，那样的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的在历史的熏陶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
他运用了“历史的熏陶”的提法，并且毫不含糊地说古代的中国在繁荣和艺术的生活方面，居于领导世界的地位。
确实，我们的吴越先人，那些形形色色的南方氏族部落是不一般的。他们很早就懂得了晶莹剔透的玉器具有超凡脱俗的功能。进入良渚时代以后，他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仍用石料制作各种石器。但很快由“以石为兵”转为“以玉为兵”，创制出了无数种类繁多、形式各异的玉器。
玉器的萌发和成熟，至少经历了一千年。
玉斧、玉钺、玉琮、玉璧、玉镯、玉璜、玉锥形器、冠状器……琳琅满目的良渚玉器，足以让今天的工艺专家赞叹不已。这些祭祀时所用的礼器，或者作为氏族首领政权、军权、财权和宗法权的一种象征，在使用者死后便葬入“土筑金字塔”中，即“死而龙臧（藏）”。玉器的器形和纹饰，很能体现出吴越先人的某些习俗。
让我们看看浙江反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琮。琮面上镌刻的十六个神像，和《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的“在羽民东”的“二八神”十分相似。玉琮四个正面所镌刻的八个神像，纹饰繁细，形象完整。整个构图为戴羽冠人面，上肢是人的两臂，耸肩、平臂、弯肘，手的五指平张，向腰部。两臂上刻满了细密的卷云纹、弧线纹和短直线。胸部也有类似的纹饰。腹部为一巨形兽面纹，下肢却是一对侧身并列的鸟，且只呈现一对鸟头、鸟身和三爪的鸟足；构成了神像的蹲踞状。
这“神人兽面纹”构思何等奇特，形象何其怪异！
不仅仅是反山遗址。在太湖流域其他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或玉钺上，也发现类似的纹饰。除了位置略有变动或线条有所繁简，可以看出它们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这就让人兴趣盎然了。
考古学家们或认为是良渚人的神徽或族徽，或认为是多种动物的形象组合，是良渚先民的图腾。甚至还有一些外国学者说，你们不是打算寻找“外星人”吗？这就是外星人光临地球时，给地球人留下的印象。它并不是变异，恰恰是写实的！
还有人对“神人兽面纹”的生殖崇拜内涵进行了钻研，提出了一种标新立异的解释，说这玄妙的构图，是体现了女性崇拜，当人的生产高于一切物质生产，而人们又无法窥知自身生命来源的奥秘时，必然会对“生命之门”崇而拜之。所以，良渚初民有意把女性尤其是女巫酋最突出的特征乳房和阴部，兽化为、怪化为狰狞可怖的虎面或豕面，以显示女性生殖器官的灵力与神性。
我再三端详反山遗址出土的“琮王”上镌刻的神人兽面纹。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突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外圈如蛋形，表示眼眶和眼睑，刻满卷云纹和短孤纹。宽鼻，鼻翼外张。阔嘴，嘴中间以小三角表示牙齿。两侧外伸两对獠牙，里侧獠牙向上，外侧獠牙向下，鼻、嘴范围内均以卷云纹和弧线、直线填满空当。
它是超现实的。不管它能否证实研究者们的观点，良渚先民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才能，已让我们深深为之惊叹。
纹饰绝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我想，一定是良渚先民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对某些事物的外形引起了由衷的喜爱，触发了美感，因而提炼加工，描摹下来。玉琮上的纹饰，那具有深层含意的象征符号，是与有关人类命运的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它渊源于吴越先民的文身习俗。
神人兽面纹与蚩尤的画像竟也十分相似。内中的隐秘关联，构成了不解之谜。是崇敬蚩尤，才把他的画像镌上玉琮的吗？
谜一般的玉器中，还有一件玉坠饰。
玉坠饰是与一件大石钺一起在昆山赵陵山遗址出土的。石钺光洁精细，极有权贵气派。上端圆圆的钺孔中，就置放着这件“以玉为兵”时代的艺术品。
仔细看去，那是一个人的头像，头的上方刻画着几道平行弦纹的凸棱表示冠帽，冠帽上方高高耸起羽翎。羽翎顶端，有一只浮雕的小鸟，肥身翘尾，扁喙微启，似乎在遥望着什么。头像右下方，有一只手平平举起，托着一只侧身的走兽，若犬若豕，头上尾下，前后肢与羽冠巧妙相接。再仔细看看侧身人像的头部，轮廓很清晰，有一个突出的圆点表示眼睛，位置准确。边沿的曲线，便是鼻子和嘴巴了。
玉坠饰小巧地躺在手心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精美的构思和制作工艺，让考古学家们为之震惊。随即做了卡片，将它定名为人兽鸟透雕坠饰。
那么，在良渚先民的眼睛里，它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满手泥土的专家们，当时在考古发掘现场就兴奋地议论起来。在早期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是第一次发现如此精巧的神人、鸟、兽造型的艺术品。在他们看来，即使是一座金矿也抵不上它的价值。
有人说：“这是一件玉坠饰，与石钺放在一起，就有了军权神授的含义。因为作为军事统治权象征的石钺，不是谁都能拥有的。钺孔中的这件玉坠饰，更增添了军权的神圣感。”
有人说：“这器物非同一般。它的主人的墓，还随葬了双孔石刀、玉串饰、冠形玉饰等许多重器，仅玉器就有100多件。显然墓主是集神权、军权于一身的巫师和军事领袖。难怪他的附近还葬有大量人殉……”
更多的议论却是关于鸟形的含义。
鸟，是良渚先民的伴侣。它们展开翅膀在空中飞翔，显示着超人的神奇魅力，不能不让人感到神秘和崇敬。先民们观察着鸟儿的出没、叫声、飞姿、生育，获取有关节令、时辰、天气等等自然界的变化信息。鸟儿的每一声啁啾都充满玄机。
在浩瀚的天穹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威力最大，先民们把太阳作为上天世界的主神。而自由自在地飞翔的鸟儿，最容易与太阳接近，人们便认为鸟儿正是太阳的精灵，神鸟是太阳神的化身。《淮南子》中载有“日中有鸟”的传说。鸟，也就是三足鸟。屈原的《天问》中有“羿焉曰乌焉解羽”的诗句。相传尧时十日并出，羿奉天帝之命射落九日，日中金乌坠地而死——这金乌也是三足鸟。
太阳崇拜与鸟崇拜的交融，形成了自然神与宗祖神一起崇拜的现象，我们的良渚先民，也就是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将人、兽、鸟组合成为玉器纹饰，艺术地体现了他们“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念。
即便是到了今天，先民们的智慧仍让人无法低估。
解读前人是艰涩的。但人、兽、鸟纹的含义已经清楚了，它应该解释为巫师借助鸟和兽这些有灵性的伙伴，上天通神，消灾祈福。原始宗教信仰的特征十分鲜明。
谁都想更加接近那个邈远的“以玉为兵”年代的真实，尽管重重积土下的古文化扑朔迷离、峰回路转。现在，专家们至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集祖先、天、地于一体的系统神灵崇拜，在世界原始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玉坠饰在宗教进程中的进步意义，在认识论上的哲学意义，是良渚先民留给后人的一道耀眼的思想闪电。至少在“以石为兵”的时代，刻有神像图案的石器尚未出现过。除了石器不像玉器那么可以精雕细琢，文明程度不够怕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吧。
不过，我宁愿把这件玉坠饰看成艺术品。它那超现实的充满想象的构思，那大胆洗练又诱人冥想的线条，在“以玉为兵”的时代达到了玉器制作的制高点。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一个特殊时代的艺术象征，将人的本源与万物的本源相提并论的大胆构想，玉坠饰这个良渚先民艺术思维和工艺才华的结晶，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料。今天，我们必须动用一群高智商的大脑，才能破译它储存的那一缕东方文明曙光。
威尔·杜兰博士的话是言之有据的。
四
夏朝的根伸向哪里？
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始终是疑云弥漫的。远远望去，夏文化的迷宫上笼罩着一股昏暝的历史尘埃，难以廓清。
有人终于耐不住长久的沉寂，发言了。说夏王朝的根伸向东南文化圈，伸向良渚文化。
考古界为此惊动不小。它完全背离了中国文明由中原地区向外漫衍辐射的传统观念。那么依据呢？
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玉琮的最大特征，是构成良渚玉琮的灵魂。而作为夏、商、周三代重器的青铜鼎上的饕餮纹，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饕餮纹所具有的神圣、威严、恐怖和神秘意义，与良渚玉器神徽的意义完全一致。夏代拥有青铜礼器（尽管至今还没有找到青铜鼎的实物），“禹作祭器，外黑内红”的夏代祭器，也与良渚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如同一辙。
夏人是一个善于种植水稻的民族，且习于水性，擅乘舟楫。这是古代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的。“夏后氏之绸练”更是闻名一时。“昔者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所谓文绣衣裳，正是用丝织物制成的服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谷遗存、独木舟和木桨遗存、丝织物遗存，不恰恰说明了良渚时代与夏王朝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还可以看看夏朝的社祀和良渚时代的祭坛。
夏朝的社祀，主要是封土筑坛，以祭祀社神，表达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敬畏与希冀之情。那时的祭坛，一般都选择在高爽而且四周有树丛荫蔽的地方，制造出阴森可怖、神秘威严的宗教气氛。良渚时期的祭坛——土筑金字塔，几乎都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它面对宽阔平坦的种植着水稻的平原，四周有碧澄的河流环绕，远近林木丛生，显然也是为了祭祀天地而精心设计的。
我们不难想象，夏朝的“封土为社”，正是由“土筑金字塔”发展而来。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曾经把夏王朝的开创者夏禹，与中原地区的黄帝牵扯入同一族姓集团。在《史记·夏本纪》中，他这样写道：“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顼之孙也。”
夏禹因此有了完整而又清晰的世系。但伟大的司马迁并不知道，不仅仅是他，在汉代秦代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夏王朝的文化就已经模糊不清了。他善意地编排了夏禹的世系，使夏禹与黄帝连得很近。然而，唐宋以降的许多学者在研读了《夏本纪》与《五帝本纪》后，发现了这个令人崇敬的世系，原来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内中竟有许多矛盾和破绽！
古代文献早就悄悄地透露，夏王朝并非由中原人创建。汉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大胆地将禹称为“戎禹”，将夏朝称为“蛮夏”。这几乎已告诉我们，夏文化的萌发，当在东南蛮夷之地。《吴越春秋》说：“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祀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显然，禹葬于会稽（今绍兴）是回归故地。而夏桀兵败国亡，在殷人的围剿中，他特意选择东南地区的南巢为避难所，也说明了夏王朝与东南文化圈的难以分割……
今天的考古学家，则以高屋建瓴的气势说：在文明萌发时，以黑陶为表征的文化的统一性，应该是夏王朝崛起的历史背景。
夏朝，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当禹之时，天下万国”。数不清的原始国家并存，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犬牙交错，其疆域更是难以分明。加上夏朝诸王都邑的流动多徙，让人难以认清它的真切面目。可是不管怎么说，夏王朝渊源于中原地区的定论已经动摇了，随之动摇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
当然，我们还需要找出许许多多的证据，才能证实夏王朝的根，伸向以玉为兵的良渚时代，伸向蚩尤。尽管碳14鉴定已告诉我们，良渚文化的下限是距今四千年，这与夏王朝在公元前21世纪起始是吻合的。
每一本教科书上都毫无疑问地把夏朝作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界——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一次又一次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却正无情地突破这个常识，欲将中国的奴隶社会史向前推进700年至1000年。
五
也正是在“地中海”餐厅吃饭时，我和那位考古界的朋友聊起了泰伯、仲雍和勾吴国。
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与当地人一样断发文身，刀耕火种，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古往今来，研究吴文化者都取“让权说”，极少有人提出疑义。
然而仔细想想，问题就来了。自黄土高原的歧山到长江以南的太湖，即使是走直线也有三四千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兄弟二人带上随从，在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绝非易事。打个比方，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为求生欲望所驱使，或许会铤而走险，而为仁义道德计，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从中国的西北边陲窜奔到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就可以成全父王和季历了。
再看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泰伯他们自幼生活在干旱少雨、辽阔粗犷的黄土高原，突然来到温润潮湿、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水土不服且不必说，语言、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等，也都有很大差别，而他们居然甘心情愿地遵从当地的风俗习惯，在这片荆蛮之地，与百姓一起引水入江，种植水稻，并授予礼仪，教化人民，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被推崇为首领，直至创建了勾吴国。这似乎已成为信史。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过于理想化？是否涂抹了太多的王权意识和救世色彩？
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是历代皇朝的统治中心。这一事实却在卷帙浩繁的旧史料中被偷换成了“文化中心”。由这个“文化中心”单向发出的信息，替代了四面八方、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不难看出，司马迁当年正是站在黄河流域是唯一的皇权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立场，提出泰伯奔吴“让权说”的。然而，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能够利用自流井灌溉，种植水稻的吴越先人，并不需要来自黄土高原以黍稷为食的泰伯和仲雍来教会自己饭稻羹鱼；早在五千多年前就人工堆筑大祭台，制作了精美的玉石礼器的先民，也并不需要他们来作原始的启蒙。
那么，泰伯奔吴究竟缘由何在？
我想是为了寻根。寻根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最本质的情感。恰恰是源于血缘的文化认同感，促使他们不辞艰险，长驱数千里，来到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太湖流域，并很快与荆蛮之地的人们融为一体。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古公亶父“在周原上筑城郭室屋，以邑为单位居住归附人，改革戎狄旧俗，设立官司，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周国。……纪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中国通史》）到了季历继承周太王的权位时，周国渐渐强盛，商王承认季历做西方的霸主，号称西伯。而在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史前文明的太湖流域，当时确是一片荆蛮之地。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由于连续三次九星地心会聚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灾害群发现象。尤其是洪水泛滥，肆虐天下，给先民们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业已高度繁荣的良渚文化，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在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明显带有文化低落期的特点。它继承了良渚时期的文化面貌，但是没有发展和进步。它无法像良渚文化那样具有强大的扩张优势。而中原商文化因素，却在马桥文化中渐渐呈现出它蓬勃的生命力和渗透力。
泰伯奔吴，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度去往落后贫困地区，并扎下根来，确实是很容易被称颂为“高风亮节”的。然而，假如缺乏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这样的“高风亮节”能够持久吗？
我对那位朋友说，如果不是妄自揣测，泰伯、仲雍应该是被洪灾和战争所逼迫，不远千里迁往“有北之乡”的蚩尤部落成员的后代。他们的身上流淌的是良渚先人的热血。尽管迁移到黄土高原、渭水流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可是太湖之滨这片丰沃而神奇的土地，那饭稻羹鱼、丝帛麻纺的日子，以及闪烁着无穷智慧的玉石礼器，在先人们的声口相传中，始终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到先辈生活过的地方去开辟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个血性男儿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雄心壮志。泰伯、仲雍没有理由鄙视荆蛮之地，因为他们知道，在大禹治水以前很多年，这里曾经是如何的生机勃勃、繁花似锦。更何况，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土，是他们“根”之所在。他们甘心情愿地历尽艰辛，前来寻根……
泰伯奔吴，与当地的荆蛮人相互交融，并被推举为氏族部落首领，毫不奇怪。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是巫师，在遇到部落冲突和战争时是指挥员，平时则领导着生产劳动。不过，要让吴地的人们“义之，从而归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推举一位“外行”来领导自己。泰伯来到吴地后，首先推行的是周朝的那一套礼制，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后来仲雍作了很大的变易，不仅在外表上断发文身，还起了一个字“孰哉”——吴语中可理解为“熟了”。正是与当地人完全打成一片，融入了当地社会，才受到了人们的拥戴。
泰伯和仲雍在吴地成立了一个小国，“自号勾吴”。勾吴的涵义是什么？考古界众说纷纭，迄无定见。但我们只要采用文化融合的观点去理解，这个结就容易解开了。起初勾吴只是泰伯和仲雍的自号，但当地的荆蛮人闻知后，义而归之，“共立以为勾吴”。这意味着勾吴是一个周人和荆蛮人双方都能接受的词汇。他们找到了一个土著词语，用周地的文字书写，读音和含意都很相近，便很快得以流传……
大约在相隔一年以后，我又见到这位朋友。他刚刚从长江南岸的江阴花山遗址归来。未及坐定，就兴奋地告诉我，在那儿发现了几十件明显带有黄河流域商周文化特征的器物，与吴越文化的器物并存。
我一下子领悟了。这么说，在三千多年前，正是有数支来自北方的氏族部落渡过长江，在花山一带落脚居住，与当地的土著人相互融合。他们莫非是泰伯、仲雍的族人？
他告诉我，从出土文物可以推测，落脚花山的部落又有迁移，一支去了宁镇地区，一支去了上海马桥。也有一支去了太湖流域，与土著人融合，创造了灿烂的吴文化。他们使荆蛮之地呈现生命的绿意。
我点头说，泰伯奔吴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其实，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涵摄、相互嵌合，然后凸现个性、展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吴文化“根”的想法，未免狭隘……
他不由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