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
扬之水
史载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国宛地三户人。没说他是否读过书，只道“佯狂倜傥负俗”，想必是读了书，并且悟透了其中的道理，才有这样的机智。方其装疯卖傻、一痴一醒之时，文种正做宛令。于是派了小吏去慰问他。小吏回来对文种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文种笑道：“吾闻士有贤俊之资，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遂亲自驾车前往。范蠡先是避而不见，后来知道他果然心诚，才找到兄嫂，借了一套会客的衣冠，出见文种。居然“进退揖让，君子之容”，与文种抵掌而谈，疾陈霸王之道。把当日一群围着看热闹的，都听得愣了。这以后，范蠡观得天象，知吴越一带，有霸王之气，因与文种携手入越。
少伯教越王以忍。那时候勾践除了忍之外，只有死，当然取忍。于是在范蠡和文种的策划下，成就大功。胜利的一刻，范蠡请辞。他对越王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会稽之耻，原是因为越王不听范蠡的意见，如今范蠡却把话说得如此婉转，可谓给越王留足了面子。但他和知交文种讲的，却是另一番话：“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已经传为千古名言。成了气候的帝王，未必个个长颈鸟喙，但屠戮功臣的手段，几乎是一样的。
勾践当即答道：“你听我的话，我和你分国；不然，先杀了你，再灭你的家。”前者自然是诳，后者却见真意。少伯倒也从容，他说：“君有君的‘王法’，臣有臣的意志，就各行其是吧。”于是带了轻宝珠玉，乘舟浮海而去。最早把范蠡与西施连在一起的，大概是杜牧。《杜秋娘》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便无端惹出一桩公案。少伯渡海至于齐，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据说这是因为吴王杀伍子胥而盛以鸱夷（生牛皮），范蠡自以为有罪，故以为号。但也有说这是少伯慨于子胥之于进退，至于入江而不化，因借以为号。总之，由这一句“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而演化出了范蠡携西子泛五湖的情节，如此，范少伯功成身退的故事，就更加完美了。只是，“范蠡扁舟独往，妻子且弃之，况吴宫宠妃，何敢私载乎？”说这话的，是作《东周列国志》的蔡元放。据清人冯集梧的解释，“一舸逐鸱夷”的出处，是《修文御览》所引《吴越春秋·逸篇》：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以堕后人于疑网也”。至明人梁辰鱼的《浣纱记》，则有“范蠡遨游，早风流倜傥，历遍诸侯。因望东南霸气，越国迟留。寻春行乐，遇西施浙水溪头，姻缘定，将纱相赠，双双遂结绸缪。谁料邦家多事，共君投异国，三载羁囚。归把倾城相借，得报吴仇。佳人才子，泛太湖一叶扁舟”，便全是传奇作法了。
这其实很有一点儿逃跑的意思——连家眷都来不及同行。越王闻讯，曾欲追回，幸好被文种劝住，不然，就没有后来的陶朱公了。
革命一词，已经很古老。按照鲁迅的解释，则又进一层：“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就用它的古义吧，越王进行的正是一场复仇式的革命。对于想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读书人来说，革命时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这个时候，他是同路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皆当用武之地。一旦革命成功，他却成了危险人物——以他的功劳，他有资格、有权利对现状表示不满；以他的学问、以他的见识，他有能力改变令人不满的现状。越王将文种赐死的理由就是：“子有阴谋兵法，倾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即认为他的智谋是革命的、反叛的，而到了宿耻消除，烟尘扫空，王位坐稳之日，也就是革命成功之时，以后需要的，就是顺从了。所以毫不犹豫地打发他到九泉之下，为先王策划颠覆之计，完成前世未能完成的革命。
文种不悟，令人扼腕。但后来的历史，也鲜有“范蠡”。功不成，如何言退？立功，却又谈何容易！没有外患的时候，免不了内患不已。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为读书人设下无数的陷阱，总令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徘徊于两途之间的苦闷，就成了永恒的主题。宋人陈简斋诗：
断蓬随天风，飘荡去何许。
寒草不自振，生死依墙堵。
两途俱寂寞，众手剧云雨。
这几句，又是从韩昌黎的《从仕》诗化出：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比较起来，倒是韩诗更直白一些。简斋诗的末尾，还有这么几句：
不种杨恽田，但灌吕安圃。
未知谁善酿，可作孔文举。
十年亦晚矣，请便事斯语。
因为诗题是“次韵谢文骥主簿见寄兼示刘宣叔”，所以自注道：“来诗有十年之约。”他举了一大堆古人的例，说十年已经太晚了，何不立刻就践隐居之约？这时候，陈与义年方二十四，刚刚解褐入仕。这以后又过了二十四年还多，直到四十九岁逝世，这高蹈躬耕的愿望也没能实现。有意思的是，后来他以一组咏水墨梅的诗得到徽宗的欣赏，召对擢用，其中之一是：
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
相逢京洛还依旧，唯恨淄尘染素衣。
明明是借寓仕途苦闷（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淄”，意即仕途风尘，把原本的洁白，都给染黑了），却偏偏因此擢升，就好比听京剧，剧中人引吭高歌，唱到悲极、痛极之时，动于情，形于声，观者便不管他悲于何、痛于何，只为这悲得好、痛得好，鼓掌喝彩。但诗人不是演员呀，陈简斋在这里也不是故作姿态，而欣赏者却是把这作为一种姿态来称叹的。
再如韩愈的“颍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这是向知心朋友诉衷肠，似乎用不着打诳语，但韩公是有政治抱负的，虽然“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带来了不尽的烦恼，不过即时归耕，也绝不是理想。诗却仍然这样做了，而且不止一首。韩愈其人其文，盛名之下，难免有人说些相反的话，但他到底还是属于“不废江河万古流”的那一类。韩集中，求进与求退的诗与文并存，更可见“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这种苦闷的真实。前人诗有“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专门刻薄那些动辄抽簪言去的仕途中人。不过这种只能形于言而无法付诸行的诗，也不全是矫饰之词。性本爱丘山是真的，治国平天下也是真的。无奈“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无法并施，只好把浪漫主义仅仅作为显示文人身份的一种姿态了。
退隐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毕竟是想而不是做。但这并不妨碍好的退隐诗成为千古流传的作品。尽管它只是愿望，只是牢骚；或者，只是做得好，而已。
其实，真的退隐躬耕，做个普通农民；或像范少伯那样，经商发财，悠游度日，就是读书人的归宿吗？应该说，这其中的无奈，是隐含着一个不断重演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