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遗憾和希冀
冯士彦 吴洪生
管仲、晏子是齐国名相，二人相去百余年，政风、政德、政声、政绩皆赫然，并各有著述。司马迁为他们作合传，真是用心良苦。因为：“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想通过“奢”与“俭”的对比，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作风，可以达到互相匹敌的政治建树吗？
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写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屋舍的华丽，礼宾的设施，达到最高规格。但齐人不认为他奢侈。与功劳相副的享受，人们总是许可的，能容忍的。晏子“以节俭力行重于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司马迁也没有更多地记载齐人对他俭朴的赞语。因此，“奢”与“俭”并非箭靶，而是箭镞。司马迁当然不会无的放矢。
我认为他写了管仲的贤能和富贵，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他写了晏子的贤能和俭朴，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希冀。
管仲任政相齐，“与俗同好恶”，顺民心，修内政，善于因势利导，“与之”为“取”，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使齐称霸于诸侯，国家得实利。这一切的起点，在“鲍叔遂进管仲”一句。没有鲍叔牙进管仲，“以身下之”，管仲能否脱囚系，还是个问题，更不必说以后为桓公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鲍叔牙知贤、荐贤、让贤，管仲亦知其恩，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不能说这不是肺腑之言。鲍叔牙的所作所为，是随便哪个都做得到的吗？不是。唯其难能可贵，所以“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感激鲍叔对他入相前一次次坎坷、挫折的同情、支持和深深的理解。“贪心、愚蠢、不肖、懦怯、无耻”，就是管仲前期行状的写照，鲍叔不以为然不等于别人也认为无所谓。鲍叔在每一方面都为管仲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不仅情有可原，而且正蕴涵着管仲的内在美德和丈夫气概！譬如管仲“不羞小节”，而以功名不显为耻，宁可“幽囚受辱”。如果世人都这么看，这么想，管仲也就大可不必感激鲍叔“不以我为无耻”。
管仲之所以这么说，言外之意是自己被误解、又无可自辩，真正理解他的只有鲍叔。当时尚无“理解万岁”一语，不然管仲准要喊几声。设想，假如管仲登上相位的第一天，祝酒之后什么好事还没有做，就突然心肌梗塞死了，那么“贪心”等五顶“帽子”，就可能一顶不少奉在他灵前，戴在他头上入殓。
司马迁把管仲的一大段话写进传记，正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遗憾，莫大的遗憾！
管仲贤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辅主称霸，并不贤在知贤荐贤！他感激鲍叔而未能学习鲍叔。因为在管仲眼里，除自己以外，似乎齐国没有贤才。
苏洵在评论管仲时，早就指出，直到临终，管仲都没有“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并非天下无贤，是管仲不能荐贤。管仲病重，同齐桓公说起鲍叔，却只说鲍叔的缺点，认为“不足以托国”，尤其令苏洵愤慨（《管仲论》）。这和司马迁所持的遗憾的态度大相径庭。
司马迁写晏子则不同了。晏子“危言”“危行”，正直不阿，“顺命”“衡命”，决不盲从，甚至不怕“犯君之颜”。这些只作概述总评，而对晏子赎越石父，荐仆御，却描写得很细致，绘声绘色，形神毕肖。
晏子解骖赎贤，把越石父接回家，从“弗谢”到“摄衣冠而谢”，直至将越石父延为上客，这过程描绘得非常清晰而有层次，给主客双方心理变化的轨迹，抹上了浓浓的人情味。晏子爱贤、惜贤、赎贤、敬贤，果断，谦恭，宽厚，仁和，丝毫没有“居功恃恩”之意。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司马迁深远的希冀！述往事，思来者，就像屈原写《离骚》一样，司马迁在此抒发了内心绵绵郁结的情思。请听：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纯真的向往，庄严的祈愿。司马迁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将自己的命运与笔底下的人物，凝集和统一到同一时空里去交游，碰撞，锤打，虚拟一个想象的历史组合，增加了史学散文的浪漫主义文学色泽，滴出来鲜淋淋不可遏抑的感情汁水。
回到开头的“奢”与“俭”。就像路牌上的两个箭头，“奢”，指引读者洞察管仲贤中之“缺贤”；“俭”，则招导读者烛见晏子贤上之“加贤”。
管仲的相位，是挚友鲍叔让给他的，识贤、荐贤、让贤的是鲍叔而非管仲。管仲由极端贫困状态达到大富大贵以致于“奢”，终不能为齐荐贤以殁，似乎在他的骨髓里潜伏着唯我独贤或更为可怕的什么先天性病毒。历史上妓女尊管仲为保护神，真有意想不到的滑稽。
晏子同越石交、御者非亲非故，而能赎、荐之，仿佛他随时随地担负着举贤的责任。这正因为他力行“节俭”，不以富贵为追求目标。俭朴则近民，近民则有更多机会近贤，近贤则积德，而他不觉得自己举贤会失去什么，不担心被谁夺去什么。
如此体会，若非妄测，那么，“奢”堵荐贤之路，“俭”启举才之门。司马迁把管仲与晏子合写一传，真是高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