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是位好父亲

周公旦是位好父亲

冯士彦 吴洪生

曹操《短歌行》有句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实，周公不仅能招贤纳才而且还是个虚怀若谷、平易亲切的好父亲。

周公辅佐成王，而派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到鲁国就封。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对儿子说的这番话，核心是戒骄，勿骄，要“慎”。

在王权鼎盛、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一个暴君被推翻不久，新政权处在比较顺利的巩固阶段，胜利者最易骄奢淫逸。周公不愧为明智的政治家，他摄政后，虽然大权在握，却丝毫没有得意忘形，喋喋自炫，夸夸其谈。一方面严于律己，保持敬贤、勤政的作风，努力做个受百姓拥戴的帝王，另一方面，时时处处注重于对儿子的言传身教，以尽做父亲的责职。周公洗一次澡或吃一顿饭，都要停下几次，忙着去接待来访的贤人，这就是身教。儿子使鲁任职前，谆谆告诫他“你到了鲁国，千万谨慎，可不要自以为是一国之主对人傲慢无礼！”这就是言教。一个“慎”字重千钧。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既诫又励。父范父教，集于此言！

作为“高干子弟”的伯禽，侯国之主，虽变俗革礼有点烦琐费时，不如简政近民便捷，但基本上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

成王亲政后，周公作《无逸》赠给自己的侄子，其中有：“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突出、强调的还是一个“慎”字。

如有“父亲勋章”，当授予周公，身居高位，仍时时不忘教子，难能可贵啊！就血缘关系而言，有了孩子的男人就是父亲，如果再问“你该怎样做个好父亲”，恐怕许多人会支吾其词，否则，鲁迅先生就不会写下《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了。周公算得上是个好父亲，当今有的父亲只能望其项背。前不久，某市一个区的公安局长受贿数百万元人民币，受到法律的严惩。临刑前，他对记者说：“我受贿巨款是为了女儿今后出国。”是狡辩还是遁词，姑且不论，至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女儿却不解地问母亲：“爸爸要那么多钱干吗？”显然，如果做父亲的仅考虑子女的物质生活，那么“一幕悲剧也许正在降临”。父亲自己成为悲剧的主角，是特例，受害更多的则是孩子。

“养不教，父之过”，育儿重教，才是有见识、合格的父亲的唯一选择。所谓“教人先正己”，强调的是身教，这方面周公作出了表率。其子伯禽耳濡目染，相信不会滑向邪道，甚至不会犯“美丽错误”。二千多年后的那个“副统帅”，自己野心勃勃，搞歪门邪道，儿子亦步亦趋，也上了贼船搞暗杀，最终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当今还有由儿子牵线搭桥受贿“卖官”的父亲；有荐非其人，终使儿子成为巨额受贿行贿重犯的父亲；更有父子同嫖被逮的丑闻。这些可谓诲淫诲盗的父亲，简直狗彘不若。

教子还得有个教法。动辄棍棒相加，不妨称之为教的“原始阶段”。周公不愧为教子高手，他一再叮嘱儿子要“慎”、要“戒骄”，从小处说，针对性很强，因为儿子肩负重任，又去的是小国，稍有不慎，极易妄狂自大、盛气凌人，后果不堪设想；从大处说，抓住了要害，“慎”也好，“戒骄”也罢，其实涉及到一个人的“人品”。

教的内涵相当广泛，可以教成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但归根结蒂，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个大写的“人”——道德高尚，人格健全，心理健康。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好父亲必须经常思索的课题，也是“教”的最终目的。

由此，应当承认周公是个好父亲。

做父亲难，做好父亲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