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悟与顿悟

三、解悟与顿悟

用“悟性”这种很像是佛教语言来形容我们五六十年代走过的路，既是表达继续探索的艰辛，更是指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的积累和飞跃。这最集中地反映在当时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上。

那是50年代后期，学术思想相对活跃，在北大以学生为主提出了诸如：要不要陶器排队，要不要进行分型分式和类型学比较；如何向苏联学习；如何见物又见人等问题，为此大家都做了很多努力。但无论是北大考古专业师生合作编写的考古教材，还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新陈列，脑子里装的仍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手里拿着考古器物，以为两者相加就行了。其实，这种穿靴戴帽的做法，把中国历史简单化，具体研究仍然是干巴巴的空壳，所以直到50年代末，“修国史”以及同时提出的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写续篇”〔1〕和1958年提出的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建体系”〔2〕的目标，哪一个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还在原地踏步。由于路子摸得不对，走不通，于是产生了困惑。我也和大家一起困惑过，但经过反复的思考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能直接回答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问题，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科学的各专门学科理论也不属于同一层次，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近代考古学不同于旧金石学的一点是，研究对象首先是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个个具体单位如地层、墓葬、窖穴、房址等，而不是每一个单位里出土的一件件文物。于是我们选择了当时材料比较丰富的仰韶文化为课题，从整理陕西华县泉护村发掘的材料入手。这个遗址发掘面积为7000—8000平方米，我们先以一个探方内各个地层出土的器物的层位关系作基础进行类型学的比较分析，反复排比，最后选出四类八种陶器进行综合的层位学、类型学的排列分析，得出它们的整体排列共生关系。研究一个遗址如此，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也应同样照此办理。《辞海》的“考古学文化”条中说，考古学文化是“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特别是原始社会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共同体，同一文化的遗存，有着同样形式的工具、用具和相同的制作技术等”。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是属于人们共同体（社会）的遗存。如果我们把考古学文化停留在静态的定性描述，又如何见到那个社会的运动发展呢？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得从考古学方法论中去找。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形成的，所以要把考古学文化看成一种运动的物质，从一种运动的物质（即考古学文化）定量分析入手，找到它的运动规律。这种整理研究方法，就是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而通过整理研究陕西华县泉护村的材料，得出有关仰韶文化整体面貌的认识，就是运用这种考古学的具体方法的结果。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也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向前迈进了一步。

实际上，仰韶文化从它的发现开始就是同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之后，以仰韶文化及类似遗存为线索，他北到辽宁大小凌河，西到青海湖，西南到长江上游川康的甘孜，几乎跑遍了仰韶文化影响所及的边沿地区。从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仰韶村遗址考古论文到他写出以仰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论著，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归纳到一点，就是试图以仰韶文化为中心，探索中华文化起源问题。他从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认识到：鼎和鬲是中国古文化的特色，彩陶则与中亚有关，虽然他没能找到仰韶文化的真正根源，也没能对仰韶文化的范围加以界定，但从一个西方人眼光中，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并认识到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来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不可等闲视之。

五六十年代是仰韶文化资料得到大量积累的时期，同时也是我们继40年代通过对瓦鬲的研究之后，再通过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进一步追溯中国文化和文明起源，在认识上取得突破的一个时期。所谓突破，主要指：一是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上，如同现代生物学由达尔文的优胜劣汰发展到分子生物学；一是对类型的重新界定。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课题集中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问题。实际上，半坡和庙底沟这两种类型不是仰韶文化先后发展起来的两个阶段，而是各自发展又相互紧密依存的两种主要变体〔3〕。这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仰韶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区系分布及源流的前提。

仰韶文化的各种因素纷繁庞杂，它的基本特征是我们据以论证它堪称中国文化起源重要源头之一的主要因素。它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下列条件：第一，特征鲜明；第二，变化幅度大，节奏快；第三，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序列完整。这些主要文化特征是依据泉护村遗址排出的四类八种陶器中，又筛选出三组六种，它们是：两种小口尖底瓶、两种花卉和两种动物彩陶图案（图3、图4）。

两种小口尖底瓶（或称酉瓶）︱一种器口像壶罐碗盘（器上加器），我们暂称它“壶罐口尖底瓶”，主要出在半坡类型遗存。一种器口呈双唇（口上加口），我们暂称之“双唇口尖底瓶”，主要出在庙底沟类型遗存。这也是我们区分半坡、庙底沟两种仰韶文化类型的典型器类。北首岭遗址从下到上文化堆积层包含的这种陶器清楚地说明，二者从发生学角度，类似孪生兄弟，是平行成长起来的（图5）。从原型（唇部特征还未显露出来）到成熟（特征部分充分发育），跨越年代约当距今六七千年间。

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盆︱第一种是覆瓦状花冠，属蔷薇科的玫瑰（或月季）；第二种是合瓣花冠（整体结构又称盘状花序），属菊科（花）。它们的完整的系列标本出自泉护村遗址。二者原产地都是中国。覆瓦状花冠特征鲜明，不需要几笔就可勾勒出来（图6、图7）。合瓣花冠的菊科，特征同样鲜明：“合瓣”犹如人的五指微屈，合拢一起，状如勺形。这种“合瓣花冠”的表现技法不同于前者的“花冠”，不仅要表现它的“钩屈”，更要突出它的“合瓣”。常用两笔，外边一笔表现“勺形”的底面，里边一笔表现“勺形”的外缘。为了使两者清楚分别开来，我们不用“圆点钩叶弧三角”这类约定俗成的术语，因为如统称“钩叶”，既没有表现出玫瑰花的特点，更不足以表示出菊花的特征，对于这个名称，我们是经过长时间的斟酌，并请教美术工作者和植物学家之后才决定的。

两种动物图案彩陶盆（鱼、鸟）︱近似写实的鱼鸟合绘在一件陶壶（瓶）上，年代比较确切地出现在北首岭中层，它们同图案化的，两者单独画在盆上的，意义有所不同。

从近似写真到初步图案化鱼形彩陶盆，见于北首岭上层，和成熟形两种小口尖底瓶共生，年代比较确切，当距今6000年上下。

半坡遗址包含鱼形彩陶盆完整序列（从近似写实到完全分解），跨越时间（包括壶罐口尖底瓶从成熟型到退化型全过程）当距今6000年上下到距今五六千年间。

鸟纹图案彩陶盆，从写真到完全解体全过程标本，出在泉护村，同双唇口尖底瓶从成熟型到退化型全过程相当，年代当距今6000年上下到距今五六千年间。

这三类六种的文化特征因素，只在西起宝鸡，东到潼关、陕县一带的八百里秦川范围内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发展得最充分，显现出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说明这八百里秦川才是仰韶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地区。这三类六种因素中，除前述两种酉瓶的原始形态首见于宝鸡北首岭下层，二者平行共生，后来一分为二，彼此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以外，两种彩陶花卉的盛行期，也是鱼和鸟分别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化过程。两者平行发展，鱼变不成鸟，鱼也不会变成花卉。菊科和玫瑰两种花纹在泉护村遗址里是平行发展的，在庙底沟遗址中就只看到玫瑰花的较完整序列，而菊科花纹就很少发现。如果我们沿用约定俗成的名称，可以把以葫芦口酉瓶和鱼纹彩陶所代表的冠之以“半坡类型”，把双唇口酉瓶和鸟纹彩陶所代表的冠之以“庙底沟类型”，但这“类型”是被重新界定的概念。两类型是同源且平行发展的。有些遗址发现了半坡类型在下、庙底沟类型在上的地层，这并不悖于我们的结论，因为庙底沟类型的较晚遗存可以在半坡类型较早遗存之上。此外，仰韶文化的三类六种陶器的部分标本，在八百里秦川之外的相当大的地区内都能看到，但都不成系列，有的有头无尾，有的有尾无头，或只具有某种形式的中间发展环节。这只能视为植根于关中的仰韶文化的影响所及。过去所谓仰韶文化覆盖范围北至大漠，南渐荆楚，西起甘青，东到鲁西，把如此大范围内有彩陶的遗存皆界定为同一仰韶文化，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

经过这样的界定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仰韶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区系（支）：

中支︱主要分布在沿陇海铁路以宝鸡-华县-陕县为中心。宝鸡到陕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文化因素，在中心地区经过了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介于陕县-洛阳间是崤山，仰韶村正居中部，近年再次发掘材料证明，它的文化堆积与中、东两支对照比较，确具中间性质，把它当作“模糊界线”可以，把它和黄河对岸的山西垣曲古城新石器较早阶段遗存合在一起，单独作为亚区系也无不可。

东支︱可以大河村-王湾为代表，它们已缺乏中心区系特征因素中的大部分和其间的紧密联系，它们可以直接同中心区系对照比较的一种特征因素是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但并不完全相同，只有花冠（朵）部分，缺乏枝叶蕾等部分，发展序列也自成一系：开始用两笔勾画出覆瓦状花冠，中加圆点表示花蕊；两侧加弧形栏杆图形逐步简化，最后花冠部分变成“∽”形，两侧栏杆变为“χ”形，说它们像罗马字母的“S”“X”倒也确切，但是，却把它的原始构思丢掉了（图8）。

西支︱可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代表，发掘者把遗址分为四期，曾暂用“大地湾一期、半坡、庙底沟、石岭下”名称表示年代顺序和各期特征。同中心区系对比，缺乏器物群组合逻辑的序列。它们各期名称以及它们前后之间衔接环节尚待进一步分析。借用四个遗址摞起来，虽不乏先例，但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一支也不是没有自己传统的，或暂与中心地带通称西支。

由此看来，仰韶文化主要分布范围不出上述狭长地带。三大区系（支）间以陇山、崤山为其模糊分界线。三者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不同，但它们可以中心区系为纽带，连接起来成为一体。

在确定了仰韶文化的“空间”即“区”的同时，还对它的纵向发展“系”（包括渊源和去向）做了考察。关中的仰韶文化跨越了距今7000—5000年的两千年，以距今6000年为界，又可划为前后两期。仰韶文化有其根源，我们可称之为“前仰韶”，即有人称为老官台文化者，时代在距今7000年前，我最初是从北首岭下层认识它的。仰韶文化之后有个“后仰韶”，即有的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或某某龙山文化者，我用“后仰韶”代表该地区一个时代的遗存，时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一千年间。这样，八百里秦川的无文字可考的农业文化历史就可分为四大期，即距今8000多年至7000年的前仰韶，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前期，距今6000—5000年间的仰韶后期和距今5000年后的后仰韶。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从这时起，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出现了切割石材成坯的新工艺，这是适应大批制作石器而出现石器生产工序专业化的反映。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随之就有分化，人也就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固定的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都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有的是适应专职神职人员出现而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这两类陶器在遗址出土看来很多，但能选出典型完整的标本就很少，这说明了它们并不是大量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这里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走向下坡路，进入解体时期，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

总之，从60年代前期把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及对类型的重新界定，使我们顿悟：不论是“修国史”还是要“写续篇”“建体系”，都必须走这条路，必须首先从对文化遗存做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而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为国家的，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现，国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只有这样，所写的历史才能符合史实，才能有血有肉，才能体现它的独具特征和它独具的发展途径，我们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把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教条，添加些考古材料交差了事。我们对仰韶文化的重新分析研究，所得到的也只是秦川八百里地域上由原始氏族公社到国家这一大转折前后的历史，它不能代替中国大地上各地的文明起源史，但它却是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由此启发我们，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文化区系确确实实地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