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双接轨

七、双接轨

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建立，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系统概念的形成，不仅使重建中的中国古史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世界史不能没有中国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都不包括中国史，苏联学者写《世界通史》中国部分要委托中国学者来写，这都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与现在的研究状况很不相称。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有责任，考古学家也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其实，中国历史传统就是天下国，有“中央”有“四裔”，“四隅”并无自大、歧视“外化”，而是局限于交通条件，凡与中国通，都包罗在内。中国正史都不乏对四夷单独列传的记载，《史记》就是写世界史，实质上中国史从来是既有中外之分，又有“天下一家”的理想。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而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和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深入，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引向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就是“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提出。

我们早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形成过程中，就把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即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关中、豫西、晋南邻境为中心的中原和以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一方面把区系观点扩大为“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角度认识中国；一方面在用区系观点看中国的同时，也用区系观点看世界。这样分析的结果，正好是中国的两半块与世界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两半块相衔接。中国在人文地理上这种“两半合一”和“一分为二”的优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史学有四裔和华夏之别，如从区系的中国和区系的世界观点看，四裔正是中国的两大块和世界的两大块，即旧大陆和环太平洋这两大块的衔接点和桥梁，四裔地区古文化在中国与世界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20世纪后半段（“二战”以后）世界考古学的大发展已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发展是大体同步的。东西方从氏族到国家的转折大致都在距今6000年；彩陶的产生，由红陶彩陶为主发展为以灰、黑陶为主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也大体同步。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经历过类似的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经历过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与东方秦汉帝国相对应的罗马帝国，是在近东古文明影响下产生的，是联合组成的大国，属于“次生型”的国家起源模式，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很快在欧洲产生了许多多民族、多语系的国家，这同大约同时代秦汉帝国解体后的形势也十分相似。就中国与世界古文化的关系而言，中国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六大区系中，广义的北方中的大西北联系着中亚和西亚；大东北联系着东北亚；东南沿海和中、西南地区则与环太平洋和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有着广泛联系。源于草原文化的周秦文化都带有西方色彩，料器（琉璃器）、三棱铜箭头以及铁器、屈肢葬这些因素在中、西亚早一步，是周人和秦人把西方的这些因素带到中原来的，这样就将中国与欧亚大陆连起来了。其实最迟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欧亚大陆以至新旧大陆之间就有了交流。发现于渤海湾东北岸的营口金牛山人，是世界上罕见的保存了头骨、肢骨和大量体骨的古化石人类，金牛山人距今20余万年，不论地质年代还是动物群，都表明它与北京人晚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共存的，但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远较北京人为进化，头骨比北京人进步，上肢骨比北京人更为进步，由于金牛山人的进化比北京人早一步，使渤海湾成为连接亚洲与美洲的锁链，美洲人应来源于此。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金牛山附近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发现了以有孔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骨针虽小，却意义重大，有了骨针解决了缝制皮衣问题，人们就可以进一步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越过白令海峡走向新大陆。中国东半部史前文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广泛联系突出表现为，有段石锛以及作为饕餮纹祖型的夸张、突出眼睛部位的神人兽面纹的艺术风格等因素，与环太平洋诸文化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从岭南到南太平洋诸岛，海流、季候风有规律性变化，海岛是基地，独木舟就可漂过去，一年可往返一次，交流的机会很多，直到新西兰岛。中国中、西南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关系以岭南到云贵高原的有肩石器（斧、铲）为典型，有肩石器的分布到印度河为界，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衔接（图156—158）。总之，围着地球转一圈，南北都有海陆连接点，中国是一个关键地带。

世界文明发展阶段的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的一面，以及彼此的相互交流都表明，地球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世界文明发展具有“一元性”。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旧石器时代起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中华帝国无求于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和时代，但事实上的内外交流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闭关锁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而已，民间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开放交流从来未被锁国政策真正扼杀过。不绝于史书的沟通中外的名人、功臣们的业绩，只不过是综合构成、开拓疏通了世界文化交流网络中的一些环节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辉煌的瞬间。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

同时我们还应明确，中国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大头在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1992年，我在为纪念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80周年题词中，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说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证据在渤海湾西侧阳原县泥河湾桑干河畔，那里有上百米厚更新世堆积的黄土层。在更新世黄土层的顶部有1万多年前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世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谷坨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值得指出的是，东谷坨人已能选用优质的燧石为原料，小型石器的类型已较固定，打制技术已较熟练，已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因此东谷坨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真正的文化源头还要到超百万年的上新世红土层中去寻找。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它所提供的对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做出纵、横发展的“庖丁解牛”式的辩证统一的研究的条件，在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所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大头，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方法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出现，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全新的，它将对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世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未来。实现古与今的接轨，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也是考古学要长期探索的问题。

关于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在1986年10月一次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讲话中，谈到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背景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特别提出和被特别重视，正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一个转折点是80年代初，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是什么样的历史转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的反思。五四运动前后，当国家、民族面临危及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热烈的思潮，就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那时候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究竟比西方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如何赶上去，到底应该向西方学习些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可以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基本上找到了回答，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话现在说来很简单，在当时来讲，却是解决了一个历史大问题。因为我们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来认为是天下第一，一切都是中国最先进，能够意识到比不上人家，要赶上去，而且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比日本的变法维新提得更深，更明确，这谈何容易呢？当然是大事。我国近现代科学只有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时候，才有了发展的土壤，从五四时期起，经过半个世纪后，我们又在经历一次历史转折，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的反思又一次被严肃地提出来了，那还是1980年前后，提的问题也还是中西文化问题，但现在提出问题的角度与前一次不一样，现在要开放，要引进，还是要讲科学与民主，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事实上还成了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建设现代化，如果是建设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是单纯学美国、学西欧、学日本，那能就是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目标？不是。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考古工作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都要感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科就是在这两个转折时刻有了重大改变，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是这两个转折点所引起的历史反思这一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一个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发现的消息，就引起国内外的重视，相当不平凡的重视。为什么“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九个大字，牵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引起国外同行的特别重视，谈了多少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为什么现在提出来引起这样广泛的注意，80年代初的历史反思，提出振兴中华，就是它的社会历史背景。

那么，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是什么呢？这里不妨再概括几点：

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这一特点在北京人时代已经形成。北京人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用劣质石材制造出超越时代的高级工具，例如用脉石英石片修整成尖锐、锋利的小型石器等。这种勇于开拓、善于实践的精神在其后的几十万年中得到传承。良渚玉器上的微雕工艺，历史时期享誉世界的丝绸、漆器、瓷器工艺，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制造出万吨水压机，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中国农业的传统是自古以来的精耕细作，延续到今天，创造出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这种传统同中国人勤劳、朴实、自强不息的美德融为一体，孕育出无穷的创造力，成为中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喷涌不竭的源泉。

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百川汇成大江大河，逐步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为一个几乎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文化共同体——汉族。它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呈现出明显的认同趋势。大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形、意为主又适应各地方言的方块字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其后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产生了极强的凝聚力。汉族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历史上许多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先后与汉族融合，给汉族不断注入新血液、新活力，得到不断壮大，并团结50多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当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的时候，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力量，其根脉盖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

近来我曾反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数民族以外，从来没有高于王权的宗教，也就是没有国教。一些外国人不能理解，于是想出了一个中国人自己并不认可的宗教——“儒教”。然而，所谓的“儒教”，没有教主，没有教规，没有教仪，也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经典。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最高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天、地、君、亲、师。

我国古人对天、地，赋予了超自然的属性。这里的“天”，是一种抽象的权威象征，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大家很熟悉的明、清两代的天坛，就是皇帝同天对话的神圣之地，可是在祈年殿里并没有设置一般宗教庙宇里的那种偶像。这是由于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伟大。从祈年殿到圜丘之间的天街东侧，有所谓的“七星石”，实际上，那应是泰山的象征。对于“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至于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对于“亲”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来至现实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

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当今时代的新含义，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站的位置上。

再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人与自然关系是协调的，这是渔猎文化的优势。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为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以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在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上面提到的“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就包含人类智慧积累已有上百万年，万年太短，有名有姓的记载就更短，大多数还是未知数。孔夫子有一句很要紧的话：“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礼记·礼运》）“道”是规律，“宝”是资源，“情”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句话说的是人类不能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不能破坏地球，同时也讲到人与人之间也要协调一致。人非生而平等，平等是争取来的，还是林肯说得好——“民有、民治、民享”，儒家的思想就是天下一家。老子《道德经》五千字，无时间、地点、人物，是超时空的科学，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涵盖宇宙。如果儒学从周公时算起，道学是后起的，道学的哲学理论原比儒学更精练，更高一层，而且是入世的，道家的哲学理论更符合现实生活。所以面对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界以及国与国、人与人关系这一难题，西方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路。21世纪的中国学将要成为世界学。

回想40年代初，也就是我写《瓦鬲的研究》前后，当时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常讲哲学史上一句名言，说真正的科学应该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庄子·天下篇》）。中国考古学把现代生物分子学引进来，形成自身的方法论，从研究一种器物（瓦鬲）到解剖一种文化（仰韶文化），到形成区系类型学说，是从其小无内到其大无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完整概念，提出中国两半块与世界两半块接轨和世界文明一元论，是其大无外，说明中国考古学已步入真正的科学轨道。

在社会发展与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研究正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既要由中国学者来做，也应有世界学人来参加，中国考古学已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我们学科的成就已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与未来接轨打下了基础，取得了发言权。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上的立足点，我们已经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让我们一起迎接中国考古学新世纪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