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与三模式

六、三部曲与三模式

1994年初，我应“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邀请所写的《国家的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一文提纲中，提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1〕。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6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代，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4000年前到2000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以及满族建立的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是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也是试对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讨论进行一次总结。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如果从80年代初算起，不过10年，这反映了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建立的基础上，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在加快速度，同时，讨论的重点早已不再局限对于诸文明要素，如文字的出现、金属的发明、城市的形成等概念的理解和具体讨论，而是更注重理论上的建树。

关于古国时代，可以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提出谈起。

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三个概念，分开来看不是新课题。它们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5年，当时我提出应当把“古城古国”当作文物保护重点的原则〔2〕。提出这样的原则是因为我从多年实际工作看，古城址往往埋藏很浅，高平低垫，很容易就被破坏，一重要，二难保护。当时这一提法主要指历史时期的大遗址（古城址），现在看来，应该把史前时期的大遗址也作为重点，即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那么，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特定含义是什么呢？

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联系起来理解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中心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都已涌现出来，所以应该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大的中心聚落加以突出，作为考古发掘研究和保护的重点。可见，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提法是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

古文化古城古国最先是从辽西地区的工作提出来的。地处渤海湾西岸，包括京津地区在内的这片燕山南北地带，即考古学文化区系中的辽西古文化区，在《禹贡》九州的记载里，属九州之首的冀州范围。这一地区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身曾有两个支系，其一是产生“之”字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查海类型（图111），其二是产生“篦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兴隆洼类型。二者曾经先后两次发生聚变，产生两个新的支系：其一是以包含刻画麟（麒麟）和龙纹罐为突出特征的赵宝沟文化，主要分布于老哈河与大凌河之间的教来河和孟克河流域；其二是以包含鳞纹彩陶罐为其突出特征的红山文化的一支，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图112）。红山文化的另一支则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以连续简化玫瑰花图案为主要特征（图113）。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是“之”字纹筒形罐都包括了从无到有到消失的发展全过程，它们在技术工艺发展道路上走的是共同道路，与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以及辽东的新乐、后洼遗址的“之”字纹筒形罐有差别。这是不同区系间的差别，而前者诸类型之间也有差别，那是区系内不同类型间的差别，故可把辽西地区这四种文化类型统称为“红山诸文化”。在史前时代，这里的社会发展曾居于领先地位。邻近的河北与山西两省之间已找到了万年以前的陶器。距今七八千年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遗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图114、图115），所以文明起步超过万年。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遗址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的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图116、图117）。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制玉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石制工具的专业化、制陶技术明显改进、彩陶开始出现等，都说明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距今6000年的赵宝沟文化，以小山遗址那件刻有猪龙、凤鸟和以鹿为原型的麒麟图像的完整的黑陶尊为代表，充分说明社会分化已很明显。属于辽西古文化区范围的其他同时代的古文化中，如北京上宅、辽宁东沟后洼遗址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反映社会分化的一些“艺术神器”，而在中原，最早的“艺术神器”是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造型的蚌壳堆塑（图118），但它的年代约距今6000年，要比燕山南北地区晚一步。

图116、117：阜新查海遗址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器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燕山南北地区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所以较早，与这一地区的沙质土壤易于开发有很大关系，即是《禹贡》上所说的冀州“厥土曰白壤”，不论红山文化还是赵宝沟文化，都大量使用一种适应沙壤开垦的大型石犁（或叫石耜）（图119）。这种桂叶形大石器只能用来开垦疏松的沙壤，开垦中原地区的那种较坚硬的黄土不行，开垦南方的红壤更不行，在南方我们所见到的农垦工具是类似现代的十字镐那种工具。北方的沙壤易开垦，所以社会发展较快、较早。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这一带的地力也最先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早。大凌河有两条由北向南流的支流都叫牤牛河，意思是山洪下来其势如牤牛一样，就是这一地带水土流失的真实写照。所以到红山文化以后，农区衰退，文化中心也向南、向西转移。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与辽西古文化区相邻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又一中心区系的内蒙古中南部。这里河曲地带的准格尔旗凉城附近的岱海周围，从距今6000—4000年开始，雨量充沛，水源充足，人口多，聚落分布密（图120），这里发现的属仰韶文化北支的窑洞式房址群，成排分布，形状、规格整齐划一，用白灰抹的居住地面和墙壁，极为平整而坚实，有如现代的水泥地面，加工技术要求高，没有长期训练是做不出来的，造房子成了专门知识和技术，房屋建筑专业化了，从农业中分化出一批建筑师，这是北方区系由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的又一例证（图121—123）。并且引发了距今5000年以后原始的斝鬲由这里最早发生，成为影响距今四五千年间从中原直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又一次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的风源所在。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域广阔而又在发生剧烈社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图124—128）。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是有快有慢的，但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史前社会发展的步伐又是大体同步的。不迟于距今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所以，自1985年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以后，各大文化区系纷纷立足于当地，探索每个文化区系内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并取得丰硕成果，从而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如：

太湖流域在“马家浜-良渚-古吴越”文化序列建立的基础上，很快就提出了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1977年我在良渚遗址考察时，曾以“古杭州”的概念提示浙江的同行们重视这处遗址的特殊地位，通过这十多年在良渚和环太湖地区的工作，似已显示出，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

在“古文化古城古国”提出后不久召开的“晋文化考古”学术座谈会上，论证作为中原、北方和连接这两个地区纽带的山西古文化及“汾河湾旁磬和鼓”的陶寺“古城古国”与“夏商周与晋文化”的关系。

对四川成都十二桥大型建筑遗迹和广汉三星堆两个窖藏坑，也提出应从它可能是蜀中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课题进行研究。三星堆是方国，四川的古国阶段可以从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启发。这样巨大的工程，不会是李冰父子一次修建成功的，“深淘滩，低作堰”（图129、图130），这不是关中黄土地带的治水经验，而是四川人的经验，是土著文化。四川有自己的治水传统、治水时代，即古国时代。

考古工作起步较早的关中西端的宝鸡地区，那里的古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古文化，就会产生不同的古城古国，陈仓、阳平、虢（西虢）都是古国。先商、先周都是与夏并立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诸多古国并立。就是齐、鲁、燕、晋以及若干小国，在周初分封前都各有自己的早期古国，南方的楚、蜀亦然，广东、广西的东江、西江都有这种古城古国的大遗址，包括中南半岛，南越的前身都是当地古国。最近在天津蓟县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古遗址，出土陶器的器型、纹饰都有自身特点，有的还规格较高，并为当地商周时期方国的铜器所吸收，这是天津地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重要线索，其中有的可能就同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蓟”有关。

我们曾经解释周初封叔虞于唐的施政方针“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是周人对殷人文化传统有意的贬抑，对夏人文化传统则怀有认同的感情，而对于所谓戎人的旧俗，似采取容许、尊重的态度，这既迁就、承认了现实，又不失周人的身份和治国原则，指导思想还是推行周人的政制。现在不妨进一步说，周人对当时各地已存在的诸多古国及其标志是分辨得很具体准确的，周人分封，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对这些古国都予以承认的态度和政策，这是周人建国的理论基础，也是周人高明之处。

总的来说，考古发现的具“大遗址”规格的遗址，就是古城古国所在，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所以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我们在最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曾提到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200多个省级以下的专区一级（现大部分已改为省辖市），以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有历史来源的中等城市为中心，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历史渊源，就是指相当于这些专区一级范围的考古文化区系是产生古城古国的基础。秦汉设郡大致都是以现专区一级范围的古文化古国为基础的。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500—1000年，但都可追溯到4000年、5000年、6000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

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4000年。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时期一是群雄逐鹿，一是从洪水到治水。夏未亡而商已成大国，商未亡而周已成大国，是夏、商、周并立的局面，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用的是同盟军，是小国联合对付大国，是方国与方国间的战争。治水更需要打破小国界限组织起来，夏、商、周祖先都有治水的记录。《史记·五帝本纪》前半没有洪水一说，后半可一分为二，尧舜时代有洪水，有治水，没有治水成功的记载，只有不成功的记载。夏禹治水成功了，从有洪水、治水不成功，到治水成功是个大转折。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

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

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良渚文化发现的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琮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图131—138），应是宗教已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以瑶山遗址为例，这个遗址发现的祭坛和玉礼器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现象：

图131—135：良渚文化随葬玉礼器的大墓、人工堆筑坛台，以及大规模、规范化的遗址群相继发现，说明良渚文化已进入方国时代。至于瑶山，是高出河面约30米的小土山，它北依天目山，东南临东苕溪，其南面冲积平原上，分布着四十几处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山上则有祭坛和墓地。

第一，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

第二，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

第三，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类文化的普通墓葬；

第四，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琮，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有有琮无钺（T23M2）和钺、纺轮共存而无琮（T27M2）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掌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掌握军权。瑶山等地墓葬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琮、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玉琮是专用的祭天礼器，设计的样子是天人交流，随着从早到晚的演变，琮的制作越来越规范化，加层加高加大，反映对琮的使用趋向垄断，对天说话、与天交流已成最高礼仪，只有一人，天字第一号人物才能有此权力，这就如同明朝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是皇帝一人的事一样。这与传说中颛顼的“绝地天通”是一致的。这种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方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从区系角度分析，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大区系，内部又分为若干个小块块，是大区系下的小块块。所以认识到良渚文化已具方国规模，才更有实质意义。

北方区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方国阶段的又一典型代表，不仅本身方国的特点显明，而且它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又为燕秦所继承，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过程也看得更为具体。

继红山文化后期率先进入古国时代之后，到距今4000年前在辽西地区崛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是相当成熟的独霸一方的“方国”。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在内蒙古、辽宁、河北三省区的邻境地带，包括京津。它北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南以永定河为界，中心范围在燕山北侧。敖汉大甸子发现的800多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所出彩绘陶器已具有礼器性质，与青铜器同样重要，还有铜权杖首，仿铜器的陶爵、陶鬶、成组玉器，反映社会等级、礼制的完全形成、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和与中原夏文化的直接来往（图139—143）。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村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形成土石筑的“城堡”，这种城堡，在辽宁喀左一县内就已发现300多处，比现代居民点要密集。在赤峰北沿英金河密集分布，连成一串的小城堡带恰与以后的燕、秦长城平行或重合。这种城堡带形式上还不能叫“长城”，功能却类似，就像汉代烽燧遗址一样，串连起来就起到“长城”作用，却比秦汉长城早1000多年，可以称作“长城原型”（图144、图145）。这种小城堡群有两种布局，一种是大范围内的星罗棋布，一种是边缘地带的连成一串，不是为了保护一座城，而是大范围的防卫，是国家的集体防御，同时在交通要道必设关卡，这只有国家规模才有条件，城堡链锁以内是需要保卫的“我方”，城堡链以外则是要抵御的“敌方”。这个“我方”绝不是单个城邦式的早期国家，而是凌驾于若干早期国家之上称霸一方的“方国”，是曾盛极一时、能与夏王国为伍的大国。所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远于4000年前，燕山南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已超越了古国阶段，而进入了成熟的方国时代。而在凌源、喀左、建平三县交接区发现的基本呈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六个相当于商末周初时代的埋有青铜礼器的祭坑，说明这一带直到距今3000年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舞台。《左传》“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殷人的认识，殷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燕山南北的古燕文化，甚至更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西周初期召公之所以封至“燕”地，其立国基础绝不会是野蛮的原始社会，而是高度发达、自有来源的文明社会。召公带来了周王朝的文明因素，与当地“燕亳”的土著文明结合的燕国文明，一种更成熟的方国文明。

图139—143：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礼器与青铜器同样重要，反映社会等级、礼制的完全形成、青铜文化的高度发达以及与中原夏王朝的直接来往。

燕山南北地区从古国-方国，到汇入中华帝国是在2000多年前的燕秦时期。燕是北方大国，燕下都40华里范围是方国都城的最高规格。战国七雄都想建立大帝国，燕国的势力和影响不容小觑，“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反映了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不服输的性格。秦灭燕费了很大气力，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所建阿房宫，也是受到燕下都的启发，从按中轴线分布的大宫殿群到大建筑构件，都是仿燕下都的规格设计的，秦始皇陵特制专用的夔纹大瓦当，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云纹瓦当不同，而燕下都众多种类的兽面纹瓦当和饰夔纹的大型构件可能是它的来源（图146、图147），可见秦始皇的大帝国思想的形成与北方的燕不无关系。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多次东巡，所到之处往往立碑刻石，以炫耀他的至尊皇帝的地位和巩固统一大业。而在渤海湾西北岸，他不仅留下了刻石，还在这里建了东土唯一的帝国级建筑物——帝国的国门，这就是1983年在辽宁绥中县止锚湾附近发现的墙子里、黑山头（即姜女石遗址）和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金山嘴发现的两组三处宫殿建筑（图148—150）。金山嘴、止锚湾两地相距30公里，均处于伸向海中的两处小海岬的尖端，左右对峙连成一线，由此往东南直对旅顺的老铁山和山东荣成的成山头。秦始皇正是认清了这个三点一线的地理条件，才在金山嘴、止锚湾修建了堪与阿房宫规模、气魄比拟的宏伟宫殿群作为帝国的国门。帝国大门、东巡刻石和秦长城，都象征着渤海湾西岸这一方历经古国、方国的土地最终汇入了中华一统帝国的文明实体之中。

图148—150：从辽宁止锚湾到河北金山嘴东北——西南走向一线，恰同渤海海峡一线相对应，从这里远眺，直可把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环抱的海连成一片，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统一的、宅院门厅的格局，正符合秦始皇“择地作东门（国门）”的设想，是秦汉统一大帝国的象征。

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史前六大区系不同的文化特征、历史过程和不同的个性，具体道路又各不相同。

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展类型的“三模式”，就是对这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的一种概括。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燕山南北地区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这在上面已做了系统阐述。

与燕山南北地区相比，中原地区则有所不同。中原地区有关古文化如仰韶文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社会分工到社会分化的过程，因当时北方已先一步经历了从社会分工到社会分化、阶级出现的全过程，中原地区是在有了北方做样子，在北方影响下产生的阶级分化。而且，从陶寺到夏商周，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

中原地区国家是如何起源的？猜谜式的探索已经多年了。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还是从北方的突破引申出来的。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考古工作证明，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浒西庄、赵家来）。出洛阳城，往西下一个大坡到涧沟（涧河之沟），涧沟的龙山文化，沟下早，沟上晚，沟下是洪水前，沟上是洪水后，从沟下搬到沟上，是5000年以后的事。涧沟的材料少，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武功浒西庄在下边，赵家来在上边，时间与涧沟上下对应。山西襄汾陶寺相当于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距今4500年前后，与传说《史记·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从洪水到治水，从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时期大致吻合。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关于陶寺遗址，前面已经谈过一些。把它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种形式，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文明火花。如从国家形成的模式看，它是以外部因素影响为主形成的次生型“古国”的典型实例。陶寺遗址发现的斝、鬲、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朱绘黑皮陶器，包含了北方因素，根与北方有关（图151）。红山文化已出现彩陶龙纹，红山文化末段已出现朱绘黑皮陶器，陶寺圆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河套东北角（河曲）与河北西北部出土的尖圆底腹斝，陶寺还出土一种扁壶序列，它们的近亲只能到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去寻找，墓葬随葬品中类似“厨刀”（∠字形）的石制切割器，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与它们共出的“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还有成套的朱绘漆木器。所以晋南陶寺文化是又一次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聚变火花。我们似还可以做进一步理解：距今7000—5000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图152），又同河曲地区古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

五帝时代以距今5000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史书记载，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的“天下”。理想变为现实的是距今2000年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这也是在春秋战国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以至更早就已出现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看得最为明显。我们已经认识了前仰韶文化是一种组合，而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出现就是一种重组，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它们在距今5000—4000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黑灰陶盛行，袋足器、圈足器发达，朱绘、彩绘黑皮陶代替了彩陶，大型聚落遗址（古城）出现，墓葬类型分化，大墓中使用双层或多层棺椁以及由玉器、漆器、彩绘陶器、蛋壳陶器组成的礼器等，反映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自距今4000—2000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如果说夏、商两代还是以“诸夷猾夏”“诸夷率服”，夷、夏较量，互为消长为特点的话，那么西周至春秋时期则是以“以夏变夷”为其主流。当然在西周春秋之世，夷夏的分野依然存在，夷夏斗争依然继续，所以才有孔子所发出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感叹和“入夏则夏”“入夷则夷”的追述。楚、秦、燕、齐诸大国都有“以夏变夷”的问题，并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孟子的时代就与孔子时代有了明显的不同。孟子说“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秦汉帝国及其以后，“四夷”的概念有了新的变更和内涵。“四夷”已不是夏商时代的“四夷”，而是指帝国之内、《禹贡》九州之外的中华民族的各个支系。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夷的概念仍在不断地更新。这在中国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但是，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大多经历过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不过，这一过程有早有迟，不是齐步走，而是一批一批的。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夏商周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之后，周边民族也并不都是落后的。周秦都是在西北部（陇西）自己产生古国，然后在进入中原过程中发展为方国、帝国的。《史记·秦本纪》关于襄公、缪公、始皇帝事业的记载，就是由古国到方国再到帝国的三部曲，且与考古资料对应清楚。缪公罢西戎，已是大国之君，与齐桓、晋文不相上下。凤翔雍城近40华里范围，以及秦宫、秦陵，与燕国相当的大瓦当，都已是大国之都的规模，加上石鼓文等，已走在春秋列国的前头，令中原人不得不平等看待。特别是随着秦汉帝国的解体，周边民族纷纷建立国家，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国家，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动荡时代。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它们立体交叉、各自的开国史都经历过古国、方国、帝国这“三部曲”。它们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又一类型，可称为中国国家发展三模式中的“续生型”。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续生型国家虽晚走一步，却是骑马得天下，是在汉民族聚居区得天下，统治的是汉族人，继承的是汉文化，汉文化从此也长上翅膀，更有活力了。

举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的南北朝时代为例。我们在史前时期划分的面向海洋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两半块，在秦汉帝国解体后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时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农牧接壤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在历代农牧文化交流中形成若干交通要道和口岸，北方民族就是通过这些口岸沿太行山内外入主中原的。“五胡乱华”是一个贬义词，但它与欧洲人所谓的“蛮族入侵”不完全是一回事。“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北方民族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反映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辉煌的北朝文化遗址遗物，从东汉末年的和林格尔壁画墓，到云冈石窟、司马金龙墓、北齐娄睿墓等乃至平城等北朝的都城建筑，以及在瓷业、农业、科技方面都是北朝留下的堪称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是极富生气和极其活跃的，它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它还带来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各种信息，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都源于北朝。

就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续生型”国家及其对中华统一民族国家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说，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清帝国，更具有典型意义。起源于东北地一角的女真——满族，曾经是一个发展较落后的，长期处于“四夷”地位的中华民族成分。努尔哈赤追溯他们历史的时候就说，由他上溯六世即肇基王业之祖，在女真人社会内部分散的奴隶主政权间经历过无数次的兼并重组之后，才在距沈阳东北方向200公里左右的新宾设立了帝王之位，建立了后金国，成为一方的大国。努尔哈赤又进行了大量的兼并征战，到皇太极时代的1636年，改后金为大清，为入主中原做了充分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才各方面的准备，终于完成了清帝国的统一伟业，这是秦汉帝国以后新一轮的由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帝国，几次重复华夏族早期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翻版。

关于满族的开国史，我在1994年5月与日本富山电视台内藤真作社长的一次有关《环渤海-环日本海考古》的谈话和以后都多次谈到过。满族开国史有特殊意义，不可小看。起源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是渔猎民族，从黑龙江新开流文化到沈阳新乐文化都以渔猎为特色（图153、图154），两者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渔猎民族天生没有国界概念，却能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保持协调一致，这是渔猎民族优于农牧民族的地方。满族一开始就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善于总结历代经验，敢于说长城内外是一家。延续几千年的长城，经历两千年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竟奇迹般地被清朝开国百十年间康熙、乾隆两代经过上百年营建的承德避暑山庄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建筑群取而代之（图155）。自秦汉以来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也为长城史画了一个大句号。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的三类型，特别是最后一二千年间的史实，应对我们理解“古与今”的接轨，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