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间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区系类型观点形成后，六个区系间的关系问题逐步提上日程。

早在60年代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曾探讨过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东南沿海地区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东南邻境诸原始文化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前期不很密切，后期则东部地区的人们对中原地区的人们发生了较大影响，并由此表现出仰韶文化后期中心分布范围内东部与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图71）。突出的表现是这一时期中原所发现的鼎、豆、壶组合显然是受东边影响下产生的东西。它们不仅已占有相当比重，而且具有极其相似的型式变化序列，从而大大缩小了两者在文化面貌上的差异，使以源于华山之下的一方，与源于泰山之下和长江下游的为另一方的诸原始文化，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70年代以来在河南境内不断有属于大汶口文化或带有浓厚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存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图71　中原、东南沿海、江汉文化区联系主导活动方向图解

在区系类型观点形成过程中，随着各大区系内涵、范围的确定，区内外文化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探索区间关系自然被突出出来，“环渤海考古”的提出和对中原与北方关系的多次论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渤海即古人所谓“海”，犹如“河”即今之黄河。“环渤海”既指辽河、滦河、大小凌河、海河、黄河等所注入之海，又指中国辽东、胶东和朝鲜三半岛甚至包括日本列岛在内的广大海域及其腹地。它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地位，既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的（环太平洋）重心位置，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接东南沿海的龙头。渤海是中国海，有如欧洲人视地中海为自己的海一样。如果从这样的范围和概念来理解“环渤海考古”的提出，那么，不仅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的“胶东考古”和面向渤海的“青州考古”，以及从辽西走廊到京津、冀、鲁的沿渤海地区要包括在内，而且广义的北方考古、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考古、晋文化考古等都与之有关，从而使环渤海考古成为一个带动全局的课题。自1986年正式倡议这一课题以来，继在山东烟台、长岛、临淄之后，在辽宁大连、河北石家庄召开的第三、四次环渤海考古会上又取得的成果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大连会除继续探讨与胶东半岛的关系外，认识到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地区是一个文化交汇点，环渤海考古应置于东亚、东北亚以至环太平洋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用区系观点探讨有关诸文化区间的关系。石家庄会则进一步从环渤海考古提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的新课题。

关于中原与北方的关系，随着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以中原古文化为主体的发展道路、以辽西地区古文化为主体的北方古文化发展道路，和连接两者的中间环节的太行山东西两侧冀晋两省的工作，看到从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间它们各自的序列、相应明确的阶段及不同文化阶段面貌特征、各自社会文化发展道路。这就为深入探索辽西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两者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所处的特定地位、所起的特定作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对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蔚县西合营古文化用“三岔口”这一概念形象地概括它的特征性质，所指的是，源于陕西华山脚下的成熟阶段的庙底沟类型两种特征因素——双唇小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在这里延续到它的后期阶段中止了，其平面分布的东北向范围也到此为止；源于辽西（老哈河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因素：鳞纹图案彩陶和彩绘斝、鬲类陶器等，从东北向西南，经过冀西北部，延伸到太行山脚下的拒马河、滹沱河流域（石家庄一带）；源于河套一带的蛋形瓮、三足蛋形瓮等，自西向东分布延伸，也大致到此为止。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辽西地区的“北方古文化”不能认为是或仅仅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一个支系或地方变体，我们绝不可低估辽西地区、河套地区“北方古文化”在我“中华古文化”形成发展中所曾起过的作用。与此同时提出的“晋文化考古”课题，把晋文化视为既是中原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从而对晋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此外，广大东南沿海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部和中原地区之间，以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为纽带之一；华南地区与周围地区以印纹陶等文化因素的传布为线索，其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吸收与反馈十分频繁，文化面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文化交流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速。进入春秋时期以后，大致在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水系范围内，列国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从考古学文化角度观察，已达到空前的程度，民族文化的融合已突破原来六大区系的分野，这就为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最终统一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一过程，都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至此，我们对中华大地上古文化的认识，可以引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作比喻，如果说，中国考古学家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悟出了一条真理的话，那就是从以前看到的“皆牛也”，到经过全国同行的努力，已悟出了“无全牛”的道理。有了这一认识，庖丁们都有了用武之地，全国考古工作者在各自所在地区和岗位上，共同为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做出贡献，从而达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境界。经过这一重新认识了的“区系的中国”，既已建起了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结构体系，更是以阐明13亿人口、56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为最终目的的。当然，这也必然为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以解开中国古代文明是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的这一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