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图59）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图59）

关于华南地区考古，长期以来对从鄱阳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线的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认识，犹如蒙着一层纱布而处于若明若暗状态。1975—1976年，我在广东利用半年时间，详细考察了广东省博物馆曲江石峡等地的新发掘材料和石峡遗址考古工地，以及馆藏全省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面收集的重要库存材料，又阅读了1978年9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和江西省博物馆与印纹陶有关的诸遗址材料。由此我确信，过去那种把江南以及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笼统称为“印纹陶文化”，认为华南地区没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没有奴隶社会，只是在楚和吴越文化影响下，才出现仅有两千年文明史的传统观点应予修正。史实是，印纹陶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不妥，但作为一种重要文化特征因素，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秦汉时期存在于中国东南几省却是事实。可以将它作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打开探索中国这一重要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重要历史课题的大门。

所谓“印纹陶文化”，包括了不同的考古文化区系。以鄱阳湖-赣江-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一线，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共存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有肩石器及平底鼎、豆、盘。这一地带的四周都是中国人口密度较大地区，太湖流域经闽台（包括台湾省）到粤东潮汕地区是它的东南翼，从洞庭湖、湘江到西江流域（主要是湖南西半部和广西东半部）一带是它的西翼，江淮间一带（大致包括苏北、皖北、鲁西、河南中南部、鄂东部）是它的北邻。作为核心区的南北轴线也是今京九铁路所经地带，显而易见，这是一条自古以来形成的南北通道，华南与中原的关系，与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域的关系都可以在这条南北通道上寻找答案。有肩石器应该就是由这里向南向印度洋方向传布的，有段石器则向太平洋方向传播，平底的鼎、圈足的豆和盘则成为中国早期礼器的来源之一。顺便提到，闽北、闽南和台湾是各有特征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小区，是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又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一环。唐朝人“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论点，可以从这里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

在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印纹陶发达，共性多，但赣北和粤北又有所不同，渊源发展道路各异，应视为不同区系。

赣北地区印纹陶发展序列完整、突出为其他地区所不及。这一地区的万年仙人洞遗址，有上下两层堆积，典型器物的变化序列反映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两个阶段，它的特征主要是几何印纹陶的萌芽，以圆棍做工具的凹圆窝状纹（图60）。下层只出单一的夹砂陶，时代当在距今7000年。修水山背、清江筑卫城与吴城等地的遗存，在年代上不能与万年仙人洞遗址相衔接，但估计其间的差距是工作上的缺环，而不是实际上的空白，因为在这一地区的东、西、南三面都有距今7000—5000年的遗存。筑卫城的几何印纹陶相当发达，一直晚到商周时代，陶器上盛行的印纹包括三类：圆点、圆圈，方格、菱形、回纹、重菱纹、米字形纹，平行曲折线纹和雷纹等（图61）。这三类花纹都有其变化的规律。几何印纹在距今5000—3000年是最发达阶段，以后或过于简化，或立体化了。大约在距今4000年，这里也进入青铜时代。江西吴城商代城址的发现是重大突破，说明这里的文明既与中原商殷文明有密切联系，又有浓厚地方特色，是与商王朝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而又雄踞一方。90年代在新干大洋洲的重大发现是又一极好例证。

这一时期的几何印纹陶花纹以仿铜器花纹为主，如加强浮雕效果的勾连雷纹和变体雷纹（图62）。器型也有仿铜器造型的。约当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时代，江西北部从初见铁制工具，至铁器推广应用回到制作生活器皿、兵器的同时，几何形印纹陶则简化到以“米”字纹为主，方格纹变为细小方格以至类似布纹（图63）。这一现象，一则反映这一地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同中原不相上下，再则说明东南几省恰在这时期几乎全部流行“几何形印纹陶”。我们不妨说，远溯至从新石器晚期或原始公社氏族制刚刚开始解体过程的时候起，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南北之间不断发展的经济文化交流，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更前进了一步，已为以后秦汉时代实现的政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岭南地区有与赣北相应的发展序列。北江流域有类似万年仙人洞下层的堆积，如在始兴玲珑岩发现了在胶结层中包含单一夹砂陶和打制石器的遗存，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有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南海西樵山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打制、琢制石器大量存在。马坝、石峡发现的稍晚遗存，特征明显，有阶段性变化。工具中有肩有段的锛、、铲等自成系列，陶器组合上，盘形鼎、带盖豆、平底圈足或平底三足盘等都很有特色，并且自成系列（图64—70）。在石峡还能见到晚至商周时代的遗存，是以印纹硬陶为特征与釉陶或原始瓷及青铜器共生，可与江西清江吴城类型遗址直接联系起来。汕头地区则有比较集中、比较发达的相当于商周的古文化遗存。可知，石峡所在的韶关地区，像是位于南岭山脉中间可以透视南北的一个窗口，沟通南北的一个门户，还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与中南半岛甚至南太平洋地区关系问题找到一把钥匙，真是“石峡虽小，关系甚大”。不过，这时在广东省内的不同地区间又有较大差异，在石峡中、上文化层以及附近曲江境内几处同类遗址（龙归葡萄山、周田月岭、马坝省屋山等）均出有原始型石戈（无栏）和靴式青铜钺（只在石峡一处发现）；汕头地区饶平则出有与中原商代铜戈颇为相似的石（或玉）戈，还出过近似原始型的铜戈；在梅县、惠阳出的石戈形制相当特殊；至于西江流域几座墓葬中的青铜兵器，主要是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矛。值得注意的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早到战国以前的青铜器。这说明岭南的各个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差不多时期内，曾经历过相似的青铜时代的早晚几个阶段，同时在几个大的地区之间，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又是相当复杂的。它和中国其他古文化发达地区之间又是紧密相连、息息相通的。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夏商周”，只用砂陶、软陶、硬陶来划分阶段是过于简单化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距今2000多年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他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才能理解华南与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广大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关系。所以“岭南考古”是又一个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