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图53）

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图53）

与面向海洋的东南半壁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的是西南地区。这个地区是属于面向欧亚大陆的一块，文化面貌也更具地区特色。我们以环洞庭湖的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作为西南地区古文化的发展中心，是考虑到历史上的楚在南中国的主导作用及其与巴蜀以及西南其他各族的密切联系。这在考古文化中也有相应的反映。

谈到江汉平原的古文化，自然是以楚文化为主体。如果说，由于秦代曾经统一过全国，从而表现出了秦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的话，那么，楚文化在秦统一以前以及秦代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几乎影响了整个南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楚文化至少跟秦文化同样重要。楚文化就是“楚”的文化，这个“楚”有四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地域概念、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楚文化的内容和特征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我们不能简单说，楚地、楚国、楚族的文化就是楚文化，因为前边三者是因时而异的。楚就好像一棵大树，有大的树干、大的树冠，还有大的树根体系。用这个譬喻，是为了说明楚文化应有的两个范畴，其一是，犹如这棵大树的树干，指的是因时而异的楚文化自身；其二是，犹如包括树根、树冠和树干的这棵大树，指的是楚文化整个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背景以及同它有关系的诸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只有这样看，才有可能把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奥秘，把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真正揭示出来，进而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种道路。

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和渊源，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从上（早）而下（晚），一是从下（晚）而上（早）。从下而上，就是从流溯源。在江汉平原发掘出来的数以千计的大量楚墓属东周时期，它们的诸特征中比较突出的一种是陶鬲；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遗址虽不多，但这些商周遗址出土的陶鬲，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存在于东周楚墓中那种特征鲜明的陶鬲，有它自己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再往上追溯，或者同时从上而下地追寻陶鬲在江汉地区的发生过程，也可以看到若干线索。这种陶鬲可以称作“楚式鬲”（图54），它的基本结构特征是，器体的腹底连接一起，空足由核心与外壳两部分构成，核心部分略呈浅凹顶圆锥体，从器体腹底由里向外穿过底壁，外壳部分略呈空心圆锥体，从器体外面紧紧裹住核心部分的圆锥体，使这两部分从器体的内外两面牢牢地黏着在腹壁，形成足间裆部就是器体的腹底，空足很浅，有的甚至若有若无。简明一点说，就是一个圈底器，从里面打洞后又从里面向外安空心羊角式鬲足，然后将内外接缝打补丁。显然，“楚式鬲”不同于器的腹足结构为一整体、足间分裆清楚的“殷式鬲”，也不同于腹足连为一体、腹足底部是加上去的、足间裆部呈弧形的“周式鬲”。这三种在江汉平原虽有平行共生关系，但只有“楚式鬲”可以在本地的原始文化中找到来源。

江汉地区鬲类陶器的出现时间，估计在距今5000—4000年的后期，存在于“湖北龙山文化”或称“石家河类型”中，这主要指鄂西北地区的青龙泉遗址，从这处遗址的上层所含斝、鼎、釜等器类的形制变化中（参见图55），可以看出它同“楚式鬲”有渊源关系。由于江汉地区目前发现的商周遗址集中在鄂中地区，鄂西则发现甚少，推测“楚式鬲”发生背景到它的消失有一个几度反复的像海潮一样的进退过程，即在距今5000—4000年后期的“石家河类型”中鄂西青龙泉上层一分支基础上产生“楚式鬲”，从西向东，流行于鄂中地区；距今4000—3000年间，“楚式鬲”流行中心地带，从东向西，从鄂中地带转到鄂西地带；距今3000年以后的西周春秋时期，“楚式鬲”从鄂西中心流行区向外扩散。这样，我们沿着“楚式鬲”这条线索，追踪商周时期楚人或楚文化的活跃中心，似可认为是从鄂中转到西部，再从西部向外扩张。

图54、55：从江汉地区相当于商周的楚文化遗存中，提取出最重要的文化分子——“楚式鬲”，是与“殷式鬲”“周式鬲”平行发展，由自成一系的楚人或楚的先人所创造的，它可以从湖北龙山文化石家河类型的青龙泉上层所出的鼎、斝、甗中找到产生的基因：①青龙泉上层釜类器晚出特征是高卷领，器体最大腹径下移，圜底近平；②斝体同釜体，空足从近似白薯到圆锥体；③鼎足为横安在腹底的舌状，表面加捺圆点或刻画纵沟或加两道凸棱，这在楚式鬲约当早商标本中可看到，如高领、最大腹径近底部、似圆锥体的足、足根加纵深刻槽，有的圆锥足外平，如扁平舌状鼎足。

由“楚式鬲”的发生，再上溯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可以分为三片：以浙川下王岗、郧县青龙泉下层为代表的，以仰韶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以巫山大溪、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为代表的，以大溪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和以黄冈螺蛳山、武昌放鹰台和京山屈家岭为代表的，以屈家岭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文化区。这三片原始文化区都出一些明显地属于中原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的陶器，它们之间文化面貌的阶段性变化大致相似，可知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是大致平衡的。在晚于仰韶文化的阶段，整个江汉平原的原始文化普遍经历过两个相应的时期，就鄂西地区来说，青龙泉中层明显地受到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青龙泉上层则明显地受到“石家河类型”的影响，但从青龙泉遗址三层文化面貌的变化看，当地传统文化特征因素似占绝对优势。全新的因素，不问它可能来自北方或是东方，毕竟只占少数。

谈到“楚式鬲”与当地土著文化的关系，与“楚式鬲”分布范围大体一致的土家族的习俗给我们以启示。土家族分布的两湖之间、川鄂之间，河网密布，水成片，水陆难分，人群也是成片而不是沿河分布的。土家族自称是下里巴人，巴人是楚国的下层人，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却是巴人的语言，就是秦国的武装也主要是靠巴人。土家族现在使用的擂钵，就是二里头文化那种“澄滤器”，其实是普通的淘米器，与“楚式鬲”一样，都是当地土著文化的特色。

进入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经历过夏、商、周三代的所谓“汤武革命”，社会的与文化的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对江汉地区产生了不小的震动。黄陂盘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很像郑州二里岗遗址，汉阳、蕲春、武昌（放鹰台上层）等地的西周遗物，同中原相应时期遗址的文化面貌也很接近。但江汉地区依旧是楚文化的范围，商周文化仅仅是对它有一定影响而已。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几乎统一了差不多半个中国，除了军事征服手段以外，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条件究竟是怎样的呢？有一个线索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曾长期流行于中国东南广大地区的几何印纹陶，到商周时期发展到高峰，大约恰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发生了一次急剧变化，从原来多彩多样的图案，一下子简化为小米字格纹和小方格纹。这一变革不可能是军事征服或政治原因造成的，只能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去找原因。

以上是以楚文化为主体对江汉平原古文化的分析，如果结合近年工作，还可再做些补充。在湖北省境沿长江一线西头的宜昌-荆山一带古文化独具特征，中段的汉江以东或云梦泽一带、大洪山周围、京汉铁路两侧也自成系列，盘龙城古文化已提出重点线索；黄冈市以东的皖、赣、鄂三省邻境地区，正是自古以来南北要道，文化的多元性特别清楚，需要更多地从南北连接着手。就湖南省境来说，对划城岗遗址是否应属于大溪文化的讨论，结合洞庭湖周围的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下至石门皂市一类古文化遗存，特别是湘北一带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明显地说明，对湘北古文化序列应重新审查，寻找认识上的突破口。

关于四川盆地考古，是从1984年才有所认识的，此前，考古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只停留在几种形制特异的陶器、巴蜀式青铜兵器以及画像砖之类的文物上。博物馆的陈列尽管看起来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毕竟还不能反映巴蜀古文化的全貌和源流。1984年，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第一次全国田野考古工作汇报会，给我提供了一次良机，记得那次主要不是在博物馆展厅，而是在库房里看到了真正的“古蜀文化”，那是在成都市内西门方池街施工工地上捡来的陶片，同时还有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发掘的2000平方米出土的一大批陶器。由此我确信，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3000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在三星堆遗址最底层挖出来的陶片，年代在距今6000—5000年，尖底器在这里出现早，是巴蜀文化的根。时隔两年，在成都市区十二桥配合基建发掘中，又发现距今3000多年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群，其中有四根跨度12米的地梁和夯土“城址”（图56）。差不多同时，在广汉三星堆又有了惊人发现——埋有大量极具特点的珍贵文物的埋藏坑，其中包括一件2.62米高的铜立人像（图57）、1米多宽的突目人面铜器，使距今5000年的原始文化与距今3000多年的古蜀、古广汉文化更清晰地连接起来。1987年在成都、广汉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对四川的考古学者们讲，现在已经抓住了蜀中考古的生长点。近年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在三峡地区开展的三峡考古大会战，北大在四川忠县发掘的一个大遗址，几万平方米，面临嘉陵江，前面有开阔地，很不一般，性质属巴文化，这个遗址东边巫山县出土的商代铜尊，与广汉三星堆埋藏坑的铜尊有关，可能说明广汉与巴文化有更多联系（图58）。可见，四川古文化又可分若干块块。从区系角度讲，四川也不止一巴一蜀。四川是西南地区的重点，曾是周、秦、楚的同盟者活动地区，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