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图43）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图43）

与北方区系、中原区系并列为三大区系的东南沿海地区，因为面向海洋，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就新石器时代来说，这一地区诸原始文化中普遍流行穿孔石斧、石钺、有段石锛、圈足陶器、三足陶器，这一地区诸原始文化的社会发展，普遍地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和大体上的一致性。它们在这一期间，对中国其他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这一地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诸文化，尽管它们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存在明显的共性，这只能说在当时它们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能说它们属于某一个人们共同体。它们之中各个地区、各个块块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必然还是在它们各自的一定范围内，按照它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而向前发展的。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作用应该重视，但总是次要的，排在第一位的应该还是它们各自如何发展。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是东南沿海地区与山东并列的另一重心。这一地区是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提出前后，学术讨论最活跃也是争论最多的一个区系。1977年，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是有关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第一次专题性会议，接着就有1981年以东南沿海古文化为专题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和1984年“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从把山东、江苏、浙江古文化都包括在内的“大青莲岗文化”，到分为江北、江南两区，江南又分出宁镇、太湖两区，再到太湖流域又可分出若干小区的认识过程，说明区系类型学说在这个地区深入是比较快的，效果也比较显著。目前，以太湖流域和宁镇地区这两个区系比较明显。围绕洪泽湖、淮河下游包括苏鲁豫皖邻境地区以及浙南地区考古文化区系的建立，也已提上日程。

太湖地区东临海，北到长江，西到茅山山脉，南达天目山山麓，这三四万平方公里，是一个考古文化实体。太湖地区积累材料较多，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比较清楚。对这一地区古文化遗存的认识过程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很相似，山东是先认识龙山文化，后认识较早的大汶口文化和更早的北辛文化的，这里也是先认识时代较晚的良渚文化，后认识时代较早的马家浜文化。30年代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他已认识到太湖流域古文化有特色，称得起是开拓型人物。当时卫聚贤等倡导的吴越史地研究会，时间不长，活动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没有下文了，但这也说明它的发起者已清楚认识到吴越史地作为专门课题的重要性。良渚遗址发现之初被归入龙山文化，认为比龙山文化晚，这和当时学科还在初创阶段有关。现在我们依据田野考古工作突破性成果，已可将太湖流域从距今7000年到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排出发展序列了。吴县草鞋山、张陵山等地提供的地层关系以及后来在桐乡罗家角的发掘，说明这里的文化发展序列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青铜文化（古吴越）。这是在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从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再到西周以前的古吴越文化，它们上下年代可以连贯起来，自成体系。马家浜文化中的陶器自有其组合，如宽平沿腰带的釜，有类似腰带的鼎，豆、壶以及大穿孔石斧（钺）等（图44）。中期阶段可以青浦崧泽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代表，再后是良渚文化（图45）。以溧水神仙洞为代表的洞穴堆积，则为探索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存提供了线索。

围绕太湖附近，古文化遗址分布相当密集，它们在各个不同阶段中分布情况是否有规律，也需要考虑。我们注意到包括马家浜-良渚文化的多层堆积集中分布在太湖东北侧，在太湖东南侧则良渚文化比较发达，位于太湖西南侧的浙江嘉兴地区则发现商周青铜器地点较多，有的出在良渚文化-几何印纹陶遗址附近。这类遗址多是几何印纹硬陶与釉陶或原始瓷的特征更为明显。我们或又可以把环太湖流域分为三个小区系：苏松地区（苏南）、杭嘉湖地区（浙江北部）和宁绍平原（浙江东北部）。苏松地区以常州为界与宁镇地区相邻；浙江北半部、杭州湾南北两侧的两大平原——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两者既各具特征互相区别，又关系密切。

以上太湖流域三个小区系之间关系比较紧密，而同宁镇地区的关系比较松散。例证之一是宁镇地区出土的炊器典型器类是鼎，而太湖流域三个小区系出土的炊器典型器类是釜。苏松地区的炊器典型器类陶釜，又可分为两种（图46），它们各有自己的发展序列（以吴县草鞋山为代表）。这三个小区系陶釜的成型方法又可分为四种，除其中一种可以名之为“原始型”外，其余三种应分属于三块，各自成完整的序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给它们分别命名为“河姆渡型”（浙东北）、“马家浜-罗家角型”（浙北）和“圩墩-草鞋山型”（苏南）（图47）。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宁绍平原。这一区系的早期遗存以余姚河姆渡下层为代表，时间与马家浜文化相当，它的文化特征明显（图48、图49），除了“河姆渡型”有子母口、支垫的圆底釜以外，还有水器为带流的盉，它们都各有其变化系列。生产工具也很有特色，如骨耜（图50）和小型的石凿、石锛等。马家浜文化中多见的大石斧钺，这里仅在后期出现，这种文化可能自有渊源。种种迹象表明，在稍后阶段，这里与太湖地区古文化更为密切，这一地区也有良渚文化和几何印纹陶的遗存，而且越到后来，两者的关系也越密切。

可见，环太湖流域在建立文化发展序列和划分小区系的基础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一）寻找早于马家浜文化，并与之有关的早期新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存；（二）马家浜文化中圩墩、罗家角、马家浜、草鞋山都是一条板凳上的兄弟，有共同因素、共同渊源，走过一条相似道路，它们都有腰沿釜，但从它的“原型”发展为形制特征各不相同的几个支系，需要再做工作，课题可以叫“马家浜诸文化”（仿“红山诸文化”）；（三）马家浜文化是如何过渡到良渚文化的，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庙底沟二期、王湾二期，都是过渡阶段性质，有很大复杂性，把它看作已解决的问题，或当作简单问题，都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四）“后良渚文化”，即古吴越文化，主要是指西周以前的早期青铜文化，可以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出有印纹硬陶、釉陶、青铜器，与较早的草鞋山上层可以衔接，这类遗存有些可能就在今天的城市及附近，有些可能不是，如“奄城”遗址。现在大家讨论“太伯仲雍奔吴”，太伯是奔无锡还是奔镇江，可暂不谈，反正在此以前，这个地区曾有过自己的青铜文化，产生过自己的国家——吴越。当然，周人对这里政治文化影响绝不能低估，但古文献中所谓的“文身断发”倒似乎说明周人也曾经历过一个“地方化”的融合过程，为秦人的统一事业开辟了道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把浙江南半部另分出类似北半部的情况，即浙江西南部的“金衢”和南部的瓯江区分为两个文化系统。

以南京为中心的宁镇地区，连接皖南与皖北的江淮之间以及赣东北部一角。这一地区古文化特点表现在：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物很有特色（图51），陶器中有罐形鼎、带把鼎、盉、盂、盘、豆等，它们也自成组合，生产工具中的有肩石铲、有肩石斧、新月形石刀等，与其他地方的同类器有明显的差异，虽然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遗存，但当不排除其自成系统的可能，在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上海崧泽那样的阶段。近年在安徽潜山薛家岗发现了相当于北阴阳营这一阶段的遗存，特征也多相似，表明该文化类型的分布，西北部已达到今安徽省境。北阴阳营上层有几何形印纹软陶、硬陶和釉陶等，突出的还有类似堰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时期的陶鬲和锥、刀等小件青铜器，表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是相衔接的，同时也表明，这里也是南北通道，较早地与中原地区古文化有了更密切的联系，是西北与东南古文化的交叉地带，对于中国西北和东南两大地区文化的交流，曾经起过独特作用，从而也有别于太湖流域古文化。

关于苏、鲁、豫、皖四省邻境地区的古文化，由于与古代历史上的所谓“徐夷”“淮夷”有关，已经引起相关各省重视。“徐夷”“淮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的北部连在一起，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古人说“江淮河汉，谓之四渎”。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近来对青莲岗遗址的再发掘，对淮河流域安徽蒙城尉迟寺等遗址的发掘成果，都已表明这一点。

这里，我要讲一段70年代初在河南息县下放劳动期间搞“业余考古”的经历。197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全体干部下放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东岳公社唐陂“五七”干校。这里属淮河流域，古遗址分布密度很大。在唐陂建校盖房期间，我们考古所的邻居民族所住地发现大量陶片，民族所有的同志在北大听过考古课，对考古感兴趣，于是找到了我和夏鼐同志，开始了我们在干校期间的“业余”考古。根据我的记忆，发现陶片的这处遗址的文化层包括相当于洛阳殷周之际特征的；早于前者同郑州二里岗等商文化遗址文化内涵近似的；更早于前者的文化堆积挖到距现在地表深1.5米，还不到生土，其文化特征同偃师二里头遗址下部堆积相似，出大量“哈密瓜”式的夹砂陶罐，缺乏空足（袋足）类陶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处遗址现已暴露出来的最下层内，已经看到有如二里头遗址早期的篮纹“哈密瓜”形腹砂陶罐（图52），推测它的真正最底层可能还有早于二里头下层的阶段。这就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看来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问题，最有希望的途径应该沿着淮河主要支流，例如汝河（包括南北两支）走向去找。此后，在我们又发现的几处遗址中，有岳城“姜黄庄”附近汝河故道旁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处遗址的灰土层中，我们采集到不少陶片，大都是陶胎极薄的细泥杯、碗类器，另有少量夹砂陶片，胎也很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器体较小。这些特征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一是山东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诸遗址；二是湖北中部地区，特别是黄冈螺蛳山的所谓屈家岭文化遗址。淮河流域古文化的渊源、特征及其发展道路诸问题，就我个人来讲，原是异常模糊不清的，正是由于70年代初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才使我感受到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当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