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图28）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图28）

如果说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区系的建立，主要是依据近10年的工作，那么山东地区的工作基础便要好得多。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老一辈考古学者根据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其他同类遗址的发掘材料，结合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掘的“仰韶、龙山与小屯”的三层文化遗存叠压关系，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作类似三代人那样的垂直关系，而是把它们区别开，分立“户头”，这就意味着把以位于山东的“城子崖”、位于河南的“仰韶村”和“小屯”为代表的三种文化遗存并列起来，这和同时代中国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夷夏东西”或“三集团”诸学说的思想脉络是大体相似的。我还记得，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北平看望梁思永先生时，他曾同我谈起，他读了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说徐先生提出了“三集团”一说，他也有他的“三集团”想法。很遗憾，他当时没有同我再深入地谈出它的具体内容如何。1965年我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用图解形式试图说明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流域地区几个不同方面史前文化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相互接触所起的作用的论点，这同前辈诸先生的启发不能说没有关系。同样道理，50年代以来，山东省的史前考古工作的一大部分内容也是主要围绕早在30年代已经提出的“龙山文化”这个课题展开的。

不过山东地区古文化也不仅是一个整体，山东半岛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各地块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有差别的。把山东龙山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把城子崖当作它的典型遗址，或把北辛-大汶口-龙山看成一条单线，都只能增加混乱。为此，从1977年起，就提出烟台地区或莱州湾、胶东应另成区系〔3〕；1981年，提出胶州湾附近的鲁东北古文化也有别于鲁西南〔4〕；1988年，正式提出“青州考古”与“胶东考古”的课题〔5〕。

关于山东地区古文化的渊源，鲁西南临沂地区沂源县发现一处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化石地点，临沂县和郯城等地发现几处属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地点，济宁地区兖州西桑园和滕县北辛等地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可以早到距今7000年前）农业村落遗址等，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而其文化特征同其他相邻省、区所发现的相应阶段遗存有着明显差异。

围绕泰山的鲁西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是中国一个重要古文化区。这里的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是自成系统的。北辛是类似磁山、裴李岗文化那样单独存在的代表，王因遗址的下层则类似北首岭下层那样提供了两者间衔接关系的线索，而在大汶河北岸遗址则找到了王因-大汶口两者相衔接关系的线索，这样就可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推至距今7000余年。我们可以从器物的形态上看到，北辛的典型器类如堆纹带腰釜跟王因等大汶口文化中的釜形鼎的发展序列相互衔接。这种鼎一直延续到大汶口文化的后期，是大汶口文化中代表性器物之一。北辛发现的三足杯，不仅与王因遗址的三足杯可以衔接（图29），而且大汶口文化中的三足杯和它后期出现的高脚杯，都与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黑蛋壳陶杯可以连接起来（图30—34）。至于鬶的变化，是从实足变为空足和袋足。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三种器型曾共存过一段，后来，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鬶的器形才变为空足和袋足两种（图35）。由于在几种器类上都能看到这样一些变化，因而使这两种文化之间本来模糊的关系逐渐清楚了。除了陶器以外，生产工具中以出土大量石铲而引人注目。这里出土的石铲从早到晚，由厚变薄，越做越精。不过，综合这一地区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到两者的活动中心并不完全一致。大汶口文化的分布以泰山为中心，龙山文化最初发现的蛋壳陶虽然是在历城的城子崖，但它的老家却在鲁东的临沂、昌潍地区。只有在那里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衔接点。

昌潍地区，即以山东胶州湾附近地区为中心，包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鲁东北大部分地区，或者说以现在的潍坊地区东半部近海条形地带为中心，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临沂大范庄、日照两城镇、东海峪、诸城呈子、前寨、潍坊姚官庄、胶县三里河等典型遗址为代表，同鲁西南相比，从大汶口-龙山文化两者间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传统格外清楚，两者间各自的文化特征以及演变过程的阶段性同样清楚（图36）。这是我们最初把这一地区同鲁西南区别开来的主要依据。1988年在临淄看到邹平、广饶、临淄、张店和青州新出土的考古标本，东西跨越不到100公里，年代跨越距今7000—2000年，上下近五千年。其中相当于北辛文化典型器类是饰乳丁或压印、刻画人字纹、锯齿纹。类似的压印或刻画纹最近的是长岛北庄的直筒缸（图37），较远的则是辽宁后洼、岫岩北沟和沈阳新乐遗址下层等，自身特征鲜明；相当大汶口文化的邹平西南庄遗址特征器类之一鼎的双耳包括：乳丁状瘤形、双耳呈齿状、错位、鋬手形状不对称，一耳向上倾斜，一耳向下倾斜，有彩绘。另出一片彩陶，绘双鸟在水上比翼齐飞；与大汶口文化关系仅属相互影响而非嫡亲近亲，应独立开户；相当龙山期的临淄桐林一个单位，出土一组大型精致陶器，包括一件大型陶甗，带盖，体型为釜状，另接装三大袋足，痕迹清晰；相当龙山到岳石期的青州郝家庄、邹平丁公、临淄东古特征器为圜底盆，盂形器体下接三袋足的鬲；临淄东古出一组墓相当商周，鬲类包括殷式、周式和本地“青州式”共存（图38—40）；又一组墓相当西周到春秋战国，鬲除“青州式”外，还有燕式。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东西不足100公里之内的齐国都城附近，上下跨越几千年间，竟能既与周围保持多方位的文化接触联系，又长期保留自成一系的文化特色。齐国政治中心也就是古青州地。然则青州与齐就是一家人？齐与燕文化有多种牵连，自不待言，同时商周文化影响淡薄，东北方夷文化也有一定程度反映。周初分封姜齐，史称“因其俗，简其礼”，看来指的就是保留青州古文化习俗。春秋战国时期，齐号称大国，文化发达，政治开明，既富且强。仅从这批材料来看，齐人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自成一系，同时，从一开始就从海上与辽东相连，从陆上和殷、周、燕交通，兼收并蓄，很不寻常。所以从区系考古角度看，青州考古应作为专门课题。

以莱州湾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胶东地区，考古工作起步虽较晚，但典型遗址已可按年代大致排出顺序：约当距今7000—6000年的烟台白石村遗址下层与鲁西南的北辛遗址遥遥相对，此后为相当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福山邱家庄和长岛北庄（山东省内现今唯一全部揭露出来的原始文化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栖霞杨家圈、照格庄，它们的主要序列陶器种类有鼎、乳钉状（或蘑菇状）把手筒形釜等（参见图37），明显区别于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却在当地铜器时代仍保持了这种乳钉把手的传统痕迹——在同类器上加有泥饼。这一地区从距今7000年起，到距今3000—2000年止，上下近五千年，从原始社会到商周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前后相承，比较连贯，文化传统的自身特征鲜明。不管每个阶段和周围地区对照比较，有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那说明它们并非孤立，而是同周围人群交流中相互影响，是同步发展的，绝不是落后的角落，更不是“北辛-大汶口-龙山”序列的边缘地带。山东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地点，以胶东一带为最多，烟台地区17个市县中，有13个出商周青铜器，就很说明对这一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低估。如与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的旅顺郭家村和长海广鹿岛等地的出土物相比较，却可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在长岛缺乏农耕工具，而大量使用鲍鱼壳做工具，甚至打制或磨制的石刀，形制也与鲍鱼壳相近似，这种工具既利于切割，也便于刮削，辽东半岛的那几处遗址虽似缺乏用鲍鱼壳制作的工具，但是却大量出土类似前者的石刀，这种情况应当与当时的生活方式相同有关，从而说明两地在民族文化传统上的渊源及其密切关系。考虑到这两个半岛作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以及东北亚之间的重要通道，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特殊作用，把胶东考古作为又一个专门课题，就并非次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