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图13）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图13）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区系类型理论运用于实践的重要试点。从1982年至1986年的短短五年时间，连续在北方几省召开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研讨会〔2〕，其中在1983年朝阳会和1984年呼和浩特会上，都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个专门课题，明确了广义的北方三大块：西北、北方和东北。狭义的北方则东以辽河为界，辽东、辽西各成区系，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与河曲地带也各为区系，西部以陇山为界，陇西属北方区系，陇东属中原区系。又以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

古文化的辽西区不同于现在行政区划的辽西，它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东部边缘不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古“代王城”蔚县一带，已接近该区域的西部边缘。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即辽宁朝阳、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京津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共四块。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在60年代工作基础上提出的以燕山北侧的昭乌达盟和朝阳为中心的两种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图14）、两种青铜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图15）曾交错存在。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的交错地带在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一带，以后又发现了同时共存的赵宝沟文化。距今七八千年，属先红山文化的阜新查海遗址和敖汉兴隆洼遗址，相距不过200公里，也各有特点，说明这一地区不同文化群体的交错渊源甚古；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也在赤峰附近交错，其中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群的两种布局及其所具有的防御功能和关卡的设置（一种是大范围内的星罗棋布，一种是边缘地带的连成一串），更典型地反映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人们的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又相互冲突。在部分地区，这两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先一后的。赤峰附近小河沿、大南沟两个属于“后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还提供了红山文化后期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衔接的线索（图16—19），富河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否衔接尚无线索，但从这两种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时代来说也不无可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好像是海浪式的一进一退，轮流占据这个地区的中心部分，红山文化向南发展，富河文化代替，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发展到燕山以南。这种既有连续性，又复杂多样，既反映在一定范围内的摆动，在摆动中又有稳定性的规律，在商周时期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青铜时代晚期（西周-春秋），长城内外曾存在过三种青铜文化交错的现象，这就是靠近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与它接近的晚期青铜文化，靠近京津地区的接近周人的燕文化，介于两者之间的朝阳地区大小凌河流域的魏营子文化又似乎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到春秋之际或战国早期，存在于长城地带广大地区的燕文化，特征明显，但又有从前段的中间地带直接承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线索，独具特征的“燕式鬲”，结构（袋式器体）恰恰同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鬲一脉相承（图20）；燕下都出土的大量所谓“饕餮纹”瓦当，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就是从殷周文化承袭而来，而可能与“燕式鬲”一样，源于燕山南北的古老传统（图21、图22）。据《史记·燕世家》，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北方大国——燕，自称是周召公之后，但中间却有若干世系连不起来，这种情况曾使人百思不解，可是如果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似可认为燕文化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几经周折和融合了当地几种不同文化而形成的。

与辽西古文化区相邻的内蒙古中南部作为又一段农牧交错地带，文化发展自然有与辽西区相似的一面，又有自身特点。这里西部的河套和东部的河曲，包括岱海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后都分布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北支，说明它们有着共同渊源。距今5000年前后则一分为二，河套地区以阿善二期为代表，它的彩陶纹饰如鱼鳞纹、三角纹、菱形格子纹等同以前没有继承关系，退化到末期阶段的小口尖底瓶则说明它是前期阶段的延续。到距今4000年前后以阿善三期为代表，缺乏袋足类陶器，却有一定比例的彩绘陶。而河曲地区以准格尔旗的几个地点为代表，在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末期小口尖底瓶与尖底腹斝共生，已是鬲的原型。距今4000年前后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下层已出现早期铜器（铜指环），上层与商代铜戈共出有具北方特点青铜器。河曲地区向东，则与晋北、冀北相连，在蔚县三关遗址不仅发现末期小口尖底瓶与尖底腹斝共存，还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彩陶与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共存（图23、图24），说明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我们曾把从河曲、岱海到晋北、冀北称为又一个“金三角”（仿下面提到的辽西建平、凌源、喀左三县邻界地带发现的红山文化为“金三角”），因为这里不仅是中原仰韶文化与北方红山文化结合的花朵，又是中原距今5000年前后一次巨变的风源，还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摇篮，所以，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辽西古文化区。

图23、图24：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发现了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一南一北相接触的证据

这里再讨论一下鬲的起源问题。对于这种被誉为中华古文化标准化石的鬲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安特生曾提出过鬲的起源是由三个尖底器结合而成的假说，我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也曾就袋足鬲起源的时间、地域做过推论，但长期以来却找不到可以说明问题的典型标本。1984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参观一批近年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两个地点发现的两件晚期小口尖底瓶（一件完整器、一件残片）和两件尖底腹斝残片（图25、图26），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件小口尖底瓶底部内壁结构的细部变化与尖底腹斝的细部变化几乎一样，这使我们似乎可以肯定两者间曾共存交错。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第一，该地区晚期小口尖底瓶既属常见器物，且发展序列完整，这同中原地区（特别是在晋南一带）没有什么不同；第二，该地区较突出的一个特征因素是蛋形瓮，它数量多，变化快，序列完整，在“北方”范围内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图27）；第三，我们在蔚县西合营见到几件尖圆底腹斝，实际上，从器体部分观察，它属于蛋形袋足瓮。据此，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猜想：两者间曾经经历过从尖底瓶与蛋形瓮共存，过渡到尖底瓶、三袋足尖腹底斝与三袋足蛋形瓮共存，再过渡到三袋足蛋形瓮与三袋足圆腹底斝共存几个阶段。源于关中，作为仰韶文化主要特征器物之一的尖底瓶，与源于河套地区土著文化的蛋形瓮结合，诱发了三袋足器的诞生。我们曾经长期注意，寄希望于中原地区是否也有这种现象？1985年11月间在山西侯马市区北部一处遗址试掘，发现一件可以复原的篮纹侈平沿、尖圆底器，很像北方河曲地区出的尖底斝的腹部。我曾想，如果中原地区的人们把另三件同类尖底器安在它的腹部，合成一器，不就是斝了吗？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找到这类残片的踪影。看来，三袋足器的诞生，源于何时、何地、何条件促成，这个长时间使考古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的谜底可能就在北方的河曲地带这一角。三袋足器的发源地不在中原而在北方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源于中原的仰韶文化更加明确无误地同青铜时代的鬲类器挂起了钩，而这一关键性转折发生在北方区系，是两种渊源似乎并不相同的文化的结合或接触条件下产生的奇迹。

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从而找到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