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满天星斗

五、满天星斗

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白胡子，叫人难以置信。所以，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西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可是考证结果却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陶范（模子），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而且商周文化还有个独有特点，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别个所没有的。可见，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和更早的考古证据。

应该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现，追溯中国文化源头的同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已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从殷商晚期往上追溯，已取得可喜成绩，但夏文化是什么样子，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依靠再找到甲骨文一类说话，以为找到夏和先商遗存就是文明源头的思想还在作怪，就是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去寻找，或是像以龙山文化遗存中的版筑城堡，或是以像仰韶文化遗存中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大汶口文化遗存中陶器刻画“文字”等迹象为依据，试图论证中国文明起源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甚至距今6000年，实践证明，这些努力似乎都不能真正缩短起步点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于是，传诵两千多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庄严形象，仍然只能用虚幻的传说代替，或者干脆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把商以前一千多年填充起来，凑够五千年整数，或者进一步引申为“夷夏东西说”，把考古新材料与古史传说都派上用场，“五千年文明”落到真假参半。科学要求实事求是，亿万人心中不能不提出疑问：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证据在哪里？

其实，在区系类型学说从酝酿到形成过程中，都已涉及各区系考古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60年代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通过对仰韶文化后期和同时期东南地区古文化在陶器、工具制作技术提高带来的社会分工，埋葬方式上对氏族作为基本单位的制度遭到的破坏，以及彩陶图案由写实逼真到图案化、简化和分解、消失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变革等方面，分析出仰韶文化后期原始氏族公社制已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革命性飞跃。70年代印象比较深的是对广东曲江石峡墓地的分析。该墓地那些朱砂铺地，分别随葬石钺、玉琮、陶质礼器和大小系列配套工具的墓葬，显然是属于军事首领、祭司和工匠的墓，说明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已经形成，“士”“庶”之分已经确立，氏族制度已遭破坏，已进入文明发展的历程。

1985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以“城市考古”为主题，我在会议的讲话中提醒与会者注意中国近年在人口密集地区不断发现的，大约相当距今5000—4000年前后的重要遗迹遗物：山西襄汾陶寺（图72）；河南登封王城岗（夯土城墙虽小，但墙外还有不小范围的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带刻文陶器（图73），地点所在正是在最高发展阶段蛋壳陶、成组玉器集中范围内；山东寿光、益都间“边线王”城堡遗址也属同类遗存集中范围内；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普遍存在的如上海福泉山、武进（常州市）寺墩等以玉琮（图74）、玉璧为主的成组玉器墓，据发掘工作者介绍，墓坑都在人工堆成的土丘上（我们似乎不妨称之为“土筑金字塔”）；辽宁朝阳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出无头孕妇塑像、玉龙璜、小玉鸮鸟、玉龟等及成组石砌方形、圆形祭坛）（图75—78）；建平、凌源间同一时期的女神庙和山头上积石冢（图79—81），结合以上三者中间地带曾发现过六处商周间的窖藏青铜礼器坑，总范围直径约30公里；内蒙古乌兰察布凉城老虎山石砌古城（只有斝而无鬲阶段）（图82、图83）等等。这些遗迹遗物的时代不限于夏商，分布地域不限于中原，而是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它们都含有我们从商周古城——都市遗址中已知诸多相似因素所提供的线索，正为我们展示着广阔前景。它预示，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当时会上已传出辽西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的消息。时隔一年，新华社就以“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为题，突出报道了辽西地区这一重大考古新发现。

图79—81、84—87：红山文化坛庙冢——5000年前古国象征，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后期相遇迸发的文明火花。

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以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和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图84—87）。

辽西考古这项新发现之所以特别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亿万华人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它们明确无误地属于一向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大致和中原仰韶文化相对应的一种分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遗存，而在仰韶文化大量遗址中还从未发现过类似的遗迹。第二，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以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例如，已揭露的几处所谓“积石冢”，确切地说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主要用作埋葬一些特殊人物，可能同时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场所，它们普遍保留下来的与东山嘴那处祭坛颇相近似的遗迹遗物便是明证。第三，红山文化“坛庙冢”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龙有猪龙也有熊龙，具有很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这在它之前千余年前赵宝沟-小山类型文化中已有长期发展历史，并已出现达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画麟（麒麟）与龙在云端遨游的图案（图88）。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5000—3000年的龙形变化过程。就是燕下都出土的大量“饕餮纹”瓦当，也应来自燕山南北的古老传统。第四，在同一范围内发现的六处商周之际的大型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成一线，达几十公里，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至少在两三千年间曾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女神庙近旁发现的冶铜线索同样说明这一地段的特殊性。第五，女神庙塑像称为“神”可以，但她们是按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所以我曾说过，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由此可见，远自距今8000年以来的查海、兴隆洼-赵宝沟类型到距今约2000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在燕山南北地区，由于一个“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发现，使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意义重大，不可不认真对待，要花大力气，搞个水落石出。如果把这项工作比作一头牛，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仅有如牵住牛鼻子，最多不过是看到牛的头部，整个牛身还在后边。全牛的形体大致包括从辽西走廊的医巫闾山以西至七老图山以东，中间是努鲁儿虎山，“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的小三角位置正在它的南端，向北放射呈扇面形。地理范围：东侧是大凌河流域的阜新、朝阳两市，西侧是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这一地区已有红山文化大遗址线索。如果说“小金三角”的“坛庙冢”的发现可称作文明曙光，谜底的揭露已为期不远了。

就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的考古新发现的报道后不久，几乎各大考古文化区系都提出了文明起源的新线索和研究新成果。甘肃秦安大地湾“类似坞壁”中心“殿堂式”大房子遗迹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已是布局比较讲究的“前堂后室”结构，房内出土的都是非日常生活用的特异型陶器（图89—91），是与红山文化“坛庙冢”时间相近、规格相似的聚落遗迹。甘肃兰州永登一处几十万平方米的大遗址和大墓群出成系列的“长彩陶鼓”（图92）；内蒙古包头塬上遗址出石砌“祭坛”，二者年代大约均属距今四五千年间，与之年代相近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磬和鼓”的大墓（图93、图94），它们同样都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线索。

图89—91：大地湾遗址约1平方公里，临河靠山，两侧以沟为天堑，是距今5000年有天然屏障的“坞壁”，中心大房子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前堂后室，有左右侧室，已具早期宫殿性质，是与红山文化坛庙冢时间相近、规格相似的聚落中心。

华县泉护村遗址南部太平庄高地单独存在的一座成年女性墓，随葬黑光陶大鹗鼎表示墓主的特殊身份，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可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遥相呼应的现象。

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提出，还推动了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再认识。1984年在太湖流域会上提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上海发掘了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大量精致陶器和玉器，这些器物都不是寻常生活用具，但尤为重要的是它的如同丘陵的高台墓地，联系到远比它更早的辽西地区新发现的属红山文化后期营建在山顶上成排的所谓“积石冢”，自秦汉以来用“山陵”一词称呼帝王冢墓，渊源甚古。1987年我在给山东省文物局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提出，距今五六千年间是社会发展出现“个性化”突出的历史阶段，又是各区系间交流最重要时期，苏北与大汶口看到的一些彩陶正与河南、晋南看到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因素互相对应，在山东省境内几个区系间同样有些类似现象，这已是金属文明萌发阶段。而且，山东地区的文明曙光，绝不会只有一颗星，象牙筒、“日火山”刻文，鬶、盉、觚、杯的出现，都应看作文明的标志，而不仅仅是文化、生活日用品等一般性器物，蛋壳黑陶，也不只是文化特征物，也应看作文明的象征。仰韶文化可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遥相呼应的虽然只有华县泉护村遗址一座墓中随葬的黑光陶大鸮尊（或鼎）（图95），但已认识到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它与一些彩陶都应具“神器”性质，为神职人员所专用，社会已产生了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就是岭南地区，前述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峡文化，以属于军事首领、祭司和工匠的墓葬出现为标志，氏族制度在瓦解。不过这三类人出现有一过程，不是齐步走，是有先有后的，具有锛、斧、等成套木工工具的墓出现较早，说明百工、工匠是最先分化出来的。“阶级起源于分工”，文明起源应从社会分工说起（图96—101）。

图96—101：曲江石峡文化后期，以专用兵器（钺）、特殊用途器物（琮）和外来形制陶器（贯耳壶）殉葬，说明社会分化已更进一步。

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尤其是，已可从几处典型地点归纳出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

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举中原古文化为例，仰韶文化的前期阶段，在距今6000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在此以前的距今六七千年间，以姜寨遗址前期为代表，两种小口尖底瓶由发展到成熟，共生同步发展，村落布局完整，三块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不到成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只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结构的典型标本（图102）。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有突变，典型遗址是元君庙，小口尖底瓶相当于姜寨结尾阶段，即由成熟的瓶口退化到浅盘口沿，这一阶段姜寨遗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转移到中心广场，墓地下层尚保持单人葬传统，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齐，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界限，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辈分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则，已是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这个一分为二，就是出现了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新生事物，标志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瓶。这种瓶就是甲骨文中“酉”字下加一横，也就是“奠”字，表示一种祭奠仪式，所以它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具有礼器性质。彩陶也一样，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在关中，其典型材料在华县，即玫瑰花图案由完整到松散，瓶由成熟到双唇不起双唇作用，这一演变序列代表了仰韶文化后期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这个类型尚缺乏完整的遗址和墓地材料，但泉护村遗址南部太平庄那座出大型鸮鼎的成年女性墓，孤立于其他墓之外，单独埋在遗址聚落南部高地，表现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其年代相当于庙底沟类型的末尾。同样，半坡遗址墓地的尾，有一座小孩墓，埋葬有特殊待遇，小孩本无氏族成员地位，所以这不是他自己地位特殊，而是他母亲的社会地位特殊，这是对氏族社会的进一步冲击。前一个是庙底沟类型的，后一个是半坡类型的，两种现象恰恰在同时发生，它的背景在1965年写《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时，曾提到两种类型是经济类型的不同，现在不妨说，这种区别就意味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裂变产生新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虽可并立，但半坡类型对周围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庙底沟类型。所谓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基本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是仰韶文化后期裂变而产生的文明火花。裂变的又一例是辽西古文化中“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期之间发生的裂变与发展，前者以阜新查海遗址下层为代表，后者以赵宝沟、小山等遗址和阜新查海上层为代表。赵宝沟与小山遗址出土的迄今所知最早的猪头“龙”与鹿头“麟”刻画神兽图案，是有更多附加值的宗教信念的祭器，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图103）。

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图104、图105），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种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活动中心范围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区，更远离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关中盆地，而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交错地带。这里自然条件的优势，大概正如古文献关于九州第一州冀州记载的所谓“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土质肥沃，而是多种经济互相补充造成的繁荣昌盛，才得以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

第三种形式是融合，例证有二。一就是河曲地区发现早于5000年的小口尖底瓶与晚于5000年的袋足器在这里衔接，出现了最初形式的斝和瓮，即最早的袋足器也是北方与中原两个不同文化传统融合的产物。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如前所说，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单唇、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正是袋足器刚刚出现的形象（）。“酉”和“丙”都不是一般的用字，而是“干支”组成部分，“干支”是除了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化以外更高一级的专业化的产物，所以，这不仅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5000年前，而且尖底瓶（或称“酉瓶”）和鬲（斝）也都不只是生活用品，而可能同祭祀的神器有关。所以是文化融合产生的文明火花。再一个例子是晋南陶寺，时间在距今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绘龙纹、三袋足器与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俎刀，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图106—110）。

图106—109：陶寺大墓殉葬成套庙堂礼乐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红山文化更高一级的国家形态。圆腹底斝、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与红山文化有关，扁陶壶序列的近亲只能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寻找，俎刀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

以上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与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结合有关。所涉及的范围是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曲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1985年在山西侯马“晋文化”讨论会上我的讲话中有一首七言诗，可以作为以上文化现象的总概括：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磐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诗和讲话的落脚点虽是晋文化的渊源，核心部分却正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关于这个直根系，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阐述。我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提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中的华族的发生及其最初的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主要特征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花本来是自然界常见的，现在把自然的花赋予了特殊社会概念。“华”是尊称，选择玫瑰花作象征，以区别于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这是以社会发展较快为背景的。我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从中原区系的酉瓶和河曲地区的三袋足斝的又一次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所留下的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到陶寺遗址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中华民族传统光芒所披之广、延续之长，都可追溯到文明初现的5000年前后。正是由于这个直根系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90年代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完整的论证也是以这一地带为主要依据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