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世纪中国那些大思想家的行列中，梁漱溟的思想远远算不上多么高深难解，正如他多次自我评价的那样，他不过是好用心思，做事认真罢了。因此我们看到，他的思想见解不是去探讨那些高深莫测的宇宙本体等问题，而是始终如一地落脚到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两个大的方面。

就中国问题而言，由于梁漱溟生长在中国传统社会严重破裂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过渡时代，欧风美雨的强烈刺激，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中国现状的不尽人意，都迫使他无法拒绝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他竭诚地欢迎民主与科学，甚至亲自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两度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然而，由于梁漱溟好用心思，他并不像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在欢迎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时毫无保留，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几乎自始至终持一种谨慎的有限度的欢迎态度。一方面，他不认为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政治体制尽善尽美，中国虽然应该在目前的阶段“全盘承受”西方的文化遗产，但必须加以改造和转换，使之更接近或更合乎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梁漱溟不认为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一无是处，尤其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反复责难的儒家文化，在梁漱溟看来，更有其现代意义和实用价值。他认为，儒家文化的精华久已湮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所责难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并没有找准目标，而是无的放矢，因为他们所说的那些儒家文化不仅不代表儒家的真精神，而且事实上那些东西只是后世陋儒的误读和误解，恰恰也正是真正的儒学所坚决反对和摈弃的。因此，梁漱溟所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案，既不是要中国“全盘西化”，也不是守住中国的现状不变，如传统评论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顽固的封建保守主义者，而是期望立足于中国本位的人类文化互补，是立足于中国固有传统上的推陈出新。

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梁漱溟在人生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一方面，他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生态度自有其合理的内容与价值，对于中国固有的人生见解具有相当的借鉴和补充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梁漱溟通过对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实况的观察与思考，也敏锐地意识到西方近代以来以极端功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人生观带有很大的弊病和局限性，从大方向上说，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生态度决不可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未来走向。因此，梁漱溟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在肯定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必须走上西方近代的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同时力主摈弃西方近代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人生态度，而认同于中国固有的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

对于中国固有的人生观念，梁漱溟几乎作了一番全新的解释。他特别看重的依然是那些早期儒家的思想，诸如《周易》中的“调和”论，孔子对“生”的无限赞美，以及早期儒学“不计较利害”和“无表示”的观念等，都是梁漱溟毕生最为推崇的内容。他强调，早期儒学的人生观念别无他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人们顺着自然的道理活泼流畅地去生活，不加任何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生意春气。真正的儒家要完全听凭直觉，所以唯一的要求就在直觉敏锐，唯一害怕的就是直觉迟钝麻痹。于是人们只要一任直觉，遇事随感而应，自然地走下去便是最妥贴最适当的路，便能得到真正的儒家所期望的“仁”的生活。

不管人们对“仁”的内涵有多少歧异性的理解，但在梁漱溟看来，孔子和早期儒学所说的仁，只是随遇而安，一任直觉，并不是俗人理念中的禁欲主义的圣人生活。只要能安，即便是声、色、名、利，也算是做到仁。反之，即便真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那也只是一种矫揉做作，根本无法得到仁的生活。因为真正的儒家只是赞美生活，并不反对生活，因此所有饮食男女本能情欲，只要是出于自然的流行，只要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便都是非常之好，所怕的就是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至直觉退位，成不了仁。这样，所谓仁，不过就是本能、情感、直觉，是一个很难诉诸语言文字形容的心理状态，只是这个状态必须具有“极有活气而稳静平衡”的基本条件而已。

思想是行动之母，更何况梁漱溟不是一个书斋中的思想家，而是一个真诚的实践者。只要是他通过自己的思考而认识到了的，他都会竭尽全力的创造条件加以实行。我们只须看看他一生的简单履历，就能明了这一判断准确无误。梁漱溟生于1893年，他真正开始思想据他自己所说大约是在14岁的时候，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那时候，由于中国问题之驱使，使他先是信奉君主立宪制，继而转为革命派，投身辛亥革命，成为年少的老资格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梁漱溟对共和的理想与现实深感困惑，忽然感触到资产阶级共和体制下的财产私有不仅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反而可能会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然而为时甚短。因为他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进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的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的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佛教的出世思想。17岁曾拒绝母亲为之议婚，20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研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一心只想做个救人救己的和尚。

然而到了1917年，梁漱溟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后，因感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强大压力，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迫使他一方面放弃了出家之念，于1920年冬结婚成家，过起尘世间的生活，在人生的指导思想上也由佛家的观念转到儒家的观念上。另一方面，他虽然对新思潮莫逆于心，但他又觉得当时人所讲的新思潮，尤其是他们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有许多不对，于是他又开始为孔子说法，指出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亦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到了20年代末，梁漱溟逐渐意识到中国民族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农村状况能否获得根本改善，因此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义无反顾地离开都市，来到乡村，埋首于他所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断，梁漱溟遂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抗战胜利后，又长期地从事国内和平运动。1949年之后，他一度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但因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而不欢而散，郁郁寡欢地度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1976年之后，梁漱溟开始打破早些年的沉默，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学术活力，不过他却几乎一成不变地坚信他所寻求的人生信念。后以95岁的高龄于1988年6月撒手人寰，遽归道山。

梁漱溟的生命历程表明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他的人生智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也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梁漱溟随想录》便是从梁氏数百万字的大量著述中摘取的珠玑，我们据此既可看到梁漱溟的为人与为学，更可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活力和智慧启迪，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名人启示录。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