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国的奴役
王国潜伏着巨大的奴役力量，人类历史中最强烈的诱惑莫过于王国。多年来，人一直行进在它的旗帜下，迷不知返。
历史中，王国诱惑的形式极多，且时时乔装更迭。例如，古代众多的东方帝国、古罗马帝国、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拜占庭帝国、莫斯科沙皇政体、彼得一世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试想想，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时期不存有王国的诱惑？
由此可以发现，人的本性中确实禀有王国欲，而这正是王国问题最令人惊骇和最令人担忧的所在。人不停地寻求自己的王国，然后终其一生建造这个王国，并施行自己的统治，到头来人也被铸成了它的奴隶。对此，人不仅无所觉察，反而欣欣然，自觉荣耀之至。
其实呢，真是一个甜蜜蜜的奴隶！
在这条去路上，人完全枉费自己期冀共相性的一片热情，人始终误把世界统一和人类有限的统一等同于自己的王国统一。
能够拒斥王国诱惑的，只有在荒漠上行走的耶稣。魔鬼从高山上走下来，指点耶稣说：“世上所有的王国都属于他们的光荣。”说完，魔鬼让耶稣臣服于他。
此时，大概耶稣那含蕴着精神的目光扫过了那些王国。正基于这种原因，世上所有的王国，即使是变了形的王国，至今都把自己掩藏在基督教的旗帜下。唯有耶稣拒斥王国的诱惑，摈弃世上所有的王国。后来他的门徒没有跟随他，反而去做了王国的奴隶，甚至还把世界的王国与耶稣的王国相提并置。即便如此，仁慈的耶稣并不抛弃他们，他仍时时召唤他们，启迪他们，让他们首先找寻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真理。无奈，这些门徒始终聆听不到耶稣的声音，他们找寻的只是他们所期待的东西。
找寻上帝王国即意味着摧毁世界王国，他们惧怕这种摧毁，他们置身在惧怕中。这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位宗教大法官所说，是他们修改了耶稣的事业。陀氏在这里对宗教大法官的精彩描述，揭示出王国诱惑的生存的辩证法。这项辩证法是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一块基石。
至于陀氏本人，即便他如此睿智，也没有完全进入自由，而仍受了东正教神权统治的诱惑。
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据此，才能调停凯撒王国与上帝王国的纷争，才能签署两国的协议。耶稣正是为着实现这一目的，劳苦奔波，终其一生。然而耶稣却被尘寰的权杖钉死在十字架上。无疑，要凯撒王国承认上帝王国的自主，这多少有点异想天开。凯撒王国需要的只是上帝王国为它竭诚服务，只企望把上帝王国变成它的工具。唯有当基督教俯首称臣甘为奴婢时，凯撒王国才会签发允诺上帝王国存活的证书，而为着奖赏驯服，凯撒王国还少不了会给出一些各色各样的特权。国家，按其天性就要集权，就不可能给任何人和任何事物以主权。国家还善于掩耳盗铃地宣称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自己能代表一切。集权国家极巴望成为一所教会，以组织和统治人的灵魂、人的良心和人的思想，以摧毁精神自由，以胁迫上帝王国隐退。集权国家蛰伏着人类最大的灾难，这并非某个时代的偶发现象。由此正好揭示出国家和王国的真实本性。
有必要区分国家、王国、帝国。
国家具有某种约束性，它是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认可自己的疆界、构成要素和功能。但国家受人的强力意志的支撑，它像一头怪兽，一经强力意志的发酵，便倾刻扩张成帝国。当国家演变成帝国时，国家的那点约束性也就随之消失，会更具规模，更显示吞吐一切的万能性。这是国家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国家命定的演变过程似乎也只能如此。例如，英国是一个小国，但它一演变成大不列颠帝国，就拥有普天下的王国。另外，像神圣的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罗马帝国，哪一个不显示这样的万能性？因此，那些时常自诩使命和爵位神圣的皇帝和元首，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扩张分子。倘若国家企盼演变为帝国，那么帝国则企盼演变为大帝国。帝国和王国的扩张性，与其说为了拓展空间，为了做普天之下的王者，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人在天性上对扩张的信仰。那些神权统治的国家同帝国没有两样，全都是集权的。还有柏拉图的共和国也在此列。柏拉图的共和国彰显“绝对的”高于一切，否弃人的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它同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国家和当代集权的国家一样，均从一个模子里铸出。
与此相关联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原则和世界意义。圣经中说，“世界的君主”永远行使权力，他是国家和帝国的首领。的确，“世界的君主”不具有任何中立性，即他不置身于上帝王国与魔鬼世界的中间地带。
他穷兵黩武，极富侵略性，他摧毁精神的自由和上帝的王国。
“世界的君主”在人的客体化、外化和异化的极限上。对于上帝王国与凯撒王国的对立冲突，若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即是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性、精神与客体化的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这正是人受奴役之所在。
个人道德，特别是圣经所揭示的基督教的道德，迥然异于国家道德、王国道德以及“世界的君主”的实践道德。同样，对个体人格是道德的，对国家则完全不道德。国家一律把手段判为最高最好的目的。
倘若要问这目的的质是什么，国家会永远无可奉告，并永远不准非议。其实，路人皆知这项最高最好的目的纯属子虚乌有。这里的悲剧是人类的生活充当了国家的手段。在为着实现国家的最高最好的目的时，人忘却了自身的目的。
国家的一切目的都不可判定，不可释明，国家作为断裂的产物，它实在过于抽象玄虚。
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不能判定和释明，蛮横、自我中心、贪婪、仇恨、凶残、暴力、虚伪、阴险，它们为什么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善良、高尚，而对于个体人格却是为难、卑劣。
这是世界历史的最大谎言。
“一切都是可允许的”
——被奉为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标尺。有谁在什么时候从形而上的或者从宗教的立场上审视过国家道德和集体道德？没有！当基督教的思想家们想做这件事时，却已被虚伪和愚蠢吞噬。我们听到的只是奴隶道德的声音。我实在弄不清，人渴求走进上帝王国，去接受上帝的祝福，为什么却又步入有组织的谎言、侦讯、暗杀、战争、土地掠夺以及不断增长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民族仇恨、社会不平等、金钱等？这难道不是十足的南辕北辙？如果忏悔和谦卑不失为个人的好德行，那么完全可以说，集体的、国家的、民族的、教会的忏悔和谦卑，远比个人的这一德行更有益处。集体应由具有忏悔和谦卑美德的人组成，否则，集体也就坍塌下来。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宗教——教会的傲慢比人的傲慢更令人恐惧。集体的自我确定完全不可救药。
这里的症结是：人不仅没有沉思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真理，反而驯服于尘寰的力量。基督教意识不允许人俯就强权和虚荣，不允许人傲视并统治他人。但这一切恶习却正好烙印在国家和民族的身上。他们有恃无恐，所干的一切既得到许诺，又得到举荐和嘉奖。当然，如果国家和民族具有或者朝向个体人格，这又当别论。事实上，当国家和民族不彰显人的道德时，人于其中便受奴役，人的个体人格便横遭摧残。
那种以泛神论的意趣诠释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理论，通常都把国家、社会和民族放在人之上，这实在令人厌恶。政治总离不开谎言，因此道德的基点不仅要立于基督教，也要立于个体人格。这是政治实践导向道德的需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政治对人的戕害。
政治总是人受奴役的传达。
善良、高尚甚至智慧均与政治无缘。被誉为国家的和政治的伟大活动家实在无任何睿智可言，他们老朽、保守、唯唯诺诺、套话连篇，重复公众的意见，迎合中档次人的口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连拿破仑也绝不是什么奇才，只是由于法国大革命，他才有可能攫取到关于世界民主政治和欧洲代表议会的思想。至于拿破仑本人，则居心叵测，他受魔鬼般的强力意志的教唆，做着帝国的迷梦。那种以为拿破仑说了点什么深刻思想的想法，其实大谬不然。列夫·托尔斯泰最知道大历史人物的价值，也最知道伟大历史的渺小。大历史人物的多数以及拥有国家级智慧的大部分人，他们无非仅代表犯罪、伪善、凶狠、残忍。没有这些便造不出政治家，有了这些便产生出国家级的“睿智”。凡此种种，一俟最后审判，定会全部暴露无遗，这类人定会列入末流。当然，他们中间也不乏从事社会改革、力图把人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的人，但这是例外。
道德和宗教的问题放在每个人的良心面前。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提问：为着国家的安全和强大，就允许处死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么？圣经中有一句话曾涉及到这个问题，即“一个人为着全体人而死，总比全体人都去死要好得多”。显然，这句话为国家的实践道德留下了口实。国家至今都爱重复这句话，并把这句话奉为国家信条中的信条；而存活在国家中的人，也毫不迟疑地附和此说。于是，人类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如昨，每每处决无辜，便传出基督受刑的声音。于是，国家凭藉着魔鬼般的天性，肆无忌惮地使基督受刑的声音永远回响不绝。
在德莱福斯事件中，这表现得再充分不过的了。此事件竟有这样的潜台词：如果能增进法兰西国家和法兰西军队的利益，就可以处死一个无辜的人。本来，这测试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良心，而法国人却把这视为荣誉问题，以为不处死德莱福斯，就不能使法兰西荣耀。显然，这向我们表明了价值等级的取向，也就是视国家的生存和世界的生存为最高价值。我以为，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最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死也比国家和帝国的灭亡更重要，更具悲剧性。
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上帝是否关注世间的伟大帝国的存亡，但我们却丝毫不怀疑上帝时时都在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每个人的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描写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矛盾冲突时，展示了个人的人性道德与国家的非人性道德之间的争战。具体说，究竟应维护安提戈涅埋葬自己兄弟的权利，还是扼杀她的这种权利？对此，国家道德当然是践踏这种权利，而个人的道德则总比国家道德更近情理。个人的道德通常都作为人性的生存的道德，以抗拒非人性的客体化的道德。
尼采被当代人塑造成了法西斯主义道德和民族——社会主义道德的奠基者，即塑造成了“克瑞翁”的道德的代言人。
这多少违背了尼采的初衷。要知道，尼采曾说过，国家是一头冷血怪兽，只有在国家消亡的地方人才能存活。
对这个世界，唯有进行激进的革命的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才可能见到它真正发生一点深刻的变化。
国家把自己的强权凌驾于人的生活之上，并倾向于无限制地行使强权。
这就是国家的真实性。
国家不是个体人格，不是生存，不是有机体，不是本质。国家没有自己的生存，生存和生存的核心见之于人。
人似乎无法抗拒政权的催眠术。其实，国家最终也是人自身状态的外化和客体化的投射。国家政权的巨大诱惑之所以不可战胜，是由于人的特定状态和人的生存的某种特性。
准确地说，这是人的堕落状态。是人自身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创造本能投放在国家的建设中，人不仅企望受国家羽翼的庇护，还担心不能为它竭忠尽诚。人的主要的恶和人受奴役的孽根也正在这里。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在公众生活里具有一定的功能。尽管每个时代国家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国家都主要具有两重意象：可以解救人，也可以奴役人。
国家的奴役作用归咎于人错误地审视国家，归咎于人自身内在的被奴役状态，姑息政权的催眠术，也归咎于人永无休止地做着王国的迷梦。另外国家施行的催眠术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不外乎催眠术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政权总携带着非理性的基因，依恃于非理性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国家在实现自己的强力意志时需要神话。缺少非理性的象征，国家则不能实现强力意志。即使那些被公认为是民主的温和型的国家，也一样需要像卢梭所鼓吹普遍意志（volontégénérale）的无罪性神话。这里，最大的险情不是认可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功能，而是有关国家主权的。
观念。例如，神权统治下的国家主权观念、专制政体的主权观念、贵族政体的主权观念、民主政体的主权观念等。主权的观念无论装进哪种形式，它都奴役人。拥有主权是奴隶做的梦，是奴隶的角逐物，是最大的谎言。主权的观念经由客体化世界产生，是奴役人的幻象。任何主权都不复存在，任何人也不应享有主权。
主权即催眠术。
人受主权观念的诱惑，以为主权神圣，殊不知在客体化世界中根本没有神圣可言，在那里横陈着的只是虚拟的偶像和殿堂。精神显现在人与人的交会、人的创造和个体人格的拓展中，不显现在国家和历史中。思想的解救应该由此起步，即承认客体化世界除具有某些必要的功能外，并无任何真实性。主权不属于君主，同样也不属于人民。
君主专制的图腾崇拜的观念是政权和统治的基石。君主就是图腾。对此，早在古埃及便已有尝试。以后人们一味地替政权找寻宗教庇护，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也未能有所改变。
如：拥有主权的人民、拥有主权的阶级、拥有主权的种族，均是变了形的新的图腾形式。元首独裁者就是图腾。弗拉泽尔曾说，术士或巫师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充当君主。但在当代，领袖和元首却把自己重新装扮成术士和巫师，重新扬起五彩旗，要人们相信他们能点石成金。他们认定天降大任于我，我是神的子嗣；认定自己是民族的神祇、国家的神祇和社会集团的神祇的投射。于是，我们处处都可见到在兜售有关人民的、集体的、政党的、主权的种种神话。这是人受奴役的一桩永在的现象。政权的传统信条在当代即使淫威不减，君主们也不再一味地依恃它。时光毕竟在流转，君主们需要政权的新象征。
他们寄希望于人的内在的无政府主义，醉心于人抛弃统一的信仰，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这种状态远比政权的传统信条更有效。在这种状态下，新政权、新统治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各种象征，均可乘虚而入，而他们则更能拓展其强力意志，更能使其统治固若金汤。这就是暴发户的特征。
许多思想家都想否弃主权观念，但却十分乏力。如边扎缅、贡斯当、罗伊、科拉尔、基WSHRlCmHRgJIHnJMCB佐，他们在否弃主权属于君主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时，却又把主权系在理性的脖子上。这样一来，当然就会羁绊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循环，亦会因此缺乏底气，疲软不堪。这关联于他们拜倒在资产阶级的特权之下。至于无政府主义者们有始无终地否弃主权，究其原因，则由于他们多数都是集体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是关于个体人格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一种极端的思想。
评判无政府主义应立足于它所具有的正、负两方面的价值。具体说，在抨击国家的主权性和绝对化方面，无政府主义毫不留情地拒斥国家的专模的中心化，并揭发国家的伪善。
这时，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真理，同时还含有宗教真理。但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又常常拘泥于唯物论，致使它演变成伪理。
人要获取自由，当然要反抗国家和社会的专制权力，但问题是：自由的基点究竟放在哪里呢？无政府主义政权的大多数理论并不针砭国家和社会扼杀人的个体人格的自由，而针砭国家和社会扼杀人民的那种自发的自由。实际上，人民在那里被供奉在无所限制的统治者的席位上，如巴枯宁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无国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比有国界的统治更为集权，有国界毕竟多少还受自己权力范围的限制。因此，无政府主义既可能相信人的善良天性，从而成为一首优雅温和的田园诗，同时也可能是一枚拉开了引线的疯狂的炸弹。
在众多的无政府主义中，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我们仅认可马克斯。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仅认可列夫·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方面。
无政府主义涉及形而上的和宗教的秩序。当无政府主义承认加于人的政权与罪恶相关联，承认人的完满状态是无政权（即无政府）状态时，它便蕴含着宗教的真理。上帝王国即是无政权和自由。表述政权的任何范畴都不适用于上帝王国。无政府主义神学的真理，即是关于上帝王国是无政权的王国。
国家、政权与罪恶相关，它们不能把人提升到完美的状态中去。人脱出奴役意味着臻至无政权。人是自我管理的生存。人应该自己管理自己，不应该被他人管理。人的自我管理即指人的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步调一致。这种最高真理在民主政体中犹有回光，使其民主政体不乏永在的魅力，只是经验事实的阴影总遮蔽和扭曲它。加于人的政权是恶，甚至是一切恶之渊薮。
在这方面，唯有列夫·托尔斯泰最能明察，他的“勿以暴力抗恶”说把无政府主义思想推到了宗教的深层面。但人们对此所下的注脚却实在糟糕透顶。列夫·托尔斯泰常抨击那些心中泯灭了上帝的基督徒，说他们疏离上帝，精彩地在政权与暴力的血污中干着私活。与此同时，列夫·托尔斯泰始终确信上帝和神性。他确信人只有终止暴力和终止追逐政权，历史的奇迹才肯惠顾，上帝才能走进人的生活，神性才能展示自己的权利。
冲突和暴力阻断人与上帝的交会。
只要冲突和暴力不绝，上帝的福音便始终无法传出。
无疑，这一思想较之唯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深刻得多。唯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常诉诸暴力，追逐政权，并喜好极端的强制手段。
当然，列夫·托尔斯泰也不无偏颇，对于倒毙在暴力与政权之下的无辜者，他没有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护卫。
与此相关的是，在人们的强力意志和恶存在的条件下，国家不可能最后消亡。
这里，无政府主义的负面价值和它的虚幻的理想性，与人格主义相抵牾。
护卫人的自由和权利应是国家的公正所在，但国家的一切却被绝对化，这是国家最大的恶。国家政权不拥有任何主权。应对国家政权实行限制和疏导，只允许它存于一定的范围之内。
受强力意志支撑的国家政权需求人的生存的客体化，必须终止这种客体化。专制的国家就是撒旦王国。国家不会关注人的精神和精神生活。像那些神权统治的国家、极端的君主专制政体、神秘的民主政体、雅各宾政体、法西斯主义，无下倾向于扼杀人的精神、创造、自由、思维，无不以强制的手段胁迫这一切臣服于自己。较之国家扼杀精神和创造的倾向，较之国家的强力意志以及国家对人的奴役，有关集权国家的观念完全不是什么新玩艺，它更是一桩长盛不衰的极端的现象。当无政府主义拒斥国家神圣化和理想化，批判把理想价值注入政权的伪学时，它便闪烁着真理之光。正如弗兰克所说，政权增生恶且服务于恶。大凡握有权杖的人，难免不败坏，难免不集大恶于自身。柳多维克便是历史上一桩绝无仅有的现象，他以人的名义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社会改革，可是他却不触动自己手中的权杖，不遏止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意志。个人和集团的私欲常常被掩盖在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圣光之下。如果没有堕落，这种私欲就不会冠冕堂皇地被判定为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假国家之伟名、政权之淫威，肆虐人民。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被认作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统一的代表，而国家则自诩是“伟大的”目的，公然要求个体人和民族统统为它献祭。无疑，无政府主义的真理之光便灿然闪耀在对此所作的抨击中。国家和帝国再伟大，也不能与人相提并论。国家的生存为了人，不是人的生存为了国家。政权和政府仅是服务而已，仅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有限功能的护卫者。即便那种可以为人接受的国家，充其量具有人的价值的象征，而不具有国家的伟大。
为无政府主义所憧憬的无国家存在的安宁闲适的生活，纯系一厢情愿，纯属诱惑。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哲学基础建在天真的一元论上，它绝不想知道，个体人格与世界和社会之间横亘着无数的悲剧冲突。无论如何，这种乌托邦绝不会给人以解救，因为它的基础不是人的个体人格，而是无国家的社会和社会群体。无政府主义学说不能构建人格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最终是王国理想的形式之一。王国的理想也许就是无国家的王国理想。在这种无国家的王国中，个体人格倍受摧残和奴役。拒斥奴役人的王国理想，即是拒斥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与大地上所有的乌托邦一样，都携有奴役人的基因。
人要脱出奴役，首先要弃绝一切强力意志。政权的权利不属于任何人。政权不是权利，而是义务，是向人显示有限的保护功能。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功能应大大拓展，例如，国家不能姑息经济生活中的剥削，不能容忍社会生活出现饥饿、贫困，失业，否则就意味着国家渎职。杜绝这一切现象的出现应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国家主要应是一个发挥保障、监督和检查作用的机构。国家对经济的关注，其主旨不在于扩充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权力，而在于拓展和保障个体经济生活的权利。唯有根除经济上的特权，才能实现人的个体人格。国家有责任保护个体人自主的秩序。
国家对人所显示的必要性，证实了国家在价值的诸多等级中列于末位。我所论及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关联于这种价值取向。不错，吃、穿、住在人的生存中不可或缺，但它只是列于低等级的经济价值。同样，国家所具有的也仅是这种价值。
人的一切尊严都关联于对自由的爱，没有什么能比这种爱更深刻。这种爱指涉人的生存的形而上的意义，不属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一类。国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听任社会生活无序，不会容忍社会解体，它总在建构某种秩序，即对社会混乱进行强制性的组织，以整饬出社会的分等级的和谐。这样，国家同时也制造出另一种触目惊心的混乱，即人心理上的恐惧。人的这种内在的混乱犹如无底的深渊，更令人无法自持。特别是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中，如此隐形的混乱简直不可言状。孟德斯鸠的民主观念便力主国家要建在德行的基础上。一般说来，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形式开明得多，但即使是这样，混乱依旧存在于民主政体中。只要是国家，就必定倾其全力镇压内部与外部的敌对分子。因此在国家中，人对罪恶、暴力、敌人的恐惧，便时常扭曲政治生活。
没有什么比人受恐惧的支配，更令人恐惧，特别是当人受国家政权的恐惧所支配时。国家政权一旦被恐惧笼罩，它便随时勃发出天性中的残忍，随时实施极端的暴力。暴君总被恐惧攫获。国家作恶的孽根既系于强力意志，也系于恐惧。自由即是战胜恐惧。
自由人不受恐惧的侵蚀，也不引发恐惧。
列夫·托尔斯泰曾十分关切并期待人脱出社会生活的恐惧。恐怖手段作为一种恐惧，它不仅见于受害者，也见于制造者本身。恐怖手段是人的生存的外化和客体化的产物，是社会制造的混乱，即人的堕落、人本性的异化和不自由。
政权与人民处于彼此依赖和彼此奴役的状态之中。领袖至上主义同样置于这种状态，同样是这种相互奴役的形式。
从更深的意义讲，领袖至上主义践踏个体人格。受领袖指引的人民与指引人民的领袖并无质的区别，都是一个水准上的奴隶。
国家中的官僚主义产生自国家政权的最根本的原则。国家不能缺少官僚政治，当然，国家更不会剪除官僚政治。随着国家的扩张，官僚政治长足挺进，那些作为统治者的官僚只需要人民为他们服务，而他们绝不可能服务于人民。官僚政治由国家政权的中心化产出。唯有遏止这种中心化，方可摧毁官僚政治发展的危险趋势。官僚政治分裂社会主义政党。
我们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沉重的负面价值是它自身会不断地扩充和加强官僚政治。即使正在付诸实践的共产主义国家，也同样不乏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是反叛人格主义的最极端的形式。官僚政治对个体人格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只是非人性的单位——数字。在官僚政治那里，这个虚幻的纸上王国拥有金钱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无论是官僚政治，或是金钱、谍报、谎言、暴力……都只存于客体化的、异化的、决定论的、非人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爱和友谊的世界。国家特别不乏这个世界败坏了的诸种质性。凡自视为神圣理想或者自诩携带着神圣基因的王国，就更加败坏得不可收拾。国家的思想家们热衷于构建王国理想，常喜欢说“这是国家级的睿智”“这是一个禀有国家级才干的人”。
其实，这只是对效忠国家的有志之士的谄谀。这种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空洞得像一张白纸。这无非向人表明，他们人性灭绝，熟谙虐杀，把人当作国家强盛的工具。仔细想想，他们的“睿智”“才干”除了这些，还能有什么呢？这些偶像的崇拜者，也是奴隶。为着偶像，他们只需要血的献祭。
滥情主义者确实是在起劲地反对暴力、流血、残忍，但这种道德叫卖令人生厌。这是人类最低档次上的情感冲动的游戏。真正的温情应由福音书传出，应认可福音书充溢着真正的温情。唯有以弘扬人的尊严和怜悯人的恐惧为宗旨的伦理学，才蕴含着真正的温情。滥情主义实际上是在出售虚伪的神经质的情感，滥情主义者很可能是最残忍的人。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俄国的捷尔任斯基以及德国的希特勒，谁能与他们的残忍相匹敌？这里，残忍与滥情是“一体两面”。
伦理学的目光一旦沉溺于滥情主义，它就成为一堆关于人性和怜悯的干巴巴的教条，甚至还会令人战栗。我们呼唤对自由的爱，这种爱确定每个人乃至每个生命的生存价值，并践行同情与怜悯。必须抗击滥情主义，因为它常常成为奴隶所崇拜的偶像。必须首先揭露滥情主义反对残忍和暴力的哲学上的虚伪性。滥情主义也是暴虐者，是扭曲了的疯狂和错乱，应给它穿上一件拘束衣。
一切残忍的人和使用暴力的人都是弱者或病患者。强健的人能够给予，能够爱，能够被解救。奴役者也是被奴役者，只是被装进这种或那种倒错的形式中罢了。
国家的强盛和伟大，其基础建在人的暴虐的本能上，并取用了客体化世界中完全失去自由、个体人格和人的意象的极端形式。这是堕落的极端形式。国家不可能接纳人道的基督的德行，希望国家完全实行人道化和基督化，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国家也部分地实践过这种德行，19世纪便闪现过国家人道化进程的亮光。那时，世界上很多地区至少已有意识地提出了国家人道化的一些原则。但是，始终未能彻底遏止国家的反人道化和反基督化。崇拜暴力和强力被当作国家伟大的基柱，国家的魔性本源被再度掘出，这样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就丧失得更多更多。一句话，国家愈企渴成为强盛的王国，愈彰显强力意志，那么国家则愈没有人性，愈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世间的一切王国都仇视上帝王国。谁寻找凯撒王国，谁就不会再寻找上帝王国。凯撒王国的强盛伟大意味着人受奴役。所以，这种王国早该绝迹了！
抗拒国家主义的形而上的伪理，其基石是：自由高于存在，个体人格高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