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奴役
施予人的最大的诱惑与奴役，关联于历史。人对历史过程中所显示的历史的沉重和巨大最容易肃然起敬。其实，正是历史的这种沉重和巨大挤压历史，把历史的功绩铸成工具，使历史服务于理性的狡计（即黑格尔所说的Listder Vernun Wft）。
前面，我已论及历史与个体人格的悲剧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历史的极限中不可缓解。现在我从末世论的前景来审视这个问题。
积极地进入历史便称作历史的个体人格。实际上，历史本身不能发现个体人格，不能发现个体人格的不可重复性、独特性和不可置换性。历史即使朝向个别的事物，也仅对“普遍的”事物感兴趣。历史为着中档次人、为着大众谱写。他们对于历史仅是抽象的单位，而不是具体的生存。为了中档次的人类，每一个中档次的人都被转换成了工具。人即使在历史中发挥作用，历史也并不实现人的目的，而是匍匐在“普遍的”统治规律下面，以共相的事物凌驾个别的和部分的事物。于是，人被迫承担历史的全部重荷，人不可能脱出历史，人要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命运。
人类历史不是自然界历史的一个部分，相反，自然界历史却是历史的一个部分。不是在自然中，而是在历史中开辟世界生命的意义。在历史中，发生着自由与必然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尖锐冲突。历史中的最大的自由即改变命运。基督教之所以深刻，即在于它是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上帝走进历史，致使历史的运动显示意义。
历史的形而上学突破历史，历史中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关联于形而上学的这种突破。
但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互关联，并显现在历史中。历史是人与上帝的见面和对话的挣扎。
与此同时，历史的大部分都是虚无、非存在和虚幻的伟大，于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生存。精神突破历史，并在历史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精神一旦浸渍于历史的客体化，则会异化自身和失去自身，转换成与自己面目全非的他物。
历史对于人的意识呈现两极对立，致使人与历史有两种关系。具体说，人一方面把历史作为重荷，与之争战，以实现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又把历史当做偶像，盲目崇拜，甚至把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产物神圣化。历史主义的诱惑与奴役也正在这里。当人准备俯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命运时，便在其中看见神性的作用。这时，历史必然性成了价值标准，而有关历史必然性的意识也成了唯一的自由。
历史的诱惑即是客体化的诱惑。黑格尔是历史天才和历史精神的哲学体现。在他那里，历史是精神向着自由挺进的胜利的游行者。尽管自由这一范畴于他起着重大的作用，他甚至把精神规定为自由，但他的哲学仍是彻底的一贯的逻辑决定论。这种逻辑的决定论施加于人的奴役，一点不比自然主义的决定论少。
可以说，黑格尔只不过想暗示人的意识：历史的奴役即是自由。黑格尔的历史崇拜影响非常深远，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后者也受到历史必然性的诱惑。另外，黑格尔不仅使人隶从于历史，也使上帝隶从于历史。在他那里，上帝是历史的意识，是实现神的形成。而这意味着应崇拜历史胜利者，应认可一切胜利者的正义性。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会导向与绝对整体的冲突，因为它不可避免地确信相对主义，即确信善的和真理的相对主义。历史理性的狡计统治一切整体。历史主义的道德毒杀也正在这里。人连同人的一切有价值的整体都转注到历史的和历史必然性的材料中去，这种历史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也是历史的逻各斯。人在历史的目的中生活，即便自己的生存受到历史目的的挤压，人仍会于其中摄取自己生存的意义，以更改自己生存的习惯性。最高的真理为着目的的存活于人之中。历史理性的狡计繁衍最大的虚伪，常钉死真理。在历史中处处是罪，那些“伟大的”事件的基石正由罪愆铸成。
这罪愆折磨着人。这罪愆证实历史非终结不可。唯有通过历史的终结，一切真理才能实现自身。在历史中无意义，这表明意义在历史的极限之外显现。这种无意义常被称为历史的理性。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都奋起抗击历史的共相精神，别林斯基在一段时间里也尤能作战。无疑，历史理性应受到所有人格主义者的反击。
基督教远遁了这条战线，它正受着历史的共相精神的奴役，它竭力讨好历史必然性，甚至把上帝的真理也拍卖了出去。所以，基督教末世主义的锋芒一度被销蚀弱化。当今，基督教的末世主义显出种种不合节拍的笨拙的侮辱理性的征兆。这关涉如何审视末世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历史的哲学问题首先是时间问题。盲目崇拜历史就是盲目崇拜历史时间。
时间问题跻身为现代哲学的中心。过去，它曾引起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的极大关注。对于存在主义一类的哲学，时间尤具特殊的意义。历史关联于时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历史哲学就是时间的哲学。
这里所论及的时间，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时间。时间具有各种意义，有必要对此作出区分。总的来说，可分为三种时间：宇宙时间、历史时间、生存时间。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的这三种形式中。
宇宙时间象征着圆。
它关联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用天、月份、年来计数，指示在日历和钟表上。这是一种圆周运动，不断地发生着返回，早晨与夜晚、春天与秋天轮番交迭。我们都生活在这种自然的时间里，它就像自然的生存一样。古希腊人主要取用宇宙时间，而几乎完全拒斥历史时间，因为对宇宙的审美沉思在他们那里占据优势。
时间不是某种永远封闭的形式，于其中有着人的和世界的生存。不仅变化存于时间中，而且时间本身也可能就是变化。
这里，也可能出现时间的“脱臼”，甚至出现时间的终结，时间将止步不前。时间是生存的标尺，时间取决于生存的性质。
以为发生运动和变化是由于存在着时间，这并不正确。
正确的是：时间之所以存在着，是由于发生了运动和变化。是变化的性质产生时间的性质，而非与此相反。宇宙时间是客体化的自然界发生变化的产物之一。这是客体化的时间，隶属于数学的加减计算。其中，日、时被分割成分、秒，或者又累积成月、年。宇宙时间的秒是数学时间，是被分割的时间原子。这还是一种具有节律的时间，只是与此同时，它阻断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种被分割了的时间。客体化世界即是拥有这种时间性的世界。这种时间性意味着时间身患沉疴。阻断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是病态的时间，它损害人的生存。死亡关联于时间的病态。时间不可避免地导向死亡，这是死亡的病态。存于宇宙时间中的自然的宇宙的生命，其基础奠定在生与死的更迭上。宇宙时间认知周期性的生命生产，而这种生产不为着战胜死亡，即不为着把人从死亡中夺出。在宇宙时间中不可能战胜死亡。人在宇宙时间中看不见现在，因为它被挤进了过去与将来，而为着消灭了的将来，宇宙时间又消灭了过去。在宇宙时间里，即便生命包摄着巨大的力量，也只能俯向死亡。宇宙时间不认可个体人格，它对个体人格的命运丝毫不感兴趣，它把个体人格（而不是种族）导向死亡。
人生活在时间的多种向度上和生存的多个位置上。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宇宙的生存，隶属于作圆周运动的宇宙时间；人也是历史的生存。历史生命与自然生命不同，它是具有另一种秩序的真实。历史最终隶属于宇宙时间，认知年、世纪的计数，当然，它也认知自己的历史时间。
历史时间经由运动和变化产生，但这种运动和变化不同于宇宙的圆周运动。历史时间不象征着圆，而象征着一条向前无限伸展的直线。历史时间的特点是聚集将来，在将来中等待意义的揭示。历史时间随身携带着新奇的事物，不寻常的事物在历史时间中会渐变为寻常的事物。在历史时间中是返回和重复，它可以达到惊人的相似。因此，那些发生在历史时间里的每一种事件虽然都是个别的和特殊的，但每隔十年、百年便会播种一次新生命。
抗拒历史时间，抗拒历史的诱惑与奴役，不发生在宇宙时间里，而发生在历史时间里。历史时间比宇宙时间更关联于人的积极性。但是，每当个体人格受到历史时间的伤害和奴役，需要找寻救助时，人便常常从历史的位置迁移到生存的宇宙位置上去。其实，人在宇宙中比在历史中更加远离了神性。人在宇宙中，经由客体化的自然和客体化的时间，朝向宇宙。
当然，这并不否认历史时间也同样是客体化时间，并不否认在历史时间里同样需求从人的生存的深层次上发生突破。
一方面，历史时间由将来产生，指向将来；另一方面，历史时间还关联于过去和传统。如果没有内在意义上的记忆和传统，也就没有历史。历史的事物由记忆和传统建构。历史时间既保守又革命，它始终不能触涉生存的深层次，生存的深层次始终不属于它。历史时间繁衍幻象：寻找过去时，它产生保守主义的幻象，认定过去是美好的、真实的、圆满的所在；而寻找将来时，它又产生渐进的幻象，以为将来是意义的终端，是圆满的完成。其实，过去与将来都同时是某一个现在，但历史时间是分割了的时间，它不认同于任何现在中的圆满。这样一来，人在现在中不能感受时间的圆满，人只能到过去或将来中寻找圆满。每当历史面临巨大的磨难和巨大的转折时，人的这种寻找便表现得更为强烈。这是历史幻象的诱惑。现在的和在现在中的才是圆满完美。这不是时间的碎片，而是时间的出口。这不是时间的原子，而是永恒性的原子——这正如克尔凯廓尔所说。在生存的瞬间的深层面上所体认过的（东西）被留驻，而连续不断的瞬间，因缺少更深刻的真实性，也就走进时间的序列。
除开那种隶属于数字的、客体化的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其他的各种时间尽管形式不同，但都是生存时间，即深层次上的时间。
生存时间不能同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完全隔绝，但它又同时是从一种时间向着另一种时间的突破。蒂利希常喜欢说的“凯洛斯”（Kairos）就是永恒性进入时间，是对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阻断，是时间的补足和完成。
立足于深刻的生存时间中的纯粹的弥赛亚意识论及历史时间时，便与此相关。
生存时间之所以深刻，也许在于它不象征着圆或直线，而象征着点。
这正好表明：生存时间也许最少有空间和象征。
它是一种内在的时间，而不是向外抛到空间中去的时间，也不是客体化的时间。它是主体性世界的而不是客体性世界的时间。它不经由数字的计算，不能组合，不能分割。它的无限性是质的而非量的无限性。它的瞬间不隶属于数字，不是客体化时间序列中的一个细碎部分，而是到达永恒性的出口。
注意：生存时间不等同于永恒性，只是在众多瞬间中与永恒性相关。每个人按自己内在的体认，都可以进到那些加入了永恒性的且又属于自己的瞬间。
生存时间的持续性完全不同于客体化时间的持续性，即完全不同于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持续性。生存时间的持续性依赖于人生存的内在体认的紧张度。当然，客观地看，短暂的一瞬也可以体认无限性。无限性在矛盾的导向中，在苦难、欢乐和兴奋的导向中。一切心醉神迷的状态都可能脱出客体化的、数学式的时间计算，而走向生存的质的无限性。
这一个瞬间可能显示永恒性，而另一个瞬间可能显示拙劣的无限性。幸福的时刻意味着忘却钟表和日历，意味着人走出了数学式的时间。只是人们的大部分生活都十分不幸，像这样的幸福时刻实在太少，所以，人们极易习惯于进入数学式的时间。
苦难是生存秩序中的现象，但它在数学式的时间里会被客体化，会显示量的意义上的无限性。对永在的地狱般的苦难进行探讨的那些学说，在涉及苦难的生存体认时，往往奇特而又荒谬，这是由于它们混淆了生存时间与客体化的数学式的时间。人历经了地狱般的苦难，这确实折磨人，但最折磨人的还是这地狱般的苦难有始无终。虚幻的无限性完全不具有永恒性，它意味着在客体化时间中的滞留，它不能走进永恒。在这里，是痛苦万状的主体性接纳了客体性的形而上的形式。
凡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一切，其运动方式都不是水平线式的，而是垂直线式的。
若参照水平线，这仅仅是一个点，只是于其中从深层次上产生了朝向超越的突破。可以把关联于生存时间的事件看作彰显平顺性的水平线。这种水平线得力于这些从深层次上进行突破的点的运动。这是逐外，不是外化，不是在客体中发生的客体化。一切创造行动都实现在存在时间里，而仅仅投射在历史时间里。创造的热情和心醉神迷脱出客体化的数字式的时间，不发生在变化的平顺性中，也不依照水平线的方式运动，而是依照垂直线的方式运动。创造行动的结果外化在历史的时间流里。生存的事物在历史中发生突破，历史的事物反作用于生存的事物。凡发生在历史中的重要的和伟大的一切，凡真正崭新的一切都是在生存的位置上和在创造的主体性中发生的突破。人的在历史中的一切重要现象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在历史中是关联于这种突破的阻断性，而不是关联于连续无止境的平顺性。历史的形而上学在历史中，但它不是历史进化论的产物。奇特的事物在历史中，但这不是由历史进化论和历史规律性早已注释清楚的东西，而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对历史时间的突破，同时又不与这些发生了的事件混置在一起。上帝的启示在历史中，这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的攻入。生活里的事件，凡充满意义的，均是使基督进入生存时间，而在历史时间里它们却仅仅通过客体化这一沉重的媒介显示出来。
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不能混同于历史的（东西），因为后者总要扭曲前者，以胁迫它归依自己。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的最后攻克，生存时间对历史时间的最后突破，即是历史的终结。在宗教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基督的第一种现象与第二种现象的重合。在基督的第一种形而上的现象与第二种形而上的现象之间横陈着历史时间，其中，人经受着一切的诱惑与奴役。
按照历史时间的本性，它自身永远不会终止，而永远朝向不能进入永恒性的那种无限性。
脱出历史时间有两个出口：朝向宇宙时间和朝向生存时间。它们正好放置在对立的两极上。第一个出口，即历史时间沉浸在宇宙时间中，这是自然主义的出口，染有神秘主义色彩。在这里，历史向着自然返回，走进宇宙的循环。第二个出口，即历史时间沉浸在生存时间中，这是末世主义的出口，历史向着精神的自由王国过渡。历史哲学即使取用精神的范畴，它仍需面临选择：要么属于自然主义，要么属于末世主义。
历史时间和在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一切都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必须置于历史时间的极限上，置于末世主义的前景中。
历史是精神的蒙难，上帝王国不出现在历史中。但这种蒙难透显意义，透显人体认受历史诱惑的意义。
缺乏这种体认，人便不能进入对人的自由的体认。乐观主义理论的脚跟没有站在进步的一边，它与人格主义存有尖锐的冲突。进步是脱出导向死亡的时间的统治。
哲学不能严肃地审视历史终结和世界终结的问题，甚至神学也不能十分严肃地审视它。这是一个能否攻克时间的问题。攻克时间的关键在于：如果时间不是客体的形式，而仅是异化了自己生存的产物。只有这样，深层次上的突破才可能导致时间的终止，才可能战胜客体化。
这种深层次上的突破，不仅仅是人的事，也是上帝的事，是上帝与人共同的事，是上帝—人的联合行动。对此，即上帝既在世界中又高于世界的行动场，是使我们最为棘手的问题。一切秘密正在这里：上帝不在客体化的自然的决定论秩序中行动，而只在自由中行动，只经由人的自由而行动。
启示录关联于时间的悖异。最困难的便是对启示录的阐释。公正地说，相当大的程度上，象征式的注解启示录均出自游手好闲的职业。我全然不打算阐释启示录，而仅关注历史终结的哲学问题。
时间的悖异包括：在时间中沉思历史的终结，那么，历史终结所进入的那种时间，既是时间的终结，也是历史时间的终结。历史终结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脱出历史去沉思这些事件。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历史终结，既实现在“此岸”，也实现在“彼岸”。历史的终结不能发生客体化，但困难是：究竟该如何理解和阐释历史的终结。
凡是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重要的一切，在历史时间里都是悖异。
对启示录有消极的理解和积极的理解。在基督教意识的历史上，大多数总消极地理解启示录。它消极地预感和等待世界的终结，把世界终结的希望完全托付给上帝，仅由上帝去操办，以为世界终结不过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而已。与此相反，积极地理解启示录，则认定世界终结须经由人的积极创造，须依赖于人的积极性，是上帝与人的共同事业。对世界终结的消极等待，伴随着恐惧的感受。积极准备世界的终结是挣扎，充满胜利的感受。
启示的意识可能常常是保守反动的，但也可能是革命创造的。当然，启示应该成为革命创造的启示。启示的感受是举双臂恭迎世界终结的到来，这会使作恶者感到害怕。一切消亡着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级，都会轻易将自己的死亡系之于世界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及遍地狼烟的战争催生了启示的情绪，还有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也有这样的效果。
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是消极型的启示意识，费多洛夫才是积极和富有创造的启示意识。
这里，尽管费多洛夫的哲学思想未尽人意，但他对启示录的阐释颇有天才的独见。面临死亡，保守反动的启示意识体认恐惧，因为它自身便是历史的圣物；而革命的创造的启示意识，以积极创造的态度朝向人的个体人格的拓展，也朝向关联于个体人格准则的社会的建构。
积极审视历史终结的前提在于：人的意识结构要经由长期或短期的变革，在历史时间里要实现精神革命和社会革命。
这种实现不能仅凭人的力量，当然也不能没有人的力量，否则会演为消极的等待。变革世界的精神胚芽即是存于人自身的精神积极性。
费多洛夫曾激励人焕发这种积极性，他认为，这意味着基督教意识的长足挺进。但遗憾的是，费多洛夫没有关注到主体朝向客体化的问题，人的意识结构在他那里一成不变。旨在实现终结的精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攻克人的意识幻象。
积极的末世主义是人进行创造的证明。人一旦脱出客体化的统治，便会以全新的视点看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生存时间战胜历史时间，是创造的主体性战胜客体化，是个体人格战胜共相——普遍的，是生存的社会战胜客体化的社会。
客体化使人服从有限的（东西），强化有限的（东西），与此同时，也使人陷在数学式的量的无限性前景中。历史的终结是人脱出有限性，是开辟质的无限性（即永恒性）的前景。
积极的末世主义导向攻克客体化，导向攻克客体化的虚伪的化身。基督教是末世论的生存，但不是禁欲主义的末世论，而是革命的末世论。否弃基督教具有末世论性质，便会倾向于顺应客体化世界的条件，向历史时间投降。
客体化繁衍种种意识的幻象，这些幻象有时是保守反动的，有时是革命的乌托邦式的。
像世界和谐在将来的投射，我们从进步的宗教中便常可见到，其实，这是意识的幻象。要在历史时间的断面中沉思将来，那么只有在生存时间（时间的终结和历史时间的终结）里去沉思。如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天才的辩证法，如别林斯基说的上帝所发的进入世界和谐的返回门票，都发生在这里。这是对客体化的拒斥。以为上帝王国等同于教会、上帝王国的末世论思想等同于教会的历史思想，这是客体化意识产出的幻象。奥古斯丁便是这样做的。其结果不仅产生神圣化，也产生对历史客体化的产物（教会）的盲目崇拜。而教会在事实上早已演变为社会制度、神权国家和生活的僵死形式。
真正的“千年王国说”是既在天堂也在人间企盼上帝王国的光临。但过去，却是天堂与人间断然分隔，信奉一种虚幻的“千年王国说”。它把人和人间的一切过分地神圣化，完全隶属纯粹的历史时间。应该是：发生在存在时间中的积极创造的事件所具有的攻克历史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天堂，也体现在人间。
“客观的世界”垒筑在意识幻象之上，意识幻象在那里节节取胜。变革意识结构的人的创造，也许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加固物，是文化，也许还是世界的解放和历史的终结。而这意味着创造一个真实的而非象征的上帝王国。于此，上帝王国不仅意味着赎罪和返回圣地，也意味着创造新世界。毫不夸张地说，人的一切真正的解救行动都汇聚在这里，也都导向这里。
这不仅是另一个世界，也是转化了的这一个世界。
这是人脱出自然桎梏的解救，是动物界的解救。人作为人的保障正在这里。
创造新世界，从眼前开始，实现在瞬间之中。精神性的拓展和求解救的意志是这个新世界的源头。在此，创造行动与创造结果之间没有异己性，创造结果置在创造行动中，它不发生外化，自身的创造就是自身的体现。个体人格抗击共相——普遍的和客体的奴役，抗击客体化繁衍出来的一切圣物，抗击自然的必然性，抗击社会的暴虐。个体人格肩负一切自然的、一切生物的、一切人的命运的责任。个体人格体认世界的一切历史，并把这作为自己的历史。人抗击历史的奴役不应为着自身的隔绝，而应为着一切历史走进自身的无限的主体性。在这种主体性中，世界仅仅是人的一个部分。
人格主义始终如一的需求是世界终结和历史终结。
对此，人不是在恐惧与忧虑中消极地等待，而是积极创造地准备着。
这意味意识的导向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变，必须彻底脱出取用了客观真实性的形式的意识幻象。攻克客体化，是现实主义对幻象主义和假现实主义之名的象征主义的攻克。这也是人脱出梦魇般的幻象，战胜奴役人的客体化，战胜置人于客体化时间中的二元论。
人的解救之路经由痛苦、十字架、死亡，走向复活。唯有一切有生命的和活着的都复活，才能与世界进程调和。复活意味着战胜时间。变化不仅是将来的，也是过去的。复活与变化不发生在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中，而仅发生在生存时间中。赎罪人和复活者的出现正建在这层意义上。
抗击腐朽和死亡，抗争一切生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消失。这可以铸成人的伟大的荣誉。不是永恒的，便不能转换。生命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是永恒的，也就失却了自身的价值。在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中的一切，在自然和历史中的一切，都正在逝去。所以，这种时间应该终止。人受时间、必然性、死亡和意识幻象的奴役，可以休矣。一切应走进主体性和精神性的真正的真实中去，走进神性（准确地说是上帝——人）的生命中去。
这是严酷的挣扎，它需要牺牲和痛苦，除此之外，则没有另一条道路。仅凭藉沉思，不能走进上帝王国。普鲁斯特曾痛苦地体认过离去时间的问题。他想抛开时间，想经由创造艺术的记忆以及消极的美感沉思来复活过去，但这是幻象，即便也同深刻的主题关联在一起。另外，费多洛夫想战胜死亡，想抛开时间，想凭藉积极复活“大家的事”来改变过去，这正体现了基督教的正确思想。但是，费多洛夫没有紧密地同个体人格和自由联系起来，也没有紧密地同战胜意识和战胜客体化联系起来。人仍置于被奴役中，这是人的堕落和人的罪。这种堕落具有意识结构自身的原因。遏止它，不仅经由忏悔和赎罪，也经由人的一切创造力量的积极性。可以肯定地说：当人一旦以此为使命，那时，基督的第二种现象就将降生，崭新的天堂和崭新的人间就将到来，一个自由的王国就将莅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