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性的诱惑
资产阶级性比贵族主义更能诱惑人、奴役人。它不仅是一项关联于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范畴，还是一项精神范畴。
使我感兴趣的是资产阶级性作为精神范畴的主要意象。
列昂·布鲁阿的égèsedeslieuxcomhHJRSM\CpqWmuns一书揭露了有产者的智慧。
他在书中提出资产阶级性与社会主义的对立是相对的，并认为这不关涉更深的问题。
赫尔岑也很清醒，他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属于资产阶级。
对此，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如堕五里雾中，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性的精神问题。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有产者坚信世间只存有可见的物性，只认可自己，只期待在这个世界上寻到自己坚实的位置。他是这个可见世界的奴隶，是这个可见世界的位置等级系列中的奴隶。有产者评判人们，旨在人们有什么，而不旨在人们是什么。他不愧为这个世界的公民，也不愧为普天之下的君主。有产者是靠脑袋中的盘算来占据位置的，而贵族分子则依恃自己的刀剑攫取土地，然后分疆划界，壁垒森严。两相比较，这样的贵族分子未必能赶得上有产者的气度，未必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和普天之下的君主。有产者在这个世界上有“根”，他踌躇满志，对世界的空虚、混乱、财产之恶一无所感。有产者醉心于经济强力的狂热，一切都拜倒在经济偶像面前。生活在有限性之中的有产者，极害怕承担无限性的重荷。当然，他也不乏自己的真理，即认可经济实力的强盛和经济实力拓展的无限量、财产以及生活组织性的巨大增长。这一切在有产者看来，是唯一的，也是天经地义的。究其根源，这在于有产者受自己所建构的生活秩序的有限性的遮蔽，背弃了精神的无限性。有产者作为不想超越自己的活物而生存着，超越性会妨碍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但毋庸讳言，他也有自己所笃信的宗教意义上的东西，甚至还可能激发出他的“信仰”和他的“宗教”，以使他为此竭忠尽诚，奋斗不已。只是他的这种“信仰”和“宗教”囿于有限性，在有限性中遮蔽了精神的无限性。
有产者是十足的个人主义者，绝不允许他人危及他的财产和金钱。另一方面，他也是十足的集体主义者，他的意识、良心和判断都社会化了，他仅是社会集团的构成物。一句话，有产者的利益是个人的，意识是集体的。
倘若有产者是这个世界的公民，那么无产者则是这个世界中丧失了公民权和公民意识的生存。无产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位置，这需要在发生了转化的土地上去寻找。但是，每当把这一希望托附给无产者时，希望便演成了绝望。
无产者一旦握持胜利，一旦上升为有产者，他就充当这个世界的公民，做这个世界的君主。这时，历史上的同一个故事便重演如昨。无产者似乎命定是个悲剧角色，这与有产者大不一样。
有产者不受任何社会制度的局限，会时时身手不凡，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同样能找寻到自己的最有力的表达。
有产者不愧是这个世界的青春永在的人物。
无产者与有产者相互依存，相互走进。青年马克思曾认定，无产者是人性已被异化的人。我以为，这是由于无产者太容易朝向有产者的本性。无疑，无产者应找回失去的自己的人性，应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无产者想成为的那一种有产者，已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新社会制度中的集体主义者。
通常，无产者之所以在自己的分配中反抗有产者，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不外乎他想成为有产者。其实，这种反抗不应是一种社会的对立，而应仅仅是精神的对立。反抗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也是精神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排斥无产者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所进行的社会革命，只是这种改变和这种革命要携带精神性。
与无产者相比较，有产者更加是客体化的生存，更加是远离人生存的无限主体性的异化物。资产阶级性完全丧失精神的自由，其生存完全受决定论钳制。有产者除摄取物质财产之外，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不说——他不拥有精神财产。有产者是个体人，时常自我膨胀，以为自己占据普天下的一切，其实他所匮乏的个体人格恰恰是最重要的和最殷实的财产。资产阶级性的自然力彰显非个体性。一切社会阶级都会受其裹胁，而把自己掷进这种氛围中去，贵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并劫数难逃。有产者的致命弱点在于他始终无法克服自身的资产阶级性，即他始终受自己的财产、金钱、致富意志、资本主义社会舆论、社会地位的俘获，并且还始终受那些被他剥削且害怕他的人的俘获。资产阶级性作为灵魂和精神的一种受束缚状态，它把人的生存都抛给了外在的决定势力。
物质王国由有产者一手造出，他支配物质，也受限于物质。他为机器的发展立过汗马功劳，但他掌握了机器，却又被机器奴役。回溯过去，有产者曾迸发过无穷无尽的服务热情，曾干出许多拓荒的伟业，由此人类的生产力长足挺进。那时，他赢得了过去，也走进将来，因为将来对于他蕴含着无限的生机，将来意味着强盛。那时，有产者关注的不是“从哪里来”，而是“到哪里去”。这是鲁滨逊的时代，是有产者年轻蓬勃的创造期——有产者还没有成其为有产者。但魔鬼攫获了他的命运，鲁滨逊式的人开始压迫“星期五”。
他对将来的关注、他的致富意志以及寻觅上流社会位置的紧张行动，把他轻易铸成了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占优势的新贵族。这种贵族迥然异于其他一切贵族。有产者的出身寒门居多，没有历史上那种贵族的显赫家谱，他的过去太卑微，实在无可攀比。对此，他日后荣耀了起来，也就几近忘却。有产者挣来一份粗俗的奢侈，其生命便安放在这份奢侈的奴役中。在这里，奢侈想用生命的色彩把有产者铸成物质的工具，最终，“工具”倒是铸成了，但奢侈也吞噬了“色彩”。
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金钱，而日益浸渍着整个社会的奢侈风，更主要的还因于好色。女人成为有产者角逐的重要目标和无限量奢侈的祭品，一种极度的非人性和极度的侮辱个体人格尊严的悲剧发生在这里。
人内在心灵中作为人生存的那些东西统统被扫荡殆尽，甚至连人的肉体形式也被整塑得那么粗俗丑陋，再也不能由此发现任何一点可以表露人的善良天性的外部特征了。为有产者所有的女人们在虚幻的奢侈中沉沦犯罪，充当玩偶，一种标准的人造物空前地被造了出来。这正如卡莱尔的“衣裳哲学”所概括的那样，也正如卡尔·马克思对有产者所作的分析，即有产者的积极作用是拓展物质生产力，而消极的甚至罪的作用是剥削无产者。但卡尔·马克思把有产者纯粹视为一个社会范畴，又免不了流于肤浅。
有产者具有极强的建构虚幻世界的潜力。这个虚幻世界是对真正的真实性世界的扭曲。
这便是最虚幻、最不真实、最令人恐惧的金钱王国。金钱王国失却一切真实的核心，空空荡荡，或者说仅是一个“硬壳”，然而它却这么强有力地支配着人的生活。它可以颠覆政府，也可以组构政府；它可以发动战争，可以制造失业、贫困、饥饿。金钱铸成人生命中最虚幻的东西，显露人最丑陋的那一面。列昂·布鲁阿说，金钱附有某种神秘，金钱就是神秘。这话确实无讹。金钱王国作为非人性的极限，给私有财产烙上了种种虚幻的印记。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在毁灭个人财产”的看法，独具慧眼。
有产者对财产发生特殊的关系。审视有产者，涉及如何审视“存在”与“拥有”之间的关系。有产者亲睐“拥有”，常用“拥有”去评判人，即看人究竟拥有些什么。本来，有产者就是有产，他们拥有金钱、女人、生产工具、社会地位……有产者被可见之物簇拥着和聚合着。这些物不组构人的个体人格。个体人格标志人是什么。一个人即使什么也不拥有，个体人格也留存在他那里。个体人格不依附于资本和财产，相反，倒是它们应取决于个体人格。人格主义视个体人格是一笔真正的财产，为劳动所得。因此，在摈弃资产——资本主义社会时，我们并不摈弃一切财产，而是更加确信个体人的已失去了的这笔财产。我们不允许财产成为奴役人和压迫人的工具。
存于个体人自身的真实核心中的财产，不来自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不能作为财产的主体，因为它们是“普遍的”东西。
把财产转让给国家和社会，以为财产属于它们，这是客体化。国家和社会充其量是一个“中间人”、“调节器”、“保护者”，其功能应在于防止财产转换为压迫的工具。
国家、社会以及任何个人也不能成为财产的绝对占有者，否则，从财产中总会滋生出特权。一切特权都在限制和废止之列。被取缔了的暴君的特权不能转让给人民，也不能转让给国家和社会，哪怕是一点点，因为“转让”即意味着新的残忍和奴役。
财产对于个体人格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按财产自身的本性，我们只能限制它。财产唯一的真实即在于使用。财产总相对于人，其功能是为着人的生存。资产阶级世界扭曲财产，以财产来确定人与人的关系，这恰好证实了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和财产对人的奴役。但令人震惊的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喜欢说，每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关联于财产。这里，我们当然要正视这么一个事实，即剥夺个人的财产而把它转交给国家和社会后，人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人就更易沦为奴隶。这一可怕事实应该是对资产——资本主义制度的判决，因为是它使大部分人丧失了财产。这意味着无产者永远无法独立，永远陷落在奴役的位置上。如果财产是人的自由与独立的护卫者，那么，凡每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应拥有财产，无产者这一不幸的现象也不应再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有产者只喜欢假定的前提，不喜欢最后的结论。
他们仅承认财产是自己的自由与独立的基础，而不承认能铸成个体人格的那种自由与独立。
一句话，有产者为自己卖力。
财产具有两重作用：护卫人的自由和独立，也使人沦为客体的和物质世界的奴隶。
现在，财产愈来愈丧失“护卫”的作用，甚至愈来愈丧失功能上的意义。金钱——非个体性的象征，彰显最大的非个体性。
尽管有产者并不是财产的主体，但有产者以财产的名义，使一切都变得愈来愈隐姓埋名。金钱王国纯粹是虚幻的世界，而另一个纸上的王国即银行收支簿上的数额，也同样是虚幻的世界。谁是财产的占有者，这个占有者究竟如何，丝毫无关宏旨，丝毫也改变不了金钱的虚幻性。金钱王国的可怕不仅在于它欺侮穷人和富人，还在于它把人的生存完全掷进了虚幻。有产者王国始终是幻象遮蔽了真实性。幻象是人生存的客体化的最极端的传达。真实性关联于主体性而非客体性。能革新的是主体，不是客体。
通常，人们若谈论某人的财产状况，某人总不免露出些乖巧，要么眨巴眼睛，左顾右盼；要么哼哼哈哈，呆头呆脑。
当然，也并非每个有产者都斤斤计较，都攒着念头积钱。有产者也完全可能成为宽宏廉洁的人，也完全可能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对于布尔乔亚精神、金钱和积蓄，他们或许还会携有几分无私的爱。马克思·韦伯曾说，有产者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显示了“世界的觉醒”。的确，有产者也可能是禁欲者，不沾染任何奢侈风，不为个体人的幸福生活所动，仅做一个观念中的人。而这时甚至也可以说，有产者的生活是幸福的。
圣者所言及的财产和金钱不给予幸福，倒很适宜他们。
在此，我对有产者既是自己的奴隶也是别人的奴隶，颇感兴趣。
有产者受非个体性力量的奴役，人的生存被抛进了客体，这同无产者的遭遇一样。当然，在有产者的天性中也许并不缺少美德，他们也许还是某种道德的风范。但是统治败坏了他们。财产的统治更加是败坏着的。
以为社会制度的改变，如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取代，立刻就可以更新有产者，这未免太天真。有产者已被形式化，其应变能力极强，可以在任何土质里找到自己的生长点。有产者或许是一种永存的现象。有产者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也可能是有产者。
深究起来，这涉及灵魂的结构，而不涉及社会的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无须改革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能自动产出新人。
即便恪守某一宗教信仰的有产者，也未必会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的生存，更不会相信人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要他为着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一个世界中作出牺牲，是万万不行的。
他的宗教的质仅仅为他自己服务，仅仅是他在这一个世界中寻找和巩固自己位置的铺路石。当有产者的经济实力衰竭，当他的财产岌岌可危，当无产者揭竿而起，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这时，有产者便喜欢谈及世界的消亡。但这也是声东击西而已。
在有产者眼里，人格主义的末世论前景是头怪物，他完全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感受世界厄运的终止。末世论意味着平庸的资产阶级王国的终止，即对这个王国进行革命的更新。对此，有产者当然不会同意，他当然会始终如一地确信自己王国的昌盛，而有碍昌盛者，尽在他的仇视之列。其实，有产者本身便是末世的佐证，便是世界历史终止的一项动因。
要是没有有产者的生存，世界也许另有一番光景，甚至还会进入永恒。质的无限性是永恒性。有产者恰恰钟情于量的无限性。正基于此，所以终点非到来不可。终点一定会到来。
有产者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自身，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抗个体人格的实现。
但有产者毕竟是人，他烙印着上帝的意象，具有个体人格的潜能。只不过他是负罪者，是把自己的罪视为德行的人。如果把有产者判作敌人，大张挞伐，这恰恰是不纯正的。
这种做法往往是想在社会动乱中取代有产者的位置，以成为新贵。
必须拒斥有产者的统治和布尔乔亚精神。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财产视为手段。有产者应更改自己的人性，而不应更改对他人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