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明的奴役
人不仅受自然的和社会的奴役，也受文明的奴役。这里我是在广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即把文明联系于人的社会化过程。关于文化价值的论述，我放在本章的后面。
为着从自然的自发力之胁迫下解放出来，人创造了文明。
人发明和制造工具，把工具放置在人与自然之间，以作为人抵御自然的一块盾牌。但接下去，人则无止境地改进和完善这些工具。于是，理智被奉为人的最强大的工具，在理智中展示了人的巨大的史无前例的精明性。人的本能也因此被削弱，人的有机体开始离析，因为在与自然的争战中，有机的工具让位给了机械的工具。每个时代的文明人都见到：当人走出自然时，人却失去了自身的整体性和自身的原始强力。
人不能不沉思文明的价值。
人彼此结成一体，是为着战胜自然的自发力和文明社会的有机化，但人也随之迅速制造出人压迫人的大量事实，迅速确立统治者与奴隶的关系。文明长足挺进，置大多数人（劳苦群众）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深渊，而这一切还得到文明的客观价值的认可。我想，如果文明的产生务必经由恐怖的社会压迫和社会不平等，那这样的文明大可不必再来。我对这个重要问题并非现在才感兴趣。许多思想家为它早已殚思竭虑，像卢梭、列夫·托尔斯泰便抗击过文明，他们的抗击向我们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
卢梭一直怀疑文明的合理性。
的确，文明并不合理，这不仅在于文明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和剥削，还在于文明阻止人拓展自身的整体性和自身充足的生命，把人贬成了奴隶。无论如何，文明不是人生存的最后目的和最高价值。文明应解救人并给人以解救的手段，但文明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所以文明携带着奴役的基因。文明不仅奴役人，把人造成文明的奴隶，文明也奴役自身。
现在问题是：如何抗击文明？
当然不能像强悍的野蛮人和善良的自然人那样，凭藉自然的本性去抗击。那基点取于自然主义，而自然主义的“枪炮”早已老得不能再老。自然本性中的善良和自由均无法遏止文明的恶和文明的奴役。自然不能战胜文明的本质，唯精神方可制胜。
文明存于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它是中间王国。这里需要的不是从文明返回自然，而是从文明进到自由。像浪漫主义者想返回的自然，像卢梭、托尔斯泰所企盼的自然，均不再是一个受规律性和决定论统治的客体化的自然，而是另一个革新了的自然。它极贴近自由的王国，是“主观性”的而非“客观性”的自然。
“自然”的含义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特别清楚，即指神、上帝，不指充满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和机械必然性的那个自然。
自然在他那里是生成转化的自然，是神的、上帝的自身。另外，列夫·托尔斯泰还视自然为土地、庄稼人和使用简单工具的体力劳动等，即赋予自然以淳朴和返回原始状态之义。凡此所述，都说明列夫·托尔斯泰想躬行物质生活的简单化，以及为了摆脱文明的羁绊而转向精神生活。
人总滞留于与文明和与文明技术的某种联系，因而，人从未彻底否弃过文明和文明技术，甚至还把这种“否弃”装入最简单的形式中去。具体说，即仅凭藉意志的导向来进行解救，企图以此脱出多样世界的钳制，趋达与一的结合。这确实散发着人对走出破碎性和走向整体性的期待。但是，凭藉“自然的”和“有机的”指引，也就遮蔽了人的脱出文明世界的破碎的多样性，从而臻至神的生命的整体性的要求。
人感受到自身被文明世界的破碎的多样性所挤压，人被置于一种特殊工具的统治下。
这正是人受到的奴役和人面临的困境。
当今，在人每天的生活里，物质的多样性与日俱增，致使人更无法摆脱物质的诱惑和统治。复杂化了的文明给予人的仅仅是：人栖息于文明的种种规范和条件之下，人自身也被规则化。换言之，在文明中，人的一切生存被客体化，即外化和向外抛出。显然，这不仅因于自然世界，也因于文明世界。
人受文明的奴役是人受社会奴役的一个方面。
没有什么比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文明福祉的庇护更平庸，更令人厌恶。他们沉溺虚荣，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不朽文明的携带者，喜欢攻讦被他们称为“内部的野人”——无产阶级。只是他们也害怕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生存，它远离了文化的一切价值和文明的福祉，按马克思所说，即发生了人的本性的异化。问题是：对无产阶级这种不幸的生存以及这种不幸的生存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究竟谁应该作为被告？无疑，正是那些诬蔑“内部的野人”威胁了文明的、专营私利的统治阶级。没有什么能比资产阶级对文明的庇护更值得摈弃！文明化的野蛮早令人怵目惊心，早不再散发丝毫“自然的”气息，人早就完全笼罩在机器和技术这头怪物之下。
工业技术文明就是不断增长着的文明化的野蛮，就是人的质的堕落。在这里决不会发生返回自然的奇迹。众多野兽和暴君周期性地出现在种种扭曲了的文明的形式中，便是一具铁证。其实，人的文明化过程肤浅得很，人本可轻易剥去它的伪装，但人不断地利用着文明化的一切工具。人贪利，沉溺于其中。
卡莱尔的关于衣裳的制作与保存的深刻论述，对我们极有启发。这是一个如何审视能见性与真实性关系的问题。
原始主义与文明盘根错节。
文明的内部存留着原始主义，只是它经由文明的改装，已失去自身的朴素、新鲜及强悍。
野人与高文化的人都可以利用技术文明，这是技术文明自身的特点之一。
与此相关的还有，群众生气勃勃进入历史与文化的问题。
历史与文化按自身的原则，总是贵族式的，对此，奥尔捷戈撰写过《群众的反抗》。但是，鉴于此，以为凭藉群众的数量优势和数量骤增，就可以改变历史与文化的性质，就可以复苏精神生活，这未免天真之至。
把群众的数量视作一笔财富，不失为最伟大的偏见。
必须澄清这样的误会，即把“群众”等同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是数的范畴，它不能确定最高价值和最高的质。群众拥有各个阶级（阶层）的分子：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官员的……一切阶级（阶层）的分子均可以组成群众，甚至还有法西斯匪徒。因此，群众主要不取决于由哪种社会分子构成，而取决于构成者的心理素质。
通常，群众反抗的对象不是某个阶级，而是个体人格。
群众奴性的主要特征是：个体人格晦暗、匮乏个人独创性、亲近给定因素的量化力量、极易于感染的盲动能力、模仿、重复……具有这些特征的人即是群众的人。群众不隶属于某一个阶级。列·波温曾说，群众比个体人更能慷慨激昂，更富有牺牲，也更残酷无助。确实，在暴动、革命与反革命的游行示威、宗教运动中，常会发现群众很快地被鼓动起来，但又很快地比任何革命者都趋向保守。另外，“人民”不是“群众”。人民有质的界定，他关联于他的劳动、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一定的生存方式。
群众进入历史与文化只是量的进入，并没有传达出个体人格，也没有质的规定，常显示巨大的被激发性和做奴隶的心理准备。
这一切，正好蛰伏下文明的危机。
群众极易适应技术文明，也极乐意用它来装备自己，但是，群众却很难认同精神文化。人民群众过去所拥有的自己的精神文化，其基点都建在宗教信仰上。
当今这个转折时期，群众更加摈弃一切精神文化，支撑着他们的剩下的便只有神话和象征，即那些关于民族、社会、种族、国家、阶级……的种种神话和象征。偶像崇拜对他们万不可少，价值被轻易地注入偶像。当然，文明自身也像国家、民族、种族、阶级、社会制度一样，也会被转换成偶像。
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仅仅是术语的不同么？
自施本格勒以来，区分文明与文化的含义成为时尚，但这种区分并非肇始于他。
使用术语都有条件。法国人喜欢使用文明，在文明的总括下去理解文化；德国人常用文化；俄国人过去爱用文明，20世纪以来又转向文化。在俄国，斯拉夫主义者列昂季耶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曾区分过文明与文化。施本格勒是从年表的意义上进行的区分，即文明与文化仅指涉年代学上的不同，亦即仅存有年代的转换。这是他的偏颇之处。
文明与文化总同时存在，但从某种意义看，文明比文化更古老和更原始，而文化的形成则迟得多。发明和创造技术工具，包括原始人的制作，就是文明。文明是社会的全过程。
拉丁语的“文明”一词显示社会性，它用“过程”来表示。于此，文明更应指社会的集体的过程，文化更应指个体人的趋达深层面的过程。例如，可以说这个人具有高文化，但不可以说具有高文明；同样，可以说精神文化，不可以说精神文明。总之，文明意味着客体化和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而文化意味着精神活动对物质的加工，意味着形式取胜物质。文化更贴近个体人格和精神。
犹如所有的分类一样，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也是相对的。
一个时代占优势的是群众和技术，便可以把它称为文明的时代。
通常，文明的时代即指我们这个时代。只是文明的时代里依旧会存有文化，像文化的时代里存有文明一样。在文明的时代里，一方面，技术遮蔽一切，毫无例外地也遮蔽文化，将文化非人性化。
但另一方面，也不乏对技术长足挺进的反驳，例如，浪漫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如何，即便文化环境、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的基点置于模仿性上，像文明所显示的那样，也仍会存在着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当然，我们也不难发现，那些颇具文化素养并被誉为文化风范的人，常表达模仿性的意见，常占据中间的位置，干“喉舌”的差事。只是模仿性一进入文化上流或高层集团，就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当文化上流人士接纳模仿性，顺应传统时，他的一切行动的基点便转移到社会，他就不再是真实的个体人格。
天才绝不会融入文化。文化销蚀天才的火花，把猛兽驯化为家畜。社会化不仅降服野人，也降服天才。社会化把天才创造行动中的野性和蛮力客体化，然后再转注于文化。
文化界于自然与技术之间，它常受自然与技术这两股力量的夹击。客体化世界中不存有整体性与和谐，因此，文化价值与国家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永远不会停歇。国家和社会总企图铸成集权主义，总喜欢为文化的创造者们立法，总需要一切都竭诚服务于它。当然另一方面，文化的创造者们也总在护卫自己的自由。但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创造者及其创造出来的一切常轻易被社会的统一化所销蚀。低价值（如国家）总企图奴役和统治高价值（如精神生活、认识、艺术）。舍勒曾对诸种价值进行过这样的排列：优美、高贵的价值高于愉快的价值，精神的价值高于维他命（生命、生理）的价值，而神性的价值又高于精神的价值。但在现实中这一切却正好相反：神性的、精神的价值所显示的力量远不抵愉快的、维他命的价值力量强大。
前者如区区一芥，不值一顾；后者如高高在上的君主，受万人景仰——这就是客体化世界的结构。
审视文化中的贵族原则与民主原则的关系十分重要。
文化的基石建在贵族原则上，即建在质的选择的原则上。
文化的创造尽可能地趋向完满，并达到高质，这表现在认识、艺术、高尚灵魂的铸造和情感传达中。真理、美、正义、爱不取决于量，而取决于质。
选择的贵族原则会造出文化精英、精神贵族。只是他们断然不能拘于封闭的自我，不能孤立地躬行自我确定和自我欣赏。
否则，他们因为远遁生命源头，其创造力会枯竭、蜕化，甚至消亡。一切集体的贵族主义总难逃脱蜕化、消亡的厄运。当文化价值的创造不能很快地传播到无质的群众中去时，文化的民主化过程便应运而生。
真理散发着贵族气息，这指涉真理渴求质的到达和认识的圆满，指涉真理不依附于量，不依附于人的量上的意见和需求。当然，这并不表示真理仅仅为少数选民和贵族集团所有；相反，真理的存在是为着一切人，为着能与一切人沟通。
没有什么比那些封闭的文化上流人士所践行的自我欣赏和鄙薄大众更值得摈弃。
伟大的天才不进入这个档次。
他们知道，人的精湛、丰厚的文化素养，一旦缺乏同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生命过程的联系，便黯淡无色。那些封闭的文化上流人士常言自己承受着孤独，其实这仅仅是托辞而已。这孤独只不过是被隔绝了的动物向往群居的孤独，而绝非天才和先知的孤独。天才和先知贴近本真，朝向真实的生存，而这些自我封闭的上流人士却驯服于社会化和客体化的法则，专事文化偶像的生产。文化偶像是奴役人的众多的偶像形式之一。真正的精神贵族主义与自己的服务意识相连，不与自己的权益禄位相连。贵族主义渴念进入精神的自由，卓然独立于周遭世界，不苟合于人的数量，而只聆听内在的即上帝的和良心的声音。贵族主义是个体人格的一种现象，不能把它混淆于无质世界的奴役。当然，人界的圆融和丰盈仍不能奠定在贵族主义之上，因为它有自身的致命弱点，如隔绝、封闭、傲慢、鄙弃劳苦大众等。
那种由社会进程产生的种姓的贵族主义，即虚伪的贵族主义。
也许可对文化中的贵族价值与民主价值作一番区分。宗教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关联于哲学、艺术、神秘主义者的文化激情的价值，应得到民主价值的认可，也应得到贵族价值的认可。记得塔尔德说，交谈是交流的一种形式。我以为交谈是高质文化的产物。
据此，可把交谈分为两类：礼节的、约定的、功利的交谈和理智的、无害的、真诚的交谈。准确地说，第二种类型的交谈方为高质文化的启蒙者。
高质文化极易夭折，绚烂之花，一夜之间便片片散去。
高质文化总是无法拓展自己的前途，而文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文化传统的构成指涉高质文化，它包括文化的创造者，也包括文化环境。文化传统一旦结出坚硬的外壳，文化的创造也就随之被扼杀。
文化消亡于僵死，这是它不可逃脱的厄运。
创造的客体化意味着创造火花的熄灭。文化上流人士的自我中心主义与他们创造出来用以改变生活的文化成果，两相比较，前者更富于消费性和毁灭性，因而也更能奴役人。文化氛围会导致人们成为虚幻的幽灵式的生存物。文化的人沦为文献的、技巧的奴隶，美感判断就不再是个体的活动，而是文化上流人士和某一集团的私货。
人的创造之举产生文化和文化价值。人为此投注自己的巨大能量，展示自己的天才性，但与此同时，人也造成了创造悲剧，即创造劳动、创造动机与创造产品相悖。
具体说，创造是火花，文化却是火花的熄灭；创造行动是向上腾飞，攻克客体化世界，突破决定论，创造产品却是向下沉沦，仅作为一种“触觉”；创造行动展现在主体性中，创造产品却移到了客体性中。
一句话，人的本性在文化中发生了异化和外化。
这亦是人受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奴役的原因。在此，文化自身不是生命的转化，不再塑造新人，而是把人扭送回人的创造前的晦暗中，打入客体化世界。无怪乎，客体化世界总长盛不衰，伟大的天才总要凭藉自己的创造来反叛客体化世界和决定论世界。
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已进入这一主题，它突破了文学和技巧的限制。在欧洲，自奥古斯丁开始，存在主义型的哲学家也常常沉思这一主题。下面，我试着用这一主题来区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古典主义确信在客体化世界中可以创造出圆满的作品，其实，随着这个作品的完全外化，已远离了创造的本身。另外，古典主义对创造者的生存性不感兴趣，不屑于把它引入自己的作品。因为古典主义需要创造产品中的有限性，是以有限性作为圆满的标志，甚至还对展现在生存的领域中而不展现在客体化世界中的无限性充满恐惧。无限性是形式地充满。从来不曾有过纯粹的古典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从来不是纯粹的古典主义。古希腊悲剧、柏拉图对话、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米开朗基诺、伦勃朗、贝多芬是纯粹的古典主义吗？
浪漫主义不相信在客体化世界中可以创造出圆满作品的神话。
它企盼贴近无限性并传达无限性，也企盼融进主体性。
在它那里，生存的创造激情和创造灵感远比作为客体的作品更有魅力。当然，同样不曾有过纯粹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精神较之浪漫主义流派的影响更深远。通常，已不再在某一特殊意义上来使用“浪漫主义”一词。浪漫主义也潜伏着病灶，也同样匮乏力量。但浪漫主义的永在的真理是，它痛苦地体认过虚伪的客体化，它意识到了创造灵感与创造产品的分离。
为消解根本的误会，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价值中的创造的客体化，以及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拒斥它。创造的不仅向上腾飞，也朝向“他者”、世界和人们。哲学家不可能不在自己的论著中传达自己；同样，科学家的成果、诗人的诗、音乐家的交响乐、画家的画、社会改革者的社会改革……样样都是在传达自己。但是，当创造行动找寻不到自己的出路时，它不会窒息于创造者的内心。因此，有必要对实现创造行动与客体化作出区分。客体化世界仅仅是世界的状态，创造者不能不在其中生活，而创造行动所传达的东西也会从外抛入其中。认识创造者的这种悲剧境遇和由此产生的创造悲剧十分重要。拒斥客体化世界的奴役，重新点燃在创造作品中的创造火花，并不意味着创造者在自己的创造中停止传达自己，停止实现自己；而意味着挣扎，即在创造的最大生存性中，在最大的主体性对世界客体性的攻克中，创造者凭藉创造行动，突破客体化的封闭的循环。创造的意义即是迫使世界转向，而不是在对客体性的完善中去加固这个世界。创造即拒斥世界的客体性，拒斥物质，拒斥必然性。这是奋斗和挣扎。
这一挣扎也反映在文化的重大现象上。文化总用自己的价值和成果诱惑人，总企图永远置人于客体化世界中。文化堕落了！
一个早已僵硬的外壳包裹着它。
创造的火花即突破、转换、超越。这需要在文化的外域点燃。现在问题是：当人创造出来的文明和文化奴役人时，如何才能从客体化的歧路上转向超越？
简单地否弃他们，并召唤人进入前文化状态，这同简单地否弃社会和历史一样，未免荒谬。这里，重要的是要认清文化自身的矛盾，认定最后审判文化、社会、历史势在必行。对待文化和创造，我们不持苦行僧式的态度，而持末世论的态度。准确说，这是革命的末世论。当然，在文化自身的极限中，也很可能出现创造的突破和转化。其中，音乐是最璀灿的艺术明珠，它最富有冲力，尤能进入认识与思想——一旦如此，它的力量则更加磅礴无比。另外，凭藉自由和爱，在社会自身中也可能出现突破，在客体化世界中也可能出现超越，在历史中也可能出现“后设历史”，在时间里也可能趋达永恒性的融合。只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在文化的封闭传统中，在社会僵死的有机化中，客体化一直节节取胜，客体化诱惑和奴役着人；人对此不仅无所察觉，还犹如享受美味佳肴一般，乐不可支。
人正受着科学法则和艺术法则的奴役。学院主义是这种奴役的得力工具。它系统地有计划地熄灭人的创造火花，它需求创造的个体人格俯首于社会集团。对“客观性”的需求，完全不是对真理的需求，而是社会化，迎合中档次人对习惯性的屈从。另外，人还受文明化的理性的奴役。这理性不是神性的逻各斯，充其量是中档次人的社会化了的和规范化了的意识。它适合中档次人的精神水准，奠基在人的低等次的精神共同性上。
所以，整体的个体人格无时不受它的挤压，超理性的力量从来不能崭露头角。
再者，文明化的善也奴役人。
这种善已转换成社会化的法则，服务于社会习俗。
除此以外，人还受理想的文化价值的诱惑。人把科学、艺术以及文化的所有的质都塑成偶像，其中，文化性的唯美主义、绅士主义等是奴役人的主要形式。当然，不可否认，在理想价值的后面确实常常矗立着先知和天才，常常贯注着巨大创造的激情和灵感。但是，动辄便建造纪念他们的牌坊，以他们来命名街道和广场，这无异于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生命。再说，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也不能形成高质文化，不能产生新的先知和新的天才；有的顶多是衰落的中档次的文化，以及文化的规则性和文化的伪善。正是这种文化激起了精神的抗争。
文化是伟大的财富，是人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像野人那样简单地否弃它。文化必须接受最后的审判。文化必须是启示的文化。这种启示的文化如同大地孕育新生命一样，生机盎然，蓬勃向上，而不沉溺于自身的平庸，更不禁锢在自身冷酷的法则中。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将继续论及这一点。
文明与文化显示虚伪，并胁迫人投向虚伪。蒲宁曾把这种虚伪称作“秘而不宣的系统化了的闹剧”。从表面上看，虚伪也具有某种统一性，因此，即便真理转瞬就刺穿它，毁灭它——真理总有害于虚伪，虚伪也要扯起旗帜同真理抗衡。
虚伪用手段取代目的，或者说虚伪把手段转换成目的，不如此办理，虚伪则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让人使用的一种手段，但是，文明却被转换成了目的。文化自身的价值也在于它是精神生命和人的精神超越的手段，但也被转换成了自身的目的，从而反过来奴役人和摧毁人的创造自由。客体化颠倒手段与目的，这是客体化的命定产物。
文明的实现需求人焕发出巨大的积极性，但人却被人对文明的需求所奴役，被转换成了机械。人一旦转换成了技术和工业的非人性现实过程的手段，文明实现的结果就不再是为着人，而是人为着文明实现的结果。因此，精神必须抗击文明。对真理的需求即意味着沉思。沉思即阻断和突破，即找寻脱出绵延不绝的奴役性的时间流的瞬间。留存在古老文化中的那些无功利的沉思，对我们十分有助。只是无功利的纯粹的文化会成为人的债主，会否弃人在现实界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静观。要以沉思与介入的积极性携手共进。
当力量的准则重新确立，当力量重新注入最高真理和最高价值，文明也就终止。这需要企盼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新信仰，需要企盼能以深刻力量彻底攻克奴役的新精神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