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奴隶和自由人
人有三种状态，即三种意识结构，我把这分别称为“统治者”“奴隶”和“自由人”。统治者与奴隶相互依存，它们不能各自独处。自由人为自己生存着，有自己的质，同它的对立物没有对应关系。统治者具有为自己生存着的意识，但这必须经由他人，即经由奴隶的为自己的生存。如果统治者的意识是他人为自己而生存，那么奴隶的意识则是自己为他人而生存。自由人的意识是每个人为自己而生存，当然，这也意味着自由人要走出自己，走向他人，走向一切。
奴役在于匮乏自由人的意识。奴役的世界是精神自身被异化了的世界。
奴役来源于外化。
奴役即人的本性的异化，人的本性向外抛出。费尔巴哈和后来的马克思都认识到奴役的本源正在这里，只是他们将此联系于唯物主义哲学，就又合法化了人的奴役位置。人受经济奴役，被转换成物，这就是人的本性的异化。马克思在这方面颇有见地。人的解救应返回人的精神本性，应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和精神的生存。人如果滞留于物质和经济，如果把人的精神本性判为意识的幻象，判为虚假的观念体系，那么人的本性就是奴隶的本性。
在客体化世界中，人也许仅能成为相对的自由人，而不能成为绝对的自由人。自由必须并应该与必然性抗争。自由的前提是：人具有与必然性抗争的精神源头。以为自由是必然性的结果，实在大谬不然。那样的自由不是真自由，它只算得上必然性的辩证中的一项因素。因此，也可以说黑格尔并不明白什么是真自由。
逐外的、异化的意识是奴隶意识。凡此种种，即上帝是统治者，人是奴隶；教会是统治者，人是奴隶；国家是统治者，人是奴隶；社会是统治者，人是奴隶；自然是统治者，人是奴隶；客体是统治者，主体是奴隶——都是奴隶意识。奴役的本源是客体化，即外化和异化。现在，这种奴役已侵入认识、道德、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奴役的终止是客体化的终止，不是统治的再次登台，因为统治是奴役的对应物。人不应做统治者，而应做自由人。柏拉图说“暴君是奴仆”，这话确实不错。对他人的奴役，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奴役。统治与奴役一钻出来就被原始的魔力粘合在一起。这魔力不是自由，是人的强力意志。统治者仅是引导世界步入魔阵的奴隶的意象。
普罗米修斯是自由人和解放者，同时也是暴君和奴隶，因为强力意志总是奴隶意志。基督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是人类最自由的儿子。基督脱出世界的羁绊，只注视着爱。他曾说：权存在着，但存在着的权不显示强力意志，不是统治者。于此，凯撒——昔日帝国的这位英雄也是奴隶，是世界的强力意志的和大众的奴隶。统治者仅仰望权的高峰，奴隶们簇拥着他，登上峰巅。只是奴隶们也可以推翻一切统治者、一切“凯撒”。自由不仅远离统治者，也远离奴隶。统治者由外在决定，不显示个体人格。奴隶同样禀有这种天性。唯自由人是个体人格，即便整个世界都想奴役它，摧毁它。
人的最大堕落在于：人是暴君，并始终趋向成为暴君。
如果暂且不论在重大方面即在国家和世界历史中它的种种表现，而巡视一下家庭、小店铺、办公室、官僚主义的机关，便立刻可以发现它占据着位置。人的天性喜欢扮演角色，喜欢自己赋予角色以特殊的意义，这似乎不可克服，暴君也由此应运而生。人是自己的暴君，这可能演成暴君之最。因为人暴虐自己，自身的整体性则分崩离析，乃至丧失殆尽。而且，人凭借什么都能暴虐自己。
暴虐渗透在恨中，也渗透在爱中。
渗透于爱的暴虐则更加残忍。还有自爱和憎恨的暴虐，特别是病态的自爱的暴虐简直令人恐惧。嫉妒者是奴隶，他在虚构的幻觉世界里生活，人的嫉妒的暴虐也蛰伏在令人恐惧的形式中。
还有，真正的忏悔意识解救人，但人却常被虚伪的忏悔意识暴虐。
除此，虚伪的信仰、迷信、神话、恐惧、一切病态的综合症……都可能暴虐人。人自觉渺小、无价值而企望强健和伟大的意识，也会暴虐人。人自身的奴役意志不仅奴役别人，也奴役自己。唯自由人不想统治任何人。
黑格尔所说的“不幸的意识”，指涉意识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是意识自身不高尚的本质。通常，当人受依赖感的奴隶意识压迫时会很沮丧，往往要以奴役别人来作为对自己的补偿，这是一种“赢回”。因此，奴隶擢升为统治者会比什么都更令人生畏。贵族拥有自己的财产，一向认为自己血统高贵，不乏尊严，是天生的自由人，那么这样的人一旦成为统治者，他的质似乎并不很令人生畏，他并不一定会成为独裁者和迷恋强力意志的人。独裁者是暴发户，是奴役着自己的奴隶，其心态早已被扭曲。
从更深刻的意象看，独裁者全然不同于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解放者。大众的领袖安放在被奴役的位置上，他统治大众，又不能脱离大众。他向外抛出了一切。
暴君由在暴君门下只感受恐惧的大众酿造出来。
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和统治是占有性。这不是自由人的意志，也不是自由的意志。强力意志的占有者沉溺于权，被权的厄运所限，而又由此制造人的厄运。那个独裁者，昔日帝国意志的英雄——凯撒，只能受限于厄运。一切对他都是既定，他不能成为自己，不能限制自己，在自己的去路上，他永远得走下去，一直走到丧钟敲响。
凯撒注定是一个失败者。
强力意志的沟壑永远无法填满，这并不能证明人自身拥有奉献给人们的内在力量。历史上，那些垒筑在帝国意志之上的昙花一现的王国，除繁殖灾难和战争外，又给了人们什么？
无疑，帝国意志是人的真实使命的魔鬼般的倒错，是共相主义的倒错。这种共相主义的展现，经由客体化和外化，把人的生存向外抛出，把人降格为奴隶。
人的观念中固有帝王性。
人嗜好扩张，想占据空间，以成为世界和土地的帝王。无怪乎，人常会弄出些伟大的冒险行动来。人的堕落正在于接受了这一共相意志的错误导向。
孤独而不幸的尼采是强力意志的哲学家。
但在许多地方，人们卑鄙不堪地曲解和利用他，把他的思想塑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对此，尼采也曾愤然抗击过。尼采是一个贵族思想家，只面向少数人而无视大众，他把大众判为帝国意志的体现者。
但尼采认定国家是嗜血成性的怪兽，他说：只有在国家消亡之处，人才可以生存。国家对于人的不幸，并非尼采一家之言，但不知为什么，人总不停地去建构帝国，总推崇帝国是大众的组织。尼采是弱者，不是强者。他是世上最孱弱的人。
他拥有的不是强力意志，而是强力意志的观念。不错，尼采曾激励太砥砺自己的意志而成为强大者，但他未必知道国家暴力、革命暴力和帝国意志的强大性。过去的波尔德日亚君主对此颇有些说服力。
波尔德日亚曾体认到精神的内在悲剧，曾屡次痛苦地挣扎过，但到头来，他也仅是自己的一项象征罢了。
帝国意志、强力意志和奴役意志的狂热阻断福音书的道德福音。这种阻断不起源于文艺复兴，也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而起源于世界。如今，暴力的奴役日显姿态，它想攫取力量，想成为力量的体现者。但事实上，暴力自身永远是弱者。君主堪称世上最孱弱的人。使用暴力的一切人都意味着精神力量的泯灭，也意味着对于这种精神力量的所有意识的泯灭。
强力意志、帝国意志扼杀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庇护这种意志的哲学不能护卫人的自由和尊严。目前，这种哲学煽动暴力，已达极限。
如何审视暴力，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
通常，人们反抗暴力时，难免不染指粗野，并往往仅注重外在的暴力形式，如鞭笞、坐牢、杀害……其实，生活中更多地充斥着隐匿的暴力。这种暴力用心更歹毒，形式更精致。
如心理的暴力就远比肉体的暴力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人丧失自由，沦为奴隶，不仅源于肉体的暴力，更源于心理的暴力。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从人的童年起便奴役着人。教育体系全然扼杀人的自由，使人丧失对自由的判断。历史的沉重性也胁迫人。
而这一切在对人施行暴力时，或经由威逼，或经由渲染。特别是渲染，一旦转换为集体行动，人则更加身不由己。
再有，人总驱遣他人沉浮于生命之场和死亡之场。
恨暴虐他人，置他人于死亡之场。但令人惊恐的是，爱也一样置他人于死亡之场，而且，爱对人的暴虐并不一定亚于恨。
人的生命在种种隐蔽的“场”的冲击下，渐被奴役和暴力的看不见的氛围所剿杀。
个体人的心理暴力也是社会的、集体的心理暴力。凝固且坚实的社会舆论即一种强加于人的暴力，人很容易沦为它的奴隶。而习俗和道德密切关联于社会判断和社会舆论，人也会很容易沦为习俗和道德的奴隶。
当代报刊杂志汗牛充栋，中档次的人所持有的判断、见解，哪一则不源自报纸？每天清履，人捧读那一张报纸，甘愿接受心理强制手段的暴虐。
纵观人受奴役的诸多情形，不能不承认，人顺应并趋附报刊杂志的虚伪和堕落是最令人震惊的了。在这里，人已完全丧失自己的自由、良心和判断，并对此毫无觉察；相比较起来，人对专制暴君的奴役还能有所发现。
另外，金钱也是一种更强大的围剿着人的暴力。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隐匿方式间接地作用于人且被遮掩了的暴君。不错，生活中的人都要使用钱，也正基于这一点，金钱最无个体性，最无质的内涵，最易被世界的某一种力量所俘获。
金钱使人丧失良心的自由、思维的自由和判断的自由，其方式不是通过施于肉体的暴力，而是通过把人放在对物质的极度依赖的位置上，放在饥饿和死亡的胁迫中。总之，金钱给予人独立性，人缺少钱会滋生出依赖性；但是，占有金钱，人又陷入奴役，蒙受看不见的暴虐。
人在世间被强迫出卖自己的劳动，人的劳动不自由。人不能从劳动中体认真正的自由。相对地说，也许手工艺者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稍有自由，但这仍受隐匿的暴力奴役。在绵延的历史中，人群已历经奴隶的劳动、农奴的劳动，也历经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式奴隶的劳动，但人仍陷在被奴役的位置上，而且，人愈来愈在心里上安于当奴隶。有人认为自由是匮乏运动，是习惯状态，但实际上，当今的种种运动已成为施于世界、物质环境和他人的暴力。运动是变化，但运动不应与既定的世界妥协，而世界应是运动和变化的产物。
这里，运动和变化也很可能像暴力那样，受社会生活保守传统的影响。于是，静止的认识则拒斥暴力，也拒斥运动和变化。常常是，被认可的习惯状态中的奴役往往不显示暴力，而导向消除奴役的运动却会显示暴力。还有，社会改革避免不了暴力。
那种习惯状态中的业已老朽的社会制度可以乔装自由，举起改革的旗帜，而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地位所进行的改革，会刺激资产阶级，会被诬为暴力和亵渎自由。这是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的悖异。
奴役正从四面进逼着人，自由须抗争，不抗争即无自由。
自由一旦被安放在常规生活中，自由也就蜕变成对人的隐匿的奴役。这是客体化的自由。真自由植根于主体领域。由此不难见到，人之所以做奴隶，实在是因为获取自由太艰辛太艰辛，而顺应奴役太容易太容易。
客体性世界中的暴力被当成力量，自以为它显示力量；而对暴力的狂热又被当成是对力量的崇拜。其实，暴力与力量不仅不一样，而且暴力丝毫也不关联于力量。深层意义上的力量是获得，它不导向始终留存着外在性的统治，而导向内在的结合。基督凭藉力量说话，暴君永远不能这样说话。行暴者没有力量，仅有暴力而已。也可以说，行暴者正由于没有力量，没有强力，才倾向暴力，才实施暴力。统治者没有任何力量统辖自己的奴隶。对人施行残酷的折磨，只能说明统治者正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统治者握持力量时，他就不再是统治者。统治者如果以杀人作为表达自己的出路，那么他正站在无力量的极限上。力量是革新、启示、复活，暴力是把人投进牢房、用刑、杀害。在客体化、习惯性、非个体性、外化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力量可言。力量仅指涉生存的意义，而这意味着与传统价值的冲突。
在这个世界上，高价值的比那些低价值的更孱弱，更微不足道。
价值最高的被钉死，价值低的却凯歌高奏。
警察、武官、银行家、律师总是强者，诗人、圣者、哲学家、先知总是弱者。在这里，物质一定高于上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定是上帝的儿子，被迫饮鸩而死的一定是苏格拉底，被人掷石块的一定是先知。在这里，新思想、新生活的先驱和创造者横遭迫害，死于无辜，而恪守社会习惯性生活的平庸之辈却节节得胜。在这里，最高价值——人的个体人格得不到认可，低价值——国家以及国家所使用的暴力、谎言、间谍勾当、杀害却赢得赞许，被誉为最高价值。在客体化世界中，人们仅趋近有限的事物，不再携带无限的事物。当人被有限的事物所统治，人也就沦为奴隶。被遮蔽了的无限性显示人的解救。
人之所以误入这样的迷途，在于把力量与卑劣的手段搅混在一起，以为为着实现目的，卑劣的手段也会变成高尚的东西。
其实，一切生命凭借卑劣的手段并不能实现任何目的。
这里，手段貌似给人力量，实际上却使人降格为手段的奴隶；而所能实现的不外乎是奴役意志的行动，绝不是解放意志的行动。那些被誉为历史的伟大活动家和帝国意志的英雄，谋杀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恰好证明此种“力量”的形而上学的虚弱性，恰好证明他们拥有病态的强力意志和统治意志，恰好证明他们是与之相应的迫害狂。精神的孱弱、内在生命的匮乏和对复活新生命力量的拒斥，都会轻易把人置于暴虐别人的生活中。
真理在尘寰已被钉死。蕴含真正力量的真理是上帝的真理。
一元论是人受奴役的哲学根源。一元论的实践是暴君的实践。一元论被“普遍的”和抽象的共相所统治，扼杀自由和个体人格。人格主义以最深刻的意象力拒一元论。
个体人格和自由关联于多元论。确切说，其外在采用多元论形式，其内在是具体的共相主义。良心不能成为任何共相统一的核心，不能异化，而应留存在个体人格的深层面上。
这种“留存”不意味个体人格封闭自身，繁衍自我中心主义；相反，个体人格内在充满具体的共相内涵。个体人格的这项具体的共相内涵，不把自己的良心和意识转移到社会、国家、民族、阶级、政党、教会和社会法规中去。
“统一的”不染指奴役的气味，不按照“全体性”、“共同性”去理解，不涉及把良心抛向任何外在的集体。对“统一的”理解，唯有解释成个体人格内在的具体的共相主义，才能令人接受。自由人仅仅在于能拒斥自己良心和意识的异化和外化，否则，他便是奴隶，是统治者。
统治者只不过是奴隶的另一重意象而已。
用不太准确的术语说，这是个体人格自主、意识自主和良心自主的问题。但在康德那里，个体人格却隶属于道德法则和理性法则，即自主的不是人，而是法则。人的自主即个体人格的自主，这才堪称自由。欧洲历史上曾以理性或者自然来反抗野蛮的等级制，反抗权威，但最终仍不能获取人的自由。
因为，人隶属于非个体性的理性，或者隶属于至高无上的社会和简单的自然必然性。人当然要奋起抗击专制意识和专制制度，但与之作战的武器不是理性、自然和至高无上的社会，而是精神。
精神即自由，即人自身具有的拓展人的个体人格。
它是脱出客体化的自然和客体化的逻辑世界的独立的精神源头。这需要导向对人的奴役的抗击，需要进行人格主义的价值重估。本书的宗旨也正在这里。
个体人格的内在的生存的共相主义，必须拒斥外在的客体化的共相主义。在“普遍的”领域里，一切都是无个体性的和异化的，都是对人的诱惑与奴役。
自由人是自治的生存，不是被治的生存。自由人的自治不同于社会和民族的奴隶式的自治，它是人的自治，关联于个体人格。
导向人的自由和自由人的出现，是一场争战。这首先需要变革人的意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这是深刻的内在革命，它不在历史的时间中实现，而在生存的时间中实现。这一深刻过程的结果来得非常缓慢。
变革人的意识结构要重新审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内在的持续性始终把人安放在平顺的无止境的进化过程中，这样，内在的持续性正好反叛那作为阻断与超越的个体人格。
人服从于共相的统一，而上帝内在于它，并超越它，进入它的全过程。上帝的这种超越性以及上帝脱出世界必然性和一切客体性的自由，即是人的自由的本源，即是个体人格生存的前提。当然，超越也可能被曲解成客体化和外化。只是这种超越已不再是植根于自由的内在的超越，而仅仅反映奴仆与主子的关系。遵从那样的解释，人的解救又会步入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传统关系的老路。植根于自由的超越，不臣服于他人的意志，仅朝向终极真理；同时，它也是生活与道路。
真理总关联于自由，并只成为自由。
奴役总否弃真理，害怕真理。
热爱真理，则要攻克奴役着人的恐惧。
迄今为止，原始人的一切还活在现代人这里。现代人太受恐惧的奴役，对过去的、习俗的和祖宗魂灵的东西，无不诚惶诚恐。神话也奴役着现代人。自由人不置于神话的统治之下。自由人攻克神话的统治。诸如共相的真实性、“普遍的”王国等神话正笼罩着文明化了的现代人，笼罩着占据文明顶峰的那一切。其实，共相——普遍的真实性并不存在，这是客体化产出的幻象和错觉。存在着的仅是共相的价值，例如真理，但共相的价值必须存于具体的个别的形式中。共相价值的实体化是意识的错误导向。
那种不能真确判断任何事物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正由此形成。离开个体人格，不存有任何共相性。共相在人的个体人格中，在上帝的个体人格中。共相的人格化的开始便是客体化，亦即个体人格的消亡。
受奴役即是被动性，战胜奴役即是创造的主动性。唯有在生存的时间里，才显示创造的主动性。历史的主动性是客体化，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着的行动计划。历史时间企望把人驯服为自己的奴隶。自由人不应顺从于历史、种族、革命，以及那种自诩具有共相意义的客体的共同性。
统治者被历史、共同性和虚假的共相主义俘获。统治者也是奴隶，统治者与奴隶的相似之处远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自由人不想当统治者，因为这意味着失去自由。
攻克奴役和统治，旨在变革人的意识结构。为此，需要建构一门与真确的神学相类似的真确的社会学。灵车式的社会学陷于无法传达自由而只能传达奴役与统治的范畴中。自由人沉思社会，不取用奴役与统治的范畴，也不取用一般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因为，这些范畴和概念产生的前提即封闭性和否定一切。在其中，社会臣服凯撒王国，人转换成了客体。
在自由人的社会和个体人格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君主、任何神权、任何贵族、任何民主。这种社会不是专制主义的，不是自由主义的，不是布尔乔亚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当然，更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是客体化。这种社会是一项真知灼见，即一项认识上帝的真知灼见。认识的门径在于弃绝概念和一切理性化。于此，首先需要变革人的意识结构，以消解客体化，攘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灭绝奴隶与统治者。这是无限性，是拓展共相内涵的主体性，是纯洁的生存性王国。如果认为真确的社会学务在使人进入彼岸的、天堂的、超越的世界，进入阴朝冥府；或者务在使人栖息于此岸的、尘寰的、内在性的世界，一切从生到死，循环不已；那么，这是对真确的社会学的误解，也是对末世论的误解。这不具有任何生存的意义。真确的社会学旨在变革人的意识结构，消解客体化，创建自由人的社会，而这一切都应发生在此岸。
宇宙时间循环不已，历史时间匆匆朝向未来。人并不仅仅生活在这两种时间里，人还生活在生存的时间里。在生存的时间里，人阻绝了客体化。
我在本书末将论述“世界的终止”，用哲学语言说，即客体化的终止。这一终止的前提是拓展人的创造主动性。它发生在彼岸，也发生在此岸。
它是人的命运和世界命运的悖异，应悖异地沉思它，任何理性化的范畴都无济于事。统治者和奴隶无法沉思它，它只归依自由人。
对客体化和世界的终止，对自由的王国和自由人的王国——上帝王国的到来，统治者和奴隶都彰显非人性的反作用力。他们将造出统治与奴役的种种新形式，给这些玩艺换上新外套，让其登台表演。这样，在统治与奴役的种种新形式中，惨遭扼杀的是人的创造行动，而历史的恶绵延不绝。
自由人实现自己的责任，须臾不可延缓。自由人不仅在“彼岸”准备自己的新王国，也在“此岸”准备自己的新王国。
这种准备首先基于自身，即首先把自身创造成为自由人，成为个体人格。奴隶不能一起准备新王国，它们甚至连“新王国”这个词也未必会接受。奴隶所准备的仅是奴役的种种新形式。
准备新王国，荣归自由人！
必须扫荡暗中窥视并诱惑人的各种精致的奴役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