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引言

在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之后的第二天，我离开了芝加哥。我在芝加哥的公寓实际上已经空荡荡的了，行装已经打好，大部分家具都卖掉了，只剩下一张床和一把咖啡壶。我原本对于离开多少有点顾虑，但是谋杀的新闻却带来了一阵厌恶和反感，掩埋了原先的感情。我带着令人眩晕的轻松感离开了美国。我已经厌烦了做学生，厌倦了这个城市，并且在政治上感到无能为力。我要去摩洛哥成为一名人类学家。

我到达巴黎是1968年的6月，几天前警察刚清走医学院的最后一批学生。刚刚遭受学生运动洗礼的街上空无一人，胡乱涂抹着政治宣语的墙壁已经破破落落。我在索邦大学的校园里参加了几次聚会，但是已经太晚了，革命的势头已经到了顶点。众多的传单请求人们不要离开巴黎去度假。可是这个首都已经空了，瘫痪了，破败了。我遇到一个女孩——据她自己说，她有部分印第安人血统——她是从亚利桑那州的家里跑出来的。当我们沿着塞纳河闲逛时，类似战争的气氛和捉摸不定的未来使我感到自己成了萨特小说中的人物，非常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两天后，我剪了头发，搭乘公共汽车去奥利（Orly），然后去摩洛哥。

在1960年代的早期，伟大的哈钦斯通识教育实验在芝加哥大学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古典意义上的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正逐渐消失，这个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我。大学教育为我提供了深刻而又有解放性意义的经验，去发现思想的含义，但是也使我感到了旧的科学与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大多数人逐渐意识到，美国社会正被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所困扰，但是学术界或者现有的政治体制却不能为我们提供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的启发性和一致的建议。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探索，感到困惑，但是相对来说仍然很被动。问题在向深处蔓延，但是芝加哥表面上仍然一片平静。

在我看来，最充分地表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的两本书或许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1955）。库恩清楚地分离出一系列从物理学和化学中延伸出的问题。他的术语“范式衰竭”象征着用常规思考去解释我们对于学术课程、政治和个人经验中共同不满的主题的失败。一旦提供给我们的真理不足以组织我们的感受和经验，某种新的东西必然会以某种方式出现。

我着迷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异乡感”（dépaysement）概念，这使我和许多朋友格格不入，他们更热衷于眼下新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政治实践。远离让一个人在回到家园时变得更深刻，这个法国人的看似矛盾的号召带着几分晦涩，但却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不知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西方，并且被一个极其简单的观点深深吸引着，即西方文化只是许多文化中的一种，而且也不是最有意思的。

这种本科生期间的厌倦情绪加上我那炽热的知识分子倾向把我引入了人类学。从定义上看，它似乎是唯一必须走出图书馆、远离其他学术部门的学科。从字面上说，它的研究范围实在离谱，从狐猴的脚到皮影戏，无所不包，正如某教授所说，它是“业余爱好者的学科”。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生教育将世界分为两部分人：做过田野作业的人和没有做过的人，而不论后者对人类学的话题知道多少都不算“真正的”人类学家。例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教授是一位在比较宗教学领域学识渊博的人，因其百科全书般的学问而倍受敬重，但是仍然有人反复强调，他的直觉没有经过田野作业的炼金术点化，因此他就不是人类学家。

早先有人跟我说，我以前的文章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一旦我做了田野作业，这些文章就会截然不同。当研究生们刻薄地评论我们学习的一些经典著作缺乏理论的时候，老师们总是报以会心的微笑。他们总是告诉我们，不要紧，这些作者都是伟大的田野作业者。那时这种说法激起了我的兴趣。通过田野作业之成年礼而深入堂奥，这一许诺是具有诱惑力的，我完全接受了这种教义。

然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一本书对这种重要的通过仪式——将人类学家与其他人区分开的形而上学的标记——的界定进行过严肃的学术探讨。毫无疑问，列维-斯特劳斯的杰作《忧郁的热带》是进行田野作业这个令人神往的事业的最大例外。不过，众所周知，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是一个好的田野作业者。这本书或者被人类学家视为法国文学的一部精品，或者亦真亦假地被认为是对作者田野调查之不足的过分补偿。

我曾经问过一些大牌人类学家，他们也同意田野作业的这种“之前和之后”截然不同的观点，既然看起来这个问题对于田野作业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对此写点东西呢？我得到的都是文化上的标准答案：“是的，是应该。我年轻的时候也考虑过，我保留着我的日记，等着某天会整理出来。但是你知道，总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摩洛哥的经历，也是关于人类学的一篇论文。我试图打破过去界定人类学的双重束缚。研究生教育总是告诉我们“人类学等于经验”；没有人类学的实践经验，就不是人类学家。但是，当你从田野回来的时候，人们又立即提起了相反的一面：人类学并不是那些使你起步的经历，而只是你从田野带回来的客观资料。

你可以将遭遇写成回忆录，或者编成奇闻逸事，发发牢骚。但是，田野活动和处于学科核心地位的理论之间绝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有一股小的讨论参与观察问题的出书热。尽管这些书就知觉的敏锐度和风格的优雅度而言极其不同，但是都坚持着一个核心的假设，即田野经验本身基本上同人类学主流理论是分离的，也就是说，调查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与它的结果脱节的。

冒着打破行业禁忌的风险，我想说，一切文化活动都是经验性的，田野作业是文化活动中一种特色鲜明的活动类型，恰恰是这种活动界定了这门学科。但是，过于依附于实证科学观——我发现，这对于一个声称研究人文的领域是极其不适当的——作为人类学的力量之所在的经验性的、反思性的和批评性的活动，已经失去了其在求知中的有效地位。

本书关心的是解释学的问题，而我使用的是经过修改的现象学方法。我努力把技术性的词语和专业术语减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但是似乎还是有必要将我曾尝试的道路的路标展示一下。按照保罗·利科的说法，我把解释学（“hermeneutics”，希腊语，相当于英语中的“interpretation”）的问题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1]。尽管本书中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色彩，但决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意义上的，它既不是笛卡儿信徒们的纯粹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门徒的深层心理学自我。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自身。

有鉴于此，我采用现象学方法。利科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对于他来说，现象学是一种描述，它描述“一种运动，在此运动中，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的而不是它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意识产生于其自身和它之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消失后又被保留在下一步里”[2]。说得简明一点，这意味着你要将本书作为整体去读，每一章的意义都依赖于后续章节。这本书和经验就在于其自身。

本书是关于我做田野作业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遭遇的重构。当然，当时事情是纷繁复杂，支离破碎的。现在，我已经按照简洁和一致的原则整理过，为从那段时光抽取一些意义，为我自己，也为他人。本书浓缩了对众多人物、地点和感情的研究，它可以用现在一半的篇幅来写，也可以用两倍或者十倍长的篇幅来写。一些为我工作过的资讯者没有被提及，一些融入了我书中的人物里，另外一些人则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有过田野作业中这种逐步和谐的系列遭遇，并且当时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人，都不会有我在这里所重构的那种经验。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

我在摩洛哥的田野作业是在1968到1969年期间，五年之后我将这段经验进行过重构，两年后又改了一次，下面就是主要内容。我在摩洛哥的工作是在我的导师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和他妻子希尔德瑞德（Hildred）以及另外两个年轻的人类学家在研究一个有城墙包围的、相当于绿洲的市集小镇塞夫鲁（Sefrou）。我的任务是在围绕塞夫鲁的部落地区（摩洛哥的中阿特拉斯山脉）进行调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