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殖民主义的残余

第一章　垂死的殖民主义的残余

塞斯（Sais）平原位于非斯（Fez）和塞夫鲁两座城市（均建于公元9世纪）之间的乡村，起伏平缓，是摩洛哥最丰饶的地区。这里满眼葱绿，与任何关于沙漠帐篷或摩尔式景色的浪漫想象完全不符。离开宏伟的被城墙包围的非斯城，这段风景更让人想起法国。塞斯曾是法国殖民统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殖民者们给这里带来了机械化、灌溉，也带来了收益。

这里的田地规划得很有规则，肥沃的深色土壤、蜿蜒数英里的高架灌溉水渠、布局呈网格状的果园和不时出现的农舍，这些同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所描述的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形象极其吻合：没有人烟的土地被没有土地的人所包围[1]。农场中散布的农家住房的瓦片屋顶，与农业工人居住的成片的泥与砖混建的窝棚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工人房在沿着塞斯平原去往塞夫鲁的途中越来越多。农家住房还像以前那样用篱笆隔开着，而工人房由成行的仙人掌分隔着，但农场的主人不再是法国人。这个地区已经大部分被国有化，由摩洛哥政府管理，其余则为非斯的富商所有。

即使穿过这样富饶的乡村，当塞夫鲁城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人们仍然震惊于它的繁荣，这个小城从非斯的方向是看不到的。小山现在显得更加真实了，景色也更具体而没有规律了。塞夫鲁大约有25000人口，是座真正的绿洲城市。塞斯平原便利的灌溉条件妨碍人们在刚接触的时候注意这个事实；但是塞夫鲁后面的中阿特拉斯山脉现在气候干燥，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塞夫鲁南面是连绵的岩石丘陵和高原，人烟稀少，一直通向山脉。塞夫鲁城坐落在一段狭小的山麓地带，环绕在群山脚下，以泉水众多而出名，滋润着无以计数的花园、果园和橄榄林。摩洛哥人将这种生态区间称为蝶尔——字面意思是“乳房”，它处于山脉边缘的一系列地质断层上。当我们沿着蝶尔前行时，就会看到一个水源充足、气候适宜的繁荣小镇。塞夫鲁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塞夫鲁因其地理位置而成为周围地区各部落的交易和商业中心。除了劳作于绿洲植物园中的农民和商人，这里还有一个庞大而活跃的传统工匠群体。早在九世纪，塞夫鲁就有一个活跃的犹太人社区，它经常作为联结城市社区和乡村柏柏尔人部落族群的纽带。这些摩洛哥犹太人促进了山区的土产（羊毛、羊肉、小地毯）与进口货和制造品（纺织品、茶叶、糖）的交换。

法国对塞夫鲁周围农田的殖民统治——始于1920年代晚期，之后稳步加强，一直到1950年代——以及在城市中建立法国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教育机构，对塞夫鲁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追随利奥泰（Lyautey）的殖民政策，在塞夫鲁的阿拉伯式旧围城旁建立了新城区——维勒努维勒（Ville Nouvelle）。然而，对摩洛哥的殖民化从未达到阿尔及利亚的程度。比如在1960年，包括新来的学校教师，在塞夫鲁的法国人口还不到1％。

汽车把我送到橄榄园旅馆，这是个处在离塞夫鲁阿拉伯人聚居区那雉堞状围墙大概100码远的地方。“橄榄园”古老而单调，油漆剥落，无疑是座衰败的建筑，但也有它的魅力。穿过带有双层百叶窗的门道，进入一个被破旧的屏风大致一分为二的矩形房间。左边是十张摆放整齐的桌子（我从未见过两张以上的桌子被同时使用过），右边是一个长长的木制的酒吧间，几张光秃秃的桌子，几把旧式的餐馆椅子，角落里还有一个摇摇晃晃的弹球机。所有的窗户都有百叶窗，大部分半开着。我刚到时，只有一个顾客，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摩洛哥出租车司机，笼罩在傍晚的安静与平淡之中。

从吧台后面闪出一个人，衣着整洁但是随意，他是莫里斯·理查德，旅馆的所有者，“投资者”。是的，他的确有空房；实际上他有十间。我就听他安排吗？该住哪间呢，他思虑着，然后是一个文雅的猜字谜手势，但是其空洞和凄楚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随后，理查德将我带到那十张桌子中的一张前，为我拉出椅子，好意地告诉我，这里只有一份菜谱。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我到摩洛哥的第四天，我在橄榄园旅馆的院子里享用咖啡和面包。早年间这里一定很美。这里有一个封闭的花园，架起的格栅上曾经爬满了葡萄藤；这里有金属桌子，曾经熠熠闪光；还有这里的侍者阿罕迈德，他修饰得无可挑剔，可能曾经在（我这样想象）那些准备办理各种事务的法国人的厨房工作过。我独自一人。天气已经开始变热。阿罕迈德为我端来棕色的陶制咖啡壶，假模假样地像法国人一样礼貌地鞠个躬，不理睬我想搭讪的暗示，行动敏捷地离开了。

真有民族志的味道。我来摩洛哥仅仅几天，就置身于一所旅馆——显而易见是一座殖民主义的遗迹，在花园中享用咖啡，除了开始“我的”田野工作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实际上，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这些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我想，我会在塞夫鲁各处走一走。毕竟，既然我已经在田野中了，所有的一切就都是田野工作。

只听一声口哨，就见理查德那健壮的身材从百叶门后迅速而优雅地闪出来，祝我有“好胃口”，并递给我一个旅游卡让我填写。他有点吃惊，我竟是美国人。他说，他肯定我是东欧人（我也这样认为，至少我在人种上是），然后就亲切而不放肆地开起了玩笑。

在我到塞夫鲁的第二天，理查德给我讲了他的生活经历。他出生在巴黎一个上中产阶级家庭。1950年离家闯天下，最后留在了摩洛哥。他在这里从事过从技工到旅馆经营者等一连串的职业。这种缺少法国人惯有的保守和敌意的待人方式着实令人吃惊。我在想，它要不代表着法国文化在离开法国本土后经历的一种变形，要不就揭示着理查德所体验到的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这里，弥漫的正是这种孤独感。很快，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失败的巴黎人。家庭对他成为军官和医生的期望使他不堪重负，于是他离开他们，徘徊在各种被归为下层中产阶级的职业和生活中。

就历史机遇而言，他也是个失败者；他到摩洛哥迟了一代人的时间。法国向摩洛哥移民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20年代末，来的主要是农民和军人；第二次是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的短时间里，移民主要是职员。显然，新老移民对当地人的态度具有鲜明的差异。被称为“摩洛哥老手”（les vieux Marocains）的那些人与摩洛哥人有更多的个人联系，特别是在塞夫鲁地区，他们建起了最初的机械化农场，一般都会说阿拉伯语，同他们的摩洛哥工人密切合作，而不是隐居在法国人的聚居区中。他们的家长作风被一种朴实的个人主义方式冲淡。他们修整了土地，将丛林地变成精心侍弄的肥沃农场；他们“了解”摩洛哥人，并说如果训练他们，他们就能很好地工作。理查德给人的印象是，他本应该能与这些农民、小企业主和万事通们和睦相处。不管怎么说，这个群体的遗民们基本接纳他。

但理查德1950年才来摩洛哥，属于一个极为不同的移民群体。这些人被轻蔑地称为“摩洛哥新手”，主要居住在卡萨布兰卡和梅克内斯（Maknes）庞大的移民中心；他们几乎不会说阿拉伯语，在工作时间之外很少甚至不跟摩洛哥人接触。他们更愿意仿效奥兰（Orlan）或阿尔及尔（Algiers）城里孤立的移民。他们是跟法国联在一起的，认同的是法国的生活方式。在1950年代早期之前，摩洛哥的法国人中80％以上都居住在大城市。此外，他们主要是政府职员，公务员的比例甚至高于法国。他们不会长久地在这里住下去。

理查德追求前一种认同，但是却被后一种压倒了。他来的时候，机会已不再向普通法国人敞开。取而代之的是，法国人和摩洛哥人社区之间的激烈对抗，理查德无力逃脱或者反抗，他发现两种社区之间牢固的界限太过政治性而无法逾越。尽管他与法国人社区的个人交往常常让他苦不堪言，但他从没找到一种使自己融入其中，或者从中解脱的途径，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勇气明确否认那些移民规范。理查德从未学过阿拉伯语。他再三表达过学习阿拉伯语的强烈愿望，但他只会几个词和短语。这种曾经被摩洛哥人理解为新移民向他们作出的友善姿态，在18年后的现在，看起来却是一种没有诚意的嘲弄。理查德最先定居在梅克内斯，那里的法国人以及他那位炫耀种族优越性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夫人，阻碍了他这些愿望的实现。他支持我打算学习阿拉伯语的努力，问我学习的方法，鼓励我，然后就掉进了他的连翩浮想里：他刚到的时候，本该怎样学习阿拉伯语，现在可以怎样使这件事依然可为。但是，唉，他的职责恰恰不容许他这样做。理查德是垂死的殖民主义的真正遗民，只不过他从没分享到早期的好处。

每天早晨，理查德便发动他那辆1952年的福特车，呼啸1.5公里到塞夫鲁去运回他的生活补给。因为旅馆几乎从没有任何客人，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他和他妻子的生活必需品——报纸《小摩洛哥人》（Le Petit Marocain）和一些酒。除了跟杂货店主人的一些简单接触，以及和公务员互相开开玩笑外，理查德把自己的世界局限在嗜酒的出租车司机、他妻子，还有两三对与他平等相待的法国老夫妇之间。这些老人在摩洛哥生活了40年，以做杂活和开杂货店为生。他们尊重摩洛哥人，基本上过着退隐的生活——已经歇业，也远离了当代法国。这样几位饱经风霜的法国老人可谓硕果仅存。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地逝去，理查德越来越感到无望；每一个人的离去都极大地消蚀着他的世界。

人们常说，母文化中最糟的东西也随之被输出了。就我所认识的那些居住在摩洛哥的年轻法国居民而言，事实确实如此。在法国，人们可以选择服兵役，或者到海外的前殖民地从事某种替代性的社会服务。由于摩洛哥的双语学校体系极度缺乏教师，一直不得不靠输入大量法国教师来维持。因而，每年有许多年轻夫妇到塞夫鲁从事教育工作。这些人主要是为逃避兵役而来的年轻的中产阶级，他们还要在这里享受在法国无法实现的梦想生活。他们可以住带有花园和仆人的别墅。同样重要的是，在摩洛哥，他们有控制感。他们役使仆人，感觉自己是义务式地资助他们，还硬要人家领情；他们支配学生，认为他们在文化上是劣等的，实在不值得被寄予希望。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里，他们奉行着法国陈旧的社会区分和阶层制度，不过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现在他们可以扮演主角了。

相应地，他们凌驾于理查德之上并且轻视他。这里，每年都要上演剧情雷同而令人难过的仪式。新来的夫妇们到达塞夫鲁后，先要在橄榄园旅馆逗留，办理各种事情。不久，他们从更有经验的老同胞那里得知，“橄榄园”的社会地位有失他们的身份。起初，跟理查德聊天对他们而言是件很自然的事；他是个老手，又是法国人——在这个异域环境中，他就是他们的自己人。理查德总要重复同样陈旧的礼节，拼命地试图建立一种联系。有时也会有灵光一现，但似乎从未成为现实。这些年轻夫妇搬到别墅后，可能会带着他们的新朋友再来一次甚至两次，但绝不会再多。秋天，新来的人融入了这个小社区，并被清楚地告知，理查德是个“落魄的人”，这一轮循环就结束了。很快，理查德的世界就如同在巴黎那样，不可思议地远离了他们的世界，不同的是，在塞夫鲁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每年秋天理查德都开始提醒新来到者，摩洛哥人行为无常、不理智。他努力去取悦，也不理会他自己是不是相信自己的故事，不过认为这能迎合新听众们的刻板观念。在最初的几周里，这些听众慑于自己的恐惧，然而，一旦安顿下来，这种粗糙的感情迅速变成了一种更老辣的修辞——“客观性”。他们是来教化第三世界的。他们喜欢摩洛哥人，当然，他们发现摩洛哥人美丽、迷人，让人兴奋。但是，土著人完全不会做算术。不论法国人怎么努力，学生们似乎就是学不会。他们令人同情但低人一等。理查德也只是劣等。

理查德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完全无能为力。他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旅馆的衰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他在旅馆经营上损失越多，年轻的法国人对他越避之唯恐不及；摩洛哥公务员越拒绝与他为伍，他就越依赖几乎是酒鬼的出租车司机，可这些人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社区都被排斥。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循环结束。他越压抑，他的微笑就越牵强；他越是迫切地接近新来的人，也就越是必定让他们离他而去。殖民主义在没落，新殖民主义正取而代之。

我只要鼓励他讲话，他就欣喜异常。在最初的那几周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听他的故事。我的法语流利，我们很快就进入正题。这种情境结构上的可能性使之成为收集信息的理想情境。我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这样将其概念化，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从没有系统地追踪这个情境。我来摩洛哥本是要研究乡村的宗教和政治。跟理查德聊他的往事，似乎是率性而为了。我的教授们一直主张，做研究一定要以问题为导向，不能被其他看似有趣的枝节所牵制。此外，这还可能冒着被当地穆斯林社区指责的危险。

实际上，我已经处于一个相当理想的“人类学的”位置。我精通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文化，关心相关问题，毫无疑问还是个外来者——到这个国家这才第四天。和理查德在一起，我既非支配者，也非服从者。我既能了解理查德，又能接近年轻的法国人。他们相互关系的整体结构易于说明，相关各方都需要寻找一位外来的观察者，向他讲述他们的困境和思考。我既不会威胁到他们，也不能给他们提供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帮助。回想起来，这种氛围对人类学调查是颇为理想的。在当时，这种特别的安逸和便捷似乎让它的潜在价值大打折扣。的确，田野工作需要更多艰苦的劳动。

大约两个半月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炎热午后的寂静，还有“橄榄园”的空旷，木制酒吧及其黄铜框架的光泽。理查德和我静静地聊着，谈论间夹杂着长长的停顿。他以他惯有的姿势，俯身在柜台上，手掌托着下巴，好像在准备一场掰手腕比赛，另一只手臂得意地放在臀部，他那睁得大大的眼睛里仍闪烁着热切的光芒。我稍稍弓着背，坐在他对面的酒吧凳子上。

在理查德背后，他的装饰派风格的收音机正轻声地播放着。播音员清楚地说，苏联军队已经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慢慢地，我们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痛苦的目光。收音机继续以官方的语调报道细节，掩饰的兴奋让人一听即知。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意识到同我自己文化间的一种可怕的差异。想到极权主义的军队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一种没落帝国的感觉再一次油然而生，它们无可救药地毁灭着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