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进入

第四章　进入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与阿里及一些朋友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但我仍为自己在阿拉伯语上的缓慢进展而发愁。到这个夏季末，我真的忧心忡忡。就要进入一个只讲阿拉伯语的陌生环境，这对我构成了很大的压力。我发觉自己老在讲法语，很明显，在这种环境里我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内心倾向于彻底离开塞夫鲁，可能的选择很有限。我想与乡村的阿拉伯语者共事，尽管所有的柏柏尔部落都说阿拉伯语，但是好的田野工作似乎应该是在母语群体里进行的，我应该将柏柏尔留作以后的田野之旅。

巴里镇，一个座落在崎岖的小山上的前罗马哨所，俯视着下边的田野和橄榄树，是一个可能的选择。它比我所设想的要大，又比较城市化。然而，它有很高的同族通婚率及独特的历史发展，使得它很没有代表性，因此我将其保留作为一个备选项。阿扎巴，一个说阿拉伯语的小村庄，离塞夫鲁大约20公里，有一个没有什么特色，也没什么生气的圣徒崇拜团体；总之，乏善可陈。

现在余下两个村子，都说阿拉伯语，都有圣人的陵墓和神圣的血统。第一个是西迪·宇瑟夫，塞夫鲁正南方几公里外的一个聚居区。这是一个在生态学上更有研究价值的地方，有着复杂的灌溉系统。说柏柏尔语的人和说阿拉伯语的人共同生活于此。但当地圣人后裔们的精神名望已在年复一年的争吵和内部争斗中消弭殆尽了。由于宗教信仰将是我调查工作的一个主要领域，因此这是很大的缺点。

另一个可能的选择，也是我来摩洛哥之前就被其吸引的地方，是西迪·拉赫森·利乌西。这个村子一直是传统的宗教信仰中心，以有着整个中阿特拉斯山脉地区最大的圣坛而自豪，“缪兹”（musem）或者说圣人节还在举办，整个部族都参与，有着复杂的生态环境，并且，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个村子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九百多居民中有一半隶属四个神圣血统分支。其余的则一部分是柏柏尔人的后代，很多年前来到这里寻求庇护。还有一部分据称是原住民，被当地人称为“奴隶的孩子们”。

我选择了西迪·拉赫森·利乌西村。作这个选择并不难，但如何获准进入却是个战略性难题。尽管我并未成功地获得所有的相关细节，但根据我平时的了解，村子里有一群人反对我进入。他们有两个反对理由，且都与我和阿里的关系有关：第一，任何阿里所主张的事情，结果都会导致对等的具有反作用的对抗反应，他在塞夫鲁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并被认为是丢脸的。第二，村民们从道德上批判这个圣人的后裔，他居然冷落自己的妻子而与妓女相伴，并且加入了爱萨瓦兄弟会。总之很明确，阿里是西迪·拉赫森不欢迎的人。他自己迅速地指出这些攻击他的话是十足的嫉妒、怨恨、暗箭，可能是这样。事实上，我后来发现村里许多男人都很羡慕阿里的舒适生活。

阿里是第一流的资讯人。他聪明、学习很快、有耐心、肯合作、精力充沛。但我认为单单这些品质并不能解释他何以成功地成为一名资讯人。和其他几个与我共过事的人一样，阿里在他的社会圈里是边缘人。他不是普通的村民，也远非塞夫鲁城中的标准市民，也不和法国人过于卷在一起。这引起了一些重要的结果。

阿里比大多数我所认识的摩洛哥人更注意对自己的社会及个人地位进行反省。他拒绝过乡村生活，并为之付出了代价。他明白这一点，并能够明白地解释为何他会选择这条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曾被迫寻找理由和说辞以解释和正当化自己的行为，为了自己，也为了应对诋毁者。他已经形成了自己在塞夫鲁的生活方式，尽管已经被社区的大部分人所排斥，他会以炫耀自己的自由来反讽社会控制的约束。这使得他成为独特的存在，既不同于许多批评乡村生活和塞夫鲁社会的法国公立中学的学生们（虽然他们的批评很抽象），也不同于一些尽管不满足现状却又顺应于传统约束的村民。总之，阿里拥有更多的自我意识，而不仅仅是防御性的自我辩护，他已经为自己发展出实用的备选策略，虽然不那么稳定。

阿里经过权衡决定追随我：部分原因是好奇且充满冒险，部分原因是他知道有收入的可能性，还有部分原因是，相对来说他对社区之社会控制的免疫力。他曾和其他到过塞夫鲁的人类学家们一起工作过，他知道其中的诀窍，并执著于继续这种合作关系。这有助于解释在我们发生争吵后他迅速重建了我们的合作关系，也有助于解释他为何那么热情地邀我去他的家乡。尽管存在冲突，但他知道他帮我越多，我就越依赖他，我给他的回报也会越多，我也就越发地变成了“他的”人类学家。这类占有式的关系类型在摩洛哥很普遍。如何限定并控制住资讯人的支配趋势是贯穿我整个田野调查的中心问题。

使阿里成为一个好资讯人的条件在其他一些场合下也成了他的负担，这一点在关于是否让我进入西迪·拉赫森的争论中得以凸显。阿里很难为我聚集起一些帮手。在村民眼中，为了我的利益而支持他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他是圣人后裔，而他的妻子也是，其结果却是他在此有许多敌人，因为他对妻子没有一丝尊重。更糟的是他还不断地嘲笑这些村民们“乡村土包子”的生活方式、他们伪善的道德，以及他们的嫉妒等。因而，似乎是当阿里一到村里宣布说我将在此生活时，迎接他的就是一连串的反对声——任何阿里的朋友都不是他们的朋友。

但是阿里有几张大牌可打。他知道地方长官和副长官已经同意了这个项目，他毫不犹豫地让村民们知道这个消息。由此，他似乎将普遍反对情绪转化成强烈的矛盾情绪，短暂存在的反对前沿断裂了。几个村民清楚地意识到有了这种联盟，无论如何，我迟早都是要进入这个村子的。他们也意识到阿里自己并不会搬回西迪·拉赫森，最起码不用与他相处。如今这种情形充满了冒险因素。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那段紧张时期，我在苏锡的店附近焦虑地等待着。几个来自那个村子的男人们路过此地，他们会进来打量我一番，随便聊聊，然后又离开。他们正在品评我，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标准。阿里和苏锡总保持着乐观的样子，对我说着一些空洞的鼓励的话，却拒绝为我提供任何具体情况。

如果当时我完全明了整个动态情形，我不知道自己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起初我会丧失信心，很消极。我怎么能工作在一个不接纳我的村中？我该去其他地方。这种幼稚的反应是反常的。其实，任何地方都会有敌意，包括塞夫鲁。唯一可行的选择只能是放弃这一计划。这是一种充斥着激烈的意志冲突的文化，在这里，个性宣言及反对性宣言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组织结构，在这里控制被赋予极高价值，冲突每天都在发生——设想所有这些会由于我的突然出现而转变成和谐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公开接受，简直太可笑了。

事实上，我正通过政府关系强行进入该村，这是当时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知会官员一声是在所难免的，但他们的许可在村民看来却使这一事件变得很危险。如果认为这些村民仅仅从表面价值去判断而接受我的建议，并按文化间相互尊重的原则和蔼地同意，那就太愚蠢了。村民们会问，一个富有的美国人本可以住在塞夫鲁的别墅里，为什么想搬到一个穷村子里，一个人住在泥房子里？为什么是我们？而我们又为何要牵涉进这样一种状态，要同政府一起对这个陌生人负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

我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为了人类学的进步？我的职业？开阔他们的视野？给一些村民少量钱财？他们的认识异常准确，用他们的话说，没有任何理由让我进村。

但是我来摩洛哥，就是要住在村子里。我所能提供的唯一的简短理由，就是我能为社区提供点什么，但人们一眼就看穿了这种欺骗。我无法提高他们的农业产量，我不能为他们治病，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工作，我不能让雨及时降临。也许我可以教他们英语，当我最终到村子时，有些羞怯地提出此建议，却得到了礼貌而冷谈的回应，很快，大家就忽略了这个建议。

也许在有些情形下人类学家可以直接帮助社区，但我猜想这种情形很少有，我所听到的是那些从未做过田野作业的人才热切地鼓吹“帮助论”。这一主张在人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中更具正当性，因为在那里，人们的想法、行动和责任感联系得更紧密些。然而，我这几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仍然不清楚当时我能为村子做些什么，而不至于像我们批评国际开发署计划一样，产生公然介入他们的事务中去的错误。如果说人类学家的伦理角色含糊不清的话，那么无论有什么理由，他作为社会改良家的角色本质上更不合格。

在这种情形下，认为人类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者的论调似乎更是站不住脚。我是那里唯一的外国人，居住在宪兵队拥有完全管辖权的范围内。下面将看到，我的所有活动都被监视、报告，并被各种派别所歪曲。如果我组织或宣扬反政府活动，传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速度将是惊人地快。毫无疑问，我将被迫离开这个国度，还有一个很大可能性就是被关入监狱。这在巴黎或伯克利听起来似乎是个引人入胜的冒险传奇，但在摩洛哥却是令人害怕的愚蠢之举。

一旦有人像我一样接受了人类学必须包含参与式观察的定义的话，那么他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将受这一对矛盾的词汇所指引；它们之间的张力界定了人类学的空间。然而，观察在这一对词汇中居于指导地位，因为它安排着人类学家的行为。无论一个人在参与的方向上走多远，他依然是个局外人和观察者，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官员的认可始终笼罩着我，尽管我试图忽视这一点。我的手势是错的，语言也不通，问的问题也很奇怪，糟糕的人际关系，这些问题一直主宰着我的情绪；哪怕是几个月后，一些最突出的差异都已被重复和习惯磨去之后也一样。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Not-Otherness）的方向走多远，情景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在观察与参与这二极的辩证对立中，参与改变着人类学家并指引他走向新的观察，而新观察又改变着他如何参与，但这种辩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是由起点所掌控的，而这起点是观察。

最终村子里传出话来，我可以搬进去了。那些神圣世系的领导者们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我可以进入西迪·拉赫森并将受到他们的保护。我可以租住一间曾被用作谷物储藏间的小屋。

第二个星期，愉快地忙着准备工作，购买必需品，感觉宽慰多了。但我的阿拉伯语很糟糕，而我进入的又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这怎么办？“真正”的田野工作就要开始了。尽管前途充满着我所未知的艰辛，但最大的困难已被解决。从这点上看，趋势还是清晰可辨，令人欣慰的。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我把一张床、一些垫子、一张矮桌和一张简单的书桌塞进了一辆借来的旅行车后出发了，心情舒畅而毫无忧虑。

当驶离塞夫鲁时，反差开始彰显。经过新的棚屋式的市郊和公立中学，进入一个开阔的高原，法国人修建的双车道高速公路一侧满是灌木和乱石丛，这是一片牧场，但由于季节性放牧和牧羊，现在明显地荒芜了。这侧靠近塞夫鲁的地方，仅能见到极少的艾特宇斯部落的黑帐篷。高速公路的另一侧，往南几公里，有一片能使人联想起塞斯的机械化农场，是这个地区最初的殖民地。这块土地原先是部落集体拥有的，后来在一次复杂交易中，经由保护领地政府协调，被一些大银行与一群勤劳的小农场主联合收购。那些部落用这块贫瘠的牧场换回了几英里外肥沃的小块土地。他们在这里建起了水坝，清理了场地，种上了树，竖起了井，带来了机器。这块现代化区域的边界给人带来了视觉冲击：灌木和光秃秃的山就出现在它的周边。

越过下一片山岭，来到另一个高原，就能见到起伏的村庄中散布着仙人掌绕成的居住区。现在看到的这块土地似乎更肥沃些。政府工作队正在清理石块，筑造一条长而不规则的红、棕色相间的石头墙。在这块开发地的尾部就是阿扎巴村，它是该地区的小市集和政府邮局所在地。除去学校及政府资助的屠宰店和灌溉设施外，阿扎巴村满是灰尘，毫无生气。人们说那儿的水很糟糕，说那儿很热，那个埋葬于此而名字已被遗忘的圣人并没有巴拉卡。村子则位于高原稍高处无遮掩区域的中部，那儿的水确实有股明显难闻的味道。

走过阿扎巴村后，就开始真正抵达中阿特拉斯山脉的脚下了。上坡更陡，路弯得更厉害，只有在水源旁才可见到村庄，而在两个村子之间则是长长的、贫芜的高原地带，见到的只能是灌木丛，偶尔有棵树。牧群差不多都走光了，非常安静。

从离阿扎巴几公里的高速公路下来，转上了一条等级较差的砾石马路，穿过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了一个陡坡后，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幅画面。车子可以轻松地在这块舒展开的土地上行驶，人们可以漫行在这块平地上观赏景色。两侧随处可见座落在小山坡上柏柏尔人的聚居地，这些住所建造得如同一座座堡垒。事实上，在摩洛哥历史上占突出地位的部落征战时期，它们就曾被用作堡垒。有句柏柏尔谚语声称，柏柏尔人像真正的男人一样独居，而阿拉伯人则像绵羊一般胆小地群居。乡村的阿拉伯语者反驳说柏柏尔人就像野兽一样地与每个人开战，阿拉伯人则“君子”般地愿与每个人和平共处。

从很远处就可以看到这条路上了山顶然后从视野中消失了。经过一段短暂下坡，绕过一个急转弯，扑面而来的一片绿意着实令人吃惊。西迪·拉赫森·利乌西位于山脉的一处顺着一条长长的狭谷向上的断层线上，水源充足，一道道粗糙的水渠勾画出了山村的农作物区域。根据传说，先知离开阿扎巴后继续前行，直到他到达山中的这块空地，尝了这里甘甜的水后宣布这里就是他驻留的地方。不管怎么说，现在有上万棵橄榄树隐现于山谷中和两侧，环绕着斜坡。

两栋白色石灰建筑就标示出整个村子的样貌：其一是很大的清真寺，另一座，与之毗邻的，很有特色的绿色瓦片覆盖着的是圣人的陵墓。这两栋建筑物之前则是一片已被踩平的空地，空地周边则聚集着房屋和商店，这一开阔地带既是村子的中心，也是每年春秋季举行缪兹的地方。

整个西迪·拉赫森由四个聚集区组成。山谷上方，伸延出去有几公里，是其余三个聚居地。当中最小的一个，座落在山谷上方两公里的山峰上，仅有几个大院。稍大点的那个位置比它低点，第三个聚居地更大，位于一个小高原上，隔着两百码俯视着清真寺、圣陵及村中的主要院落。据传说，每个村落原先分别是圣人的儿子们的家。如今，每个村落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神圣世系的中心，但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了。无论如何，几乎所有的非圣裔后代都生活在村中最大的群落里。圣墓周边的地方被认为是宗教避难所，在动乱年代，柏柏尔家庭可以躲在这儿。

当我沿着S形的斜坡慢慢往下朝着缪兹地走时，一路上我试图避开骨瘦如柴的狗、小鸡以及在车前猛冲的小孩。村子比在上面看到的显得更为破旧，道路两旁的房屋好像是用泥巴和石头随意拼凑涂抹而成的，至少从外观上看，明显需要修理了。随处可见几座由水泥筑成的很壮观的院落，但明显只是少数。路上净是车辙，不时就有驶到路边的危险。

村民们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穷困，他们的斗篷脏乎乎的，还有溅上的泥巴，许多人没穿鞋，路的下边有三家商店，也是举办缪兹时的休息地，一群男人就坐在商店前面的泥地上。他们似乎是太专注于聊天，忙着用贫瘠高原上的野灌木编织简陋的篮子，当我们停下时并未见他们有何反应。车子倒是颇受欢迎，不过迎接它的却是德拉里（drari）——姑且译作“孩子”——看上去似乎有上百个。这些无所畏惧的小恶魔们围着车子，尖叫着、大喊着、推着，接着又开始翻我的东西，这让他们的长辈很是恼火。实际上，乡民们主要担心的是这些德拉里们会给我或我的物品带来无可弥补的伤害。他们的父亲打着、骂着、喝斥着来威胁他们，也没用。我的新居还堆满了谷物，于是在赶紧收拾的空档，我们还得待在那群德拉里和他们紧张的长辈们中间。最后，我们将一些家具搬进了那间屋子，一些长辈管理者决定要管管那群德拉里们，他们现在正互相攀爬着，透过窗户向里看。棍棒办不了的事，道德强制可以，在被告知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会被报告给他们的老师之后，这群德拉里一眨眼就不见了，跟变魔术似的。这给我这人类学家留下了印象。

阿里卸下了一只羊，那是他建议我带来作为祭品敬献给圣墓的。他并没有明确这礼物该给谁，而我后来又发现，围绕如何分享这只被宰杀的羊引发了冲突，阿里则瞒着我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的两天就像一场梦，我在屋里安置好我的东西，对自己说：“一切顺利，今天是星期二，昨天是星期一，天很热，晚饭很好，是的，真的很不错。”和“是的，我喜欢摩洛哥。”并搜肠刮肚地将我能想到的阿拉伯词语一遍一遍地重复。我喝了好几杯薄荷茶，四处走走，开始对村子进行初步考察，还到那些男人玩牌的店里坐了坐。

最初几天的食物真的很好，村中一个最富有的人邀请我一同吃饭。他是一个参加过印度支那战役的老兵，曾是王储的一名司机，由于旧伤发作而突然失明，从法国人那里领取了一笔可观的抚恤金。他公开地表示对我的欢迎，由此显示我受他保护。用新鲜的橄榄油精心制做的食物、新鲜出炉的面包、许多鲜肉、火辣的胡椒、浓郁的咖啡和香甜的茶，都由他那可以俯瞰村庄及农田的院落里提供上来，一切都是那么的浪漫。

第四天，一个戴着墨镜的宪兵和一个来自西迪·拉赫森另一个聚居地的男人来了。摩洛哥的宪兵沿用法国体制，是一支精英警察队伍，他们的管辖权不仅限于城市内。在我的经验中，宪兵们很聪明，受过良好训练，有能力，但通常都不受欢迎。

那宪兵来到我房前敲门，村子里挤满了柏柏尔人，他们每个星期五来西迪·拉赫森的大清真寺共同祈祷，他们成了我们谈话的忠实听众。宪兵不理会我用阿拉伯语跟他打招呼，他用法语回答，他的法语我只能用无可挑剔来形容。他问我是否有居留证，能给他看看吗？我说当然可以，连同驾驶执照一起递给了他。我们出了门走到车子旁，车子停得离我的房子稍远，紧靠那个热情招待我的富有老兵的院落旁边。因为大家觉得如果在这样一个权威人物的保护下的话，那群德拉里就不敢把车推下山坡。面对着一大群观众，我们的交谈很简短，我有点自我保护的意思，并显得有点冷淡，告诉他我已经在塞夫鲁警察局将车子注册过了。他回答说，车没问题，让您费神不好意思。但既然我现在是在农村，那么我就必须在宪兵队再注册一次，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很了解我。实际上我会是那年第一个在他们那儿注册的人。这只是简单的程序而已，非常感谢，找一天……

我和宪兵一直用法语低声交谈着，结果却是当我们在谈话时，上面马路上，另一个宗派的一个男人正在对下面发生的事情作即时翻译，他的版本似乎肯定了我来之前大家的所有疑虑和担心。据我后来探听到，他告诉人们，宪兵很愤怒，因为一个纳兹拉尼，也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在圣人的村庄里，宪兵已经有了一张名单，记满了同我打招呼的人，这些人可能会进监狱。因而，大家不应该跟我搭话。

这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回到屋子后，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不妙的事。没过多久，一个代表团出现了，由几个我刚与之工作过的人和地区议会中的官方村庄代表带领着。他们告诉我因为政府生气了，所以他们不能与我共事。另外，他们问能否带走我记的笔记。他们很抱歉，但由于政府太强大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我很震惊，想要据理力争，告诉他们那个宪兵并未说过此类的话，我确实获得了居住于此的许可证明，政府也同样知道，我们明天应该去找奎德，他会支持我。但他们的反击也同样有力，摩洛哥式的修辞风格，但非常有技巧，他们无法确信我所讲的。他们同意默提——他们的代表——和我一起去塞夫鲁拜访奎德，但在那之前，没人会跟我说话。

那晚除了以前买的沙丁鱼罐头和一些速溶咖啡外，我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我整晚都在听巴黎的“流行俱乐部”节目。这次经历对我的冲击是如此之大，我甚至感觉不到任何伤心。不同的利害关系一一显露出来时，情势也清晰起来，这一次就是这样的感觉。宪兵对村民们说过什么，我一无所知，如果流言还有一丝真实的话（但我却想象不出怎么会是真的），那么，村民们的退缩是理所当然的。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也许这是有关我进入村子的那场争论的余波所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就有必要进行反击。在摩洛哥派系斗争很正常，哪儿有敌人，哪儿就有着潜在的同盟者。我必须戳穿谣言及它的源头，否则我在西迪·拉赫森的生活就得结束。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去了塞夫鲁，那个奎德以异常隆重的仪式迎接我们。我用法语告诉他，似乎有个宪兵跑到村子里警告村民不要与我交谈。我不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而村民们则觉得不安，不知他能否与默提打个招呼，并向他说明发生了什么事。奎德在询问完默提后，带着疑惑的表情，拿起电话把那个宪兵叫了进来。宪兵来了，跟我们打过招呼后，聆听着。当他听完整个故事后，一副受委屈的样子，他的尊严受到伤害了。他并没有说过此类的话，正如他告诉我的，他来仅是为了检查我的证件而已，其余的事都不是他干的。奎德谢过他之后让他走了。

这个奎德是一个说话轻柔、情绪平和的男人——我想再补充一点，原因之一是，人们既不敬畏他也不害怕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都井然有序。政府给了我许可证明，与我一起工作不会有任何问题，无论那个造谣者是谁都将遭到严惩。默提似乎相信了。奎德还礼貌地问了我几个有关伊本·哈东（Ibn Khaldun）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我告诉了他，接着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在回来的路上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疲惫。第一回合我取得了胜利，但前方明显还有更多的困难在等着我。既然现在政府的支持是明摆着的，我就想对之前那件事探明究竟。

那个做即时报道的男人是上面一个聚居区中一个宗派的领导人。他似乎认定我是一个潜在的价值源泉，我要不就得与他共事，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要不就别想在那儿工作。根据他的想法，他的战术将使每个人都远离我，然后他就可以慷慨大方地给我提供住处，并在他的社区招待我。几个月后，他确实为我提供了这些。不过那时，我已经牢牢地且富有成效地把自己安置在一个我不想破坏的关系网中，我本来会很高兴让他做我的资讯人。我开始了与他初步的访谈及喝茶式的拜访，但这些都被那些正与我合作的人给暗中破坏了。我属于他们，他们不允许其他任何人的侵入。

我完成了初步进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我是谁”和“我将在村中做什么”传达给他们。我在这儿的目的对大多数村民而言仍旧是模糊的，即使是那些跟我相处好长时间的人也是如此。我告诉村民们我是个塔利布（taleb）——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学生——这是阿拉伯的传统概念，因此不存在翻译困难。我说我所在的大学派我来研究该村的历史，而后汇报上去。我将可能就此写本书。我已经准备了一些例子作为证据。然后，如果天从人愿，我也将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这些说辞对于村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并能接受的。然而，塔利布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带有一定的宗教含义，而我又不是一个穆斯林，这引起了一些困惑。

尽管存在着许多使摩洛哥人的社会生活散成碎片的分歧，但依然存在着一种我从未发现有人对之犹豫和否认过的文化信念：即这个世界被分成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伊斯兰教也确实为“信奉《可兰经》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媒介范畴——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也接受过神圣启示，但不完全。穆罕默德是预言家之王，因为他的神示融合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启示并将之完善。那些人有权在伊斯兰教义下实践他们自己的信仰，只要他们承认自己居于低等角色位置，缴纳特别税费，担当各种象征性的和实际的负担。这种安排尽管有些负担，但也相对可行，这已经由摩洛哥几千年来穆斯林与犹太人间的关系所证明。

但是，这种做法只有在穆斯林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才是可行的。我的宗教信仰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从未就我是一名基督徒的事询问过我。毕竟，他们掌握着真理，但是，他们把我当成了传教士，这引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慌，搞得大家很不舒服。这种情绪持续到我离开，甚至到最后一天仍是如此。那会儿，应该很明显我并未曾干扰、贬低或者试图改变某人的宗教信仰。然而，仍然可以听到一群德拉里在喊“密斯系”（即传教士），虽然令人厌烦，但这种执著的认同却很有意义。

这里潜藏着对基督教的恐惧，村民们知道现在基督教的地盘要比伊斯兰教国家强大得多。这导致了一种无法消退的焦虑感，即认为这种政治和军事力量将转化为宗教控制，而后者毕竟是村民眼中最重要的生活领域。

这似乎是唯一可以解释一个年轻富有的美国人（我）为何会离开生活舒适的家而与他们共同生活。我一定在追寻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而颠覆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能想得到值得如此牺牲的少数几件事之一。我现在明白了，我并未努力干预宗教事务并不重要。持续表达单纯而高贵的意图是一种修辞艺术，摩洛哥人已将之提升到了文化展示的水平，他们从未从表面价值上接受我那种单纯的表白。我在逗留期间尽可能地抚平这种恐惧感。我反复强调我的兴趣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方面，但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说服力，只能说是达成了某种暂时妥协。他们的焦虑从未完全消失，但大部分时候我能够控制住它们。

在一个小山村，寻找、培养及更换资讯人是人类学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他不可能扮演中立的角色。哪怕是在进入村子之前他就可能陷入了当地的政治和社会之中。以我为例，一开始我就与乡村圣人的后裔们在政治上联结在一起。他们是村中最主要的群体，而且他们的角色于我的研究至关重要，我当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种联合，起码一开始是如此。然而，不久就表明，他们自己的联合也是四分五裂。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组成西迪·拉赫森的四个分支与四个世系并不紧密地相对应，这几个世系都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圣人的儿子们。这一谱系（正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因此并非村中团体活动的真正中心。例如，在我生活的那个主要聚居区中，大部分圣人的后裔们属于一个世系（将他们的血统追溯到同一个儿子）。然而，在社会关系上，他们又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支系，每个支系约有75到100人，都有自己的始祖，即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三兄弟。他们都是圣人后裔，他们都是家族兄弟，而且他们共享着一种松散的家族联系。除此以外，他们就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歧，其中一个支系，即阿里所归属的，以持续的争吵，反对它的成员住在村中的同一区域，以及他们在经济上、社会上及个人之间普遍不合作而闻名。第二个支系有着很高内部通婚率，聚居在一套连在一起的院落内，它的成员们共享着相当数量的经济资源，并维持着村中所保留的宗教威望。第三个团体各个方面似乎都介于前二者之间。不同团体及特定个体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立和竞争。因此，从居住在塞夫鲁的人们的角度来看，圣人的后裔们是一个整体，而在西迪·拉赫森，情况则远非如此，仅在很少且特殊的场合下他们才会表现出统一性。

最初与我共事或者说是想与我共事的几个人，都来自阿里那好争吵的支系。有阿里本人，还有中士拉拉维（人们都这样称呼他），即那个在最初几天给予我热情招待的富有的法国军队的退伍士兵。虽然他作为村中最有钱的人是个重要角色，但很明显，我无法与他做一些有计划有步骤的事情。他总是很忙，专注于扩张他的农业用地，并且他也像摩洛哥其他的“大人物”一样，喜欢问问题而并非回答问题。他是个盟友，但哪怕是在研究的主题选定方面，也似乎没法跟他合作。我受他的招唤和命令，而不是相反，他经常在晚上来到我的房间，讲故事或听收音机，我对摩洛哥人生活的顿悟很多都是导源于我与他共度的几个小时，这也是对我与资讯人的结构性工作的补充。未能在相互交往中占据主导位置也有它的好处，不受控制的访谈反而丰富了田野作业。

我的房东也来自阿里的支系。他不仅是阿里的主要诋毁者，还参与了与那个中士的长期争论。他是个虔诚而又爱发牢骚的老男人，我们之间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接触。然而他儿子却恰恰相反——热情、礼貌且友好，与他交往总是令人放松且感觉很值得。他在非斯的卡拉维因（Karawiyin）大学学习，专攻阿拉伯语。幸运的是，他几乎不懂法语。他一开始就礼貌而坚定地拒绝给我做任何长期工作。这真令人失望，因为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希望的资讯人。尽管他已一只脚踏出了村子，并且清晰地渴求过另一种生活，但他对他的家人依然忠心且尊敬，这也是村中的一项传统。

我在西迪·拉赫森的第一个资讯人是阿里的堂弟——麦基，他是个20岁的兼职羊倌和商店售货员。虽说很明显他缺乏才智，但最初这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他有空闲时间，看起来热衷于做这件事。而在初始阶段，似乎有非常多的最基本和非概念性的任务要完成，这些又似乎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一个优秀资讯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品质就是能将哪怕是最简单的（对他而言）及最明显的事情用各种方法解释清楚。我的那些富有成效的资讯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不仅仅是耐心（虽然这点很重要），或者智力（这也有所帮助），而是将自身文化客观地介绍给外来者的富有想象力的能力，从而使他们可以用一系列的办法来表述它。麦基并不具备该项能力。这于他本身而言并非什么性格缺陷，但它很快导致了困境的产生。我必须尽可能体面地结束这一合作关系，因为这无益于我的工作。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一件意外之事让我逃脱了潜在的尴尬场面：麦基听闻可以到山上和一群人一起放牧，就决定出发去那儿碰碰运气。后来我被告知虽然村民们喜欢麦基，但他们也认为他是个蠢货，我猜想闲坐在商店附近的人们一定觉得很好笑，新来的人类学家居然会和村子里的白痴一起工作。

我遇到的第二个资讯人是个迥然不同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商店老板，那个老板是村中反对力量的一个松散分支机构的领导者。这一机构并未形成一个真正核心，由来自村中一些无亲戚关系的家庭的男人组成。一个非圣裔的大团体，叫做“奴隶之子”，仅仅是靠一些虚构的、微弱的家谱关系联结，他们之间的大部分关系都已被忘却，他们既不是族内通婚也无文化上的联合。这个商店老板自己并非出自这个团体，大约四十年前侵略部族将其房屋焚毁之后，他的父亲才搬到此地。他买了土地并传给了他的儿子，因为善于经营，如今他在村中已算是小康之家。这个父亲非常憎恨那些圣人后裔们，攻击他们自命不凡、专横伪善，试图以此为自己组建权力基础。虽然这种攻击在该地区引起了极大反响，然而他并未能将之转化成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但他一直在努力。

他的儿子拉什德令人难以置信地敏捷、聪明、敏感，装着关于几乎村中每个人的流言和诽谤。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来到我房间提议我们一起走走，他已听闻我试图让麦基画一张村子的地图，并说他可以帮我完成。

那晚，当我们围坐着准备晚餐时，阿里的另一个我正与之共事的堂弟神密地向我强调说我不该与拉什德发生任何联系，他是只危险的野兽。他拒绝详细说明原因，这似乎是单纯的嫉妒或者是想让我保持在与圣裔支系合作的范围内的政治努力。我告诉他我必须与其他人合作，但毫无疑问我将留心他的警告，那人有点愠怒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再次强调说他已警告过我了。

我和拉什德第二天清早就离开了村子，到了大约离村子有一英里远的田野，他父亲手下的佃户正在耕地。快速步行令人兴奋，恰是由于没有了直白的恭维，这种热心的关切也是令人愉快的变化。他倾听着我正逐步提高的阿拉伯语，帮我改用一些措词。最令人兴奋的是，他提出我们可以共同探究一些大的领域。随着我们想象的计划越来越详细和宏伟，拉什德也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我则精神高昂。我们一开始要画一张图，然后是灌溉系统、田地所有权、亲族关系、政治事务及其他。他明显赢得了我的信任，这也激励了他。他接着开始连篇累牍地告诉我——这是潜在的资讯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复述给我听的内容——“村子里其余每个人都是骗子，会欺骗你，只有我会告诉你真相，他们会诋毁我，但你很幸运地找到了我，因为我会把你从那些无赖和野兽中救出来，他们只会想方设法地偷你的钱。”

一次美好的围绕边远田地的散步花了我们大半天的功夫。梯田在荒凉的杂石山区和密集的灌溉点间交替着。只要有水的地方，就长满了橄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杏树，小麦、大麦、水稻和满园的各种蔬菜也应季节地长势喜人。相形之下，几码远之外的灌木丛和岩石块则证明着水的重要性，从田野到田野和从山一侧到另一侧的迅速转换，景色丰富，就像摩洛哥人的情感强度。山上的土地毫无规则，山的一边可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另一边则很差。一段斜坡会因有灌溉系统覆盖而绿油油，而与之相邻的土地则可能会是荒芜的。从地面上看，任何地方一眼望去，都不存在连续一致的景致。所有土地都是小块的，农民在山谷的不同地方保有小块土地。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栽种不同的谷物以应付无法预测的天气情况。因而在山谷的任何特定区域，相邻的土地都会有对比鲜明的景致。

拉什德引导着我在田地与山上走进走出，穿来穿去，述说着他对每块土地确信而又随意的地方性知识，他用简单而明了的阿拉伯语讲述着，缓慢而又清晰。拉什德整天都调皮地笑着，这种略带嘲弄的表情又因为他的自得其乐和对他人意见的蔑视而更溢于言表。他极为自信且似乎守卫着一个令他非常高兴的秘密。几次他都提醒我说回去之后人们就会诋毁他。

他的预测再次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继续共事了几个星期，画地图、去田间转转等。但人们对他的抵制情绪持续升温，但对他品性的道德攻击从未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据说他曾辍学，与父亲打架，是个麻烦制造者和恶棍，也许还是个小偷，总之有着很坏的影响。事后回顾起来，所有这些及更多的指控基本是正确的；但出于相同的原因，他是名优秀的资讯人。他游离于社区控制的边缘，他的父亲有次不得不叫来宪兵殴打他。他会用人类学家希望的方式讲述事情及谈论人们——非常直接，他非常高兴告诉我几乎所有我想知道的事情。

同我一起在社区那些具有更高身份的人面前炫耀，明知道会惹恼他们，他自己反而更快乐。拉什德与我第一个资讯人麦基是相对的两极。在摩洛哥，青春期后期是个困难时期，麦基痛苦地预计到他想结婚还得等很多年：他家很穷，无法负担新娘的彩礼。但是与麦基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艰苦而恼怒不同的是，拉什德则执著于青春的冒险与快乐，保有着德拉里的反叛性精神。极少有村民能掌控他，他除去父亲的差使外几乎不工作，因为他在那些男人们玩牌所在的商店周围闲逛，所以他也知道几乎村中所有的流言。他陶醉在旁人看来是臭名昭著的行为中——与人类学家共事。他自己并未失去什么。

不幸的是，对他的政治方面的攻击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他父亲的行为，当我开始与拉什德工作时，圣人后裔们非常激动。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这点，因为他们非常不愿谈论他们的仇恨。他们不愿谈论政治方面的划分，结果，他们的道德谩骂则火上浇油。当我意识到他们情感的深度，与拉什德相处就变得更加小心和谨慎。

决定性的一击来自拉什德的父亲，他自己想与我共事，也就是说，他想让我加入他的阵营。他也害怕拉什德会泄露太多的尴尬性细节，于是他也加入他的敌人一方，坚持说拉什德只是个孩子，并非这项重要任务的合适人选。问题便归结到我是选择拉什德还是选择其他所有的人。几天后拉什德出于某种可疑的安排或其他原因被引诱去了摩洛哥南部，他去了好几个月，这使得一切都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