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一个局内的局外人

第三章　阿里：一个局内的局外人

就在阿拉伯人聚居区城墙外，在穿过市政公园并离穆罕默德第五大街往山坡下200码远，有一块空地，法国人将贸易和商业活动集中于此。对于周边城镇和乡村部落的人们而言，塞夫鲁一直是重要的补给站，但在保护领地的统治下，它的范围和重要性被整合和扩大，以便增加商业及税收，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大、脏兮兮的庭院，处在一套有拱廊连接的矮楼之间，被用作蔬菜批发市场。不远处走上几个台阶，紧挨着塞夫鲁厚厚的城墙的区域，是工艺品及编织品市场。市场歇业时，它就被用作操场或小型足球场。在镇子外围的郊区有个牲畜市场，是一个封闭区域，门口有税收人员把守，柏柏尔村民们每周二聚集在这里进行买卖。不管什么天，人们照常认真地讨价还价，忙得不亦乐乎。对于一个穷苦的柏柏尔人而言，哪怕是卖一只羊，都有可能是他计划了好几个月的买卖。

当一个人进入阿拉伯人聚居区的大门——过去为安全起见，晚上都是关着的，他就离开了笛卡尔式（Cartesian）街道、整洁的拱廊、开阔的空间——这些都是法国人贡献给塞夫鲁的。最鲜明的分界参照标志就是穿过阿拉伯人聚居区的中心的维德亚加河。这条河曾在1950年一次灾难性的洪水中淹没了河堤，所以河床又被重新挖掘，现在基本成了地下河，远远地就能听到下边妇女们在洗衣服、聊天。

如果不顺着河流走，那你只能凭着习惯和经验在城中摸索了，没有一条直道，唯一的标志性区域就是城墙围起来的“梅拉”，或者说犹太区。与阿拉伯人聚居区一样，它也有着一个控制进出的唯一出口——一座小桥。如今，大部分犹太人要么已经离开塞夫鲁，要么搬到市区的更现代的地方去，只有那些刚来到城市的贫穷农民才会到梅拉与妓女为伍。

聚居区里有几个叫得上名字的区域，但塞夫鲁居民的唯一特点就是异质性。以前除了梅拉，根本没有种族聚居区，没有城乡之分，也不分职业类别。富人的居住区也是零零散散，隔壁就是那些从乡下来找工作的穷人。最近，一些较富的人已经搬到塞夫鲁的新城区。但即使在新城区，人们也并不严格按财富、种族、职业或阶级来划分。聚居区里的人口密度相当大，2.2％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占塞夫鲁总人口的40％。

曾经在塞夫鲁工作过的人类学家们给了我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有可能给我做资讯人，帮上点忙。他们告诉我，这两人一般待在聚居区里的一个摩尔人的咖啡馆里，咖啡馆离聚居区里的主要的清真寺以及那条河不远，随便问一个人都知道那地方。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也是为数不多的十字路口之一，的确有家咖啡馆。房子破败不堪，屋顶的瓦片早就需要修理了，桌子也是破破烂烂、摇摇晃晃的，就连里面的人也很邋遢，几个男人兴高采烈地在玩扑克牌，其他人则手握玻璃茶杯坐在那儿。我用夹着蹩脚阿拉伯语的法语向店主问候，一阵沉默之后，他出来对我表示热情欢迎。他用他蹩脚的法语表示欢迎我来到摩洛哥，如果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他将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他的儿子会法语，他会叫他来帮忙。最后他坚持要我待在他的咖啡馆里。

就在我们站在咖啡馆门口进行这段公开性的交流时，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大笑着从对面一家店里冲出来，穿过狭窄的广场跑了进来，热情地打招呼。他与店主握了握手，店主显然不是很欢迎他。他然后对我说了一通，跟店主讲的一模一样，只是更简略，因为他的法语很差。他一定是来自宗教中心西迪·拉赫森·利乌西（Sidi Lahcen lyussi）的阿里。据说，他无所不知，而且耐心、聪明、好奇且富有想象力，是一个优秀的资讯人，非常愿意为钱而工作，是塞夫鲁及内陆地区的绝佳向导。

我接过了茶并向他们解释，我已经与易卜拉辛约好了，今天不能再待在这儿了，能不能明天过来？啊，啊——当然可以。长期的失业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空闲时间，很不幸，对人类学家的事业却是有帮助的。许多阿拉伯人聚居区的男人只是偶尔才工作，所以任何赚钱的机会他们都不会放过。他们同时充满了好奇心，渴望着新事物。人类学家同时为满足这两种需求提供了可能。

第二天早晨我又过去了，看见阿里坐在街对面的一家小裁缝店里。店主叫苏锡，矮矮胖胖的，是阿里的朋友。从字面上看，苏锡（Soussi）的意思是指南摩洛哥苏斯（Sous）地区来的人，他们素来以节俭而闻名，开的店遍布摩洛哥各地。可后来的结果却表明这个苏斯人，既不努力工作，也不节俭，还不爱说话，他好像总想关门去远足或冒险，把生意看成很烦人的事。

我到的时候，几个妇女正为了一条围巾同他讨价还价，但是显然无济于事，他很不耐烦地将她们轰走了，让她们很是诧异。阿里热情地招呼我，又拉过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向街对面叫了两杯甜薄荷茶。我感觉塞夫鲁大部分的人在急冲冲地掠过我们，这个十字路口是三条弧形斜坡的交汇处，因而人、驴、狗，还有羊会猛不丁地从拐角处冒出来，走上小广场，接着又消失在另一拐角处，或者又爬上另一个坡，就像过山车。阿里和苏锡似乎认得每一个经过的人，急促而又简短的问候就像机关枪一样，等对方听到时，声音和问候的人已经消失在拐角处了。身为一个纽约人，一个街区生活的拥护者，与新城区那按部就班和准郊区的气氛相比，我觉得在这里更自在。另外，我坐在这座被城墙包围的千年老城的中心，腿上摊着笔记本，和我那包着头巾的朋友一起喝着茶，体验着参与式观察，非常具有民族志的味道，这完全符合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形象。

上午很快过去了，茶水却不断，茶和糖在摩洛哥有着不可想象的甚至是强迫性的重要地位。茶饮的准备与消费是显示慷慨与交流的日常仪式，但已构成很大的经济负担。谁支付了多少茶与糖，几天前或上周谁欠谁的，茶饮的质量，所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永恒话题。穷苦农民现金收入的40％都被花在茶与糖上。人们或许会有一种印象，茶是最古老、最固定的一种摩洛哥商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塞夫鲁附近的乡下，茶和糖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替代物，仅是过去七八十年间的事。实际上，茶是在18世纪由英国引进摩洛哥的，直到19世纪才逐渐流行。在1874—1884年的摩洛哥危机时代，喝茶变成了全国性行为。十年间茶叶消费翻了三番，糖紧随其后，德国、法国和英国公司有计划地开辟了一个大得让他们也觉得惊讶的市场。

无论如何，现如今茶已成为摩洛哥人生活中备受珍爱的东西。它的准备——小心翼翼地用小锤敲碎圆锥形的糖块，茶壶的洗涤和操作，茶叶与薄荷的调配，所有人全神贯注地瞅着慢慢冒出的气泡，浅尝、再加热、再尝，肯定会有的再次加糖——终于，它欢快地由长弧形壶嘴中喷泄而出，这一幕，我在摩洛哥逗留期间观摩了几百次之多。

一个柏柏尔妇女，穿着一身花哨的衣服，背后绑着一个很小的婴儿，出现在斜坡的拐弯处。她与阿里交谈了几句后俯下身去，阿里紧紧地用手托着婴孩的头（那个小孩还不到几个月大），用他的嘴对着小孩的嘴轻柔而用心地发出响亮的吮吸声，小孩开始大哭起来，阿里则带着一丝职业性的骄傲向那母亲展示带有黑色小斑点的口水，她似乎很满意，给了阿里一些铜钱后离开了。

阿里所进行的整个治疗过程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简便。在我的眼皮底下，整个视角的转换一气呵成。而阿里、苏锡及那个妇女对这一过程毫不奇怪，只有我这个人类学家和那个婴儿受到了此事的干扰，但我很快就镇静下来，并意识到我发现了一种治病方法。

田野作业是反映与直观的辩证法，二者同是文化建构。我们的科学分类法帮助我们分辨、描述、发展探索的领域。但没人能一天24小时地处于询问和重新定义的状态。事实上，很难持续地保持对这个世界的科学视角。在田野作业中，几乎不可能指望任何回头，日常生活的世界比自己在家所经历的变化要快得多，也戏剧化得多。新经历的识别及其常规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加速的辩证关系。

当我就这次治疗开始询问阿里时，我的科学范畴有了些调整——我知道了更多有关治疗的情况，它那心照不宣的假定、行为方式及限制条件——而我的常识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在纽约，我对这种治疗者一无所知。因此当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这种活动，必须全神贯注，我整个意识都被其吸引和控制了。但随着田野作业的继续，我又见证了几次这种表演，我开始对其不以为然了，它们很快就成了我知识的一部分，我世界的一部分。阿里的治疗术不再吸引我了，我也因此能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方面。

这种关注、鉴别和分析也干扰了阿里平常的治疗方式，他被迫持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将其客观化。因为他是一个好的资讯人，他似乎在享受这一过程并将之发展成一种艺术——把他的世界展示给我。他做得越好，我们能共享的东西就更多。但是当我们更多地忙于这种活动时，他也就更多地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体验自己的生活。在我的系统性提问下，阿里开始能掌握他自己的世界并将之转述给局外人。这意味着他也要对这种文化间只略微能感觉到的自我意识世界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是一种艰苦且难以忍受的体验——几乎可以说是不自然的——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时间忍受它的模糊性和带来的张力。

这仅是田野作业辩证法过程的开始，我说辩证法是因为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不是静态的。同理查德和易卜拉辛的合作，仅仅是简单的开始而已。但与阿里在一起，出现了双方对经验和理解的共建过程，一个相当脆弱的常识领域：常常会断裂，又随时续上，然后再检验；开始是这儿，接着是那儿。

这种检验，虽则是建立在这类新的日常生活经历之上，并不断地被调和，但却是受人类学家的专业关注所控制。这是他最终的承诺，也就是他为什么在那儿的原因。对于资讯人，无论是就我们所设想的他那主要是务实的动机而言，还是就他发展出的反应和表征的一种实用艺术而言，都是一种更为实际的事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学家和资讯人共享许多经历，他们将来会以较少自我反思的态度来利用这些经历。他们所共建的共同理解是脆弱的，但人类学家的求知过程就是在这一不稳定的基础上进行的。

阿里答应带我去参加西迪·拉赫森·利乌西村庄的一个婚礼，我已经参加过几次城市里的婚礼，摩洛哥人最好的食物、音乐、庆典都将会在那时展现。这是一个变换步调的绝好机会，例行工作中的一个分岔。婚礼将是了解农村的绝佳机会，也是村民了解我的时候。

那天下午，阿里来了，我告诉他我不一定能和他一起去，因为我的胃不舒服。一想到要那么长时间里处于一个陌生的而又有严格要求的情境下，而我还要取悦于在场的人，特别是在我目前的状态下，我有点畏惧。阿里露出非常失望的表情，他原本算计着坐我的车去，并夹杂着想显示与最吉利的客人（如果不是尊贵的客人的话）同到的声望。

第二天他又来时，我感觉好些了。他保证说我们只会待一小会儿，并且强调他已经作了事前安排，如果我不到场的话对我俩都没好处。于是我答应了，但让他保证只能待一个小时左右，因为我还在生病。他一再承诺只要我想离开，随时都可以。

那晚，阿里和苏锡大约九点来到我的住处，我们出发了。我已经有些累了，就对苏锡很清楚地重复道，我们只稍作停留后即返回塞夫鲁，这家伙参加晚会上瘾。“怎么样——好吗？”

当我们离开塞夫鲁时，天已经黑了。当我们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拐向一条通向村子的土路时，已是漆黑一片，这让我感觉不是去乡村，增加了我对整件事的不确定性的感觉，但是，一到村庄我的心情好极了。

婚礼在连成一片的房屋所组成的复合院里举行。结了婚的儿子们的房子彼此相连，用泥土和石灰建成，很简单，到目前为止，这些房屋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建筑群。每一部分的建筑都是两层楼，畜栏和厨房等都安排在楼下，卧室则在顶层，两层之间有摇晃的楼梯相连。那晚为了跳舞，院子中心铺上了麦杆。我们受到欢迎，上了楼梯，被引进一个狭长的房间，四周摆满了垫子。沿着房间平行摆放着大约五张桌子，我告诉自己来对了，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每个人都非常友好且似乎都知道我是谁。我们喝着茶，聊着天，开着玩笑，大约经过一个小时之后，晚餐开始了，变形了的金属盘子依旧光亮。一个小时的谈话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度过了，尽管我那微乎其微的阿拉伯语并不能充分地交流。我这时还留有胡子，于是他们就不断友好地对此开玩笑，说对于一个年青人来说这并不合适。晚餐很简单却做得很好，有用橄榄油炖的羊肉，有刚从烤炉拿出来的新烤的面包。

吃完饭，又喝了许多的茶，我们下楼到了院子里，舞会开始了，我站在角落里斜靠着一根柱子观赏着。舞者全是男性，当然，他们分成了面对面的两排，手搭在彼此的肩上，两排中央是一个拿着粗糙小手鼓的歌者，他一边唱一边前后摇摆着，两排的人们则顺着他直接而又持续的拍子回应着，他唱一段，他们应和一段。妇女们在院子的另一侧吃饭，此时正向外张望着。她们都身着盛装——颜色鲜艳的长袍，她们用叫声回应着不同的唱段，她们的激情激励着男人们。我不懂这些歌，也不跳舞，因此我的热情很快就消逝殆尽了。阿里则是最为专注的舞者之一，其他事务很难引起他的注意。当中间的唱歌人烘烤他的铃鼓以舒展其鼓皮时，舞会出现了一个间歇，我终于叫住了阿里，礼貌而坚决地告诉他我感觉不舒服，而且我们已在这儿待了三个小时，已经半夜了，我们是否可以在下支舞后离开？当然，他说，再等几分钟，没问题，别担心，我明白。

一小时后，我又说了一次，得到了相同的答复。然而这一次，我有些恼怒且沮丧。我确实觉得不舒服，山间的空气现在非常寒冷，我穿得又不够暖和。我完全在阿里的控制下了，我不想惹恼他，但我又不愿待在这儿，我不停地对着自己发着牢骚，但是不管谁对我微笑，我都努力报之以笑脸。

最后，凌晨三点时，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感觉糟透了，我对阿里感到愤怒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我打算不顾后果要离开这儿。我告诉苏锡说：“我们走吧，如果你想坐车的话，叫上阿里，就这样。”此时阿里已不见了踪影，苏锡跑开了，回到车边时已把带着满足笑容的阿里带来了。我发动了车子，正式宣布我准备离开。他们钻进车子，苏锡坐在前面，阿里坐后面，我们离开了那个山村。最初五英里的路程，只能称得上是乡间小路——未铺沥青，坑坑洼洼，转来转去，有些地方还颇为陡峭。我是个新司机，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并无信心，于是我一言不发地盯着路面，专注开车。当成功地驶离这段路，上了高速公路后，我松了一口气。

当我们行驶在跌跌撞撞的乡间小路上时，苏锡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话，我则保持沉默，不理后面的阿里，他也不怎么说话。当我们抵达高速公路开始快速赶回塞夫鲁时，他冷淡地问了句：“wash ferham”——“你快乐么？”我僵硬地笑笑，说不，他又追问为什么，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生病了，而且已经三点半了，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去睡觉——又加上一句，诚挚地希望他玩得愉快。是的，他说道，他很愉快，但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整晚气氛都被破坏了，说着他做出要下车的样子。别这样，阿里，我说，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回塞夫鲁。但为什么你不开心呢？我提醒他的诺言。如果你不开心，他说，那我就走回去。这样的交谈持续了几次，双方都无视苏锡无谓的调和。最后我告诉阿里他的行为就像个小孩，我很不开心。他并未给出任何具体的解释，只是坚持说如果我不开心他就走回去，他开始倚向后边，打开苏锡那边车门，吓得苏锡手足无措。车子正以4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着，我也吓坏了，我将车速降到了10英里，他又一次挑衅式地问我是否快乐，我无法让自己说是——我的“超我”告诉我本应该说是的，但那晚上的种种事情，以及无法更好地将自己的情绪用阿拉伯语表达出来的挫折感混杂在一起，我最终没有说。又争执了一次，他又威胁，这次我停下了车，他走了出去——他现如今只有如此——他立即下车并沿着高速公路向塞夫鲁方向走去。我让他先走了100码左右后跟上他，叫他上车，他把头转向另一边，苏锡也劝他，但毫无结果，我们又将这一闹剧重复了两次，我困惑、厌烦、极端沮丧，踩着油门驶向塞夫鲁，让阿里一人独自走余下的五英里。

我很快就睡下了，但在夜间时断时续的睡眠中我告诉自己可能犯下了一个极大的专业性错误，因为资讯人永远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却并不后悔。很可能我已经毁了与阿里的关系，这个不可弥补的过错会使我丧失了去那个村庄调查的机会。但摩洛哥还有其他值得研究的事情，并且是我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我漫步在新城区绿树成荫的街上，回想起一个朋友在我们博士资格考试前说的一个故事，他在考试前整整一周晚上都做噩梦，梦见自己成了一个鞋子推销员。我在别墅中漫无目的地走着，脑海中为自己设想了几种职业。我平静下来，告诉自己，如果这就是人类学，如果我自己将其弄糟了，那么它本来就不属于我。

衡量尺度显得足够清楚：我必须明白我的角色地位，如果资讯人永远是对的，那就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成为一个非人（non-person），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完全的角色。他必须愿意以微笑的观察者身份进入任何情景，经过考虑仔细地记下事件的具体特性。如果有人对象征分析和文化表述感兴趣，那么感情、手势之类的难以捉摸的方面必须包含在内。这是我的教授曾极力推崇的：不管遇到什么不便或者困扰，必须忍受。正如另一个同事很骄傲地指出的，一个人必须完全使自己原有的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及世界观处于顺从的地位，“避免不相信”，以便既充满同情而又一丝不差地记录事件。

所有这些在芝加哥都被视作理所当然（更准确地说，在那儿人们对此只需要说说而已），但在那次婚礼上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之前的一个月里，阿里一直是我坚实的伙伴，我和他已经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和谐关系，他更多的是朋友而不是资讯人。我正在逐渐适应塞夫鲁，我的阿拉伯语太差了，以至我们无法一同进行一些需要持久计划性的工作。我发现自己很难接受更大的自我控制和有所放弃这样的要求。我已经习惯于积极地跟人交往，我也觉得，现在除去一些苦行僧式的愉悦、有成效的升华、自我控制的喜悦外，我几乎无所依赖，那种一年都要保持状态的想法在我身上并没有一个光明的前景。

若是拒绝（哪怕是以心照不宣的方式）承认摩洛哥人基本价值观的存在和有效性的话，一个人就会使他所收集的知识产生偏颇。资讯人并未停止他的生活，也不想悬置他基本的假定。这并非一种对等关系——毕竟，资讯人对于这奇怪的外国人真正追索的东西仅有一点模糊的认识，一天中的其余时间，资讯人仍旧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中，也许他还会因为人类学家的问题或者自己同伴的嘲弄而遇上点小麻烦。但一旦信心建立后，资讯人会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判断并与人类学家交往，哪怕其局外的立场从未消除过。

当对环境的不自然性的那种外显的自我意识开始消退时（它从未完全缺失过），双方的行为和判断的内隐方式又重现了。人类学家应知道这些并控制自己，资讯人则只需要“是他自己”就好了。

在婚礼上阿里已开始试探我，就像摩洛哥人相互之间进行试探以了解对方的强项和弱点一样。他一再推进和探查，我尽力避免像摩洛哥人那样一口回绝他，而是换以人类学家的角色，全盘接受，但是一切都是徒劳。他继续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我的举动，在他看来我很软弱，在他的试探面前一次次投降了。结果就形成了循环，他有点变本加厉，以显示他的主导性，以及我的屈服和无个性。即使是在回塞夫鲁的路上，他还在试探我，拐弯抹角地恭维我，试图羞辱我。但阿里对他的胜利感到不安，想将之转换成主人与客人的关系。我在车里的沉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我的忍耐限度，他的反应则是强烈的：我快乐吗？他是一个好的主人吗？

主人的角色综合着摩洛哥人的两种主要价值观：就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是通过慷慨程度来判定一个主人的。一个真正的好主人是一个将他的大方和慷慨无限地展示给他的客人的人，人们对一个人的最高赞美就是说“karim”——很大方，一个典型的主人能招待好多人，优雅地展示他的慷慨。以此他将最终与真主——慷慨的源泉——联系在一起。

如果客人接受了主人的慷慨，那么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支配关系。主人为客人提供的食宿和照顾同时也是客人承认主人权力的象征物。只要进入这一状态，便代表着接受服从的身份，在这种绝对均等的社会里，为保持平衡而进行交换或者互惠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摩洛哥人会想尽办法，即使忍受极度的贫穷，也要回报别人的招待，这样他们才能重建其所诉求的独立性。

那天晚些时候，我去了苏锡的店里找阿里，试着修复我们的关系。一开始他甚至不愿和我握手，有点傲慢，但苏锡在一旁帮着调解，我又不厌其烦、接连不断地道歉，他才开始有了转变。等到傍晚我离开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恢复了，事实上，这次对抗加深了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我很感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他的脚下抽走了地毯：先是不睬他，接着在车上对他开战。非常幸运，我的切入点和摩洛哥人的文化方式有着一致之处，也许在其他场合，我的行为将被证明是无法弥补的。但是，边缘政策在摩洛哥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但必须运用策略。我在最后对抗阿里之间，曾和他沟通过。

事实上，从那一刻起，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在这次事件之后，他才开始向我展露他以前所隐藏的生活中的两个方面：他同兄弟会的联系，以及他组织的卖淫活动。

宗教性质的兄弟会在摩洛哥历史中扮演了相当突出的角色。如今，在摩洛哥有着相当数量的不同类型的兄弟会。有的只是在一个圣人名义下组织起来的当地人，有的则是规模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的兄弟会，在中东和非洲都有信徒。大多数的兄弟会都是追溯到一个强有力的圣人，他们从他那儿获得巴拉卡（baraka，神赐的力量）。在摩洛哥，宗教力量同其他大多数事情一样，都被人格化了，由某些相当有力量的个体展示出来。这些个体的精神力量可以采取很多种形式，可以是广闻博学的、有治病本领的，或有强大的精神或肉体忍耐力的。一旦一个人对世人表现出他的巴拉卡，并被社会认可，将会有一大批皈依者追随而来，以期按照他的办法获得一点他的神力。有关他的所作所为的传说就会迅速传播开来，如果他的后继者足够精明的话，这种对神力的控制能力就会代代传承。

圣人的神圣性可以间歇地传递给兄弟会的领导者而并非家族的继承人。这些兄弟会在具体活动的性质和自我设想方面差异极大。一个极端是非斯的改良派城市教会，这是个严肃而又拘谨的资产阶级团体，极力维护他们认为的纯正伊斯兰教正统，拒绝过多的乡民加入。像其他伊斯兰教改革运动一样，他们强烈反对崇拜神、癫狂举止、精神恍惚，以及一切在他们看来是非古兰经式的腐化信仰的行为。

另一极端则是被法国人认为极有特色的兄弟会——大众联盟（Confreries Populaires）。这些兄弟会通常都是以共同的名义——苏菲（Sufi）——组织起来的，与其说他们关心本质上宗教的正统性，不如说是追求获得瞬间的精神力量。这类兄弟会中最有名的两个——艾萨瓦（Aissawa）和哈瓦查（Hawadcha）——则是关于治疗的。他们最初在16、17世纪获得广泛知名度。那是一段漫长的宗教和政治混乱期。他们因为方式独特而出名，例如砍头、吞火和舞蛇等。

这两个兄弟会从城市贫民中吸收了一大部分成员，在农村也有许多信众。必须强调的是，许多摩洛哥人参加不止一个兄弟会，走向神圣并不是密闭的集体行为，人们并不认为同时参加几个方法绝然不同的兄弟会是矛盾的事。似乎只有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改革者们才会为之烦恼，大部分摩洛哥人并不这样觉得。此处与摩洛哥其他地方一样，选择被最大化，单纯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被文化的流动性所削弱。

兄弟会本身是个松散组织，各地都有一个头头，称作穆卡德姆（moqaddem，字面意义是“站在前面的人”），他们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收集和分发施舍物，组织和领导兄弟会的活动，充当争议的调解者。他并非是由整个兄弟会选定的，而是由地方会员选举的，通常是一个精神上值得称赞和政治上精明的人。

获得会籍也是非常随意的一件事情，并没有特殊的入会仪式，没有神秘的指示，成员之间也没有森严的等级区分。兄弟会的聚会方式或者说连祷——迪克（dikr）——通常很简单，经常只是真主名字或特性的变体，无休止的重复。大部分兄弟会中都没有正式成员。经常参加活动的人在日常事务中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但每个人想参与都是受欢迎的。一些正式职位可能会出现亲属或家族里的人，但相对而言都是些次要的角色，并且在摩洛哥，家族式的操纵绝对是很正常的做法。

阿里是艾萨瓦兄弟会的成员之一，它的精神领袖可以追溯到西迪·本·艾萨。据可查证的史料记载，这个人生活在15世纪。然而，在流传的传奇故事中，他却生活在现今王国建立时的17世纪。尽管如此，西迪·本·艾萨的传奇集中描述了他神奇的治病能力以及他异乎寻常的驯服野兽的本领，特别是毒蛇。这些特质也是今天艾萨瓦活动的特点。

阿里的祖上是一个圣人，一生花了大部分时间专门反对诸如艾萨瓦之类的兄弟会，但这个事实同阿里现在的情况并不矛盾。实际上，他作为乌拉德·希耶德（wlad siyyed）——圣人的后裔，这反而让他在艾萨瓦的追随者中增强了宗教威望。这在迎门而出的对阿里热情而亲切的欢迎声中得到证实，那是在塞夫鲁中心离主要的清真寺不远的一所房子里，将要为一个生病的小孩举行一场“夜晚”仪式。阿里已经告诉会员们我将来参加，所以我们进去时没有引起什么混乱。人们看起来都已陷入了迷醉的状态，除了一般招呼外，仅有的对我的评论来自一位妇女，她注意到我穿了一件粟色夹克，暗示阿里让我在进入另一间房前脱下它，因为这可能有危险。他们每年在梅克内斯举办歌颂他们的庇护圣人的庆典，穿红色衬衫或戴红色领带的旁观者经常遭到教会里的人的攻击。我愉快地脱掉了夹克。

这儿有两间主房，小点儿的那间是接待室，那儿放着各种仪式所必需的各种器具以及道具，几个炭炉、火把、煤油及一幅毒蛇画。在这个房间我们可以看那间更大的主房，“夜晚”治疗活动将在那里举行。

大约在我们到那儿后的头一个小时，15个男人一边依着三个铃鼓的节拍在跳舞，一边唱着兄弟会的“迪克”或者说连祷，其实就是真主的名字。跳舞的人面对乐师站成一排，节奏先是5/1拍，然后又是3/1拍，一直重复。舞者手交叉在腰间，随着节拍围着圆圈跳，结合着臀部的摇摆动作，就像波浪一样，头则沿着椭圆形路线从一边转向另一边。这一平和而美妙的舞蹈会在某个舞者走到队前时间歇性地停一下，然而又很自然地在同样松散的形式中继续下去。晚上的晚些时候，几个舞者已经进入迷狂状态，直线也就变成了圆圈，美妙的对位动作彰显出亲密的保护性。

舞者中有十几岁的年轻男女，还有一个应该有八十多岁的老人，年龄不一。虽说整个“夜晚”活动中也有几个妇女舞者，但其舞蹈缺乏一种协调统一的形式，当迷狂时，妇女们从观众中走出，与男人们共舞，她们的舞蹈相形之下更富有激情也略显粗糙，头发也疯狂地舞起来（这时是披散开的），常是以戏剧性的累倒而结束。

整晚活动在警惕性极高的穆卡德姆的掌控下井然有序，他保证祷歌不间断，确保迷狂的舞者不伤害到自己，轻巧地引领着他们回到那些等着为他们洗脸和安慰他们的妇女那里。然后他还要认真地观察一切有关的事情以避免发生意外。他的方式完全是幕后和指导性的，这与摩洛哥人的行为方式和程序极不相符。

这种有节奏的吟唱持续几个小时，期间只有需要烘热鼓皮，或是偶尔爆发出迷狂（我发现此时是极其轻松和舒适的）时才稍停一会儿。吟唱之后，穆卡德姆点燃炭火，一系列吞火表演开始了。他将一束洒过似乎是煤油的火把散发给每个摇摆的舞者，他们此时还是成线形排列。节奏没变，但此时每个舞者都手持着明亮的火把，放在长袍（djelleba）下面，然后慢慢地绕自己的头发一圈，最后非常刺激的将火把刺入嘴中，其中每个动作似乎都持续了几分钟，直至火把熄灭。接着是短暂的休息，穆卡德姆将再次点燃火把，同样的程序再次进行。他们逐渐进入角色，继续排成直线舞蹈，但这次每个男人会轮流跳到队伍的前面，表演火把仪式。穆卡德姆仔细关注着这些举动，以免有舞者进入恍惚的状态，或者晕倒在地上以致烧到自己。当他感觉某人已经跳得够多时，他会简单地问句“嗯？”（好了么？）那人就会把火把交给他，谦恭地走回队伍。这个晚上阿里并未吞火，他说他刚参加过一场“夜晚”，现在太累了，做不了。将火把绕过头、衣服，进入嘴，这种标准动作模式消耗很多能量。

火把表演过后，整个晚上的紧张气氛似乎开始回落，吟唱和摇摆舞依旧持续着。又过了些时间，阿里跳到队伍的前列，处于一种深度恍惚状态，他卷起袖子，用指甲优雅而有节奏地划割着自己的前臂。虽然那晚他的胳膊上流满了血，但是很神奇，第二天只留下小的抓伤痕迹。他筋疲力尽，精神萎靡不振，抱怨说头很痛。

整个晚上的高潮部分是治疗仪式，快半夜才开始，前几个小时的舞蹈并非专门针对治疗，但是舞者明显陷入了深深的精神沉迷中。这场“夜晚”是为一个小男孩而举办的，由他的家人资助，实际上就是要提供场所和招待客人们的食物，这对于一户贫穷人家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五个男人占据了地板的中心位置，其中四个发出狮子般的嗥叫，模仿着狮子的动作，第五个人走向隔壁房间，把那小男孩抱过来。若不是那些嗥叫声，我很可能将接着发生的事情描述成一场精心安排的程式化的哑剧，那四只“狮子”假装攻击那个男孩和他的看护者，看护者则用反击刺杀来防护，而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以一种缓慢的方式展现的。整个表演很令人信服，圆圈的扩大和收缩中的空间利用设计得很完美，当男孩从一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时，舞蹈者表现的力量得到了提升。每个男人接到男孩时，完全从吼叫的、攻击性的狮子形象和谐地转化为看护者的保护和爱抚的样子。整个哑剧表演在扩张和收缩中优雅地变化着，攻击和防护，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深迷的、梦游似的动作中。

这个“夜晚”仪式结束时，所有成员都围着穆卡德姆而坐，他手持一个铃鼓和艾萨瓦兄弟会的旗帜，领着他们进行最后的吟唱。那些又累又倦的舞者们从梦幻中醒过来，“夜晚”结束了。食物端上来，但人们已没有精力仔细品味。吃饭时亦夹杂闲聊，饭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第二天阿里告诉我那个男孩看起来好多了。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夜晚”仪式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参与者的精神疗法，并且几个月后肯定要再做一次。

那晚最让我惊讶的事情也许是它看起来是那么的自然，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追溯，对我而言就像观看约翰·柯川[1]的表演一样，有着那种令人涤荡心灵而又渲泄情感的效果。不管是仪式中还是演奏会上，优雅的表演者进入了一种精美的文化形式，它能深入到情感和困扰的心智中，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发掘并传达着一种放松的方式。阿里在“夜晚”结束时大汗淋漓、虚脱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柯川倚在纽约一家地下室俱乐部的墙上的样子，也是淌着汗，一样地大口吸着烟，一样平和的眼神，预示着内心孕育着激情风暴和混乱，但又露出一种适得其乐的暂时释放。

这些形式表达得很成功，精神分离的引导功能很有用，这一宗教仪式为其信徒提供了精神渲泄及短暂的解脱。从文化上说，事物就是人们认为的样子，心醉神迷和内心的翻腾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深的境界是人们预先就了解的，对演员和观众二者的意义解释也是不费吹灰之力。整个过程是有约束的，并由穆卡德姆细心而不动声色地监管着，以免其突破这些界限。观察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界限是很清晰的，这使我异常方便地理解并享受整个晚上。一切都做得那么美。

当一种成功的文化形式提供出一种不断发展的结构来解释和生成经验时，这种他者的经验是最易理解的。界限清晰可见，象征符号一一对应，程序则在掌控之中。无须惊奇，就是在此处，人类学家最成功地表述并理解了异文化。然而，绝大部分文化差异正是植根于日常的活动及常识性的推理中，即界定不那么清晰、外在表现不那么明显的领域。主位观察相当困难，因为这些现象随处可见，也被证明是我们所发展的方法论最难解释的部分。并没有最终的清晰界限来界定和定义文化展现。仪式固然有其复杂性，但却不同于那些为社会生活带来一致性的更为松散的、零碎的和局部的安排。

阿里和我现在是很铁的伙伴，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我们相处得极好。我们经常就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开玩笑——如何干巴、无力和不合宜，这类评价总是会引起阿里和苏锡的一阵哄笑。他们非常享受这种嘲笑式的歪曲——用精巧的结构或者玩文字游戏来打趣我那一丁点阿拉伯语。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这样的时光，开玩笑、推搡、调侃，还有喝茶。

我还了解到苏锡为何会对他自己店里的买卖那么不上心，因为他有另一份职业，拉皮条。事实上，他和阿里操纵着一个很大的，或许可说有点卑鄙的卖淫组织。他们从周边的山村中招募柏柏尔女孩，将她们安顿在塞夫鲁。在塞夫鲁，卖淫是一种繁荣的亚文化。几乎每个我所认识的摩洛哥男人都是通过嫖娼而开始异性恋活动的。

那些女孩们则似乎是依靠着新发现的自由而富裕起来（最初），买昂贵的衣服和首饰，这是她们在山村中早就渴望的，而且她们对待客人也表现得亲昵和风情万种。无论何时，塞夫鲁以及乡村的男人们谈起和她们的交往时都充满了真诚和温馨。在摩洛哥，妻子与带来快乐的女人之间有着强烈而又清晰的区分：妻子应做饭、生小孩，必须保护家庭的荣誉感，而妓女则意味着娱乐性的爱，塞夫鲁的男人们花上大把的喝茶时间互相吹捧与她们共度的那些美好的时光——晚上、白天，甚至早晨。

这群女孩中很多人几年之后就会结婚，虽然她们丧失了声誉，但她们却有着成为妻子明显的优势——通常对离婚男人而言。当然，娶她们只需要很少的成本，而她们自己常常是较为富有的。男人们说她们可以成为好妻子，因为她们先前已放荡过了，以后就会变得可靠的。不管怎么样，在塞夫鲁，同摩洛哥的其他各处一样，她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亚文化群体。虽然明显形成了一个外群体，但她们在阿拉伯人聚居区内并未完全遭到鄙视和排斥。

苏锡的店和阿里的店隔着马路遥遥相望，后者的店也是他的治病中心，并且是这些姑娘们的中转站，最终她们会进入梅拉（犹太区）。自从犹太人放弃了这个地区，它就被贫穷的乡下柏柏尔人和一大群妓女所占据。

在苏锡店前聊天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也快成了他们的帮凶，帮他们驱赶那些想买衣服的人，很滑稽。我也认识了阿里的女朋友。阿里已结婚并已有几个小孩，但这个来自伊姆尔·马尔穆沙（一个中阿特拉斯山脉的柏柏尔城镇）的柏柏尔姑娘才是他的真正爱人（他称之为“霍布”）。她住在阿里的小办公室里，就在苏锡店的对面。我猜她曾是个妓女，或者起码曾经有去当妓女这个想法，突然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她在我面前总是害羞，而且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又帮不上忙。但她知道我是谁，并把我视为围绕苏锡的店铺活动的无赖圈子的一员。

在那场婚礼争吵之后的一天，阿里说他的真爱米莫纳要回家探望母亲，问我何不一同前往？换句话则是：我为何不开车送他们几百英里啊？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一次信任的举动标志着我跨越了另一道障碍。那时，有关我能否进驻西迪·拉赫森村的问题正处在复杂的商谈中（正如下面将要叙述的）。既然阿里是我的主要代言人，帮他一个大忙是个很好的主意。另外，我也很想走出塞夫鲁，而马尔穆沙正好远离这个熟悉之地。它的集市很出名，我也希望去那儿看看真正的柏柏尔工艺品，我还很好奇阿里如何与米莫纳的家人相处，他会扮成一位求婚者，还是他与米莫纳的真实关系已经被接受了？对这个浪漫场景的想象，以及遇到我自己的性伴侣的可能性，交织在一起刺激了我对这趟旅行的渴望。

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我们四个人——我、阿里、米莫纳，以及苏锡的一个没事干的堂兄——挤进了我那辆小西姆卡开始上路了。天空万里无云，非常美丽。我们欢快地驶离塞夫鲁进入山区。法国人修建了很好的公路以方便行军和运输食物，但路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中阿特拉斯山脉展现出一连串的平缓上坡，较为平坦的高原主要被用作季节性牧场。这些高原之间不时有很陡的上坡，在这可以看到下面空地独特的景观。当我们朝着马尔穆沙方向走的时候，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松树。很远就能看见马尔穆沙，坐落在尖突的悬崖之上，从后面的陡峭山脉突出来好几百码，下面是一条大瀑布。这里曾是反抗运动的中心，开始是反对摩洛哥苏丹，后来是反对法国人，它的位置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前面视野宽广，一览无余，后面则有崎岖的山脉为依靠，后来（1930年代中期），借助于炸弹才控制了此地。

从远处看，马尔穆沙显得比在里面看大。镇中只有一条主干道，政府机关即建于此，还有一个很大的露天市场，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市集的高峰，但与塞夫鲁相比，显得很安静，里面的工艺品也令人失望。

草草地拜访过奎德——基本上算地方长官副手，一个来自塞夫鲁很有权力的家族的年青人。他一直抱怨着寒冷的天气，以及柏柏尔人难管理。之后，我们去了米莫纳家，她家住在镇边上一座简单粗糙的石头房子里，不是一般城市家庭那种复合式构造，而是一栋只有两个房间的乡村小屋。

米莫纳的妈妈就像迎接失去多年的孩子一样欢迎我们，很显然，她知道事情真相。她立刻架上茶壶，开始煮泡浓浓的、令人精力充沛的高山药茶。我们聊了会儿，她称呼我蒙尔，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出租车长——很恰当，我想。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引起了大家热情而开心的笑声，有力地打击了我参加讨论的信心。不管怎么说，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说柏柏尔语。

午饭后，我们离开马尔穆沙开始一段短途旅行。我并不清楚我们要去哪，但似乎充满刺激，我们都兴致勃勃的。两个柏柏尔女孩——米莫纳和她的妹妹（我觉得更漂亮）自顾自地离开了，她们走出城镇大约五六英里，沿着盘旋的高速公路而下，接着又离开公路走小路，最后来到了一条小河旁。这于我而言有些奇怪，因为她们很显眼，这样做看不出来要掩饰什么。她们走了很远，穿过那条主干道顺着山的一侧往下走，但从上面依然可以看见她们。我们这些男人则开车相随。关于这件事我该问谁？一出市镇，我们就调转头，将车停在离公路几百码远的地方，如果这就是所谓隐蔽的话，那太可笑了，虽说高速公路上看不见我们的车，但在市镇上则可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与两个女孩会合，一路笑着闹着，沿着河堤继续徒步向前走，小河蜿蜒向上一直到那陡峭山谷的边上。很快周围就只有我们几个了，我感觉来到了真正的乡村，这也是一次令人惊讶的文化体验。我们将高速公路、市镇及社会甩在后面，我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兴奋，就像摆脱了个体的抑制及社会规范。

走到那条采矿小道的尽头，我们又开始沿着河走，不怎么聊天，但没忘了玩耍。每次过河时，阿里分别背两个柏柏尔姑娘过。她们拉着他的头发，抓他的耳朵，就像骑在马上一样摇晃着，引得他尖叫以示抗议，姑娘们则被逗得大笑。一路上我们跑着、追逐着，手拉手相互搀扶着慢慢地爬山。苏锡的堂兄太胖了，总在抱怨，渐渐越落越远，但我们四个人依旧前行。

我有些迷惑，不知道我们去往哪里，在此之前我在摩洛哥从未有过此种感观交流。虽然我极其喜欢这种感觉，但有点好得不真实。随着空气变得更加纯净，玩乐更加自由，萦绕我心头的超我形象——人类学家的角色——加深了我的自我意识。阿里和那两个柏柏尔女孩让我自由自在，没有躲避也没有催促，让我自己去定义我的四周。我感到出奇的快乐——这是我在摩洛哥度过的最好的一天。

我们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停了下来。阿里指着前方，似乎在说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那个转弯处。由于此前并未意识到我们还有目的地，因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让我很忧虑，也就是说，一切就要结束了？

我们又一次出发了。我们现在已爬得很高，空气有些寒冷，河水也流得更欢快。绕过前方的弯道，我们来到一个封闭的山谷，里面有一堵水泥做的小而丑的围墙。真是太扫兴了，走过了那么纯朴的村庄，却遇上了这么一幢建筑。往上看，可以看见对面山梁上有人在骑着骡子向着我们这边下来。我们坐在墙前面的台阶上，喘着气，看着他们缓慢地沿着螺旋路线往下走，我们静静地坐着，不怎么说话，仔细感受着，就像一群很乖的小孩。那群人走近了——事实上他们并未走太近，因为他们经过我们时沿着对岸又往上走了——点点头，又步履艰难地走出了我们的视线。当那些男人们走过时，女孩子们捂着脸。我们很累，喘着气。苏锡的堂兄也终于抱怨着到了。

我现在才闻到一股淡淡的让人感觉不适的味道。那幢建筑乍看上去像是一间厕所，但想到这过于荒谬又觉得不可能，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到来的那群人分散开时，我放弃了这一想法。这里有含硫的泉水，他们说这泉水热气腾腾，有芳香味，而且有益于健康。

那幢建筑里面是一个小池子，温泉从山里冒出来，阿里和那两个柏柏尔女孩决定游泳。游泳？裸体？在摩洛哥？过去几个月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个妇女的脸，在这儿，经过山间一番美妙的调情之后，坐在温泉边，他们要游泳。

阿里脱衣时谨慎地转过身去，三个人那一刻都是很严肃的，脱衣的仪式似乎唤起了社会对规矩的定义。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们时，脑海里闪现出在塞夫鲁洗澡的场景，即便是在公共澡堂，男人们都是面对着墙脱衣服，或穿短裤或用手挡住生殖器，这样唤起的是很强的腼腆感而不是羞耻或犯罪感。愉快的心情，远离田野作业的焦虑和辛苦，与我那属于半上流社会的伙伴（compagnons de demi-monde）相处时的温暖和友爱感，交织在一起，像奇迹一般。几乎无声的交流与亲密、优雅和清楚的手势相结合，使得我对整个下午有了一种梦幻般的感受，这一美妙感受间或被我的自我反思意识所打断。有时，我会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些毫无意义，没有方向也没有涵义，我们只是简单地持续着。

我自己没有游泳，我太羞怯了，于是我就坐在池子的边缘，而阿里和那对柏柏尔姐妹在互相泼水。这并没有很强的性的意味，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时确实没有。也许他们感觉的只是友情而已，也许只是徒步旅行后的放松，也许是因为我的在场约束使然。

他们互相擦干身子，穿上衣服，我们又启程下山。回去的路上安静而迅速，夕阳西下，天有些凉了。此时的河水着实有点冷，但我依旧很高兴，感受着友爱。我们走到车子旁，同一个孤独的渔夫打招呼，他看着我们，显出心照不宣的表情。我们又恢复了社会人的身份，将车推出泥地后，回到了马尔穆沙。

米莫纳的妈妈和两个小孩正在等我们。他们点着一堆火，火炭上的水壶正咕咕地响。我们互相笑了笑，她又问道：蒙尔司机好吗（moul-taxi la-bas）？接着我们坐等晚饭。晚餐时其他人用柏柏尔语相互交流着，我则满意地回味着下午那美妙的印象。喝过茶，又经过一番阿拉伯语的交谈，很显然，该睡觉了。阿里带我到另一个房间，问我是否想和其中的一个女孩在一起。当然，我想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第三个女孩一起，她有自己的房间，在隔壁。这样我们也就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在我们离开房子前，阿里把我带到一边，支吾着说他本已答应了给她钱但他却没钱了。大家相互祝愿对方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后，我们离开了。

我们之间并未说多少话，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表达在脑子里变得混乱不堪。于是，她默默地、充满深情地暗示我应当坐在一个矮座垫上，她好铺床。房间布置很简单，矩形的房间边上有一个小的单间，里面是一个洗手盆。除了几个垫子和煮茶用的炭炉，就剩下一张床。下午那种温暖及无声的交流很快就消逝殆尽了。这个女人并不冷漠，但她既不够热情也不够开放。那个下午留给我的印象更深刻。

第二天早晨这种感觉又有所加深。我们一起喝了咖啡又挤进了车子。一路沿着弯曲空旷的高速路开回塞夫鲁，很是壮观。我们一边唱一边开着玩笑。阿里逗我，问与我共度良宵的柏柏尔姑娘，保罗先生是否够棒（shih）——与蹩脚（ayyan）的意思相反，是强壮的、精力充沛的、充满生命力的意思。“Numero wahed”——第一流的，她和善地回答到。紧接着，阿里和苏锡那肥胖的堂兄弟急切地想知道摩洛人最关心的问题：“sha l？”——这在很多场合下是“多少钱”的意思，但在这里则是“多少次？”——问我有多棒的最直接的表述。我开玩笑地回答道“bezzef”——很多次，但他们不满足于这样笼统的答案，一再重复这个问题以取乐，结果答案还是一样。

终于看到塞夫鲁了，作为一个过度砍伐的平原上的绿洲，几英里外就能看见。姑娘们穿上斗篷，围上面纱（几乎所有的妓女都围面纱），很显然，我们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