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观的信息

第五章　可观的信息

我在西迪·拉赫森期间，阿卜杜拉·马里克·本·拉赫森最终成了我的主要资讯人和最亲近的助手。当我们相遇时，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年轻人，说他的年纪不是30就是32岁。几年前他的父亲过世后，马里克就成了家中的主事人，他得照顾两个未婚的弟弟和他的母亲。他的一个弟弟在附近一个政府农业站里工作挣钱，最小的弟弟种田并看管牲畜。

马里克是家里的智囊，他干脑力活而其他人干体力活。对他而言这是非常公平的安排，因为他已经向自己和兄弟们证明了自己的高智商。保护家庭的利益是需要动脑筋的。例如，有一个贪婪的叔叔，总是在图谋把他们的土地弄到手。他告诉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任务等着他，只不过还没有冒出来。尽管这些大概都是费时的工作，他还是有充足的时间与人类学家共事。

马里克很小就显露出智力上的天赋。他在当地的古兰经学校表现优异，甚至毕业后也一直坚持背诵《古兰经》。他也摆出一副自以为是和学识渊博的样子，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姿态或许在一个世纪以前可能会有更切实的回报。在十多岁时，他待在村里无所事事，种点田——在那些年里他开始非常讨厌体力劳动——同时在清真寺里继续学习。二十岁左右，他搬到邻近的一个柏柏尔定居点，当了一名法奇（fqi），也就是宗教老师。他的职责包括为德拉里教授《古兰经》并召唤礼拜者。约六个月以后，他换到一个更大的村子里接受一个声望稍微高一点的职位，但他在那儿也没有待很长时间。马里克喜欢自己是一个法奇，那是一个从事精神追求的男人。但作为现实的职业则是另一码事。对着一屋子顽劣的德拉里无休止地、令人厌烦地重复着《古兰经》，极低的工资和零星的报酬（法奇基本上是靠社区的资助生活），以及必须在黎明时起床召唤第一次礼拜，这些压根儿不是他的爱好。一年之后他放弃了他的职业，但在村子里的名头仍然是法奇，人们一半真心，一半取笑地这样称呼他。

在他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回到村子里，重新干一些有限的农业杂活，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清真寺里，因此为自己取得了塔利布之名，这个词是指那些经常到清真寺里诵《古兰经》的村民。

马里克是一个敏感且体质较弱的人。他说他离开法奇这个职位的理由之一是他经常流鼻血，这使得他虚弱无力。在一次流鼻血的事发生之后，我带他去看一个法国医生；医生说他有点贫血，但除此以外他的身体看来没有任何毛病。在摩洛哥文化里，体质脆弱、疲软和纤弱是被瞧不起的，因此马里克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

他经常担心疾病和死亡。他的几个孩子，包括他唯一的和最疼爱的儿子已经死了，给他留下很深的精神创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这种自我认知与极大的自怜能力和虚弱的体质相结合，产生出一种敏感的和自卫的性格。马里克通常都闷闷不乐，一幅担心和焦虑的样子，他的笑话和友好时常看似勉强。不过，他聪明、耐心、有决断力。

他要避免体力劳动的坚定决心是他来找我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后来发现，在马里克表态之前，他已经到过塞夫鲁好几趟，在苏锡的商店里观察我。除了田地以外，村里的其他收入来源非常少，他不得不充分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比如为柏柏尔部落成员写信，或者主持一个割礼仪式。于是和我共事的可能性就成了他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毕竟，这是“脑力”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并且产生一种声誉与恶名混合的结果。尽管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个，但我怀疑我不是一个穆斯林的事实让他对于如何处理他和我的关系相当头疼和犹豫。我不认为他一开始就有力地支持我进入村庄，但当我看起来即将被“正式”接纳时，他采取了行动。他到塞夫鲁来找我。那天我出城了，所以他等了一整夜，并于第二天早上在苏锡的商店找到我。他板着脸坐着，说话前先凝视着空地。然后他突然宣布他将和我一起工作，接着说他非常聪明、诚实、不贪婪，完全值得信赖，对这个机会有优先权。此时，我仍不清楚是否会进入村子里去，所以我谢谢他并说我会加以考虑。他就离开了。

直到我抵达西迪·拉赫森，我才再次见到他。他帮我卸下行李。但只要阿里在我周围，他就和我们保持距离。只过了两天，他就来说他已经准备好立即开始工作了。我们应该用法语和阿拉伯语起草一份合同，每个人各拿一份。工资是一个时间段五个德克（dirhems，约等于一美元或农场一天的工资），时间段长短可以调整。对我们来说最好是先订一个月的合同。这样，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想解除协议，我们之间就没有瓜葛，一切回到从前。如果我们同意继续，我们就写另一份合同。这段话是用正式的语气说的，马里克为这个场合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尽管我不能准确地理解他的话，但我了解其大意。我当然同意了，我们接着就起草了合同。

那个下午我们开始有关亲属制度的工作。他很耐心，说话慢而且清楚，以确定我能够跟上。他估计了多长时间能够完成家谱，并说他将与其他家族开始必要的政治交易，即西亚萨（siyasa）；他希望和我的重要工作有关的一切都正确。

宪兵来登记我的汽车这个意外发生时，马里克吓坏了。他请我烧掉我们所做的笔记。我把它们交给他，并让他保存着，直到这件荒唐的事过去。他同意了，补充说在一切都澄清之前他不能和我一起工作。当我们从奎德的办公室探访回来，马里克焦急而认真地盘问那个代表所有的谈话细节。等他似乎满意了，他转向我并宣布那个下午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工作。

尽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有一些小的争吵和麻烦，马里克还算是和我工作过的人中最勤奋和最有条理的。他成了我在西迪·拉赫森的主要资讯人，在许许多多个小时的一起工作中，我们涉及了所有基本的民族志领域。我对亲属制度、水利、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宗教的正式方面的大量基本理解都源于这几个月的工作。马里克缺少其他摩洛哥人的鉴别力，但他那不厌其烦的坚持和极有规律的工作习惯足以弥补。他作为一个根基稳固的、受尊敬的村民的社会地位，的确有助于使我在村里的出现合法化。中士也支持我与马里克合作。他们过去曾有过一系列契约关系，执行得很顺利。他公开地认可我和马里克共事。有了他做后盾，我就安全了。我被村里人接纳的证据是人们开始对我提出了要求。

首先接受考验的是我的车。我讨厌汽车。在美国我从未拥有过一辆车，甚至在我到摩洛哥之前都没有驾照。我在那里买车是因为这看来有必要。汽车可以为我考察可能的田野地点提供方便，也可以作为一种心理上的逃生窗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小村生活的前景使我有些担忧，我想如果我生病或者需要紧急离开，汽车应该是必要的。这其实是错误的理由，因为如果我断了胳膊或者得了阑尾炎，我根本无法开车。汽车确实给了我一些愉快的时刻：行驶在中阿特拉斯山脉中无人的高速公路上，自个儿哼着小曲，这是非常好的放松。然而，一旦我真地在村子里安顿下来，汽车就更多地是一种烦恼而不是一种方便了。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幽闭恐怖症消散了，对汽车所作的心理上的合理解释也褪色了。

当有人开始要求搭车到塞夫鲁时，我让马里克宣布，我将一个星期到塞夫鲁一次，可以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带四个人一起去。我对马里克补充说，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也愿意送人到医院去。他一本正经地点头，并同意由他去告诉其他人。这太蠢了。我不断地被成堆的要求所困扰。

我在村里的第一个月忙得晕头转向。我收集数据，尽可能快地记录下来。村子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轮廓轻而易举地从材料本身浮现出来。土地所有模式和系谱也跃然纸上。我觉得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解释上，就埋头前进。这是令人全神贯注、摆脱焦虑的工作，因为任务是明确的，进步是可以看得见的。马里克工作勤奋，始终如一。既然我现在属于他，遇到特定的问题，他就安排一些其他村民和我一起工作。

马里克和我从系谱开始我们的工作，因为这是一项词汇用得最少的工作。“某某人，某某人的父亲，和某某人结婚”，用这样的公式可以进行好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图表的和系统的方法，可以熟悉村里的群体和他们之间的正式关系。起初，马里克极为认真，就像个法奇。他会宣布“我们现在开始工作”，将正巧在房间里的人赶出去，并拘谨地坐在我的桌子边上。我们按严格的顺序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进行。后来，他开始放松了。他会对我们涉及的个人发表自己的评论，通常是很讽刺的。随着信任的发展，他也会对女人发表一些诙谐的评论：这个有大屁股，那个令人讨厌。这项工作，以及更详细地列出土地所有者和橄榄树的主人，完全是机械的。我可以用从夹板上被撕下来以打印下一步工作的不断增高的纸片来衡量我的进度。这给了我直接的满足：我的日子终于被自己的工作填满，具体的方向开始出现，我可以看见第二天仍需要找人回答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村里另一个流行的话题是我的离去。经常老调重弹的是我会忘掉他们，也不会写信。这直接导致了对谁将得到我的家具的讨论。这一切是如此公开和正式，我的第一感觉是公然受到了侮辱，但随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然对我的情况的暂时性没有错觉。这种直接的、物质层面的交换是我正在被接纳的强烈信号。在摩洛哥，物质的动力从来不是不光彩的。只有当它们缺失时，猜疑才会产生。

马里克和我发展着和睦的友好关系。我们已经重新协商了最初的合同——又是在他的鼓动下——现在改为我们每天一起正式工作半天时间。然而，我们的关系仍然更多的是契约关系而非友谊，不是我和阿里之间的那种自由轻松的、相对随意的互动。和马里克的交往更为严肃，而这种关系状态是由他导向的。我们花时间为第二天做计划，重新核对各种各样的观点，讨论如何继续，估计涉及各种话题所需要的时间。我们的玩笑是有所戒备的，不是摩洛哥人所擅长的那种“夸张”和相互诋毁的那种感情更强烈、更个性化的幽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被邀请到马里克家里吃饭。在我居住的整段时间里，我只和他吃过三次饭。

这对我来说还好。我开始专心致志地工作，也对马里克的工作很满意，包括我们收集的信息，以及间接地，他应付其他村民的方式，即与他们中的大部分保持一点距离，但又没有完全将我占为己有，因此我是独立的。我定期地见其他人，几乎每个晚上中士或我的邻居们都会来喝茶、聊天，听收音机（中士听所有电台广播的阿拉伯语节目，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俄罗斯的、利比亚的、阿尔及利亚的、摩洛哥的、中国的，认真地从一个台调到下一个台）。事情进展顺利。以建立田野工作状态为中心的复杂问题现在已经被解决了。当我让自己涉入这种外部工作时，产生焦虑的自我反思的压力暂时缓解了。

大约一个月后，我和村民们的关系有所变化。随着我作为最初的陌生人的形象渐渐消退，人们看来更加接纳我了。这与调查进度的首次放慢相一致。我们完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调查和对系谱的初步勾勒；当然，还有很多事要做，但轮廓已经在那儿了。对我来说，我们如此辛苦汇编成的那些清单正在变得鲜活起来。

几周以来让每个人都筋疲力尽的橄榄收获结束后，对我的要求再次纷涌而至。由于比较没有什么明显迫切的任务需要完成，并且感觉需要和另一些村民一起工作，我接受了更多的这种要求。这是一个错误；它再次打开了我以为已经关上的要求的闸门。现在我们彼此了解多一些了，界限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再次受到了考验，以看看它们到底有多牢固。

我没有注意到，马里克正在变得更加紧张和急躁。我猜想，他愈加清楚，既然我们已经论及了最基本的领域，其他更加敏感的主题也不再可能被轻易绕过。他也感觉到他对我的控制正在削弱。尽管我和他在一起很是愉快，但我仍然坚持与其他村民一起工作。

我被那些伪装得令人信服的要求所迫使，连续两天开车到塞夫鲁。我厌烦被当作出租车司机使唤，觉得有必要回到工作上。我很暴躁，开始觉得又有了受挫感，这是我到村子以后的第一回。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不费力的互动简直是太好了，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第三天，我打算要开始有关圣人传说的工作。马里克早上来了，表现得很犹豫。终于，他大胆地但防备性地宣称，我必须开车送他到他妻子娘家的村子去，大约三十公里远。他跟妻子有些麻烦（他拒绝谈论），想要送礼物给她的亲戚们。他说这件事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他。他已经为此计划好几天了，但观察到我对担任出租车司机的不满，他犹豫是否要提出这个要求。

我稍稍掩饰了一下自己的不悦，和他喝了点咖啡，就出发了。我们开车到了那个村子，逛了一会儿，吃了午饭，就启程返回了。好的，我说，我们回去工作吧，不再开车了。他表示同意。当我们来到村子中心的平地时，他的两个堂兄弟正在等我们。我熄火时，他们和马里克聚在一起。当我正离开汽车时，他过来对我说，他们中的某人的妻子病得厉害，我们得带她去看医生。我大笑并回答得非常干脆，不行。“我到这儿之前你们是怎么做的？不管怎样，现在就那样去做吧，因为我不准备到任何地方去了。”他们有些困窘和惊愕。实际上，这个支系的男人们以前向我提的要求一直都比较适度，我知道他们不会没有必要地坚持——这只会增加我的怒气。但这次真的是紧急情况。因此我同意了，每个人看来都松了口气。他们很快地去召集他们的妇女，而马里克和我在车上等着。他们带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显然病得很严重。我不善于处理病人，我对自己的驾驶也没有把握，我完全累坏了。到塞夫鲁的一路上，她呻吟着救命；但我们什么也不能提供。我们将她带到一个医生那里，他看了她一眼就让我们带她到非斯的医院去，那是另一个三十公里远的地方。我们出发了，在非斯的医院里我们忙活了一个小时才让医院接受她住进去。一个星期后她死在了那里。

当我们回到车里并启程返回西迪·拉赫森时已近黄昏。我沉默不语，闷闷不乐。我为那个女人感到不安，并且由于整天的奔波精疲力尽。大家没怎么说话。终于我们回到了村子。我向惴惴不安的马里克保证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我朝着远处的田野方向走去，马里克跟在后面。摩洛哥人从来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想要独自散步。我想起我和阿里在婚礼上的情景；我已经到了我忍耐的极限，再也无法保持好脸色了。马里克一再地忍着，我也是，直到最后，我转向他，缓慢地、坚定地、用力地说，我不是生他的气，我累了，想一个人静静。明天我会再见他的。他的脸上出现沮丧和受伤的表情。他说，“wash sekren？”——你喝醉了吗？

我晕，无话可说。从那天的早上八点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我知道他说的是其他意思，他自己也十分心烦意乱，但我完全处在我的情绪忍耐力的边缘。他那令人光火的荒谬猜测将我推进更深的抑郁之中，也让我怀疑我们之间是否曾经有过任何有效的沟通和理解。我一定是在欺骗自己；我们之间的鸿沟永远不能填平。我觉得自己站在深渊边上，并且头晕目眩地栽下去。马里克，以他自己的方式，似乎也认识到了某种决裂。我们沿着蜿蜒的小路返回；他送我到我的住处，温和地说“lila sa'ida”——晚安。

这件事之后，我以极大的困难和持久的低落情绪试图判断所谓的紧急事件是否属实。每当中士想到塞夫鲁去，我都乐意带他——包括回报他的好意，也因为实际上当他在的时候，没人胆敢要求坐车。正如他乐于告诉你或他们的那样，他对摩洛哥人没有好感。

除非对有关汽车的问题作一重大决定，否则我根本就不能做任何田野工作，这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在村里的第二周，我跑了塞夫鲁四趟。在第四趟之后，我认真地考虑是否将车留在城里。我应该这样做的。当我回到村里时，有一个老人在我那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门口等我。他说他的妻子病得厉害，必须到医院去。我说我很难过，但我刚从塞夫鲁回来。他坚持，毫不气馁，用那样悲痛和诚恳的语气，我开始怀疑是否真有紧急情况。我服输了，同意了他。他离开，回来时他的老伴蹒跚地跟在他后面。他们不停地感谢我。我们到达塞夫鲁，我在医院前面停下来。不，他们说，在街前面一点，市场那里。但你不是说你快死了吗？是的，她说，但我有些东西要买。

我让他们下车，然后返回村里，我意识到事情就是这样了。从此以后，我坚决拒绝一切要求。我的怒气在几个场合公开地表达出来；早晨六点钟持续敲门的人是我合适的泄怒对象。我靠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争论度过每一天。要求减少了。几个月以后，一个摩洛哥当车库老板的朋友调整了发动机之后，汽车爆炸了。

我终于摆脱了这倒霉的东西。翻越起伏的群山，穿过一条浅浅的小河，来到最近的高速公路和加油站，六英里的徒步行走给了我在摩洛哥最愉快和最放松的几个小时。汽车的消失也给马里克减轻了很大压力，看来每有一个敲我门的大胆村民，就会有十个人去与他交涉。他的生活肯定糟透了。

对我们俩来说，这一真正相互认识的发泄时刻正在冷却下来，也促使我们彼此盘点与对方的交往。我们的工作慢下来而且变得比较没有规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我们开始深入调查一系列家庭经济时，这个问题被突显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村子里社会经济差异的范围有了还算不错的抽象观念，我想知道拥有土地、收入和财产上的不同在村里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和中士一道工作，他是村里最富裕的人，我们发现调查意外地容易。他对他所拥有的财产感到骄傲，并坦陈了他未来的扩张计划；这次他是接近于资讯人的角色。在和其他村民工作时，我很快发现即使最贫穷的家庭也非常愿意谈论和哀叹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摩洛哥，贫穷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带来耻辱，那只是表示当前缺少物质财富而已。尽管遗憾，但它并不反映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它只意味着出于某些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原因，真主没有对他微笑，但情况将很快有所改变。

马里克既不富也不穷，看起来代表一种“中等”状态，我打算研究他的财产。他犹豫了一下后同意了。他曾经向我和其他人描述说自己是一个相对贫困但精神上富有的人。当我们开始列出他的财产的详细清单时，他变得敏感和警惕。随着他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小块土地、绵羊、山羊和橄榄树的列出，显然，他一点也不像他自己原来描述的那样穷。用村里的标准来衡量，他是相当富有的。

这让他感到困惑和烦忧。他认为自己遇到了一生中的一个艰难时刻。这是比耍花招从人类学者那里骗取钱财和同情更严重的事；这的确是他的身份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他看见他面前的纸上所呈现的事实，他惊慌失措。他已经内在化为一个特定的人物角色，尽管最近几年他的财富在增加——他接受了父亲的遗产，有两个兄弟为他工作——但他的自我形象还是没有改变。

正在显现的“事实”与他的文化归类不符。摩洛哥村民们不习惯把他们的一小块一小块土地加起来，计算它们的总和，与商品的价格起落相比较，或者和他们的邻居作系统的、数量上的比较。他们也不用社会经济阶层的概念来理解他们的村庄。诚然，有些社会（就像我们自己的）用诸如此类的术语来概括社会现实，但摩洛哥人并非其中之一。当马里克为我将自己的财产对象化，把它们变成从数量上和外观上我们都可以检验的对象时，他开始认识到他的自我形象和我的分类系统有所不同。在他眼前的、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出现的这个“硬”数据，令他非常不安。

我们客观的社会科学将事实当作与一个更大的整体相分离的实体，它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足够真实的，但它对马里克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他对一个人的境况形成了一种更加综合的判断，在考虑经济因素的同时也考虑道德和社会评价。这种概念图式的两极分别是那些“一切顺利”（nas la-bas'ali-hom）的人和那些“一切都不幸”（nas msakin）的人。这些类别就是全部。比如，如果一个人没有儿子，尽管他富有，他也是令人同情的（meskine）。一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会被忽视，但它不是划分阶层的唯一根据。在马里克的图式里，那些“富裕”的人可能包括了四分之一的村民，而那些“穷的、受压迫的、值得可怜的”人大约是三分之一。至于剩下的村民，并没有特别的词来标示他们，但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只是在人类学者的催促下，马里克才尝试着将每个人都归入特定的阶层。

马里克正在改变。为了理解我的用意何在，他不得不重新表述他自己的经验。通常他是精于此道的，但当他自己的情况成为讨论对象时，他就表达不畅了。毕竟，他的新的自我意识与他原来的自我形象截然不同。

每当一个人类学者进入一种文化，他要训练人们为他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象化。当然，所有文化里本来也都存在着对象化和自我反省。但这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很少借助外部媒介来转达。人类学者创造了一种意识的双重性。于是，人类学的分析必须结合两个事实：首先，我们自身是通过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寻找理解与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而历史地存在的；其次，我们从我们的资讯人那里得到的是解释，解释同样是以历史和文化为媒介。因此，我们收集的数据是被双重调节的，首先由我们自己的存在，然后是我们向资讯人要求的第二层的自我反省。

这绝不表示跨文化理解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能够说明所得到的数据的不同的认识论前提，它就不是理解的障碍。马里克不是对我撒谎，也不是被简单地操纵。他真的认为自己很可怜，总的来说不是有钱人。当我们共同建构一个对象（他的财产清单）时，他看到他是相对富裕的。他不得不仔细深入地思考这一矛盾。他的自我形象不那么确定了。他那天真的意识被改变了。他从未当自己是有钱人。在考虑了这件事几天之后，他认定，他的最初判断是正确的。是的，他是比大多数其他村民有更多的土地和绵羊，但他没有父亲，他的儿子有病，他的母亲需要赡养，他的兄弟还没有结婚，他的叔叔想方设法要弄到他的地。不，保罗先生，情况很糟糕。然而，他已经滋生出了一种意识的双重性。马里克被迫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他的生活。他的世界有了新的轮廓，即使他的最终判断还是一样。

发生在村里的大多数玩笑、戏谑和“打探”都很容易处理。然而，在与工作有关的领域，这些要求和试探就不那么容易被拒绝了。许多二三十岁的男人无所事事。根据伊斯兰教的继承程序，直到父亲去世后，人们才能继承遗产，况且无论如何，在这个村子里，多数情况下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继承。财产很少，在两次农忙之间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男人们经常开玩笑并抱怨他们的处境。我在场时，这些哀叹经常演变成要求我帮他们在法国找工作的请求。确实有三个村民在法国当上了农业雇工。他们定期寄钱回家，这使他们能够购买土地，修缮房屋，让儿子们完婚，当他们走亲访友时就戴着太阳镜、穿着成套的衣服来炫耀自己。他们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嫉妒，但旁观者们除了发牢骚之外毫无办法。

我现在知道在这个地区进一步扩展农业的可能性已经到头了。这些男人们的感觉是正确的；他们的前景并不光明。塞夫鲁没有工业，离开村庄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教育体系——但即使是走这条路所能有的机会也在飞快消失，独立后国家机构里的大量工作机会现在大部分都被填满了。

人们聚集在其中一个摇摇欲坠的商店门前，坐在泥地上，浑身力气，但除了打架和争吵，他们没有别的宣泄渠道。他们的每一个请求无疑都与他们的焦虑相关。这些人的困境真实确凿。

在田野工作的早期阶段，人类学者以他自己所理解的“天真的意识”进行工作。“在那里”的现实看起来那样具体，那样俯拾即是。在村里的最初几个月，我的愉悦是和这种确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很多东西需要解释；一旦事实被收集起来，仿佛它们自己就能进行解释。按照外部世界所呈现出的样子来理解它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它是令人满意、容易把握的，但并不够。

实际上，“事实”所阐明的东西远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它们所表明的全部只是说，摩洛哥是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前景不看好，那么压根儿就不需要千里迢迢跑这么一趟。我在芝加哥已经对此有不少了解。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层次上的概括是错误的或不必要的。法国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与摩洛哥现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但在这个一般性层次上，这些指导性的观念近乎空洞。原先看似可以组织和阐明大多数材料的最宽泛、最丰富的概念，结果变成是最贫乏的。从宽泛的主张——如新殖民主义是摩洛哥农村贫困的原因——向个别的案例过渡，必须以某些特定的判定来作为中介，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办法将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区分开。随着村庄历史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的，西迪·拉赫森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保护领地的原因。但是邻近的一个今天同样贫困的村庄，却的确在法国统治下曾经繁荣过。法国统治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在这同一个地区，影响也是差异甚大的。

本世纪初，西迪·拉赫森·利乌西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村子。它拥有远超出其需要的充足水源和灌溉系统。村子是各部落的宗教中心。圣人家庭的领导们在调解部落争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在整体上促进了村庄的威望和财富的增长。甚至当法国人来到乡下建立起军事管制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村里的首席调解员还被说服来担任各部落的中间人。

法国人承认西迪·拉赫森的支配地位。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他们提议在村子附近建立一个有军事院校、市场和学校的综合设施。村中的长者担心这会破坏对孩子们的宗教教育，拒绝了这个提议。出于尽量避免明显的强迫措施的政策，法国人接受了回绝，并在几里外的另一个村庄建设了综合设施。这个村子今天非常繁华。

对西迪·拉赫森的居民来说，这是根本的、全面的衰落的真正起点。他们的宗教权威由于法国式法庭的出现而削弱了，法国式法庭虽然合法性更弱，但更易于为柏柏尔人掌握。随着他们的调解角色的衰败，他们的精神方面的名誉下降了。

再从内部来看，他们也逐渐关闭了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土地远远足够供应人口；事实上，大量的土地根本就没有耕种。慢慢地，又一个50年过去了，这种好运改变了。人口极剧增加；政府收回了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重新造林的工程；曾经的公共放牧用地被分配掉了。替代性的谋生方式变得几乎没有了。然而，这些长期变化的影响，没有以直接的、激烈的方式被察觉到。

直到1960年代，每个人才充分清楚地认识现状。村子试图争取让自己成为农村公社委员会的总部。这将带来市场、铺平的道路、电力供应等种种好处，以及村庄生活的再度复兴——如今大部分村民们所要寻找的一切。然而，他们丢掉了他们的机会；内部的分歧致使他们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优柔寡断，另一个村庄被选中了。那个村子离西迪·拉赫森不远，今天发展得非常好。村民们看到这样，更感到痛苦。他们现在认识到，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几乎为零。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而这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无能为力，只能干坐着，满腹牢骚。正如一个人对我大声嚷叫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到巴黎去，对吗，保罗先生？”

就我自己天真的意识来说，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东西其实是最需要解释的。在这个例子中，只有对宗教的、社会的、生态的、政治的和心理动力决定的历史都加以考虑，经济状况才能被理解。问题在于，要将我的抽象概念与直接感知的村庄日常生活的现实相联系。这只有通过追溯特定的中介物才能做到，否则它们仍然只是无用的真相。我的田野工作的剩余部分就致力于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