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越界
在最初的几个月之后，我在西迪·拉赫森的工作更加辛苦，断断续续，也较少有直接的满足感。在漫长而平淡无奇的一段时间里，我费力地处理各种日益迫切的需要，开始综合材料、设计具体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等。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如果人类学是探险，那么他就是探险的官僚。我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了。
随后的几个月，我花了很多时间只是在村子里和田野里闲逛，坐在商店里闲谈，安排访谈，等待资讯人，或者只是无聊地待着。这时我的阿拉伯语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我努力和马里克及其他几个村民保持定期的工作日程安排，但这很困难。有一个下午特别令人难堪，当我哄着马里克讨论当地的反法政治活动时，他被我固执的提问激怒了，说我就像一台榨橄榄机一样正在压榨他：如果你榨得太用力，你得到的就是果肉泥而不是好油。
在持续数月的专自工作以后，我知道我已经跨过接纳的门槛。缓慢而断断续续地，我正在朝着我所寻找的那种理解前进。与书斋研究不同，一旦研究者离开田野，田野资料就固定下来了。于是，我越往前走，关于数据的陈述，我对自己的提问就越多。尤其是到快结束的阶段，我可能必须花好几个星期去寻找某个人，他要有专门主题的知识，并且愿意和我进行讨论。如果我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并说服他跟我一起工作，我的运气就不好。那儿就会有一道在芝加哥我将无法填平的鸿沟。我每天早晨醒来，感觉到材料就在那里，只要我能够找出得到它的方法。但正如马里克说的那样，只有一个大门朝我敞开——耐心，只有耐心。
在具体问题上的时间投入与可能获得回答的机遇之间开始形成反比。新的资讯人（经常不得不哄着进行谈话）对我的工作方法和提问方式是不熟悉的，不可能投入必要的时间来为每个信息点培养和训练一个主要的资讯人。但这样就无法改变谈话情境中所要求的微妙的、仪式化的礼节这一事实。
必须撒更大的网。由于政治的、经济的，或者仅仅是习惯上的理由，这遭到了马里克和其他人的反对。有两个偶然事件（一半是偶然的，一半是我自己策划的）帮助我取得了另一项进展，它们帮助我跨越了某些重要的障碍，并给了我更加精力充沛地继续调查的信心。
在这期间，阿里为了疗养回到村里来。他的疥疮很严重，在摩洛哥的这个地区这种病很常见。许多学校的孩子们备受折磨，失去了头发，被疥疮覆盖。这很难看，很不舒服，也让人烦恼，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严重的后果。尽管疥疮容易治愈，当地法国医生却告诉我摩洛哥政府拒绝发出足够的药物进口许可证。
一天晚上，我向阿里透露，我很难让人们谈论大约15年前苏丹被放逐期间发生的政治事件。我确信，这一作为分界点时期的后果必定还在当前的村庄政治中起作用。阿里和我意见一致。他同意打破共谋的沉默，只要我开车带他到塞夫鲁去看他的情妇。我欣然答应了。
触发并催生了反法统治的事件是苏丹的被放逐，这一事件的高潮是摩洛哥的独立。起初穆罕默德五世被法国人选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会听话。但几年过后，穆罕默德五世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事业。1950年代早期，他发表的几次演说和声明被法国人当作驱逐他的借口。在南部几个著名的柏柏尔奎德的帮助下，法国人发起了一项主要以农村为基础的运动，运动的高潮是穆罕默德五世被流放以及一个傀儡苏丹的上台。
在西迪·拉赫森，村民们（特别是圣人的后代）极不舒服地与这一事件绑在一起。他们曾经和该地区一个强大的、支持法国的奎德形成过亲密的联盟。在穆罕默德五世流放期间，他们被迫支持这个奎德和法国人，在每周一次的聚礼上以新苏丹的名义进行祷告，这等于让法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同时，这个地区也有反法组织和武装游击队，他们要求供给和安全。有的村民加入了这些群体，而有的则公开支持被流放者。剩下的大部分人在两者之间摇摆。总之，这是一个许多村民宁可忘掉的剑拔弩张的时期。然而，既然流放期间的政治结盟在独立以后的地区权力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事件中的群体、个人以及派别的作用，只有放在流放时期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理解。如果我想理解近来的发展，我就不得不对这一时期有更多了解。但每个人看来都很不愿详谈；即使是那些处于胜利一方的人也吞吞吐吐，不愿再次打开这个装满冲突和辛酸的潘多拉之盒。
阿里非常详细地、津津有味地告诉我他对那些事件的看法。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展现和修饰这一以战斗、背叛、恐惧以及报复为标志的时期。尽管他的许多观点过后必须被重新评价，但阿里的故事的确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轮廓给我，发生了什么事，哪个人站在哪一边。马里克和其他人一发现阿里已经告诉了我他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他们的历史健忘症马上就被治好了；他们被吓了一跳，他们很清楚阿里会编出什么故事来。突然间，我发现在这些事情上合作容易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把自己的相应版本几乎是一五一十地都说了出来。人们假装毫不在意，他们提供细节，仿佛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话题。
一旦沉默被打破，一旦一个派别的报告被给出，其他的个人和派别就感觉自己有责任通过说出自己的版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系列的访谈接踵而来，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则是在晚上悄悄地进行——这充分证明受过伤害的人仍然软弱，对政府的恐惧记忆犹新。
类似事件在田野工作期间的其他时候也发生过。对他们的抵制的尊重倒会成为主要的绊脚石。然而，重新构思我的工作也不能保证我避开将来的死胡同。我这方面的这种让步实际上可能鼓励了他们设置新的障碍。我的反应基本上属于一种暴力行为；它是在符号层面上实现的，但无论如何它是暴力的。我通过从阿里（他当然是利用这点来对抗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正在侵犯我的资讯人的完整性。我知道这是强迫（几乎是勒索）其他人敞开他们所拥有的、在感情上对我有所防御的生活领域。我在闯过他们可接受的、感觉的边界。当然，对阿里来说，他这样做是另一回事。他热衷于此，有意地、明确地要让村民们不安。但在此事上，他是在惹火上身，不用说，各种对他的攻击也的确纷至沓来。对我来说，风险程度就无法相提并论了，除了各种各样的消极抵抗，村民们并不能报复我。
马里克曾告诉过我一种官方的版本。一旦阿里违背了这一文本，村民们曾经压抑的关于不和与冲突的真实故事就带着一种阴郁的调子再次上演。没有阿里或类似的人物——某个与集团亲近得足以知晓其隐密的对抗，但又足够独立、不太在乎保护社区的敏感性，并且迁移得足够远所以不怕报复的人——人类学者将被成功地阻挡。阿里的行为允许我以自己追求的方式继续研究。
至于宣称其田野经历中不包含这种符号暴力的某种形式的那些人，我只能回答说我不相信。它是内在于情境的结构之中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类学者都可以意识到，因为其敏感性不同。符号暴力的形式和强度无疑是千变万化的，但它们都是同一个主题的各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