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象征支配》译介

王玉珏

《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1]一书是拉比诺1968—1969年在摩洛哥田野工作后撰写的民族志，这本书1973年面世。作为一本出色的民族志，它通过周到的历史关怀，以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以及象征符号的历史串连将摩洛哥数百年中符号意义与政治、经济和生态意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这些遥想着“远方的文化”的读者面前。在这样一本出色的民族志问世后，拉比诺在人类学史中的地位尚只是一个不错的人类学者，正所谓“有心种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拉比诺两年后将他的此次田野经历整理问世，书名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却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反响，以此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以“交流的民族志”来“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因此，或许我们更青睐于《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那种将田野经历视为一种文化活动的开创性见解；然而再读《象征支配》一书时，我们却总能欣喜或者说惊喜地发现这其中已经包括了作者渴望创新和尝试的更为雄心勃勃的念头，它也能让我们有一个更亲密的接触拉比诺思想世界的机会，这大概才是我们无法忽视他的民族志而仅从他的田野经历中来领会他的原因所在吧。

在这本以摩洛哥的历史作为背景的民族志中，拉比诺所描述并试图讲述的问题并非现代如何颠覆了传统；传统是一幅流动的图景，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摩洛哥文化始终充满活力并为解释世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框架。在摩洛哥，社会文化的变迁并非以一种蛙跳的形式或是一种暴风骤雨的形式进行的，而是缓慢地在不同的群体和个人间以不同的形式和速率发生着。帝国主义对非西方社会的暴力征服引发了一系列文化秩序的解体和重构问题，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殖民入侵强烈持续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摩洛哥的情况远没有那么严重，前保护领地时代高度整合的文化和政体有如免疫系统一样顽强地抵抗着外部势力的入侵。拉比诺选取了摩洛哥境内的一个名为西迪·拉赫森的村庄，他以村庄内各方在象征支配主导权的演变为轴，试图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为我们解析文化、社会和政治这几种变量之间的关系。

苏丹制的出现

1—12世纪，柏柏尔人建立的穆拉比德（Almoravids）王朝和阿尔穆瓦西德（Almohads）王朝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摩洛哥全境，自此以后，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强大的中央控制力以及具有合法性的王朝。在相对稳定的年代之后紧随着的是一段无序的岁月，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欧洲的海上力量到达摩洛哥海岸的那一刻。基督教徒的出现深深地震动了这个穆斯林国家，摩洛哥人为此倍感羞辱，对“穆斯林”身份的自我认同开始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被放到了台面上。在此后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象征归顺（symbolic submission）以及对这种归顺的激烈抗拒成为摩洛哥历史中的一个中心主题。

早期入侵摩洛哥的殖民者主要是葡萄牙人，他们的影响在15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顶峰。这时，他们不仅控制了港口，还以宗主国的身份与许多内陆地区建立了联系。葡萄牙人的入侵是怀着最易为人所理解的“帝国主义”目标，他们希望从摩洛哥获得港口、小麦、动物和贸易。在接下来的世纪中，葡萄牙人对摩洛哥的影响因为他们将注意力和能量转向其他地方而日渐式微。不过葡萄牙人的离去却并没有使摩洛哥境况有所好转，经济的失败表现为城市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收缩，与之相伴的是不同的群体以各种形式组成了许多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各种政治危机此起彼伏，在16世纪后半期，主战派圣者、圣人、狂热分子及奇迹创造者开始纠集各部落以对抗异教徒和之前主政的萨阿迪亚（Saadian）政府，导致了所谓的“伊斯兰教隐士（Maraboutic）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来自塔菲拉勒特（Tafilelt）地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阿拉维特苏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成功地压制住了其他重要的政治团体并得到他们的承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随后阿拉维特创立了一套强有力、高度集权并具有合法性的制度——苏丹制。在苏丹制中，其他政治群体必须将其关系界定为与阿拉维特苏丹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的内容在不断变化，但由阿拉维特创建的基本的政治秩序仍然“存活”着，它基本的合法性难以动摇，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苏丹制成为了摩洛哥政治秩序中的一杆“标尺”。

阿拉维特同样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秩序的运行方式。一方面，传统的由个人超自然力量主导的宗教运行模式仍然在起作用，许多非凡的个人被视为拥有神圣的力量；另一方面，宗教力量和权威的世袭传承也日渐盛行，并逐渐成为摩洛哥社会宗教运行中的主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那些圣人的后裔被认为拥有更多的宗教力量和权威。在苏丹制中，苏丹不仅仅担当了政治角色，他也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苏丹同时又是哈里发，这点为他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又一层佐证。由于并非每一个圣人都是哈里发，许多圣人的后代试图通过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哈里发来增加巴拉卡，为此，他们需要得到苏丹签发国书给予的合法性证明。在这种模式中，中央机构和地方势力在政治领域相互作用，中央政权期望在地方层面加强其权威，地方势力也希望从中央机构处获得象征支持以进一步巩固其地位，这构成了一种制度与象征的联姻。关于宗教力量的象征符号和它的传承模式的一致性奠定了摩洛哥文化在晚近三百年来延续的根基。

拉比诺似乎不想让他的民族志陷入枯燥的文本诠释中，他在接下来的篇章中选取了17世纪摩洛哥宗教兄弟会的两个重要实例来表述对这种存在于宗教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含义和动因的可能性解读。位于摩洛哥北部的埃尔-迪拉的兄弟会成立于16世纪中期，它在成立之初并无政治野心，它的领袖们愿意服从萨阿迪亚所领导的政府政治或精神上的权威以及主张向葡萄牙人发起攻击的主战派圣者。此后，随着财富的增加，其领袖的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1646年，他们在赛斯平原打败了萨阿迪亚的军队，赢得了一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从而实际控制了摩洛哥北部。然而这样的统一非常短暂，来自统治地区的叛变很快瓦解了它的根基，1668年，埃尔-迪拉被彻底打败。自埃尔-迪拉的兄弟会失败开始，尽管兄弟会仍然能够影响摩洛哥，但他们已经无法缔结新的朝代或诞生出新的统治者了。拉比诺引述的另一个例子是位于南部泰姆格鲁特的兄弟会，泰姆格鲁特在政治上没有大的野心，它在坚持宗教主导的同时小心翼翼地用“艺术性”的手法避免挑战中央政权。在他们看来，中立和独立意味着“在阿拉维特苏丹的同意下仅仅为宗教的目的而存在”。虽然相对贫困，泰姆格鲁特仍然成为了南部一个较为活跃的宗教中心。

西迪-马苏德是一生都在不断行走的圣人，他几乎没有停顿下来过。他多才多艺，是诗人、神学家、辩论者，也是法学家和自传作者。在马苏德的一生中，他匆匆的脚步从一个兄弟会赶往另一个兄弟会，从一个圣人的陵寝行走到另一个圣人的陵寝，他倾听他人的故事，收集圣人的宗谱，他生活在虔诚的仁爱之中。多年艰苦漂泊的生活塑造了马苏德的性格，他混有诗者的视野和几近固执的严厉。他师从一位传授逊尼派正统观念的神秘圣人并生活在“奇迹”的氛围里，在他的世界中，只有安拉是神圣的，他的基本信仰来自伊斯兰教和生活在摩洛哥的人们。马苏德一生中历经了四个朝代，他终生逃避政治，戏称“三件事与信任无关：海洋，时间和君主”；他也会反抗政治，在临终前还曾写了两封信给苏丹穆莱-伊斯梅尔（Moulay Ismail），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听命于安拉，并警告他不得狂傲和滥用武力；这位柏柏尔学者也曾服从于阿拉维特苏丹的权威，他请求并接受了苏丹的敕命，以便让自己具有合法的哈里发身份。在获取了这种合法身份后，他又一次远离了政治，回到了中特拉斯山脉地区。

圣人拉赫森的传说

圣人西迪·拉赫森据传被埋葬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村庄内一个用绿瓦修葺的大坟墓里，他的后代“乌拉德”声称继承了他的神赐恩典，他们被视为圣人坟墓的保护者和圣人巴拉卡的守护人。当地村民也许无法向你描述他们先辈生活年代的历史背景，却能津津乐道地讲述他的传奇故事。在村庄内，关于圣人拉赫森的传说以一种标准化的简洁版本流传。

拉赫森是圣人西迪·马苏德的儿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拉赫森最早到了埃尔-迪拉，随后又来到了泰姆格鲁特，在泰姆格鲁特，他找到了兄弟会的领袖西迪-本-纳斯尔（sidi ben nasr）。当时纳斯尔身患重病，伤口化脓并散发出阵阵恶臭，其他的学生都拒绝走到他的枕边。拉赫森则大胆地走到了他的跟前，自愿提出要帮他洗衣服，他将满布病菌的衣服拿到了河边。在河边，拉赫森不仅清洗了衣物并且喝下了清洗衣物过后散发出恶臭的水。当拉赫森决定离开泰姆格鲁特的时候，纳斯尔用骡子将他领出了自己的地界，在地界的边缘，纳斯尔送给了拉赫森一件礼物并祝他好运。

苏丹阿拉维特得知拉赫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后，便邀请他来都城梅克内斯。圣人发现苏丹的工匠正在修建一道绕城的加固城墙，他们已经疲劳至极并请求拉赫森为他们求情。从那天起的每个晚上，拉赫森都会摔碎盘子，苏丹对此极为恼怒，要求拉赫森离开梅克内斯，圣人答应了，他将他的帐蓬建在了梅克内斯城边的一个公墓上。闻知此事后，苏丹来到了公墓并质问拉赫森为什么不服从他的命令，圣人用嘲笑的口吻答道：我已经离开了都城，现在身处安拉的城市中，如果苏丹认为公墓在他的领地内，他应该告知他的臣民。苏丹尝试了一下，失败了。拉赫森嘲笑他，并大声叫道“和平与你同在”，这时墓石也回应道“和平与你同在”。一股强烈的受辱感从心底涌起，苏丹举起他的刀，想杀拉赫森。顿时他的手被冻结，座骑消失于地下，恐惧布满心头，苏丹请求拉赫森饶命并愿意将王国拱手让出，圣人拒绝了后一个请求，他让苏丹颁布一道赦令，释放所有的哈里发。手持这份赦令，拉赫森离开了梅克内斯。

圣人继续前行，他先后来到了圣哈加和阿扎巴，最后来到了艾特优素部落的村庄坦扎兹特（即拉赫森村庄的前身），并决定定居于此。优素部落为了迎接圣者的到来，举行了一个大型会议，部落内的各派达成一致，同意从每户中选出一个人到坦扎兹特安家，他们建立了一个由“乌拉德-阿巴德”人组成的村庄，整个村庄的人拥有共同的起源。阿巴德人知道安拉派遣给他们一个伟大的圣者，他是部落的骄傲，村庄每年都要为他举办两次缪兹仪式，一次纪念他的出生，另一次则为他的过世而举行。

据说拉赫森初到坦扎兹特时，阿巴德人走到他跟前并递给他两个碗，一个盛满了牛奶，另一个盛满了水，他吩咐阿巴德人将两种液体混在一起，然后将其分开，他们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此时，拉赫森告诉他们，他的后代与阿巴德人后代的关系就如同牛奶和水一样，永远不会分离，拉赫森还承诺即使阿巴德人的后代蠢笨如驴也不会受到欺负，拉赫森将会照顾好他们。

一段时间后，阿巴德人与拉赫森的儿子之间产生了争斗，拉赫森非常生气，他发出诅咒，将阿巴德人全部杀死，只留下了一人，这个人就是现今阿巴德人的祖先。他与拉赫森签订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他们的后代平等但拉赫森有权管教阿巴德人的后代。

拉赫森的传说由许多具体的细节和片段构成，每一部分都“聚焦”某种非常重要的特殊象征物，如巴拉卡、哈里发身份等。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象征物，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将圣人后裔的文化身份包容在内的宗教秩序。在这样的宗教秩序中，圣人拉赫森的后裔“乌拉德-希耶德”占有这些象征物，希耶德人拥有神赐恩典巴拉卡并且是哈里发。圣人拉赫森的传说可以被解读为确定其后裔在地区中地位的“文化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中，圣人的传说被视为其后裔希耶德人寻求对非圣者后裔的阿巴德人合法性控制的一种手段。希耶德人对阿巴德人的合法性控制并不是说他们拥有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特权。

传说的首个情节里讲述了拉赫森出生于一个柏柏尔人家庭的事实，这说明他并不是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哈里发。根据定义，哈里发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男性嫡系后裔，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养子。这时的摩洛哥社会存在着两大哈里发集团：哈里发德里西和阿拉维特，此外还有成百上千的其他群体，通常是圣人的后代，他们自称为哈里发。在摩洛哥，哈里发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等级，一个阶级或一个合作群体，它无关肤色、权力和财富，它也不包含任何事先给定的身份而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事后认可。在拉赫森村庄内，尽管村民乐于接受每个人都是穆斯林的事实，可在他们的眼中，哈里发与非哈里发之间依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之处，哈里发比非哈里发更为优越，因为他们通过中间人圣人拉赫森与真主靠得更近。在人们看来，哈里发时常会表现出一些特定的性格特征，他们易怒、善变并偶尔会有冲动的举动，这些特质使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甚至是恐惧。

哈里发身上的这些特质是如何传承的呢？许多村民相信它们是通过血统传承，因而哈里发与非哈里发不应该通婚以避免“冲淡”了血统。而更为常见的一个回答是：哈里发之所以为哈里发并不存在任何理由。拉比诺对此也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哈里发的“特别”与“权利”是通过跟哈里发身份有关的象征物来传承的。哈里发所拥有的巴拉卡的最初来源是个人超凡的领导力，这种超凡的力量将一系列构成和表达巴拉卡概念并在世上将它显现出来的象征物连接在一起，在象征层面完成了对这种超凡领导力的“常规化”。经由这些象征符号，“神圣”得以传承，它们界定和划分出了共享“神圣”符号的群体。而苏丹阿拉维特的出现改变了这样的规则，他成功地创造了将象征物的合法性与新的社会角色这两者的传承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方式，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为个人超凡领导力的证明提供了一种新的“事后证实法”。

在“拉赫森遇见苏丹”这个情节中，象征支配和顺从的主题成为了事件的中心。拉赫森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圣人，他需要从苏丹阿拉维特那里获取他身为哈里发的合法性证明。为此，他小心翼翼地界定着他愿意在政治方面让步的尺度并强调安拉而非苏丹才是最高统治者。拉赫森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苏丹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威胁，恰恰相反，这标志着苏丹的合法性支配的范围已然形成。

在摩洛哥，合法性的基石以及个体超凡领导力的来源是巴拉卡，它作为象征物阐述并传达了摩洛哥话语概念中对神赐恩典和超自然力的理解。巴拉卡可以以任何具体的形式存在，它可以指人、国家、地点，也可以指庄稼的丰收、健康的身体和一顿可口的饭菜。巴拉卡与美好的事物相连，并能带来更多美好的事物。神通过巴拉卡证实自己的存在，如传说中拉赫森寻找定居地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居所附近是否有水源，干净、寒冷、丰富并流动着的水源被视为当地存在巴拉卡的标志，水是圣人的必需之物，它象征着神的恩赐和慷慨。在拉赫森的传说中，巴拉卡主要表现为个人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品质，这点在“拉赫森与纳斯尔相遇”的情节中最为突出。拉赫森通过展现无畏并不加质疑的忠诚和顺从，从纳斯尔那里获取了巴拉卡，他的性格和勇气显示出他是一个拥有伟大巴拉卡的人，他因而超越了他的同伴，最终通过顺从获得了支配。他来泰姆格鲁特时是一个学生，离开时却已经成为了圣人。神赐恩典通过不寻常的忠诚、归顺、勇气、力量和性格等表现出来，这些品质在世间的表现形式又被人们以巴拉卡来象征化，神赐恩典和超自然力通过巴拉卡作为象征载体以无数种具体的形式在世间表现出来。此外，巴拉卡也是无法预知或是能够理性地控制和解释的，当它出现时，有人厌恶，有人惊恐，也有人敬畏，这种神圣的力量及其存在也可以被视为神赐的丰厚赠予的来源或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毁灭力，传说中“圣人杀害违抗其命令的村民”的情节体现了这种令人恐惧的力量。

契约在摩洛哥社会关系中无处不在，社会关系中的契约基础构成了它们的合法性基础，在传说中，圣者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起对当地居民的象征支配。拉赫森初入坦扎兹特的过程以及他与优素部落确立关系的谈判成为了传说开头部分的焦点，此外还有圣人与苏丹关于其身份合法性及与阿巴德人关于圣人后裔身份和地位的谈判。通过谈判订立的契约需要双方都能遵守并履行其义务，一旦一方无法继续维持，则需要订立新的契约。

拉赫森的传说可以被视为当地的象征地图，决定它的主要因素是语言，圣人只考虑定居在讲阿拉伯语的村庄，另外两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村民的性格和村庄的地理方位。圣人最后选择定居在坦扎兹特村，这里有友好的村民，他们热切渴望获得伟大圣人的巴拉卡，村庄内还有丰富的冷水源，并且他们与圣人的谈判也进展得相当顺利。在拉赫森的整个传说中包含了与支配的合法性要求相关的全部要素：圣人、土地、居民、社会和生态因素、神圣恩典的本质以及发生在苏丹与圣人之间的历史性冲突。

冲突与调解

拉比诺接着为我们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建立前的那段动荡历史中拉赫森村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轮廓。

摩洛哥历史上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对迈岑（bled l-makhzen）和希巴（bled s-siba）的划分，前者被定义为苏丹或政府的领域，后者通常被视为冲突的领域。法国当局和学者关于二者的标准定义认为它们是两种包含了独立统治机构的相对地域，前者由中央政府控制而后者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尽管后者也认可苏丹作为伊斯兰社会的领袖。通俗的看法是，“政府的领域”在平原或草原地带，为阿拉伯人所占有；“冲突的领域”在山脉地区，主要居住着柏柏尔人。在政府控制的地域内，“中央集权政体的统治者被认为应该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在这样的体系内，命令、权威和控制的传达相对简单直接”；在冲突的地域内，柏柏尔人由民主议会的长者统治。

拉比诺借用奥班1903年发表的著作《摩洛哥的今天》（Le maroc d'aujourd'hui）将冲突的动态过程清楚地描述出来。自17世纪阿拉维特王朝建立起，苏丹开始掌控了摩洛哥，此后的年代，评判一个部落是“迈岑”或“希巴”的检验标准有三条：部落是否向苏丹纳税，是否为苏丹提供人手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将境内的安全通道对苏丹及其使者和被保护人开放。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它的问题在于特定的时间内参与“演员”在相对力量上的对比程度，有的部落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满足政府的所有要求，另外一些部落则有足够的力量长时期对抗政府。部落与政府在具体义务，如武器、金钱、人力以及象征支配上的关系处于持续不断的界定中，这种关系随着双方在财富上的此消彼长而改变。

在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地前，连接部落和政府的一个基本制度是奎德制。奎德从各个部落中挑选，通常是该部落中有权势和影响的人，他们作为政府的代表被派遣到相应的部落。奎德的力量和地位随中央政府与部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而改变，这种持续的变化影响了一种稳定结构模式的形成。奎德的重要性从他们的职责中可以略见一斑：征税、提供士兵以及保证境内安全通道的畅通无阻。作为回报，政府以“默许不干涉”的态度对待奎德所在部落的内部事务。以奎德为中介，政府希望从各个部落处攫取尽可能多的金钱和人力以削弱他们反抗的资本，这些财物与人力也可以维持政府的象征支配并增加其财富、权力和名望。这种“掏空各部落”的观念是冲突的基本要素，拉比诺称之为“繁华后的叛乱”。

从19世纪末至1912年法国在摩洛哥建立起保护领地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摩洛哥历史上的前保护领地时代，这段时期内的摩洛哥现实政治处于混乱状态，部落与政府、部落之间乃至部落内部的斗争此起彼伏，政府作为博弈的一方，经常通过支持一个部落对抗另一个部落来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各个部落也会根据自身的实际利益选择投靠政府或者是与之对抗。然而这个时期的政治秩序却相对简单稳定，所有的敌对派系都承认苏丹在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苏丹作为宗教角色的象征认同是稳固的，而在政治或财政方面对他效忠又是另外一回事。在摩洛哥，政治的忠诚仅仅与政治权力的运用有关。苏丹为了达到他控制政权的目的，通常会巧妙地平衡各个竞争者，消除一个地区内可能存在的冲突或者联合各个竞争者一致对付外部的敌手，权力而不仅仅是武力成为了这场游戏的实质。

“克比拉”是摩洛哥社会语境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它通常被翻译为“部落”。这是一种误读，它的真实意义是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用以确认共同的社会身份。这种文化类型的划分可以小到家庭，也可以大到国家。在现今的拉赫森村庄范围内有许多群体以不同名称的“克比拉”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如艾特优素和艾特希立。同一区域内的群体宣称他们具有相同的身份，但这些身份以及它们的含义并非地域性的，它们会随情境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希耶德人在一个来自摩洛哥其他地区的人面前会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于“艾特优素部落”，而在村庄内，他永远不会这样说。优素部落作为整体并没有一个将众多地方性群体联结起来的社会结构性组织，同样，这些群体之间也不存在虚构的宗谱联系，优素部落作为被谈及的对象具有双重意义：它首先指将自身定义为“艾特优素”的地方性群体，其次，它指聚集在一起纪念圣人，分享他的巴拉卡、确认他们共同起源的众多地方性群体。

在拉赫森村庄内，希耶德人与柏柏尔人在构成基础方面存在微小的差别。村庄内的所有村民享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起源。除此之外，希耶德人还拥有与圣人相连的共同血统，他们都说阿拉伯语。后面两个事实使他们作为同一个“克比拉”与周围的柏柏尔人区分开来。每当希耶德人谈及优素部落与柏柏尔人时，他们通常不会用“圣人”和“部落成员”而是会采用“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说法来进行区分。阿拉伯语或者持阿拉伯语者的自我认同是希耶德人作为圣人后裔、熟悉宗教事务者及文化支配群体的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解制度是一种来源于文化身份上的差异并将柏柏尔人与希耶德人连接起来的基本社会制度。如果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争端，他们可能会决定让希耶德人来进行调解。为此，他们会准备多种礼物给希耶德人，包括牲畜和金钱，在希耶德人收下了礼物后，他们与那些最能够给予他们帮助的调解人进行协商，随后，希耶德人将会与争议的双方一起来到争议者所在村庄，在清真寺内进行调解。调解人首先召集村中的老者询问冲突本身的性质和细节，选择老者是因为他们都是宗教职业者，对拉赫森和安拉心存畏惧，会比较乐意于讲述事实。根据老者陈述的事实，调解人当众宣布他们的结论并告知相关的双方，然后离开村庄。已经得出的结论被认为是“以刀作证”的，意即它是最后的裁决而且无法申诉，一方拒绝接受它将会受到拉赫森惩罚力量的威胁。在前保护领地时代，如果发生谋杀事件，通常由调解人决定抚恤金的数量，血仇在村庄内很少见，它们通常是在出现后很快就得到裁决，村庄内需要调解人解决的争端主要包括边界问题、所有权的争吵、灌溉权利或偷盗动物之类的问题。在这些争端中，调解人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以中立者和受尊敬的中间人的身份来平息争端同时又不使任何一方看似作出了退让。在摩洛哥的保护领地时期，调解制度已经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摩洛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人身上集中体现了同时代村庄生活中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实践活动，穆卡德姆·哈米德（Moqaddem Hamid）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载入史册是因为他与村庄内其他人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且他用行动很好地印证了这些价值观，也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和谐状态，他迅速成为了一个传奇。哈米德属于拉赫森后裔的一个分支，他被称为“拉杰勒-巴拉卡”，即由安拉保佑的人。相传哈米德有一天在梦中来到了圣人的坟墓，他开启了坟墓并发现了一条白色的头巾，这条头巾被视为圣人拉赫森之物以及对哈米德所拥有的巴拉卡的一种明确承认。它构建了哈米德与圣人联系的符号并成为传达神圣含义之持久具体化身的文化象征。主宰哈米德形象的两个主题是慷慨与公正，由于他的慷慨，他被视为整个艾特优素部落以及村庄内每个村民的父亲，他的家门从来不关闭，欢迎着每一个村民。此外，他还乐意于帮助每个人，无论是在清真寺学习的学生还是路过村庄的旅行者。

哈米德善良和神圣的形象是与他慷慨公正品质相联系的，人们通常都会这样认为：穆卡德姆所体现出来的慷慨预示了他的幸福，它符合社区的价值观并显现了实现它们的难度。他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摩洛哥语境下对虔诚这种美德的象征性表达以及存在于宗教和回报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哈里发是那些慷慨并从中得到回报的人。哈米德令人惊讶的特点表现在他不属于任何派别也不倾向于任何群体，他得到的回报是即时的、有形并且持续的，他接受了所有的人也意味着从所有的人那里得到了回报，慷慨与公正孕育了财富和精神力量，财富和精神力量转而也孕育了慷慨与公正，如此循环。而哈米德是村庄内最后一个拥有这些品质的人，因此他被视为“拉杰勒-巴拉卡”。此后尽管有人拥有多种美德、超自然力或者处于一个有权势的地位，却无法再成为“拉杰勒-巴拉卡”。时代在改变，村民的地位在下降，他们的社会角色遭到削弱，杰出人物的象征性本质的变化却极其缓慢。对哈米德异口同声的赞美为那个逝去的年代蒙上了一层悲怆的色调。

法兰西保护领地时代

法国人于1912年在摩洛哥建立了保护领地，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殖民当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和村民对这些措施的回应将拉赫森村庄此前作为摩洛哥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心的变量逐渐剥离，并使它们以新的形式重组，形成了一个由法国人重建的社会文化秩序，并给当地社区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法国人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又在塞夫鲁地区新建了五个市场，这项措施导致了大量外国商品的涌入和众多新需求的产生，从而削弱了商店在村庄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另外一个对村庄生活有更为根本性影响的措施是法国当局试图限制季节性游牧，在当地推广“理性型”农业，为此，法国人重新开征了苏丹穆莱·阿卜杜勒·阿齐兹（Moulay Abdel Aziz）财政改革时所创立的一种名叫“特梯布”（tertib）的农业税。“特梯布”的开征种下了村民怨恨的种子，希耶德人更是倍感耻辱，他们身为哈里发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免于各种基本税收，纳税这一举措在象征层面上的意义超过了它作为一项经济举措的意义，以圣人后裔自居的希耶德人的身份开始遭到毁损。在前保护领地时代，人口的稀少以及当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导致村庄周围留有大片的闲置土地，实行新的农业政策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新的土地开始被开垦。在村庄附近有两大片土地，一片是核心区域，共245公顷，有70％的部分拥有灌溉水源，因此即使产量不高也总有些收成；另一片是次级区域，共230公顷，地面上覆盖着灌木和乔木，仅有20％的部分有灌溉水源。对次级区域的开垦成为村庄最为重要的事情。在近70年间，村庄的人口一直以很高的速率增长，其他途径的食物和收入来源成为迫切需要。与之对应的是，在25年中，可耕种土地的数量也翻了一番。法国当局农业政策的推行使农业的扩张和经济实力成为了村庄内权力的基础，希耶德人的传统功能受到削弱。它还改变了整个区域的文化生态环境：农业代替畜牧业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经济活动。尽管如此，村民在种植橄榄上的兴趣仍然多于农业兴趣，村民对自我的界定依然是宗教调解人或乡民而非农民。

在法国人支持下建立的法庭也改变了村庄政治活动的基础，一个睿智的老者将之形象地描述为“法国人用武器给摩洛哥带来的安全还不及他们用法官和监狱带来的安全可靠”。法庭相比于本地的调解人缺少合法性，却更为有力，法庭的制裁手段是罚款和监狱，它凭借的基础是权力而非超自然力，一个人赢得了官司也即意味着法国人站在了他那一边。由于审判地点定在了邻近的塞夫鲁地区，因此在法庭的交锋中对法律程序的熟悉显得至关重要，合法性存在与否的关键在于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财富和影响力。当地谚语“如果你没有金钱，你的话语将显得难堪”正是这一现实的生动体现。

一战过后，法国当局曾打算在村庄内建立一所以培养摩洛哥军官为目的的学校，并修建从塞夫鲁地区通往村庄的公路。哈米德惧怕年轻人受到诱惑而转信基督教，他鼓动村民们回绝了当局的这个提议。这个决定事后被认为对村庄未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左右了村庄未来40年的命运。哈米德本以为这样的做法能够确保村庄宗教中心的地位，而实际上它不过是“确保”了村民仍然只是农民，今天的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谴责他当初的决定。

村庄内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群体，希耶德人包括了四个分支，可以追溯到拉赫森的四个儿子。希耶德人中的绝大多数都集中于西迪·穆罕默德和西迪·哈米德两个分支。今天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西迪·哈米德分支，它由四个规模和地位皆不相同的支系构成，最重要的两个支系是艾特·加齐·本·阿拉勒和艾特·本·沙兹利。前者是现今最大的一个希耶德人群体，哈米德以及他的兄弟就来自这个群体，它最大的特点是内部的高度一致性。在这个群体中，五个扩展家庭共有壁龛和遗产，开支共同计算，没有人在这个群体中可以获得大量的个人财富和较大的权力，这样的企图会受到群体行动的有效抑制。群体中的成员通过共同行动、族内通婚以及避免冲突的方式来加强整个群体的地位。在摩洛哥各个历史时期，阿拉勒支系都被证明是一种最为成功的运作体系。第二个支系沙兹利支系则呈现出与第一个支系完全不同的图像，它的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内斗，群体内的分裂状态对它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前者的聚居模式不同的是，沙兹利支系处于一种分散居住的状态。村庄中的另一个群体是阿巴德人，意即“奴隶的后代”。阿巴德人无论用团结或不团结来形容都不恰当，他们并非一个群体而只不过是将许多分散的家庭整合到了一块，缺乏群体行动使它显得异常脆弱。

三个群体的不同特征导致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婚姻模式。阿拉勒支系是高度的族内通婚，沙兹利支系较少族内通婚，阿巴德人中则完全不存在族内通婚现象。不过三种婚姻模式的运行都遵循着同样一条原则：他们都是经过有意识的思考并且以非直接的方式进行的。拉比诺在摩洛哥做田野调查时，他询问的所有资讯人都将未来丈夫或妻子的亲属的性格视为婚姻中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一个男人结婚是“嫁给了新娘的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婚姻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两家亲戚是否能够和睦相处。此外，婚后由于父系继嗣导致的土地分割也成为群体中真正棘手的难题，这个问题只有在阿拉勒支系中才得到了解决。在这个群体中，男性亲属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通过可能的经济合作和不断的族内通婚得到加强，由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成体系的互动模式为这个群体保有了“传统家庭式的团结”。村庄内的婚姻时常面临着多重选择，阿拉勒支系因为其高度的融合性而倾向于群体内通婚，在沙兹利支系中，并不常见的内部通婚现象与群体内的不合与敌对密切相关。一个老者睿智地道出了村庄内婚姻选择的实质，他将村庄内的婚姻比做探矿，“你必须在找到黄金之前在周围四处挖掘，黄金本身比你在哪里找到它更为重要”。

为了将不同群体策略选择的动态图景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拉比诺从三个群体中各选取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采用了“人物生活史”的描述方式。来自阿巴德人的阿巴迪是一个敏锐的政治人物，他于1920年成功地获得了奎德的职位，赢得了法国人和法庭的支持，之后，他依靠所拥有的权力没收了大量阿巴德人的土地。阿巴迪经常以重新调查的名义对土地进行再分配，通过这种手段他获得了阿巴德人全部55公顷土地中的19公顷，此外他还获取了1600棵橄榄树。阿巴迪的行为给阿巴德人的下一代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大量土地被剥夺使他们的经济安全问题凸显出来，阿巴德人因此更容易失去他们余下的土地。在1945年的大饥荒中，许多人就只能用剩余的土地来换取少许粮食。阿巴迪被村民视为与中央政府类似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的人物而饱受非议。西·贾卢勒来自沙兹利支系，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奎德。与阿巴迪的性格不同，他是一个沉默冷淡的非政治性人物，他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同于阿巴迪。贾卢勒从来没有在村庄内抢占过任何土地，他仅仅于1945年饥荒期间从村庄里买入了大量的橄榄树，他的土地是他通过自身的权力从摩洛哥其他地区获得的。然而，他的伙伴们一直计划利用各种手段攫取他的财产，但每次行动均由于贾卢勒强大的官方背景无果而终。穆罕默德·贝尔·加齐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反例，他来自阿拉勒支系，由于他的能力，他在年轻的时候被任命为族长本·纳斯尔的助手。加齐曾仔细观察过阿巴迪的手段并决定模仿。与阿巴德人不同的是，阿拉勒支系是一个内部联结非常紧密的群体，每当加齐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他的伙伴时，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出来并召集相关证人以证明他们要求的正当性。加齐缺少有力的支持，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整个群体，因此他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阿巴迪活动的高潮部分是在1920—1930年期间，贾卢勒的主要活动时间是1930—1950年，加齐是1940—1960年期间的一股重要力量。加齐仿效阿巴迪的做法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掌权的时期也即是法国保护领地时代将要结束的时期，法国人无法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并且此时的摩洛哥人也已经对法国支持下的机构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在法国保护领地时代，权力和财富的标志是土地和橄榄树占有的多少。在这个时代，希耶德人的作用开始削弱，他们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动摇；其中阿拉勒支系成为了最成功的群体，它的成员共同行动，族内通婚并结群居住，在这种模式下，群体内的资源不断地丰富，他们获取了更多的土地和橄榄树并且成功地抵制了加齐的侵犯。

观念与冲突

历史的车轮驶过了20世纪的40—60年代，自二战伊始，复杂多样的政治活动主导了村庄的生活，这是一个摩洛哥人对法国殖民当局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年代。

当地人对法国人印象的蜕变最初来自法国人为了维持军队的庞大支出，以及在摩洛哥不断掠夺石油和粮食的举动。法国人放任地方官员进行劫掠，这引起了村民普遍的怨恨，多年来殖民当局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不干涉”乡村生活的形象逐渐遭到了毁坏，村民开始重新对当局进行评估，摩洛哥社会经历了一个“重新象征化”（resymbolization）的过程，战后法国当局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又不断加强了摩洛哥人的这种新观念。与法国人缺乏约束的劫掠相比，美国军队在北非的各项行动以另外一种方式改变了摩洛哥人对基督教徒固有的印象。美国人似乎有无穷的财富，“他们扔掉的装备和食物比法国整个军队都要多”。此外，美国人没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军官也会做一些苦力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军官或士兵都不用外交礼节来对待当地村民，他们的举动随意大方，经常毫无拘束地分发给村民食物和补给。摩洛哥人对法国殖民当局观念的巨大转变构成了其“去殖民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一种将宏观变化引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现有价值中的基本模式，它也成为战后摩洛哥人采取政治举措对抗法国人的一个重要动因。

对摩洛哥人而言，美国人的做法更接近于摩洛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力量、慷慨和公平。在摩洛哥社会中，人们通常认为给予他人不算一种交换，这样的举动也不值得公开吹嘘，美国人自由慷慨的举动由此得到了摩洛哥人不断的赞扬。摩洛哥人看重的另外一个重要品质是“社”（shih），意即力量，它是摩洛哥文化中的核心象征。“社”不仅仅限于物质力量的强弱，它的范围更加广泛、深入和包容，意指“充满生机与活力”以及增强或深化这种品质的过程。如果说某种事物是“社”，通常指这种事物是好的，却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或合适的，它仅仅从某层意义上说明这种事物是非常重要并受到安拉保佑的。它比巴拉卡所拥有的象征意义更为广泛，是一种既让人敬畏又使人尊敬的力量，早期的奎德们所拥有的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它表现为奎德们最无法让人接受却仍然得到人们赞赏的行为。“社”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二战中，由于殖民当局的掠夺政策以及美国人的出现，法国人的力量和权威被大大地削弱。相比于美国人，法国人只能改用“埃沿”（ayyan）来形容，意即衰弱。

19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五世遭到法国政府驱逐，这件事情在摩洛哥社会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时拉赫森地区最为强有力的奎德是拉尔比和拉赫森·利乌西，拉尔比因其惯于采用强制和野蛮的手段而臭名昭著，他支持法国当局而且尊敬村庄内的希耶德人；利乌西恰好相反，他在苏丹流放期间曾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对抗法国，并且他对希耶德人也充满敌意。尽管希耶德人支持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但由于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的政治中立传统，他们努力避免在苏丹流放期间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公开的政治结盟，不过他们仍然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手段来表达对苏丹流放事件的不满。比如，他们在清真寺共同祈祷时拒绝念新苏丹的名字以表示对穆罕默德五世的拥护，他们找出各种借口来取消全年中最重要的宗教庆典“艾德克柏”，他们还会采取除谋杀之外的各种破坏行动来发泄不满，比如焚烧法国人的农场、切断电话线等。在苏丹流放期间，村庄内部的不和谐成分也在逐渐增强，支持法国的力量与反对法国的力量明争暗斗。这时，由利乌西组织和领导的一支游击队活跃于塞夫鲁地区，村庄里仅有一人参加了游击队，不过很多人成为了游击队的联系人或者秘密为其提供帮助。国家独立以后，游击队在解放斗争中形成的友谊和联盟被认为有助于重建地区的政治结构，然而这在村庄里并没有成为现实，村庄里的拥法派和倒法派没有以不同集团的形式团结起来，因此也无法构成政治联合的基础。

摩洛哥的各种破坏活动、阴谋、不和谐氛围等都随着1955年苏丹的回归戛然而止。苏丹呼吁国家团结，号召大家相互原谅并结束斗争，苏丹的明智决策使摩洛哥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了这段混乱的岁月。在苏丹流放期间，希耶德人团结起来，坚持和保护他们的文化身份以对抗那些试图挑战它们的举动，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形成新的联盟、权力基础和政治结构。

摩洛哥于1956年获得了独立，独立之后，这个国家正式的政治结构面临着重组，其中的一个明确目的就是要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权力。奎德们不再被允许在他们家乡所在的区域执法并且经常从一个职位调换到另外一个职位，这导致奎德的地位开始下降。新的举措的另一个影响是大幅度提高熟知乡村事务的酋长的地位，因为这种政治结构是垂直的，像一架梯子，底层的信息通过酋长向上传播，中央权力则通过酋长反方向地传达到村庄内。随着苏丹的回归和新的政治举措的实施，先前反对法国的奎德利乌西成为了塞夫鲁地区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掌权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任命敌视希耶德人的阿里为拉赫森村庄的代表。在这时，“乡村社区”会议正在讨论有关新的乡村社区中心的选址问题，国家体系内的第一次政治选举因故推迟到1960年，阿里成为了唯一有权力作出最后决定的人，他将新的乡村社区中心的地址选在了拉赫森村庄北部一个偏远贫困的村庄塔苏塔特。失去成为乡村中心的事实对拉赫森村来说是一个与当初拒绝法国人在村庄建军事学校类似的转折点，村民们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使下一代的经济条件发生根本转变的机会。

村庄终于在1960年举行了乡村社区的第一次正式选举，穆罕默德·本·奥马尔以绝对多数票战胜了阿里当选为乡村议会代表。他的职责不仅仅包括参加乡村社区会议，他还有责任与政府进行所有官方层面的沟通。乡村议会代表作为酋长的一个反制声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体现出来的重要性程度与它所依靠的人密切相关。本·奥马尔以压倒性多数当选乡村议会代表的事实表明村民已经明确放弃了从政府得到援助的期望，他们希望选举出来的人不会欺骗他们、滥用权力或者具有明确的派别倾向，他能忠实地报告议会发生的一切并且不会激起村庄内部矛盾，也不会使村庄更远地介入到外部世界。

这个时期的村庄中有两个人因为他们与法国人的关系而崭露头角：阿里和谢夫·阿卜杜勒·卡里姆。阿里反对法国人，卡里姆曾为法国人在印支半岛作战，之后又在摩洛哥地区对抗法国人。两人尽管在经济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却为自身的文化身份而困惑和烦恼。阿里是村庄中最富有的人，他通过烟草专卖和土地的经营拥有一份非常丰厚的回报。阿里利用他的财富、勇气和魅力积极从事着反对法国人、赢取国家独立的事业。他是一个强烈的国家主义者，他创立了独立党，并成为该党的第一任领导。在经历了政治上的高潮后，阿里发现无法通过个人的资源继续获取支持和权力，在乡村社区中心的竞标失败后，他在接下来的数次竞选中都以惨败告终。阿里的失败与他的性格和人品有关，他无法在选举中赢得1/10以上选票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太过吝啬，此外，他也无法很好地与他人展开合作。因此尽管阿里仍然在村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力在减退，他看起来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日子中待在他的商店里空发牢骚。卡里姆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已经并无疑将继续在乡村生活中扮演一个中心角色。卡里姆获取财富和权力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1949年他应征进入了法国军队，参加了法国在印支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疗伤后他于1952年回到了拉赫森村庄，他受到奎德利乌西的游说，加入了自由军队来对抗法国当局。在他对抗法国军队的经历中，他轻易地累积了充足的财富，这使他愈发确信他的摩洛哥同胞除了部分精英外都是劣等的野蛮人。卡里姆在远东战场上留下的伤口一直没有痊愈，从1963年开始，他丧失了部分视力，并在四年后完全失明。失明的打击使他逐渐放弃了远大抱负又重新回到了村庄，并决定永久定居于此。他购买了大量的次级农田，并尝试着用现代农业的手段来改造它们。卡里姆将这种举动看成是国家农业现代化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他自身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此外，他的大手笔购买阻断了其他村民任何扩大耕地面积的想法，从长远来看对村庄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卡里姆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充满了矛盾：他决定留在村庄，热心参与地区事务并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但他同时又从来不与村民合作，也不会出席任何婚礼、葬礼和包皮切割仪式而只是赠送大量的礼品。卡里姆是一个具有现代眼光的人，他的气质中兼有法国血统和阿拉伯血统，因而他试图以一种他从外界所接受的严厉标准来要求村民，村民对他充满畏惧和敬意。卡里姆是一个“除去烦恼一无所有”的大人物，他对村庄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这使得他一生都成为村庄里的独行者。

挑战与质疑

1960年代早期，村庄从近二十年来的动荡岁月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暂时的平静，它作为乡村宗教中心的地位尽管遭到了削弱却依然保留着，政治仍然以其原有的方式运行着。然而，表象再一次欺骗了人的眼睛，事实上，在村庄中，希耶德人的文化身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1967年，村庄内的非希耶德人发动了一起针对希耶德人的“反叛”，两位来自阿巴德人的年轻的学校老师回到村庄度假，并在此期间发动了一场旨在消除希耶德人象征特权的运动。他们在庄稼收割期的夜晚秘密组织了一个会议并劝说人们加入，两位年轻的老师在会议上提出了与村庄中固有观点迥异的新观点：他们指出令人尊敬的称呼“西迪”应该被废除，在摩洛哥，这样的称呼仅仅限于哈里发，表示尊称，是“特权”的象征，作为一个群体，希耶德人并不优于任何其他群体。此外，他们认为村庄里的老年人囿于传统，缺乏改变现状的想法和勇气，因此这种改变主要应该依靠年轻人的努力。与会者对两位老师提出的这些观点达成了共识，一个革命性的计划应运而生：与会者的孩子被要求参与抵制希耶德人的特权意识，拒绝称他们为“西迪”，更有甚者认为这些孩子不应该与希耶德人的孩子一同玩耍。

然而，反叛在行动上要短命得多，将双方的孩子隔离的做法使希耶德人感到了惊愕与愤怒，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性的行为是“无法想象”的。出于道义上的激愤，他们迅速采取了行动，两位年轻的老师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很快被隔离并且受到奎德的威胁。反叛行动戛然而止，然而它带来的挑战却是直接的：体现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年轻一代的阿巴德人认识到未来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将孩子隔离开来，单独给他们授课并且通过培养其成为法语老师的途径来打破希耶德人对文化的垄断，这样的抉择给予了群体中的个人更多的社会和经济的安全保障，却没有对村庄的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作为对这些公开挑战的回应，卡里姆以及来自阿拉勒支系的另外一些人决定不再出售任何原属于希耶德人的土地给非哈里发，并且他们决定出钱购买所有待售的土地。卡里姆还声称：阿巴德人的“尼亚”（niya）即性格是不完整的，如同一杯半满的咖啡，因为年轻一代的阿巴德人将其祖先对圣者拉赫森的帮助视为一种疯狂的举动，他们希望如希耶德人一样努力学习并认为这可以让他们同哈里发一样获得金钱和土地。与前述的经济挑战相比，文化方面的挑战要强有力得多。许多年轻的希耶德人面临着自我辩护的问题，与老一辈将哈里发存在的主要原因归于血统不同，年轻一代认为哈里发因为两个原因而存在：一是工作，二是血统。他们是典型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在工作，以一种杰出的方式生活着。年轻的一代开始困惑，他们一方面相信希耶德人优于非哈里发，一方面又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会改变，也许他们无法再坚持对自身身份象征和文化持续性的固有看法。在这个平静的岁月里，摩洛哥文化中深远变化的种子已经开始发芽，它获取了所需要的气候、好运和安拉的保佑。

缪兹是一种将艾特优素部落与圣者相连接的仪式，一年两次，一次在春季举行，安排在收获季节开始之前，一次在秋天举行，安排在麦子脱粒之后。第一次缪兹的安排需要确认谷物成熟的时间，需要中央政府的许可，还要考虑到天气状况。第二次缪兹被安排在秋天雨季来临之前且人们收割完庄稼十分清闲之时。前述诸多原因造成了第一次的缪兹在规模上明显比第二次要小很多。缪兹的表现形式如下：在三天内，各支由柏柏尔人组成的骑师队伍聚集到村庄里中央场地的一端。他们的酋长吟诵一首自己谱曲的对圣人的赞美歌，这首歌歌唱的方式类似《可兰经》的咏唱，当酋长通过歌唱发出了信号后，骑师们开始冲入狭窄的中央场地，在这一小段路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马匹相撞事件，骑师们也努力控制缰绳，避免从马上摔下来。

在前保护领地时代，缪兹本身是对希耶德人的宗教地位和圣者巴拉卡的一种证明，艾特优素部落每年有两次机会团结在一起并自我更新，以此来获取作为宗教权力和神赐恩典的巴拉卡。在现代情境下，柏柏尔人的各个团队争相赞美圣人并希望以此为他们的后代带来荣誉，他们在仪式中享受自我，表达敬意和捐赠礼物，然后回到村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当多的希耶德人对缪兹仪式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只有彬彬有礼的行为才能将他们与那些公开大声歌唱的柏柏尔人区分开。不过尽管他们认为无法理解柏柏尔人，但他们往往会屈服于语言的快乐和表演的天资而加入到缪兹仪式中。

在缪兹仪式中，希耶德人和柏柏尔人对圣人恩典的竞争以及相互间的对抗使整个仪式过程在一种巨大的内部压力状态下朝着更为激化的方向演变，一旦仪式中的赞美部分结束，它几乎不可避免地转向双方的相互诋毁中。在仪式进展到第二天的时候，整个村庄的活动从一种随意、分散的活动转向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着参与者的举动，歌手和观众之间紧张的互动明显增强，两个领头的酋长在赞美对方的时候又公开诋毁对方。每个酋长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他们互相诋毁对方时，这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上升为群体行动，他们会得到同派别观众的支持。一旦事情加速发展，任何试图阻挡它的努力或道德的劝说都显得十分无力。紧张的氛围在不断升温，每个骑师都想超越对方，歌唱也变得越来越具有污辱性，希耶德人陷于疯狂的状态中，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看起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作出让步或承认失败。最后，来自艾特优素部落的穆卡德姆站出来，对各个酋长进行了罚款，一场真正的灾难有惊无险地避免了，缪兹仪式也宣告失败。

整个缪兹仪式为参与其中的各类演员提供了一个显示慷慨和展现性格的文化交流平台，它的核心是演员们努力找寻的圣人的巴拉卡，为此，夸张的财富、才能和力量的表现仪式化于缪兹中。参与仪式的一方通过财富和力量的展现来显示其拥有神的偏爱，另一方则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证明他们长久拥有这种偏爱并使其不断加强。仪式中神赐恩典通过集体背景下对个体的颂扬表现出来，文化的统一性通过个人控制性的表达体现出来。在仪式结尾，由于缪兹无法完全展现这种排他主义的集体性的慷慨赠予和力量，失去了取悦神的可能而归于失败。缪兹仪式充满了许多结构性和文化性的陷阱，它最后的结局是需要完成从对抗到竞争性和谐的转变。希耶德人肩负有引导缪兹到完满结束的责任，作为调解人，他们努力平息争议，阻止过激行为和避免暴力。他们并无意否定强烈的个人表现行为而只是希望能够很好地疏导它。为此，他们需要动用与自身性格和个人魅力相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相对有限的。

缪兹体现出了摩洛哥文化中核心的宗教象征符号里的持久活力，在基本层面上，它们为新经验的部分整合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在仪式中真正无法完全衔接上的部分是希耶德人近乎窒息的焦虑，他们在仪式的象征格局里受到了冲击。这样的仪式对柏柏尔人来说是富有意义的，而希耶德人在仪式中无法担当起自身的角色，这样的两难处境是强烈的。

拉比诺停留在摩洛哥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政府已经许诺将分拨一批资金用于缪兹仪式所用场地的修缮和美化，政府告诉村民，这些举措是为了增显圣人的荣耀。然而希耶德人的反应有些出乎意料，许多村民都将这样的举措视为铺张浪费，缪兹仪式在一年内仅仅举办两次，而他们一年到头都生活在村庄中，他们需要的是工作、公路、电力和学校。这样的情景是具有讽刺意味并且相当悲怆的，希耶德人并不是反对君主抑或放弃了圣人，只是他们明白，金钱以及更多的游客无法使他们重新认识到自身的意义所在，要想重获活力需要超脱于固有模式，他们必须继续寻找。

今天苏丹和希耶德人较以往呈现出弱势状，苏丹希望通过资助圣人的节日来获取他在乡村的合法统治地位，希耶德人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土地和工作，苏丹对此却无能为力。希耶德人希望得到对他们的圣人后裔真实身份的认同现在也无法从外界获取。今天的希耶德人已不再是奇迹创造者、道德的榜样、知识渊博的宗教学者，甚至也不比其他摩洛哥人更为虔诚，他们只是宗教象征符号的管理者，仅此而已。希耶德人的身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圣人的伟大力量以及他们自身力量的削弱。由于“误读”了他们在变化着的更大的世界中的位置，希耶德人开始失去了他们的巴拉卡，它成为希耶德人无力追逐的一个外部幽灵，这似乎表明了巴拉卡是世界上一种动态力量的表现形式，而非这种力量的怀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