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包的物品
从非斯伸出的高速公路，正好经过理查德的旅馆和阿拉伯人聚居区的边上，然后与穆罕默德五世大道交接，这条大道是根据当今国王的父亲——一位广受爱戴的领导人——命名的。高速公路绕过一个急转弯，然后是缓坡，最后直入塞夫鲁新区，成为一条笔直的通衢大道。新城区维勒努维勒的南面就以这条大道为标志，大道边上有一个公园和一套三层的拱形建筑，一层是商店，上面两层是公寓。大部分商店都透露着进步的味道——现代服务、各种电器、酒类、邮局和政府机构。大道后面紧接着一个小公寓住宅区，那是塞夫鲁的犹太人社区的新中心。犹太人社区以前规模庞大，在商业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现在离开了“犹太人区”（mella）的拥挤环境，不再留在被阿拉伯人聚居区所包围的一角。
这个公寓群的后面是真正的新城区。这些住宅几乎都是欧洲风格的独体别墅（模仿瑞士的牧人小屋，有些带有游泳池），前面带有富丽的花园，种满了橄榄树、无花果、杏树、石榴树和柑橘树。最近，个别别墅依照改进了的阿拉伯风格，在四周围起了一个庭院，有的还加上了喷泉。
法国保护领地的行政机构极力支持和保护他们认定的摩洛哥传统制度。保护领地于1912年正式宣布成立，但是各部落的纷争直到1930年代中期才完全平定下来，大致上与后来促成1956年摩洛哥独立的城市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是同时期的。著名的利奥泰将军试图将摩洛哥打造成一个殖民统治的先进典范。在他的领导下，摩洛哥城市据说不会受法国的商业、移民和行政机构的出现所影响。相反，各个新城区紧依老城而建。在摩洛哥，人们发现一座以政府大楼、市政公园和宽阔的街道为标志的欧洲城市有时候就近在咫尺（比如在塞夫鲁），有时候又相距几公里之遥，比如非斯或马拉喀什（Marrakech）。像非斯和塞夫鲁这样的城市，其阿拉伯人聚居区中还仍然没有汽车。因而人们看到的是，两种文明比邻而居却彼此相隔几个时代。符号的使用具有欺骗性；社会和文化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塞夫鲁的新城区位于阿拉伯人聚居区上方的斜坡上，这里以前曾是果园和花园。这块土地属于克拉人（Klaa），是阿拉伯人聚居区中多少有点孤立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每公顷1300人。阿拉伯人聚居区的整体密度是每公顷近1100人。新城区是每公顷12人。然而，这里居住的并不全是富人；在1960年的人口普查中，大约一半人被归入下层社会。这里有老城来的以前的地主，他们仍享有他们的权利，有随迁过来的成功人士的亲属，还有仆人。但塞夫鲁更富有和更有权势的人也住在这里。而这里的文化基调是法国人奠定的。正如我们所见，正是这个地方让大部分“合作者”搬进来上演他们那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梦想。他们的邻居都是比较富有的摩洛哥人，其衣着和举止都已经欧化。
我的第一位阿拉伯语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商人，一位比较富裕、非常勤奋而有抱负的店主。我称他为易卜拉辛。他是位泥瓦匠的儿子，和弟弟在穆罕默德五世大道的拱廊下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商店，主要为塞夫鲁的欧洲人服务。他们每天从非斯运来多种罐装食物、杂志和报纸。他们努力工作，并把钱攒起来用于投资生意或不动产，而不是挥霍性的消费。
易卜拉辛的成人生涯是从给法国殖民当局和他的摩洛哥同胞做中间人开始的。在保护领地行将废止的几年里，他已被提升到政府翻译的位置上。尽管带点口音，他的法语还是讲得不错的，但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着迷于法国文学和哲学文化。他恰当地将法语作为一种做生意的可能手段，并以一种适度的方式继续奉行此道，法语是帮助他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易卜拉辛可以作为某一类摩洛哥人的代表，他们成功地扮演了法国与自己社区间的中介角色，但却没有陷入殖民活动常有的令人消沉的认同混乱。易卜拉辛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法国型的知识分子。他所参与的摩洛哥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帮助他避免受到文化怀疑论的侵蚀。易卜拉辛没有遗弃他的传统；恰好相反，他重建了自己的文化。他的儿子既学法语，也学传统的阿拉伯语。易卜拉辛拥护清真寺和地方的教师家长会，教师家长会也是他协助建立的。他总让我强烈地感到，他就是一个融合了社会科学家所谓的传统与现代的人。
理查德刚到塞夫鲁时，曾和易卜拉辛合作过。他们一起经营塞夫鲁城的电影院。但一段时间后，不怎么景气，因为理查德夫人不愿与摩洛哥人为伍，理查德不得不心怀遗憾地对旅馆和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现在，易卜拉辛和理查德还互有问候，但仅此而已。
易卜拉辛的弟弟曾与另一位人类学家合作做过一些事情，这位人类学家几年前在塞夫鲁待过；大家都建议这可能是个有价值的线索。在理查德家住了几天后，我就急于学阿拉伯语，并对理查德和其他人谈论过能否找一位老师。
在穆罕默德五世大道易卜拉辛的商店里，我们第一次见了面。喝着薄荷茶，我们礼貌地交谈着，半正式地讨论准备合作的可能性。他很坦率，说自己以前没有教过摩洛哥语，所以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好，但是他将尽力而为。或许我们先试一试是最明智的。这样，如果效果不好，不至于彼此生怨，也不会危及他与塞夫鲁其他外国人的关系。当然，我能理解，而且愉快地接受了。最后，他说帮这个忙是因为他很高兴一个美国人想学他的语言，他为阿拉伯语骄傲，也为他的传统骄傲。他明白我为什么到塞夫鲁（来理解他的社会），他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还非常乐意在有空的时候，随时带我在这个城市里到处看看。他由衷地希望我在塞夫鲁过得愉快。
果不出所料。易卜拉辛对自己的能力和意图所作的谨慎适度的估价十分恰当，他没有摩洛哥人常有的自夸和刻意美化意图的修饰言辞。“在商业上，言辞和名誉是最重要的财富。”他一定同意本·富兰克林的这句话。
易卜拉辛住在新城区的尽头，公路还没有铺到那里。他给自己建了一所改进了的阿拉伯式住宅，带有一个封闭的庭院，他妻子和母亲侍弄这个庭院。精心收拾的藤蔓和鲜花覆盖着院子，造就了一处荫凉隐蔽之所。住宅内部陈设简单，跟苦行僧似的。家具是一些典型的城市风格的低平台，上面放着织锦盖着的枕头。根据这里的经验，看看枕头的大小就知道主人的财富多少。这所房子正如它的主人，实用、节制和中等富裕。
整个夏天的清晨，我都沿着绿树成荫的公路上山，蜿蜒穿过别墅群，最后到易卜拉辛家，很热，但充满期待。我的学习持续了大约六周，我得到的活生生的教训之一是，别去学一种语言。无疑，易卜拉辛很关心如何正确地学习阿拉伯语，也花了很多时间耐心地准备教程。遗憾的是，他所用的两种授课模式显然都不适合我的性格和需要。传统古兰经式的死记硬背显然不可取。所以很自然地，易卜拉辛勇敢地尝试复制他学习法语的过程。
起初，易卜拉辛会准备好一个词汇表，我们把它译成法语，然后向彼此重复朗读。比如说，我们会有一堂课，详细地学习家畜名或者住宅里的房间名。很快，我们都发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又转而学习短语。用短语讲述一个故事，通常是关于鸭子和雏鸭，鹅和幼鹅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离开易卜拉辛家，回到我的房间或去一个小咖啡馆，钻研这些短语和词汇表。除了一些容易学也能运用自如的问候语外，那些关于家畜和厨房用具的短语简直令人沮丧，而且几乎用不上。这时，我与阿罕迈德——那个侍者已相当熟悉，他显然也为我的努力而高兴。当我回去的时候，我们会热情地互相问候，但除此之外就很难继续下去了。光有愿望达不成交谈。
大概一个月后，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易卜拉辛是直接将他的老法语语法书中的短语和练习译成阿拉伯语。我所看到的是一系列再翻译的教程，它们是专供出口而准备的，而对于应对摩洛哥的生活则几乎毫无用处。在其他情形下，我也许会挣扎着用这种方法学几个月，但我当时的急切期待与毫无进展，着实令人焦虑。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将这种状况作了好几个总结：易卜拉辛是如此尽职尽责、坦诚直率，很明显，我就不是学语言的料；都是我的错；阿拉伯语是一门难学的语言；等等。接下来的反应就是愤怒，既对易卜拉辛，也对我自己。太荒唐了！这不是性格的问题，问题出在情境结构本身，必须改变这种结构。
易卜拉辛作为欧洲社区和摩洛哥社区之间的中间人，将这种身份变成了一种职业。他是商品和服务的包装者、传输者、中间人、政府信息的官方翻译者。他将阿拉伯语包装起来给我，仿佛它是一个旅游手册。他愿意将我引向摩洛哥社区的边缘，引向摩洛哥文化的新城区，但却深深地抵制任何更进一步的渗入。
雅克·贝尔克曾说过，语言、女人和宗教是三个北非人最强烈抵制欧洲人侵入的自主领地。一旦殖民统治完成了对当地的经济支配和领土控制，这三个领域就会吸引更多的关注，成为整合和认同的象征。当然，即使在这些方面也不能彻底阻止欧洲的渗透，只不过是绕道而行。举例来说，许多北非城市中都有大批娼妓，但是几乎没有欧洲男人和北非女人的异族通婚。伊斯兰教的一种公众熟知的形式掩盖了有差异的团体、派别和种种其他形式的宗教实践，而这些组织和活动正在法国统治的有效范围之外迅速增加。阿拉伯语也必须得到保护。学习法语除了能得到显而易见的物质和技术利益，还可以被理解为防范法国人的防御行为。正如我们所见，摩洛哥早期的移民群确实经常学习阿拉伯语，但第二拨移民几乎从未学过。在那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摩洛哥人学会了足够多的法语。
易卜拉辛的困难与此有关。我抱怨他对我的意图所作的理解。不用说，在我和他共事的大约六周中，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确表达过。但是抵制和收效甚微是再清楚不过了。我的目标和他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他展示给我的是表面的东西和包装起来的一些方面。这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他的抵制礼貌但坚定。从根本上说，我尊重他的做法。有人可以将他这种萌发的小资产阶级新传统主义世界作为研究的焦点，但这不适合我的性格，也不是我来摩洛哥要发现的。所以，我不得不另觅蹊径。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两位美国朋友来看我，我们决定去马拉喀什待几天。我向易卜拉辛提起这件事，他说他想一起去，顺便拜访他在马拉喀什的亲戚，还可以做我们的向导。我可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我一直期待这次旅行，可以摆脱因学习阿拉伯语而不断加剧的焦虑。和我的老师同行，一点都不像在休假。但是，他一直对我那么热心慷慨，我难以拒绝。
起先，大家相安无事。第二天早晨，易卜拉辛不仅声称他没有亲戚在马拉喀什，还说很倒霉，他忘记带足够的钱付房费了。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体验到“他性”（otherness）的经历之一。易卜拉辛显然是在试探这个情境的限度。正如我将会发现的，这样做在摩洛哥文化中是标准和正常的。他在试图探知我是否会为他承担旅费。在我经过了相当的困惑和犹豫后拒绝了他时（主要因为那时我也缺钱），易卜拉辛放弃了他的要求，掏出了钱包。他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他的资源，在这个情境中攫取经济利益，正如他过去的作为一样。我们在一起共事了一个多月，现在他觉得他可以将我们的契约限度向更有利于他的方向推进。这并不是要说，易卜拉辛贪婪或者算计。贪婪或任何其他唯利是图的恶习在我自己的文化中俯拾皆是。我已经有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与这个人共事，除了学阿拉伯语，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一起讲法语，我已经开始将他“典型化”。让人苦恼的是，我意识到这种典型化根本就是错误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由于我们已经建立的这种看起来很私人的关系，我基本上一直将他视为朋友。但是，易卜拉辛远没有这么糊涂，他基本上一直把我视作一种资源。他并没有不公平地将我等同于其他跟他做生意的欧洲人。我已经进入了寻找他性的人类学状态。但在经验的层次上遭遇它却是一个震撼，这刺激我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社会的和文化的范畴。或许这就是我来摩洛哥所要寻找的东西，然而每次它们突然出现都是那么令人不快。
我们可以同人们（在长时间琐碎交谈的过程中）建构各种顺利的、表面上无冲突的交往模式，但它们随时都会崩塌。我们假设在日常生活中，当一切平稳地运行时，人们分享所谓的生活世界——某种关于社会世界的性质和社会角色、关于事件如何发生以及它们或多或少意味着什么的基本假设。这种意义结构作为所有文化的一种必要基础，可以使行动者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地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不必在他们每次相遇的时候从头重构社会关系，或每当他们想聊天的时候就陷于语义学的讨论。在一种文化中，从姿态到更大的意义，从闲聊到价值，这些表达大部分都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是广泛共享的。已经有人指出，常识是“单薄的”——随便地表述，很大程度上是想当然的，经不起不断的仔细推敲。我对易卜拉辛的误解突出了这种单薄。常识、日常互动的意涵往往超出其自身。易卜拉辛和我来自不同的文化，我们在马拉喀什对日常生活之意涵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