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一个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让自己失去或显或隐地选用小说家方式对具有魔力的经验进行创造的机会，并且破坏对于异国情调的幻想；他把解释者的角色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这是要把通常被建构为被秘密和神秘所包围的、作为人类学职业的入行仪式的田野作业转化到它的适当维度：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表征进行建构的工作。这种以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本身是一种与文学灵感迸发之自我满足的决裂，不仅如此，它远不是导致什么私下的坦白，代之的是对求知主体的一种对象化。但是，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naïve）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义”（dogma of 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它还包括另外一个从心理学来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即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refurbished positivism）标志的决裂，与格尔茨的写作风格所展现的全部诱惑的决裂——通过格尔茨对他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借用赖尔的思想）的褒奖，以及对特殊性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之地位的提升，这种风格已成为美国年轻社会学家学习的典范。

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通过把科学家变成解释的逻辑法则（如亨佩尔与内格尔所确立的）和允许确定性的证伪标准的无懈可击的仆人，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既让科学家靠边站，又把他高高挂起，免疫于即使是他自己的批评，那么，他不可能理解某种程度上抹杀了科学家的实证主义哲学的社会性成功。确实要问，为什么这些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来自那些声名卓著的人类学系并对他们的教授的“规范科学”（normal science）满怀热情的新手——把关于对象的知识建构过程作为他们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思他们自己的知识活动的实践的和客观的条件？他们为此不得不质疑他们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依赖于那种集体信仰，即每个人都有的对于既定方法论之精确程序和享有崇高威望的前辈的神圣化了的榜样的信心，以及在关于他们是谁并且不得不是谁的问题上他们自己的自我形象、他们的观念（与他们自己的“天职”一致），特别是在他们与“田野”的关系这个如此令人焦虑的问题上。

十年之后，人们或许会吃惊于这种情况，即必须提醒人们，事实是人为的、编织的、建构的；观察不是独立于理论的；民族学家和他的资讯人在解释工作中是合作者，资讯人按照一种完全特殊的修辞方式将他们创设的“解释”提供给民族学家，这种解释是随着他们关于各种随机因素的观念而变化的，而且，以一种真正理论性的努力为代价，它暗含了由问询情势本身导致的一种特殊地位的预设。人们还会吃惊于——特别是在法国，学术传统承担着非常不同的认识论积累——这些对人们的提醒在美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再考虑到它们遭遇到其他领域同样的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倾向，就更显得是如此了。然而，正如通常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涉及比认知上的理解更多的东西一样，我们绝对不要太快地相信自己的理解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一系列经验的讲述，在与一种认识论的反思相联系的条件下得以建构，产生了一个人不可能从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伽达默尔、利科和许多其他的理论家构成的传统中的学术解释里得到的洞见。这一传统曾经由彼得·松迪（Peter Szondi）加以梳理，它作为一种注释活动，与讲经（lector）这种典型的学术活动一样古老。一个资讯人是什么？当他向人类学家组织关于他自己的世界的表述时，他到底在做什么？他与人类学家合作，表述他自己的世界，关于这一表述，他永远也不能清楚地知道其提供信息和编码的图式究竟是从他自己的传统中独具特色的认知结构系统中借用来的，还是从民族学家的系统中借用来的，抑或是从遭遇双方的集体分类编码的无意识协商结果的混合物中借用的。不是询问关系本身通过创造一种理论追寻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被追问者追问他自己那些在那一刻之前其实是没有疑问和不证自明的问题——从而创造了一种本质上的改变吗？这种改变能够在所有积累起来的观察中引入一种偏见，它比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全部扭曲现象都更具有戏剧性。为了观察这些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它们是在一种人类学话语的建构中被提起并以它们全部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一个人只要依次反复研读作者对一系列不可预测的遭遇的表述：法国人莫里斯·理查德，满腹对殖民统治时代的怀旧意识；易卜拉辛，先就具备与外部世界协商关系的倾向；阿里，作为边缘人，他的不固定的位置使他成为在某种意义上理想的资讯人；麦基，被他的群体预设为保护群体边界的人；如此等等——每一个人类学家都会认为这些人物是熟悉的，既然他们被置于关系空间中的那种战略位置，这是一个人能够与他自己的社会所保持的关系，而外来观察者的在场则揭示了这一切。

我很希望大家能认真读一读这本书；不过，在结束此文之前，我还想提一下皮亚杰（Jean Piaget）所贡献的一个观点。在与保罗·拉比诺提起的相似情境中，皮亚杰的话经常回到我的脑子，也正如拉比诺对民族学家和他的资讯人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所揭示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儿童不知道如何说话：他们尝试着许多语言，直到发现了他们的父母能够理解的那种。”当所有的民族学家都理解在他们的资讯人和他们之间正在发生某种相似的东西的时候，民族学将取得一个巨大的进步。

皮埃尔·布尔迪厄

英语版译者：米亚·富勒（Mia Fu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