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与勘误

（在这个标题下，布克哈特附加了许多参考后来研究而写的注释，其中部分是书目，部分是对正文某些论点的扩展。在后一类注释中，有两条尤其值得注意，它们更充分地揭示了布克哈特的想法。——英译者）

边页码第286页：我现在通过布里格的著作（Brieger，Konstantin d.Gr.als Religionspolitiker，Brieger's Zeitschrift fuer KirchengeschichteⅣ，2.Gotha，1880）认识到，关于公元324年敕令的摘要，应当强调，尽管有各种轻视的言论，继续宽容异教是被明确指示的。君士坦丁渴望双方享有同等地位，这事实上注定对基督教有利。但他不想把深谋远虑公开，也很难迫使他对异教采取雷厉风行的政策。

这让我们有机会对君士坦丁总的历史功绩再说两句。他冒险用了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大胆的一击（此前可能不止一个皇帝考虑过这样一击，但肯定都惊惶失措地退却了），也就是说，他把帝国和旧宗教分离开来，旧宗教尽管把膜拜帝王强加于臣民，但由于处于坍塌状态而无法进一步帮助国家权威了。这意味着，甚至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在迫害以前，君士坦丁定然已经想好怎样对付基督教会了：面对整个异教世界，基督教会虽然势单力薄，却是帝国境内除军队之外惟一有组织的力量，余者皆为细碎的尘埃。他敏锐地感到，这支力量日后可以帮助帝国，遂采取了相应行动，这正是构成君士坦丁不朽名声之要素。这连同冷峻而高超的智识、连同完全不为任何基督教情感所动的内心世界，意味着非凡的坚定和机敏。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一样，君士坦丁懂得如何在每次转变上使单个措施顺应流行趋势，他差不多直到最后才无所畏惧地把蔑视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给予异教。

边页码第312页以次：隐修制的整套概念，包括其实际发展和年代顺序，近来随着魏因加登的著作《后君士坦丁时代隐修制的起源》（Weingarten，Der Ursprung des Mönchtums im nachkonstantinischen Zeitalter，Jena，1877）的问世而被大大改变了。这本论著认为，《保罗传》被哲罗姆当作传奇，《圣安东尼传》的作者不是亚大纳西，更不用提许多其他考证性的结论了。如果我未能根据这些论点而大幅度改动以前的论述，乃是基于这种考虑，此类虚构作品——如果当真如此——仍然是其时代精神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因此从文化史角度看仍然具有真实性。（至于安东尼，我认为极端苦修主义与他先前受到的神学和哲学教育相结合，是颇为可能的。）但我不得不感到，必须比魏因加登更加充分地强调隐修者是对留院隐修阶段（cenobite stage）的预备。此外，我觉得把“于沉默中论证”（argumentum ex silentio）运用到尤西比乌斯和其他主教那里有点问题；或许他们一点也不关心隐修制，而对自己觉得重要得多的问题全神贯注。最后，我认为总的来说苦修主义，即使在其令人可怕的阶段，很可能是严厉的基督教教义和见解的产物。那些在塞拉皮斯神庙隐修的人非常引人注目，一直残存到基督教时代，对此我并不否认；但不管这种隐修士的生活多么简朴，与公开生活的遁世者相比，两者差别之大，远远超出我们这位作者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