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基督徒；君士坦丁和皇位继承

第八章　迫害基督徒；君士坦丁和皇位继承

从那些清晰而准确地为人所知的历史情境中，有时会浮现出最重要的事实，然其更深层的原因却顽固躲过了学者的视线。戴克里先时期对基督徒的大迫害，就是这样一个事件，这是异教发动的毁灭基督教的最后决战。初看之下，这些迫害没什么奇怪；戴克里先的众多君临天下的前任同样希望根除基督徒，对于像他这样狂热而坚定的异教徒来说，不能指望他还能做出其他什么事。但是，一旦我们去考虑具体的环境，问题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从伽列努斯时代开始，即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基督徒未受到侵扰，这段时间还包括戴克里先统治的前十八年。甚至到他下命令把摩尼教徒烧死在火刑柱上的时候（296年），他仍然让基督徒安享了七年的福。据说他的妻子普里斯卡和女儿瓦勒里娅都乐于帮助基督徒；戴克里先自己甚至宽容了他的基督徒随从和侍者，他们像效忠父亲那样效忠他。朝臣和他们的妻儿也许就在他眼皮底下信仰基督教。前往行省担任总督的大臣中就有基督徒，他们泰然自若地借故推托了其职责所规定的庄严的祭祀活动。基督徒在集会时感到绝对安全，且人数大增，以致旧的集会场所已经容纳不下他们了。到处都在建造新的教堂；在大城市，非常宏伟的教堂拔地而起，没人感到恐惧。

如果政府有过任何要在将来施行迫害的打算，基督徒就不会毫无阻力地在国家内部扩张到势力如此庞大的地步了。有人会说，国家只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如果完全容忍基督教，将会威胁到统治；然而戴克里先不会那么粗心大意。在我看来，迫害既不可能来自他最初的打算，也不可能来自逐步形成的信念，而只可能产生于特殊的时机。这种评价必须取决于这个事实，即我们正在讨论罗马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正在讨论帝国和文明的拯救者，正在讨论那个时代作出的最精明的判断，如果死于302年，对他的政治记忆就会大不相同。“他是杰出的人，机智聪明，对国家热心，对受他保护的人热心，能从容应对任何问题，他的思想总是深不可测，他有时会鲁莽，其他时候则非常谨慎；凭借百折不挠的毅力，他克服了自己精神上的躁动。”[1]我们必须确定，使这种光辉记忆黯淡下来的原因，是否仅仅在于他与生俱来的残忍和残暴的发作，或者出于上文已经描述过的迷信，抑或由于他对德行寡薄的同僚作了不幸让步，还是因为这位历史学家不觉得有必要从文字记录之外寻找解释。基督徒对戴克里先的名字肆意诅咒，接受希腊罗马教育的异教徒同样不喜欢他，因为他把东方的风俗习惯带进政治和社会生活。阿米亚努斯和左西莫斯是仅存的可能呈现事件真正来龙去脉的历史学家，但他们的作品没有完整保留下来，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觉得他们公正对待了戴克里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直接查询现存文献，从中获取基本的结论，看来只能是徒劳的。

通常把拉克坦提乌斯写的《论迫害者之死》当作基本文献，但此书一上来就编造显而易见的不实之辞。在一次皇帝亲自在场的重要脏卜祭仪中，信仰基督教的朝臣画着十字，以致驱走精灵，搅乱祭祀；仪式进行了多次，毫无结果，直至首席脏卜师猜到原因，并公之于众。据说，戴克里先因此勃然大怒，命令所有朝臣必须参加崇拜偶像的祭祀，甚至把这项命令下到军队，违令者会面临革职的威胁；一段时间过后，此事不了了之。这个故事基于一个信念，即皇帝以前不知道朝廷里有那么多基督徒，并且现在再也不打算容忍基督徒了，这个说法遭到尤西比乌斯的有力反驳。他认为真相很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随从和侍者要么根本没有被要求参加祭祀，要么如果他们碰巧在场也可以用皇帝认为适宜的方式行事。这一幕要么肯定发生在很久以前，即发生在戴克里先即位之时，要么完全不可思议。皇帝的异教信念不可能是迫害的决定性动机，无论那些信念多么认真和狂热，要知道，他在十八年中一直容许基督教存在和壮大。

拉克坦提乌斯编造的第二个不实之辞是戴克里先胆怯地屈服于伽莱里乌斯，后者为了争取皇帝迫害基督徒而来到尼科美底亚（他显然是从多瑙河过来的）；据说伽莱里乌斯受到母亲罗慕拉的鼓动。罗慕拉狂热地信奉大母神（她在此被奉为山岳女神），而基督徒在其居住地拒绝像异教徒那样参加她的日常献祭庆典，她对此感到十分不快。所有的流言蜚语把最终责任归咎于一个狂热妇人的反复无常，可是，一旦我们得知戴克里先并不惧怕伽莱里乌斯，而且拉克坦提乌斯对戴克里先总体性格的刻画大错特错，此类流言便不攻自破了。302至303年的冬天，两人据说在尼科美底亚会晤，此举无需重视，因为拉克坦提乌斯的其他著作表明他是戏剧性虚构的业余爱好者。他试图把戴克里先刻画得更加身不由己、更加通情达理，以便把更多仇恨堆积到魔鬼般的伽莱里乌斯身上。“他们整个冬天待在一起商量，不允许其他人参与，大家都相信他们在处理国家大事，年长的戴克里先不断压制其同僚的怒火，告诉他扰乱世界安宁和大开杀戒是危险的。基督徒会从容就义。让朝臣和士兵放弃这种信仰就足够了。但伽莱里乌斯固执己见，于是戴克里先召集法理学家和官员的秘密会议，来决定是否迫害。把许多人拉进会议以决定是否行使遭人憎恨的措施，这符合他的性格，让他可以推脱罪名；相反，如果是好事，他不会召集会议，从而为自己博取美名。”从我们掌握的其他关于戴克里先的信息来看，这种观点匪夷所思。这位统治者行事的理念从来不会顾及人民的喜恶，他会对他通过别人做的事负全部责任，无论好事或坏事。任何措施如果未曾得到这位统治者的授权而被实施，无异于破坏了他的权力，这是他思考问题的起点和归宿。但还是让我们再多听一听这个故事吧：在秘密会议作出赞成决定的过程中，戴克里先多次向米利都的阿波罗神谕所咨询，自然得到了相同的回应。甚至到现在，他还是以不流血为他同意的前提条件，而伽莱里乌斯据说很想把基督徒活活烧死。但是，我们刚刚从老皇帝自己嘴里听说他已预见到无数基督教的殉教者！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对于基督徒，要么必须给予和平，要么必须用极端手段施以打击；用不流血的方式来约法三章实属愚蠢。

这次大灾难的惟一连续的纪录的性质就是如此。拉克坦提乌斯当时正在尼科美底亚，他所记载的，肯定不是这次秘密商谈，而是事件的基本过程，可能记载得十分准确。他的论文尽管党派偏见明显，却因为有许多细节而变得不可或缺。

尤西比乌斯发现，对于产生迫害的特殊原因，省事的做法是只字不提。奥里略·维克多、卢弗斯·费斯图斯、尤特洛皮乌斯和其他人干脆连迫害也只字不提。

戴克里先本人对此无法作任何辩护。他的敕令已经不复存在，他的秘密打算可能与人们想象的截然相反。

因此一切都可以猜测，只要这些猜测不是天马行空，而是沿着残留下来的真实的轨迹，并契合时代以及当事人的特征。

最现成的推测是，这些统治者像许多前任一样，被迫屈从于公众对基督教的怨愤。但是这种屈从在事件过程中并未显现出来，且国家权力足以压制这种怨愤。在大竞技场举行比赛的时候，人群确曾有节奏地高喊了十几声“基督徒滚出去，不要有基督徒！”（“Christiani tollantur，Christiani non sint”），但这显然发生在迫害已经进行一段时日之后，而这种叫嚷无论如何也意义不大。

或者，有人猜想是异教祭司要求迫害雷厉风行地无条件进行，皇帝一定程度上出于迷信也觉得有必要这样做。戴克里先尽管才智过人，还是深陷于迷信；这使得这种假设似乎有理，至少没有反证。但如果是这样，应该有一些位高权重的祭司的名字被记录下来，然而史料中只提到比提尼亚总督希埃罗克勒斯（从其他文献可知他是狂热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其他一些支持者和鼓动者的名字，这是远远不够的。

会不会牵涉到戴克里先的个人道德观呢？他并非对道德无动于衷；他虽然经常雇佣女脏卜师预测未来和命运，但还没有抛弃道德顾虑。这样说即使在逻辑上显得矛盾，对他则全然有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3世纪的杰出人物普遍具有一种相似的不和谐，他们相信不朽，就算不朽不能与宿命论与道德观相调和，至少也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包容。皇帝的私生活没有给大多数挑剔的基督徒留下可以非议的把柄，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充当国家的普遍道德的捍卫者。有其他例子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他在295年的婚姻法（前已述及）中定下很高的原则：“如果我们确保所有的臣民过一种虔诚、平静和纯洁的生活，不朽的众神就会像过去那样愉悦而仁慈地保佑罗马的名字……通过众神的恩典，罗马的伟大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只因为一种虔诚而圣洁的生活构成全部立法的基石……”这难道能成为基督徒道德攻击的目标吗？

我们知道，在1世纪和2世纪，罗马人肆意散布谣言，猜想在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发生了可怕的残忍行为。但这些谣言在这里却并不相关，它们久已平息。而戴克里先每天在宫廷里看到许多基督徒，不可能轻信这种流言蜚语。

从尤西比乌斯关于基督教社团内部道德堕落的抱怨来看，情况则显然不同，这些抱怨声恰好是在迫害前发出的。许多卑鄙小人进入教会，甚至谋取到主教职位。在这些恶人的罪行中，尤西比乌斯特别提到主教之间和会众之间长期的不和，提到虚伪和欺骗、近乎无神论的信仰、邪恶的行为，还有争吵、嫉妒、仇恨和教士的粗暴统治。

但这些罪行尚未达到令国家感到为了维护道德而必须打击的地步。类似的事情异教徒中也有，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异教方面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官方文件之一，即从311年伽莱里乌斯的撤销敕令中就足以看出，基督徒内部形形色色的严重分裂显然是迫害的主要原因。敕令提到，他们已经开了教父信仰的倒车，形成各种教派，他们被勒令回到长者的组织中去。确实，这段话中的每个字都是转弯抹角和模棱两可的，以致大多数解释者认为，也可以把“教父”和“长者”理解为异教徒。然而许多表述看上去应该是在责备基督徒从自己的原则上倒退了。让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看见他们既没有向众神献上应有尊敬，也没有对基督教的上帝表达敬意。”这多少让我们想起三十年战争中天主教一方的原则，他们只愿意与路德宗平起平坐，而把加尔文宗斥责为旁门左道。

但是这一思路也不尽正确。基督徒内部的分歧与分裂不可能如此严重，以致迫使国家因此而消灭整个社团。狂热的异教徒如果稍微动一动脑子，一定会希望这个腐败过程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这样，基督徒最终会落入他们的掌控。

那么，还剩下什么解释呢？我相信，一定有重要人物卷入了突发事件，而这方面的痕迹后来被小心翼翼抹掉了。一篇纪念戴克里先的铭文指责基督徒妄图颠覆国家（rem publicam evertebant）；这一声明在形式上没什么价值，但可能揭开了真相的核心。难道不会是基督徒有感于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扩张，而寻求获得对帝国政府的控制吗？

这个目标可以通过让戴克里先皈依而和平实现。他们至少打算这么做，这是有籍可查的。蒂奥纳斯主教给一位名叫卢奇安努斯的信仰基督教的侍从长写过一封信，仍然存世，其中包含了如何在一位异教皇帝的宫廷中待人接物的指导；后人普遍认为，这位皇帝只可能是戴克里先。卢奇安努斯已竭尽所能，卓有成效地向同事开展工作，使许多异教侍从改变了信仰。皇帝的私人财库主管、司库长和服装管理员已经皈依基督教。现在蒂奥纳斯发现，如果哪个基督教侍从能掌管皇家图书馆，将大有好处，文字上的交谈会潜移默化地使皇帝确信基督教的真理。既然帝国当局已经通过战胜蛮族和篡位者、通过改革国家的整个内部机器而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基督徒也许对这位伟大统治者的严肃认真和道德倾向留有印象，意识到他的皈依将比以往任何事件更加重要，也更有决定性。对于戴克里先这样的异教徒，很难说任何企图一定是徒劳的。

我们必须细心留意迫害是如何开始的。尤西比乌斯和拉克坦提乌斯都认定，在大规模的总措施采取之前的一段时间，基督徒便已经被逐出军队。也许早在298年或更早时候，就有过一次集会，基督教士兵在集会上面临两种选择：成为异教徒以保留军职，或者失去军职。多数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据说有些人为此丢了性命。显然，采取这种步骤，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在当时，优秀的士兵和军官是帝国最宝贵的资源。我斗胆进一步下结论：清洗军队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政治原因，否则应该从其他阶层开始清洗，比如说突然逮捕所有主教（事实上这是后来采取的步骤）。可能是因为皇帝们处在基督教军队中不再感到有人身安全，或者皇帝们认为在战争中无法像在和平时期那样信赖他们的忠诚。如果有解雇理由的话，拒绝参加异教的祭祀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基督徒在军中服役被视为理所当然已经有十几年了。确实可以这样说：皇帝们出于恶魔般的邪恶而清洗了军队，以便能在没有基督徒士兵反对的情况下开展即将来临的迫害。我们举不出反证，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清洗和迫害之间的是怎样一个时期。如果介于两者之间的时期持续了几年，这种解释便没有任何可能。大的流血事件也许是蓄谋已久的，但是，如果迫害是清洗的惟一目的，如此引人注目的准备活动应该发生在实际行动前不久。两者之间的过渡应该很难区分。戴克里先如果想要一支纯粹的异教军队，那么一般来说是为了要他们的忠诚，而不会去算计他最后可能会在什么极端情形下使用它。十分明显，直到迫害开始后，戴克里先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基督教朝臣班子，这或许是希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他已经习惯了的个人信任。

与这些有联系的，是尤西比乌斯的吞吞吐吐的叙述，他说在迫害开始时，卡帕多西亚的梅利提尼地区和叙利亚这两个地方爆发了起义。他的叙述在事件的年代上不完全可靠，但我们这里找不到其他文献。他首先讲述了敕令的发布，然后是尼科美底亚皇宫中迫害的开始，以及基督教侍者和随从的英勇就义。接着讲到宫中发生了大火，基督徒因这一事件被杀，已遭处决的侍从的尸体又被挖掘出来。他继续写道：“鉴于不久以后梅利提尼地区和叙利亚的民众起来夺取统治权，皇帝颁布一项命令，逮捕各地的会众首脑，把他们投入监狱。”不管是对是错，图谋篡位的罪名被加在基督徒身上，结果主教们被捕。但直接行动者必然是一部分士兵，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士兵参与，篡位不可想象，如果造反者是基督徒，那么一定是那些退伍的士兵。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些篡位活动出自受到迫害时的绝望，但同样可能的是，皇帝们已经注意到退伍士兵中的骚动不安。如果尤西比乌斯关于年代和事件的叙述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管其中的暗示而只考虑学理，那么不难得知，皇帝们已经发现一个武装反对派，因此镇压了它。

最后，据我们所知，敕令内容本身并不打算直接消灭基督徒，而是始终诋毁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礼拜集会将被禁止，教堂要推倒，圣像要焚毁。那些高官和其他贵族将会丢掉官职。在司法审讯中，酷刑可能适用于各阶层的基督徒。基督教奴隶只要仍然是基督徒，可能永无获释之日。这些大致就是303年2月24日最初在戴克里先和伽莱里乌斯的住所尼科美底亚颁布，而后又被发送到帝国全境的命令。

在尼科美底亚，迫害前一天就开始了，这天正赶上特米努斯节[2]。在军官和官员的陪同下，一名禁卫军长指挥禁卫军劫掠并捣毁了一座大教堂。

敕令张榜后，首位牺牲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基督徒，他扯下榜文，撕了个粉碎，然后轻蔑地评论道，对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胜利再次被张贴出来了。此人被处以火刑。这种挑战行为很难解释，除非我们假设即使在这个紧要关头仍然有大众反抗的些许希望。

接下来我们得知，许多朝廷官员和侍从遭受了酷刑，并被处决，史料提到这几个名字：彼得、多罗提乌斯和戈贡尼乌斯。当然，尤西比乌斯匆匆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因为虔信而承受这一切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虔信，法律只需降他们的职即可。为什么要对这些先前被皇帝们视为“王室之子”的人——他们信奉基督教不是什么秘密——下这么狠的手呢？显然，皇帝们相信他们正在图谋不轨。

与此同时，尼科美底亚的宫殿中失了两次火。根据拉克坦提乌斯的说法，纵火者是伽莱里乌斯，目的是嫁祸给基督徒，他们据说与宫中的宦官相互勾结；总是自作聪明的戴克里先没有认清事实真相，当即对基督徒怒不可遏。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位捕风捉影的作家；任何研究戴克里先历史的人都认定，戴克里先有足够的智慧识破拉克坦提乌斯所推定的如此拙劣的诡计。火是在宫中戴克里先居住的部分燃起的，而伽莱里乌斯最不可能失去理智放火烧他的房子。那些性命危在旦夕的基督教朝臣作案嫌疑最大；他们可能想通过迷信手段恐吓皇帝，而非要他的命。后来，在一次庆典中，正在尼科美底亚的君士坦丁试图为所有人洗脱罪名，他坚持认为宫中大火由闪电引发，好像闪电与其他着火原因不易区分似的。但在当时，戴克里先和伽莱里乌斯都确信基督徒有罪，宫中展开了血腥的刑事审讯。“甚至一度统治宫廷与皇帝的最有权势的宦官也遭诛杀。”由于这次痛苦经历，戴克里先颁布的这条总敕令得到严厉执行并被辅以其他命令，就不足为奇了。

接着，基督徒很快在东部发动上面已经提到的起义，这引发了第二条敕令，它命令逮捕所有社团的首脑。

也许读者会反对这样的探究。难道把迫害作为株连的理由就公正吗？1572年在法国，狂热的一方也是这样干的，1620年在瓦尔特里那[3]同样如此；为了洗刷可怕的流血事件，他们随后指责被制服的敌人正在酝酿血腥的阴谋，他们迫不得已才先发制人。

首先，没人可以说基督徒普遍怀有阴谋，要反对统治者或者异教。我们对事件梗概的了解较为有限，大致如下：某些基督徒朝臣（或许为数甚少）以及某些行省的信仰基督教的军队指挥官认为，他们可以发动一次匆忙的军事政变，让帝国落入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喜欢的人手中，也许还会放过皇帝们本人。其实，伽莱里乌斯可能比戴克里先更早发现事情的蛛丝马迹，而后者只是很难被说服。

其次，没有人会否认，当时的基督徒中会有人毫无顾忌地支持政变。尤西比乌斯的描述已经够清楚了。另一方面，世俗力量一旦其生存受到威胁，也从不心慈手软。

巨大的不幸之所以发生，既因为统治者对发生的事情不分青红皂白，继而认为所有基督徒都牵连其中，还由于当时的法律非常严苛，拷打和残酷的死刑是家常便饭。但是为了准确地判断个案，我们必须有比《殉教者行传》更好的文献资料。不管怎样，绝大多数人最后还是妥协，参加了异教献祭，而下文还要谈到的戴克里先最后一批敕令可能是基于这个假定之上：胜利多少已经取得，只剩残余的反对派有待消灭。没收圣像则是想要进一步永久剥夺基督教社团的精神依托。

但为了维持高度紧张的状态，还要做很多斗争。细致描述这次可怕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本书任务。在戴克里先的同僚中，马克西米安奥古斯都积极推行迫害，而据说温和的信仰一神论的恺撒即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仅仅在高卢和不列颠地区推倒几座教堂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怎样，他保留了他在特里尔或约克的宫廷中的基督徒，甚至在军队中雇佣他们。但在帝国其他地方，迫害严厉得多。许多折磨和殉教的案例表明一部分调查工作落入酷吏之手；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法官有可能认为他们正在处理政治性调查，因而使用刑讯逼供十分重要。官员的态度分歧极大。在阿非利加，官员或许认为基督徒的政治嫌疑不大，他们实际上只收缴了圣经，基督徒经常会发现即使这项措施也执行得不太严格。但仍有许多人故意声称拥有圣经，拒不上交，因而为自己的挑衅付出生命。其他人则立即服从命令，交出所有圣经；这些人后来被斥责为“背教者”（traditores）。总的说来，教徒的各种性情都得到展示，从最胆怯的软弱到最狂热的挑战，这两种极端之间不乏冷静克制、明达坚毅的光辉典范。我们这里也了解到一些下层基督教社团的情况。有人希望借基督教殉教者之死来抵偿自己犯下的某种罪行，这很像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千上万名强盗和杀人犯。其他人要么因为永远交不起所欠的国税或者不堪私债之重而寻求以死解脱，要么希望以忍受酷刑和牢狱之灾来感动富有的基督徒，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有些赤贫的穷人感到，监狱里的日子比在外面好过，因为基督徒会无畏地向被捕的教友提供足以度日的生活必需品。面对这种弊端，迦太基主教门苏里乌斯鼓足勇气，坚决要求不能把那些不请自来的牺牲者当作殉教者尊崇。

同时，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调查工作变本加厉，成了对基督徒实际而普遍的迫害。紧接着命令逮捕神职人员的第二道敕令，就有第三道敕令，它规定，囚徒如果向异教神祇献祭即可获释，否则将不惜任何手段迫使他们就范。304年的第四道敕令将后一项规定适用于所有基督徒，并且通过解释暗示动用死刑。在东部，如此严苛的迫害持续了大约四年，个别地方又持续了五年以上；在西部则要结束得早一些。

长期以来，教会史认为，记住这一时期最高尚、最具垂范作用的殉教者，是一项神圣职责。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引用尤西比乌斯和传奇故事集。尽管历史考证已公正地反驳了个别情况，尤其反驳了附会其上的神迹，这个新社会及其新宗教和新哲学对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异教和千年的古老文化的反对，连同通过镇压获得的最终胜利，仍然是最重要的历史奇观。

显然，当戴克里先及其同僚退位（305年）、伽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晋升为奥古斯都、塞维鲁斯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就任恺撒的时候，迫害者的道德已完全败坏。自此以后，尤其在后者的领地上，即帝国的东南部分，迫害活动蜕变成一场真正的灭绝战争，这里就不让读者感受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景象了。

我们现在回到政治史，这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重大发展。

迫害开始后不久，早在303年春天，戴克里先巡视西部，秋天抵达罗马，在那里与马克西米安一起举办庆祝多次胜利的凯旋式，同时庆祝他在位二十周年。与卡里努斯的奢华相比，凯旋式的开销以及节日的持续时间都非常节制；罗马人轻声非议，皇帝则开玩笑地回答说，有监察官在场，游乐活动不能太奢侈。他没有等到新年和执政官交接仪式，就在12月20日离开这座城市，以此表明他对罗马人私下议论的看法。这是他登基以来首次造访罗马。他（在298年以后）建造了最宏伟的浴室，但显然没有赢得罗马人的感激；他现在甚至向罗马人献上巨款（大约三亿一千万第纳里，相当于六千二百万泰勒）作为更大礼物，这笔钱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送给罗马的都要多，但大众情绪并没有改善：人们期待更加奢侈的竞赛，而他们失望了。

戴克里先在拉文纳庆祝了304年的新年。在回尼科美底亚的寒冷旅途中，他大病一场，从那时起直到退位（305年），他便很少公开露面。关于盛大的退位仪式本身，拉克坦提乌斯曾详加描述，其真实性只是由于拉克坦提乌斯的作品基本上不可靠而受到损害。离尼科美底亚三千步远的一座山，带有朱庇特雕像的柱子，老皇帝在向士兵演讲时落下的眼泪，为他旅行准备的四轮马车——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但是，说所有人希望当时在场的君士坦丁而非塞维鲁斯和马克西米努斯上台，说迄今默默无闻的马克西米努斯的突然提升震惊朝野，说整个过程是刻意用来给士兵惊喜的——这些是我们要斗胆质疑的。尼科美底亚的百姓对老皇帝的收养制度能有什么了解呢？或者对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收养继承人的动机能有什么了解呢？然而，一定有人希望看到君士坦丁上台；军队里是否有这样的希望？这值得怀疑，因为他不过是一级保民官，很难获得广泛欢迎。戴克里先当时对他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早先从战争年代起，他就很喜欢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后来却用贬损的评价和狡诈的密谋回报了他。

我们一直力争在一个较早的语境中真实地呈现退位的动机。除非我们的结论有误，皇位之所以只能坐二十年，目的是尽可能规范这个没有继承权的伟大王朝，并使为继位而采取的收养能够平静而不受干扰的进行。迷信对此产生影响也并非不可能，至少在戴克里先坚定地依赖共治者的顺从这件事上是如此。这里我们只能设想，戴克里先秘怀宿命论思想，他希望所有继位者相信，他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

不管怎样，在萨洛奈军旅行宫里，戴克里先至少有段时间感到满意和快乐。这方面的有利证据是，经过多年征战和长达二十年的梦幻般的统治，他选出住所，重操年轻时的工作，亲手在菜园里栽种果蔬。我们可否得出结论，说他内心总是想着舍弃由他引进的东方宫廷礼仪，说他虽然人在尼科美底亚却时常渴望回到他在达尔马提亚的家呢？对这位非凡人物来说，永远不可能区分什么属于普通的野心，什么属于对命运的信仰，什么属于政治天才的力量。他知道如何将统治的持久性这一罗马帝国赖以存续的东西赋予它；他定然是被无情推上宝座，以实现他的想法。如今他已经卸任，可以归隐了。

马克西米安被迫在意大利违心执行相同的官方行为，他退休后去了卢卡尼亚[4]风景宜人的庄园，而他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选择受人轻视的罗马或其附近作为驻地。他本人受轻视，被认为不配当统治者，他对时局倒是估计正确，很难相信伽莱里乌斯愿意让他主持这个地区的军政。也许反对之声立刻就有了，但公平的方式无法动摇他的位子。上面在论述戴克里先的制度的后果时没有提到这点：皇帝们的儿子要么上台，要么处死。但出于我们上文试图确定的一些原因，一个世袭的王朝被避免了，戴克里先表面上没有参与这种纯粹的苏丹制（sultanism），就像先前在卡里努斯死后，他也没有公布放逐者的姓名那样。此外，马克森提乌斯娶了伽莱里乌斯的女儿，这可能违背了自己和伽莱里乌斯的意愿，而仅仅是为了服从老皇帝的安排。

在几个月里，整个继承看似按部就班的进行。但在接下去的一年（306年），这出不同凡响的好戏有了新特点。那个在历史上被名副其实称为大帝的君士坦丁偷偷离开尼科美底亚的宫廷，忽然在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身旁冒了出来，与后者一起从布伦港航行前往不列颠。

对君士坦丁的历史记忆遭到可以想象的巨大不幸。异教作家必然敌视他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后世眼中倒不会有损于他。但他却落到最令人厌恶的歌功颂德者手中，此人完全扭曲了君士坦丁的形象。我说的是《君士坦丁传》的作者，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君士坦丁尽管有缺点，总不失为重要而强大的，但尤西比乌斯却为他披上一件假装虔诚的皈依者的伪装；实际上他的无数罪行在许多章节里都有充分记录。尤西比乌斯模棱两可的揄扬基本上是虚情假意。他谈的是这个人，真正想说的却是一桩事业，即由君士坦丁牢牢建立的教阶制。此外，撇开可鄙的文风不谈，表达方式亦刻意遮遮掩掩，以致读者会在最关键的章节发现自己踏入隐蔽的圈套和沼泽。及时发现这些危险的读者很容易受到误导，对他的讳莫如深妄加猜测。

这本传记的介绍部分就足够迷狂了：“我凝神端详这位与上帝合一、一尘不染、身穿电光闪闪的长袍、头戴光芒永耀的冠冕、受到三重祝福的人，不禁哑口无言，智乱神昏，我情愿让更优秀的人来赋一首配得上他的赞美诗。”至于这样嘛！如果我们只拥有阿米亚努斯这类通情达理的异教徒的描述，当能更加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君士坦丁，即便他的道德品质有污点。这样我们也许可以看清如今只能猜测的东西，那就是，终其一生，君士坦丁从未伪装成或者把自己呈现为基督徒，他直至生命终了几乎对自由的个人信仰不加掩饰。尤西比乌斯很善于忽略和隐藏这样的事实，这从他早先对李锡尼的刻画中就能看出来。尽管他肯定知道李锡尼不过是个宽容的异教徒，他还是明言，李锡尼在与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作战的时候，就已经是受上帝福佑的基督教皇帝了。他对君士坦丁的处理极可能也是如法炮制。这样至少可以抹去有损他形象的可憎的伪善，而我们应该知道，君士坦丁是工于心计的政客，为了在不完全依赖任何派系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统治，会不惜动用一切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这副自私的面孔确实很不高雅，但是历史将有很多次机会来对这类人物习以为常。此外，无需多费周折，我们便很容易相信，从第一次政治性露面开始，君士坦丁就一以贯之地按照一个原则行事，只要这个世界存在，这个原则就会被勃勃野心称为“必然”。天赋很高的野心家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命运纠缠不清，仿佛受到神秘力量牵引似的。义愤填膺的抗议是徒劳的，数百万被压迫者所祈祷的复仇也是徒劳的；这位伟大人物常常无意识地实现了更高的天意，一个时代在他身上表达出来，而他相信他统治着他的时代，并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认为君士坦丁踏出的第一步是决定性的。据说，伽莱里乌斯计划让他在与萨尔马提亚人的战争中死去，然后又让他与野兽“赤裸裸”的格斗，但这位无畏的英雄战胜了蛮族和狮子，令它们臣服在新的资深皇帝脚下。接着，尽管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频频要求伽莱里乌斯将他的儿子送还，伽莱里乌斯却敌意满满地把君士坦丁当囚犯一般扣押，只是到了再也无法拒绝的时候才让步。得到许可后，君士坦丁不等指定时间到来就秘密离开了，他先弄瘸了帝国驿站里马匹的腿，这样没人能追的上。由此我们知道，他感到自己面临严重的威胁。伽莱里乌斯肯定痛恨君士坦丁，他是一位皇帝的遭到排挤却又野心勃勃的儿子，但最终还是放了他，尽管君士坦丁很可能深深卷入大迫害之后的宫廷阴谋。不管怎么说，君士坦提乌斯有权召回自己儿子。

在与父亲会合后，他参加了父亲对苏格兰的皮克特人的战役。此时克罗鲁斯决非处于弥留之际，不像尤西比乌斯和拉克坦提乌斯为了使自己作品更感人而说的那样，他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召回儿子的。但战后归来不久，他却真的去世了（306年7月25日，在约克）。根据戴克里先的安排——所有相关人员都是因为戴克里先才各就其位的，伽莱里乌斯现在要任命新奥古斯都，并给他配备一位恺撒。但如果把继承法与这项皇帝法律一道考虑，那么君士坦提乌斯通过与老马克西米安的继女芙拉维娅·马克西米亚娜·狄奥多拉的婚姻所生的儿子——达尔马提乌斯、汉尼拔里安、朱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则无疑占得先机。可他们都非常年幼，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岁。

结果，君士坦丁胜出。这或许与戴克里先精心制定的皇位继承法大相径庭，按这个标准，君士坦丁是篡位者。此外，他由君士坦提乌斯的妾海伦娜于274年在塞尔维亚的尼萨所生，因此严格遵照继承法的话，也没有资格。颂辞作家尤曼尼乌斯当然说他是合法的，认为他会获得引退的老皇帝的钦准，这不过是说说而已。除此而外，这篇颂辞还算有趣，因为它用真正的热诚为继承权之神圣性做了辩护。君士坦丁被当作伟大的克劳狄·哥特库斯家族的后人，故他们对君士坦丁说：“您的血统多么高贵！帝国内再没有人比您的出身更加显赫……您君临天下乃众望所归，而非意外之喜；您的出身作为上帝的礼物，有助于您的统治。”

然而，君士坦丁要登上皇位，其他人的赞成和喜爱决非无关紧要。因为史料带有党派偏见，他的父亲是否直接授权给他，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我们不得而知。也许，父亲召回三十二岁的精力充沛、久经沙场的儿子，只是为了保护无依无靠的家庭。后来的作家，以索纳拉斯[5]为例，提供了一种方便的解释：“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病了，想到其他儿子出落得如此不济，不禁忧心忡忡。这时一位天使出现在他眼前，吩咐他让君士坦丁来统治。”其他人像尤西比乌斯、拉克坦提乌斯和奥罗修斯，并没有费心寻找动机，但都把君士坦丁继承皇位写成是完全顺理成章、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是他父亲的士兵将他拥立为最高统帅奥古斯都。最主要的声音来自一位名叫克罗库斯（或厄罗库斯）的阿勒曼尼人酋长及其部下，他们是君士坦丁在对皮克特人的战争中招募来的。希望得到丰厚的馈赠自然是起作用的动机。上引的颂辞作者为这场交易写下煽情的描绘：“您在哀悼中策马前行，战士们给您披上紫袍，……您想躲避这份忠心耿耿的表白，于是用马刺催促战马；但坦率说，这是个涉世不深的错误。哪匹飞驰的战马能够躲得过追赶着要赋予您的皇权呢？”想从文中猜测密谋的细节，是徒劳的。

伽莱里乌斯得知发生了什么后，做了力所能及的事；由于君士坦丁只能通过一次非常危险的内战除掉，伽莱里乌斯不得不承认他，但只是作为第二恺撒；他任命塞维鲁为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为第一恺撒。君士坦丁真正成为统治者，是通过与日耳曼人作战实现的，这场战争持续数年，前面已经谈过。高卢当时只能由一个充当保卫者和拯救者角色的人统治，在这方面，君士坦丁的父亲至少给儿子留下一份基业。

君士坦丁篡位立刻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森提乌斯篡位。为一位皇帝的儿子做的事开绿灯，就很难不准其他皇帝的儿子跟着做。由于尊敬戴克里先的规定，马克森提乌斯之父马克西米安一向反对篡位，但他最终未能抵挡住内心的诱惑，而认可了篡位。尽管马克森提乌斯也许是出了名的放荡和堕落，但他却找到罗马人和禁卫军作盟友，前者因为被皇帝抛弃而心怀不满，后者的影响力此前已被大大削弱。戴克里先在303年最后一次愤然离开罗马，也有可能与一次类似的密谋的开始有关联。伽莱里乌斯让这个古代世界的大都会一视同仁地承担他的新税收，从而最终越过所有限制。马克森提乌斯赢得一些军官、一位大承包商以及禁卫军，他们立刻宣布他为皇帝。反对他的市政长官已经被他处死。显然，整个意大利很快落入篡位者的权力掌控。

现在，伽莱里乌斯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他派出塞维鲁（307年），后者是马克西米安领地的继承人，推算起来也是意大利的主人。但塞维鲁的军队大部分由马克西米安的旧部构成，他们不想反对马克森提乌斯。紧接着发生了在拉文纳及其附近的叛变、撤退和投降敌军；可怜的塞维鲁后来没有逃脱叛徒的谋杀。伽莱里乌斯兴兵复仇，但事实证明他的军队也不可靠，他无奈之下匆忙班师回朝。

与此同时，如上文所述，老马克西米安也加入他儿子——如果马克森提乌斯的确是他和叙利亚人尤特洛皮娅所生，而不像某些异教徒和基督徒坚称的那样是个遭偷换的小孩的话，这里必须注意到，异教徒和基督徒有价值的证据再次突然放在继承法上。父子之间如果无孝道可言，一定会产生此类流言蜚语。士兵也不喜欢这位老人，可能是因为害怕他的军纪；不久之后，他试图争取他们反对他儿子，但没有得到响应。他们以不屑一顾的嘲笑答复他，他于是宣称他只是为了试探他们的心情。描述此事的索纳拉斯甚至说他先去元老院，宣称他的儿子不适合统治国家。不管怎样，这显著背离了戴克里先的统治原则，考虑到马克西米安对元老院成员怀有敌意（见前面第二章），这种背离显得特别刺眼。

这位不安分的老人发现得到最高统治权的希望已沦为泡影后，继续前往高卢，努力从君士坦丁那里获得没能从马克森提乌斯那里获得的东西。君士坦丁那里还有一件他统治的抵押品：他的女儿芙丝塔；他把她许配给君士坦丁，另外又赠予他奥古斯都的头衔。他的如意算盘是，等到马克森提乌斯与正准备卷土重来的伽莱里乌斯开战，他便以优势兵力进行干预。但君士坦丁虽然接受了他的女儿和头衔，却拒绝马克西米安进一步参与，因此马克西米安一无所获，只得回到罗马，勉强呆在儿子身边。

我们手头还有一篇在这次婚礼上朗诵的喜庆致辞。也许没有哪位应景演说家接到的任务比这位没留下姓名的高卢修辞学家更倒霉了，他必须不声不响地遮掩一切，却又要宣告一切；我们必须承认，他以自己的才能和机智履行了职责。其中对一个新王朝最终确立的庆贺让我们特别感兴趣：“愿罗马的世界统治和皇帝的后代永恒不朽！”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致辞忽略了君士坦丁在上一段婚姻中与米内维娜所生之子克里斯普斯的存在，而那桩婚姻本身却被特别提及和引用，以赞颂君士坦丁的高风亮节。作为弥补，致辞者称赞君士坦丁获得好运，得到赫丘利血脉，即芙丝塔的儿子们，为家族添丁加口。

就在伽莱里乌斯为进攻意大利做准备之际，马克西米安再次陷入与马克森提乌斯的争吵。在公众看来，这位父亲想从儿子身上把紫色皇袍撕扯下来。他不得不再次离开罗马。

在一片混乱中，伽莱里乌斯动用了年迈的戴克里先的睿智。在他请求下（307年），戴克里先参加了卡农图姆[6]的会面。拉克坦提乌斯说老皇帝早几年就疯了，但他们在多瑙河畔会面时，同僚显然对他的心智清明抱有信心。在这里，首先，伽莱里乌斯可靠的老战友和朋友、伊利里亚人李锡尼被任命为奥古斯都，以取代遭谋杀的塞维鲁。老马克西米安也出席了，非但没有得到鼓励和帮助，反倒再次被劝说退位。李锡尼将成为西部惟一的合法皇帝。但是马克西米安再也不能忍受赋闲或无所事事，一离开以前同僚的视线，就再次去高卢找君士坦丁，他禁不住诱惑，想从女婿那里获得两次未能从儿子那里获得的东西。就在君士坦丁同法兰克人作战的时候，马克西米安第三次穿上紫色皇袍，霸占了财库和武器库，又占领了阿拉图姆（Arelatum，今之法国阿尔勒［Arles］）的要塞。君士坦丁急忙回师追击，他逃到马赛。在这里，看来他的手下把他交付给女婿，据说君士坦丁再次保证了他的生命和自由。但马克西米安只想利用它们准备危险的新阴谋，而君士坦丁是从芙丝塔的亲口告密中得知此事的。君士坦丁别无它法，只好让这个险恶老人从世上消失。允许他选择死的方式，他选择了绞死（310年）。11世纪初，马赛发现了他的坟墓。尸体保存完好，涂有许多防腐剂，佩戴许多装饰物，躺在一口安置在大理石石棺里的铅制棺材内。阿尔勒的大主教兰波把这个上帝和君士坦丁的敌人连同他的陪葬品一股脑儿扔进大海，据说那个地点的海水从此日夜沸腾不息。

这些事件定然让暮年的戴克里先多么痛苦！得到继承法支持的野心几乎已将他的制度颠覆大半，他注定要痛苦地看到3世纪的篡位之风在帝王家族以外再次抬头，当时埃利安努斯和阿曼杜斯（都是高卢篡位者）、卡劳修斯和阿莱克图斯（都是不列颠篡位者）、阿基莱乌斯（埃及篡位者）和朱利安（迦太基篡位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是以血流成河为代价而篡取统治权的。阿非利加总督、弗里吉亚人亚历山大——马克森提乌斯曾愚蠢地要求他的效忠——半推半就地让他的士兵为他紫袍加身（308年）。这位萨洛奈的老园丁试图预见未来，他相信自己亲眼目睹了帝国灭亡这个最可怕的灾难，我们不能为此责备他。很自然，所有这些内战常常表现在迫害过程中；从308年到313年，在相对平静的间隔期几次发生的可怕的严酷迫害与继承问题联系密切。关于马克森提乌斯，尤西比乌斯告诉我们，他由于敌视伽莱里乌斯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放过基督徒，自己甚至以基督徒自居。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在对待基督徒方面时而温和时而残酷，这取决于他是否愿意藐视或奉承伽莱里乌斯。

同时，皇位继承问题开始简化起来。311年，伽莱里乌斯在摩西亚的萨蒂加去世，据说死于恶疾。拉克坦提乌斯如愿以偿，他心满意足地描述了他的下半身遭虫豸吞噬的样子，然后又确认异教徒称这位君主为“勇敢的人和强大的战士”——他当然是一位对基督徒凶狠和残忍的人。我们必须看到，伽莱里乌斯有足够勇气把皇位传给他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即他的朋友李锡尼，而没有传给自己家族的成员，这值得赞扬。在死前不久，伽莱里乌斯在一道宽容敕令中闷闷不乐地承认，在对基督徒的战争中，国家权力失败了；最后，他请求那些先前受到迫害的人在他们的上帝面前替他代祷。他的同僚也在敕令上署了名；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签署了，连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也间接签署了，这样他的高级官员就能够履行职责。从监狱和矿山回到家中的基督徒甚至受到异教徒兴高采烈的欢迎，大家对恐惧已经感到厌倦。紧随敕令而颁布的详细规定今已佚失，我们只能根据后来的一道训令猜测其中的内容。它们显然是严厉的，其语气表达与敕令本身同样阴沉。

威胁到皇位继承的混乱状况出人意料地得到迅速和平的解决。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曾是伽莱里乌斯的恺撒，他已在另一场合取得奥古斯都的头衔，他认为有理由害怕他在东部的领地会被刚刚就任西部奥古斯都的李锡尼剥夺。双方剑拔弩张，但他们通过在赫勒斯滂海峡中的一条船上会晤而达成和解（311年），把赫勒斯滂海峡和群岛作为他们领地的边界，这样，李锡尼保留了这片海域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整个半岛。戴克里先对这种分割作何感想则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马克森提乌斯的将军镇压了阿非利加的叛乱。篡位者亚历山大被击败，在逃亡途中被俘获和绞死，这个不幸的行省受到严惩。对克尔塔城的处罚是如此严厉，以致不得不在君士坦丁时代重建。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庆祝胜利的时候，曾含沙射影地提到古代迦太基对罗马的憎恨。

现在有了两位西部统治者和两位东部统治者，即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李锡尼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起曾经联结过戴克里先及其同僚的那种和谐的“四帝共治”来，又有很大不同。他们没有确认从属关系和相互间的义务；每个人都是奥古斯都，都用不信任的眼光审视别人。他们的领地划界明确；无人胆敢统治其他人的领地，也不会在签订利己的条约之前出手助人。帝国一分为四，君士坦丁第一个打破和平，他现在的任务是缔结新的关系，以取代早先的关系。

我们现在按照君士坦丁的生平，来看一看他实现这项任务的方式与方法。

在三个同僚中，他找出能力最强同时也最合法的一位，与之结盟：君士坦丁把妹妹君士坦提娅嫁给李锡尼。接着他发动反对马克森提乌斯的战争（312年）。同时马克森提乌斯与马克西米努斯结盟，主要反对李锡尼，打算从他那里夺取伊利里亚地区。君士坦丁徒劳地向他示好；马克森提乌斯拒绝了“杀父仇人”，与他兵戎相见。这两人谁应该对公开的决裂负责，仍然是桩疑案。尤西比乌斯把这项荣誉归于君士坦丁，特别为此称赞他，说他对罗马的穷人和受压迫者怀有极大同情：“一想到罗马人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痛苦还在继续，他就再也无法安然度日。”这没有正确揭示君士坦丁的动机，但却正确揭示了尤西比乌斯的写作方法。马克森提乌斯这时集结了庞大的军事力量，这些军队没有在此关键时刻背叛他，要不是他在战略上如此无能而又胆怯懒惰，这支军队肯定能助他获取胜利。另一方面，君士坦丁的军事力量既不来自已故的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领导下的精锐军团，基督教和异教作家都因此而称赞克罗鲁斯，也不来自基督徒的同情，甚至不来自此前已被踩在脚底的意大利的绝望，因为当地百姓的声音在这场冲突中几乎听不见；他的军事力量来自大约十万名好战的士兵（不列吞人、高卢人和蛮族），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如果对这场战争的赞颂不是出自一篇如此令人怀疑的文献，我们或许会觉得，这场战争就像年轻的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一样让人钦佩，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有不止一个战场。猛攻苏萨，都灵战役用铁棒击溃敌军的重装骑兵（人和马都佩戴盔甲），进入米兰，以及在布雷西亚的骑兵会战——这些都可与1796年战役的开端相呼应，然后我们可以把君士坦丁可怕的夺取维罗纳的战役同强攻曼图亚相比较。他的敌人也与拿破仑的敌人同样不容小觑。他们勇敢顽强地战斗，没有转投君士坦丁一方，以致君士坦丁不得不把维罗纳战役中的全部战俘用锁链串起来，防止他们逃回马克森提乌斯那里。处死他们既不符合先进的人道观念，又不符合被考虑周详的国家利益，而释放他们显然又不让人放心；因此只好把刀剑铸成镣铐。直至君士坦丁的另一支部队攻克阿奎莱亚和摩德纳，维罗纳才屈服。

这样，君士坦丁赢得了一个征服意大利的牢固基地。马克森提乌斯和他的将军惊恐万状。如果他们当初及时占领阿尔卑斯山各隘口的话，敌人即便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和平原上血流成河，也无法绕过去，马克森提乌斯兴许能用最小代价获胜。马克森提乌斯任由敌军长驱直入、直逼罗马，这里面是否另有隐情，可以由战略家确定。我们的作家们现在把马克森提乌斯描写成胆小的缩头乌龟和迷信的术士，这两种说法可能都不乏真实成分。罗马居民无疑痛恨这位暴君。在与他的士兵发生的一次冲突中，有六千人遇害，他的肆意挥霍的生活和横征暴敛只能给他带来敌人。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决定性因素。他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罗马本身万一被围，大量给养供应也能保证，并且新近挖了堑壕，敌军会被阻滞甚至被包围。但是，如果始于离罗马九英里的萨克沙卢布拉、止于米尔维桥的一系列著名战役真的像我们的作家所描绘的那样，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战略考虑了。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长长地一字排开，背后就是台伯河。但这条湍急的河流除米尔维桥和附近一座浮桥外，再没有别的桥梁。事实证明，转身逃跑无济于事，所有躲过刀剑的人都溺死水中。禁卫军抵抗的时间最长，他们保护着由他们拥立的马克森提乌斯。但马克森提乌斯也逃跑了，并且淹死河中，而禁卫军则像喀提林的军队在皮斯托阿（Pistoia）做的那样，在战斗开始时他们站立的地方任人砍倒。他们的覆灭对胜利者极为有利，不然君士坦丁估计还需要一天时间才能解决他们。现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捣毁禁卫军军营了。

这次战斗结束后，整个西部发现了新主人；阿非利加和其他岛屿也落入这位征服者手中。在两位不合法的王位争夺者之间，更高的才能和更强的决心决定了谁是胜利者。君士坦丁先前只是在边境战争中知名，此时突然带着英雄的荣耀光辉站到公众眼前。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他的新权力打下基础，而不仅仅是在军事力量方面。

如果只听信官方演说家，我们发现，君士坦丁在解除马克森提乌斯的暴行和迫害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元老院致敬，并且通过从行省中选拔元老而提高它的威望。但是，无需特别的敏锐也能感到，在过去三年中，元老院不可能参与统治。为了取悦罗马人，君士坦丁恢复了它的外在荣誉，但他并不能指望从元老院那里得到实质性支持，因此他一定依然对它漠不关心。事实上，他可能已经有了和元老院决裂的计划。九年以后，一位颂辞作家称元老院为全世界之花，称罗马为全体人民的堡垒和所有土地的女王，但字里行间还是泄漏了真相：“罗马人民的这个光荣灵魂［即元老院］恢复了旧日的样子，既不明目张胆的恣意妄为，也不可怜兮兮的低声下气。圣上时常的训诫使它步入正轨，元老院遵循他的一举一动，心甘情愿地注意到他的和蔼，而非他的可怕。”换言之，元老院主要由异教徒组成，对政府毫无影响；它发现相对于皇帝，自己只处在暴露无助的位置。它仍然定期开会，历法中甚至标出它的集会——“合法的元老院会议”（senatus legitimus），但除一月份之外，每月至多集会一次。

与此同时，皇帝宣称自己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关于他的个人信仰问题，这里暂不讨论；让我们先问一问，是什么政治原因使一位罗马皇帝迈出这一步。基督徒还只是少数群体，没有必要赦免；宽容他们现在怎么会变成一位野心勃勃者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或至少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大多数异教徒的意见是不同意继续迫害，设想一下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中断感到不满、对暴民的嗜血感到焦虑，设想一下近些年来存在于不发达但安定的高卢与东部南部地区丢脸的治安之间的不利对比，那么谜团就解开了。普罗大众一旦激情不再并开始意识到不幸后果，任何恐怖主义就站不住脚了。希望迫害永久持续下去的狂热分子要么被自己的逻辑所摧毁，要么被推到一旁。甚至那些实施迫害的皇帝有时也允许有一段时期的宽容，这或者是作为一种政治手腕，或者只是为了惹恼伽莱里乌斯。而伽莱里乌斯自己在病重之际（311年）也发布过一道非常引人注意的宽容敕令。君士坦丁在罗马和米兰颁布的两道敕令（312年和313年）没什么新鲜内容，他不是把宽容问题当作反对其他皇帝的武器，而是为了说服李锡尼参与在米兰颁布的敕令（312—313年冬季），李锡尼这时已和君士坦丁家族联姻，两人联手与马克西米努斯·戴亚谈判，要求他认可敕令内容，并得到了后者有条件的同意。宽容基督徒当时可能已势在必行，无需进一步解释。李锡尼参与签署的米兰敕令确实影响深远。它把不受限制的自由赋予所有膜拜，其中也包括无数基督徒教派。在获得国家认可方面，基督教取得与对古老众神的信仰完全平等的地位；它取得社团的特征，重新获得教堂和其他已被缴入国库或转入私人手中的社团财产。

但有一件事暗示出，西部的新主人对待罗马国家宗教的真实态度是漠不关心。米尔维桥战役以后，元老院和人民除了授予他其他荣誉，还赠给他一座凯旋门。这座凯旋门仓促完工，一些精美部件是从图拉真凯旋门上挪过来的。君士坦丁习惯把图拉真称为“墙头野草”，因为许多铭文给后世留下关于图拉真的永久记忆；所以动用图拉真的石头也就无所顾忌了。凯旋门上的铭文宣称，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马克西姆斯已经“依靠神圣力量的鼓舞”（instinctu divinitatis）战胜暴君及其党羽；但是在这些话底下可以辨认出一句更早的铭文：“受朱庇特·奥普提姆斯·马克西姆斯的允许”（nutu I.O.M）。[7]这个变化可能是皇帝第一次视察铭文（铭文是在事先没有告知皇帝的情况下刻上去的）后——也就是他315年访问罗马时——发生的，当时他的宗教立场已经更加明确了。原先的铭文显示，胜利刚刚取得时，人们只知道这位皇帝是罗马异教徒。更正并没有否认这一点，甚至把皇帝表现得更不像基督徒了；它没有让他直接宣称任何信仰，而一神论无论如何是可能的。众所周知，凯旋门上的一些雕塑表达了向阿波罗、狄安娜、马尔斯和林神的异教献祭，以及向所谓suovetaurilia（三牲祭）[8]的联合献祭。

不只尤西比乌斯一人，最高官员们也把马克森提乌斯称为“暴君”，此词在当时的意思是“不合法的统治者”、“篡位者”。这个称呼其实同样适用于君士坦丁，但人们情愿相信，马克森提乌斯只是被掉换的假儿子，连他母亲都承认这点。人们一旦能够选择，并且可以不再被迫屈从于邪恶的嗜血君主，就会渴望世袭的继承和王朝的建立。从此以后，颂辞的准则就是把君士坦丁说成惟一合法的统治者，而把其他人统统当作暴君。

面对如此巨大的野心，戴克里先的收养制度被证明是错误的，它太过依赖放弃权力的方式。这时戴克里先死期到了（313年），他要么是饿死的，要么被毒死。君士坦丁和神秘失明的李锡尼本想给他设个圈套，已经邀请他参加在米兰举行的君士坦提娅的婚礼——毫无疑问他将不可能像自由人或者活人那样离开。他没有遂他们的心愿，而是以六十八岁的年纪为由谢绝了邀请。于是他们寄去威胁信，指责他偏袒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并在马克森提乌斯生前偏袒他。戴克里先早已厌倦了生命，或者确信自己的命运已经完结，故而没有投奔戴亚，他巴不得被人片刻间绞死。尽管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去世，他还是享受到被神化的待遇（可能是元老院授予的），这是古代异教意义上的最后一次。萨洛奈宫殿里有一间装饰华丽的小神庙，以前被当作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礼拜堂，它很可能就是这位伟大皇帝生前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带有古苏格兰人狩猎浮雕的石棺曾经陈放过他的尸体，现在依然躺在附近。但浮雕上与公猪对抗的墨勒阿革洛斯[9]正是处于一生中决定时刻的戴克里先本人（参看边页码第27—28页）。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这个雕像，一代人以后，紫色棺罩仍然包裹着石棺。

如果没有他，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会怎样呢？将军们或多或少拥有了登上皇位的可能性，也有了被士兵和阴谋家刺杀的可能性。只有通过他所带来的皇位的持久性，只有经过他给不受限制的恺撒制带来的关键时期，才有可能再次谈到继承权，再很快谈到世袭权，即使这些主张的价值在特定情况下显得相当可疑。没有戴克里先就不会有君士坦丁，换言之，没有他，就不会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把四分五裂的旧帝国聚合成一个新帝国，并顺应新世纪的要求把帝国的权力中心移到新的地方。

下一个牺牲者注定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他放荡又迷信，却仍然不失大胆而果敢，这对统治者来说是一项基本素质，可能伽莱里乌斯正是看上这点才指定他的。另外，他的统治无情而残酷，这可以从他对基督徒的所作所为中看出来；然而，评判他不能光凭个别例子，因为像在他之后的朱利安一样，他也接受牧师和麻葛作为共治者。他确实服从了另两位皇帝请他参与执行宽容措施的要求，但明显是迫于无奈，基督徒由于对他早先的模棱两可心存芥蒂，也不愿贸然暴露身份。

他早就预感到有一天他将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因此曾经秘密与篡位者马克森提乌斯结为同盟，就像李锡尼和篡位者君士坦丁结为同盟一样。但是，马克森提乌斯没有帮助处于危急时刻的戴亚，或许因为知道帮不上他的忙；戴亚只好积攒实力，对李锡尼发动新的突然袭击（313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叙利亚出击，穿越小亚细亚进入欧洲，占领了拜占廷和赫拉克里亚这两个对手领土上的据点。一场与措手不及的仇敌的战斗在赫拉克里亚和阿德里亚堡两地之间展开。与两位领袖的愿望相反，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明显介入这场战争，因为人们知道，如果马克西米努斯获胜，他会以最可怕的方式恢复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交战双方的军队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点，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拉克坦提乌斯说李锡尼的军队将一整篇祈祷文铭记于心，而此文据说是一位天使在梦中传达给皇帝的。马克西米努斯很可能慑于对手更强大的战术或者好战的名声，他的部分军队发生了倒戈。败逃途中，他在卡帕多西亚再次集结军队，并试图用防御工事阻断陶鲁斯（Taurus）通道，但他病死于西利西亚的大数。已经占领尼科美底亚并在那里颁布一道新的宽容敕令的李锡尼，现在顺利接管亚细亚和埃及。

君士坦丁无疑非常乐于看到两个合法统治者火并，且两败俱伤。为了发泄，李锡尼还诛杀伽莱里乌斯、塞维鲁和马克西米努斯·戴亚的家人，包括无辜的儿童；甚至连普里斯卡和瓦勒里娅，即戴克里先的遗孀和女儿，后来也在帖撒罗尼迦抓获和斩首。要是在戴克里先的制度下，实施这种暴行是无用的，更是不可能的。但一旦人们再次开始想起某种世袭权，这类王子公主立刻就会变得危险起来。东部的新主人在普通的“苏丹制”中发现了解决方法，即不断杀戮直至可能的觊觎者不再存在。作为统治者，李锡尼据说为农民做了不少好事——他本人就是农民出身，也为城市的繁荣做了不少好事；他说文化教育是国家的毒药和瘟疫，那也许是考虑到帝国当时的需要，而希望少一些演说家（也就是律师）、多一些勤劳和健壮的劳动者。他做过的最可怕事情的传言——他因为受到嘲弄而把两千名安提阿居民射死在竞技场里——已经被现代考证断定为谎言；不过，如果大开杀戒有好处，他从不会犹豫不决，我们听说的那些富人就是这样遭处决的。除了财产，他们的女人据说也落到这位上年纪的放荡不羁的皇帝手中。

同时人们想起，自从戴克里先时代以来，指定继承人或恺撒也许有助于皇位安全。君士坦丁做了初次尝试，指定他妹妹安娜斯塔西娅的丈夫巴西亚努斯为恺撒。但巴西亚努斯的哥哥塞涅修是李锡尼的亲戚，他挑唆巴西亚努斯反对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发现有必要除去妹夫，遂要求另一个妹夫李锡尼交出塞涅修。李锡尼断然拒绝他的要求；实际上，在李锡尼领地的西部边境上的一座城市埃蒙纳（卢布尔雅那），君士坦丁的雕像已经被推倒。这些事件意味着不可调和的家庭阴谋，此外，君士坦丁还主动点燃了一场大战。至少是他首先进军妹夫的领土，在萨瓦河上的西巴里斯（今天的塞弗列沃）击败他（314年10月8日），并且追击到色雷斯，在这里的马尔迪安平原展开第二场显然不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李锡尼曾任命一位名叫瓦伦斯的边境司令为恺撒。现在，和平谈判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瓦伦斯退位，以防出现第三个王朝。除此之外，李锡尼被迫割让他所有的欧洲领土，也就是多瑙河以南的土地和除了色雷斯和本都沿岸的整个希腊。

迄今为止，这位合法的皇帝[10]先是与那位迄今作为他精神上级的篡位者[11]结盟，之后又与他交恶，而在伽莱里乌斯死后，其他人要想自保，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君士坦丁。一种权力的起源越是不合法，就越是不可避免地要在它的运行轨道上消灭各种合法成分。要想彻底击垮李锡尼，似乎还很困难，但君士坦丁目前已经明显占据上风。从表面上看，两位统治者之间维持着完全的平等。过了一段时间（317年），两人都任命各自的儿子为恺撒，君士坦丁任命克里斯普斯和小君士坦丁，李锡尼任命李锡尼安努斯。但只要看一下几位恺撒的年纪，就暴露出两位皇帝的不平等地位，克里斯普斯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马上可以指挥军队，而李锡尼安努斯却是一个二十个月的婴儿，还是这位年迈父亲的独子，一旦李锡尼死去，他肯定会孤独无助，任人摆布。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位合法的皇帝急于遵照戴克里先的制度，指定像瓦伦斯和后来的马提尼安努斯这样的战友为恺撒；但是君士坦丁不会允许。他本人作了第二项任命；除与前妻所生的年长的克里斯普斯之外，又安排了与他同名的由芙丝塔所生的幼子。

然后，君士坦丁一直耐心地等到323年，这才吞并了李锡尼的领地。他听凭果实成熟，再自动掉进手中。

在这关键的几年里，君士坦丁一直留心观察基督教怎样可以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所用。一旦他确信这个群体已经显著成长，已经发展出教阶制的清晰特点，一旦其宗教会议的奇特组织形式令他信服，一旦他认为整个当代基督教的特点可以为王权提供巨大的支持力量（他必须及时为它提供保证，因为这股力量已经开始要求皇帝提供保证了），他便意识到，他找到了一个反对李锡尼的绝对可靠的平台。在这段时间内，李锡尼却愚蠢地把理应发泄到君士坦丁身上的愤怒发泄到基督徒身上（319年以后），仿佛他们才应当为其敌人无情的权力贪欲受指责似的。如果他还有手段或者主观上想展开新一轮迫害，他至少应当和恐怖主义沆瀣一气，这样一来，原则冲突就会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但他只是把规模限定在把基督徒逐出朝廷，以及给基督徒带来一些小小的苦恼，无论如何这构成一种半迫害，因为基督徒的数量已经激增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各阶层的基督徒——从主教到最底层——现在自发形成了反对李锡尼、拥戴君士坦丁的舆论，而君士坦丁则用公开的挑拨来助长这种趋势。他对自己领土上的基督徒示以无可比拟的关爱，这必定让李锡尼领土上的基督徒更加痛苦。每一次宗教会议、每一次主教会议现在都变得越来越危险，因此李锡尼禁止了它们。每一次礼拜都受到怀疑，就好像是图谋颠覆的集会，李锡尼让男女分开集会，并且以室外空气比祈祷室内的空气更有益健康为由，把整个膜拜团体从城市驱逐到旷野。教士试图通过妇女影响男人，李锡尼遂命令，妇女从此以后只能从女教师那里接收宗教指导。他罢免了基督教官员，处死了一些有特别嫌疑的主教，推倒或关闭了一些教堂。“他并不知道，”尤西比乌斯叹息道，“祈祷者通常在这些教堂里向他献祭。他相信我们是在为君士坦丁祈祷。”实际上，李锡尼从未发布过与他早先时候的宽容敕令相抵触的总命令，阿里乌派信徒如尼科美底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仍然受他宠爱，直到最后关头依旧站在他的一边；但是他确实对基督徒干过没收财产、流放荒岛、发配矿山、剥夺各种公民权、卖为奴隶的事情，而这些都发生在很受人尊敬、很有教养之人身上。这位皇帝一度秉持宽容态度、一度认为让臣民捉摸不透他的个人信仰是十分有利的，但他最后完全转向异教，把自己交付给埃及的巫师、术士和祭司。他向梦境和神谕的阐释者咨询，其中有米利都的阿波罗，后者用两首危言耸听的六韵步诗行作答。最后尤西比乌斯描写道，他把最忠实的朋友和卫兵集合到一片布满神像的小树林里。在庄严的献祭之后，他发表讲话，大概的主旨是，即将到来的斗争会在旧的众神和新的外来上帝之间作出抉择。

是什么使李锡尼采取了这些绝望而愚蠢的举措呢？哪怕最简单的思考也会认为，他应该在讨好基督徒方面与君士坦丁展开竞争。显然，得知对手可怕的险恶用心后，他就丧失了耐心和理性，为自己先前竟然顺从了由如此无情的一个领导人所代表的基督徒而骂骂咧咧。进犯君士坦丁的领土在当时就像此前在314年那样不可能。据尤西比乌斯的说法，君士坦丁拿起武器，纯粹是出于对李锡尼领土上不幸臣民的同情，尤西比乌斯这样说是想再度美化他的主角，但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成李锡尼没有给他这样做提供一丁点政治口实。

大量哥特人突然跨过多瑙河，入侵李锡尼的领土。君士坦丁没有接到请求，就进军与哥特人作战，击退他们，并迫使他们丢下此前掠去的俘虏。但是李锡尼却抱怨这次行动侵犯了他的领土，只有一本晚期但非常重要的文摘提到这点，这就是所谓的来源不明的瓦勒希安努斯[12]。对于这个联系，我们必须注意著名的哥特人历史学家约丹尼斯说过的话：“哥特人经常受到（罗马皇帝的）邀请，比如君士坦丁就要求他们移民，并进攻他的妹夫李锡尼，后来他困在帖撒罗尼迦，又被剥夺了领地，他们就用征服者的剑杀了他。”任何一个留心观察君士坦丁的人都能了解或猜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可以怎样调和。至少，所谓的哥特人入侵直接预示了战争。

我们略过个别事件来看一看这最后一次争夺世界统治权的第二次阿克兴战役。夺取帖撒罗尼迦和其他希腊港口后（314年），君士坦丁的海军势力大大增强，集结了两百艘战舰；李锡尼控制着东海岸，拥有三百五十艘战舰。双方在其他武装力量上也基本势均力敌，君士坦丁共有十三万名士兵，李锡尼有十六万五千名士兵。自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时代以来，从未有如此庞大的两支军队出现在内战战场上。不过，君士坦丁有个巨大优势，他旗下有骁勇的伊利里亚行省的士兵。在阿德里亚堡，君士坦丁赢得首场胜利，三万五千人阵亡。然后在离赫勒斯滂海峡出海口不远处，克里斯普斯指挥的舰队击败由阿班图斯（阿曼杜斯）指挥的李锡尼舰队，接着，一次风暴彻底摧毁了李锡尼的舰队。李锡尼再也无法在欧洲立足，他从拜占廷跨海逃到查尔西顿，在此任命他的一位朝臣马提尼安努斯为恺撒。战役开始之际，这一步骤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戴克里先的方式及时指定继承人而不顾篡位者的抗议，这位合法的皇帝本可以在他的领地内保证有三到四名最可靠的将军为他效力。但现在，士气低落、反叛成风，一切都太晚了。

休整一段时间后，战斗重新开始。李锡尼仓促召回了当时驻扎在兰普萨库斯以防止敌军在赫勒斯滂海峡登陆的马提尼安努斯，让他去博斯普鲁斯海峡抵挡敌军主力，而君士坦丁已经成功跨越了这里。一场决定性的陆上大战在查尔西顿附近的克里索玻利斯展开，据说战斗结束后，李锡尼的十三万大军（其中还有哥特人）中只有三万人生还。沮丧的皇帝自己逃到尼科美底亚，在那里被迅速包围，而拜占廷和查尔西顿则向胜利者敞开大门。李锡尼的妻子和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来到大营谈判，君士坦丁立誓保证：不伤害她丈夫的性命。于是，这位普罗布斯和戴克里先的战友迈出城门，向征服者屈膝跪拜，并将紫袍铺在一边。他被押往帖撒罗尼迦，马提尼安努斯被押往卡帕多西亚。但是到了第二年（324年），君士坦丁发现最好还是处死他；“他有岳父马克西米安·赫丘利这个前车之鉴，怕李锡尼东山再起，造成帝国崩溃。”这种动机是不容否认的权宜之计，有了它，后人应该对像君士坦丁这样的性格没什么好多说的。然而，后来却有人编造谎言，说在帖撒罗尼迦有一个军事阴谋，想拥戴被罢黜的皇帝；如果这是真的，尤西比乌斯必定会有所评述。但是他却官气十足地省略了君士坦丁发伪誓的情节和其他所有详情，转而枯燥地评论道，上帝的敌人和他邪恶的顾问已经根据军法受到谴责和惩罚。有些情节是确凿的，老皇帝窒息而死，卫兵则砍倒了他的恺撒。关于李锡尼安努斯同样悲惨的命运，我们很快就会说到。

尤西比乌斯把这场战争美化为纯粹的不同原则之间的竞赛。李锡尼是上帝的敌人，并同上帝作战。相反，君士坦丁是在上帝最直接的保护下发动了战争，这种保护采用semeion（十字军旗）为可见的形式，士兵们把这一熟悉的崇拜物抬上了战场。出现了超凡的幽灵和众多精怪，它们穿越李锡尼的城市，行各种奇迹。尤西比乌斯并不狂热；他十分理解君士坦丁的世俗精神以及他对权力的冷酷可怕的贪欲，他无疑十分明白这次战争的真正起因。但他却是古代头号彻头彻尾不诚实的历史学家。他的策略在他自己的时代和整个中世纪赢得辉煌成功，这个策略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教会第一位伟大的保护者塑造成理想人物，让他成为后世统治者的典范。因此，我们失去了一幅天才人物的真实画像，此人不知道政治中有什么道德顾虑，并只用政治权宜的眼光考虑宗教问题。我们下文会看到，他在战后发现，跟基督徒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是可取的，于是基督教被提升到国家宗教的地位。但君士坦丁比尤西比乌斯诚实；他允许人们知道这些事，而不是去积极阻挠。至于他的个人信仰，他为臣民规定的明确信仰就像拿破仑在其宗教协定中规定的一样少。

充当基督徒，这在他真是太放肆了。就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后不久，他突然将他在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出类拔萃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即拉克坦提乌斯的学生，处死于伊斯特利亚[13]的波拉（326年）。不久又把妻子芙丝塔，即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溺死在她的浴缸里。十一岁的李锡尼安努斯也遭杀害，显然与克里斯普斯的被杀同时。芙丝塔是否勾引了她的继子，或者她用什么手法在他父亲面前中伤他，或者是否只是为了她亲生儿子的地位提升，再或者是否年迈的海伦娜对爱孙之死的痛惜促使君士坦丁去谋杀妻子——这些都是悬案。但那些可怕事情不仅仅是家庭风波，还具有政治含义，这一点可以从李锡尼安努斯也在牺牲品之列推断出来。人们经常把这个故事与腓力二世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但真正可以与之相比的是苏莱曼大帝和他高贵的儿子穆斯塔法，后者死于洛克塞拉娜[14]的阴谋。世袭的规则使“苏丹制”不可避免地作为它的补充出现；也就是说，置身于兄弟、儿子、叔伯、侄甥之中，统治者不会感到片刻安全，因为这些人有朝一日就可成为皇位继承人，除非他随时准备诉诸方便的绞杀和其他类似方式。在这方面，君士坦丁开了个头；我们会看到他的儿子们是怎样效仿的。

这些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斯——此时已经晋升为恺撒。在父亲除掉母亲、外祖父、舅舅马克森提乌斯、同父异母的哥哥之后，赫丘利家族血脉中的皇位争夺者增加了。诅咒的种子注定会芜生蔓长。

我们暂且略过拜占廷升级为君士坦丁的城市和世界首都的过程。从逻辑上说，君士坦丁需要有一处住所，可以摆脱以前的琐事，可以占有并支配一切，可以把这里作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中心。如果没有这些特别需要，他会平静地居住在尼科美底亚。这次迁都是他整个统治中最有意识、最有目的的一个举动。

君士坦丁最后一个重大政治决定是分割帝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难解释的了。

君士坦丁的兄弟中，达尔马提乌斯有两个儿子：达尔马提乌斯和汉尼拔里安；朱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也有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伽卢斯和后世称为背教者的朱利安。在死前两年，君士坦丁从四个侄子中提拔已经担任过执政官（333年）的达尔马提乌斯为恺撒（335年）。此前，君士坦丁已让达尔马提乌斯的父亲老达尔马提乌斯显赫，用监察官的模糊头衔把他派到重要但也许危险的安提阿（332年），去视察并安抚这个东部的旧都；一代人以后，君士坦提乌斯将把伽卢斯派到同一个地方。后来，老达尔马提乌斯甚至以帝王的架势被委派去卡帕多西亚。同一年，他的同名儿子受封为恺撒，可能正是他成功镇压了塞浦路斯的一次起义，帝国驼队指挥官卡洛凯鲁斯在那里僭越称帝。小达尔马提乌斯亲手在大数把他“像奴隶和盗贼一样”活活烧死。

不久，仍然在335年，即君士坦丁死前两年，出现了对帝国的划分，君士坦丁二世得到祖父克罗鲁斯的土地，即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获得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君士坦斯获得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而黑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之间整片广袤的土地，即色雷斯、马其顿、伊利里亚和亚该亚（连同希腊），归君士坦丁的侄子达尔马提乌斯。甚至连达尔马提乌斯那位乏善可陈的弟弟汉尼拔里安，也获得了对亚美尼亚、本都以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虽说我们不知道他是无条件地统治这些地方，还是得听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此前或此后，汉尼拔里安还娶君士坦提娅为妻，她是君士坦丁的女儿和共同继承人的姐姐。这种帝国划分在当时无疑是众所周知的。然其正确内容只见于第二个奥里略·维克多的记述，其他作家要么歪曲了它，要么像尤西比乌斯那样不露声色地忽略过去。

第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成千上万人为统一而流血后，君士坦丁还要分割帝国？其次，把中央地区包括新首都交给侄子而不是儿子，不禁令人惊讶。答案可能在于儿子的品行。尤西比乌斯曾在书中动情地讲到他们的教育，说他们敬畏上帝，具有统治者应有的美德，这点我们不久还会提到。但他们其实是一帮堕落的家伙，既无是非之心，又无信仰。如果父亲指定其中一人为单独的继承者，那么等到他老人家一闭眼，谋杀其他兄弟和亲人将不可避免；要是突然没了赫丘利家族和君士坦丁家族的人，等待帝国的会是什么？为了王朝存续，君士坦丁被迫划分帝国。毫无疑问，他预见到儿子们争夺王位的战争，但还是希望，在三到五家皇亲国戚中能有一位具有他血统的继承人幸存下来，只要他们还有时间生出新王子来。君士坦丁在自己依然健在的时候就把儿子们分派到各个行省，这并非毫无道理。

他把整个伊利里亚—希腊半岛连同君士坦丁堡赐予侄子，或许可以用这个事实解释，即帝国的这颗珍珠如果掌握在三个儿子中的一人手里——后来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他定然不可避免地招致强烈的嫉妒。现在，达尔马提乌斯被放到非常困难和危险的地位上。但防御资源和危险程度成正比。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伊利里亚及其将军和士兵，就可以挑战帝国余下的所有部分。

最后，汉尼拔里安接受赠予看起来只是沾了哥哥的光。我们无法更准确地评判为什么专门派他前往小亚细亚的北部边境。

这是君士坦丁生平最晦暗不明的一页，对此加以解释并分析其动机的上述尝试也许不为人接受，因为它假设皇室内部是如此反常地充满敌意。但我相信，我并没有异想天开。

伟大的君士坦丁“迫害了最亲近的人，先杀掉儿子与外甥，再杀掉妻子，接着去杀许多朋友”，也许身边惟一能与他保持良好关系的人是母亲海伦娜。不管她在克罗鲁斯身边地位如何，以东方观点来看，她生下统治者就足以具有合法性。据说君士坦丁总能听进她的劝告。她晚年刻意以官方授予的荣誉身份从事慈善事业，进行虔诚的朝圣，并建造教堂。她终年八十岁，显然在儿子死前不久去世。为纪念她，比提尼亚的德雷帕努姆被命名为海伦娜堡。

在准备抵御波斯王沙普尔二世的战争之时，君士坦丁本人已病入膏肓。直到此刻，他才让海伦娜堡的殉教者教堂接收他为慕道友，接着来到尼科美底亚附近的阿基罗纳别墅，在这里接收洗礼，并于337年圣灵降临节的最后一天死去。

士兵把他的尸体抬到君士坦丁堡，然后以隆重仪式安放在宫殿的一座大厅里，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故事从军人的嚎啕恸哭开始。士兵撕破衣服哭泣，军官哀叹从此成了孤儿。这种哀伤肯定深切真诚，特别是在日耳曼卫兵中间，他们认为自己与皇帝的关系属于私人忠诚。死者生前是伟大的将军，爱兵如子；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但在继承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悲伤的军人就成了负责善后安排的权威；比如，他们决定，下葬皇帝必须等一个儿子到达后再进行。“军官（尤其是军团司令或保民官）同时派出许多可靠忠诚的人去向恺撒报丧。仿佛受到上苍启示似的，整个军队的思想高度一致，都认识到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成为继承人。因此他们认为皇子不应当再称为恺撒，而应当叫做奥古斯都。军队互相之间以书信传达意见，同时也使各地知道了军队的和谐一致。”这就是尤西比乌斯觉得有必要说的一切。

但达尔马提乌斯在哪里？尸体停放在帝国境内他的地盘和他的首都，士兵也受他控制；为什么当士兵剥夺他统治帝国的权力的时候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呢？相反，君士坦提乌斯匆忙赶到君士坦丁堡，然后领着肃穆的送葬队列从宫廷前往使徒教堂。君士坦丁是否给过侄子比他实际拥有的决定权更多的权力呢？或者君士坦丁是否设下阴谋，防止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呢？我们无从知晓。也许他立即遭到逮捕，也许受骗在一段时间里象征性地参与政府事务。但是几个月后就发生了政变（338年），某些作家徒劳地试图为君士坦提乌斯开脱，说他赦免而非指挥了这次政变。士兵或者其他刺客首先处死君士坦丁大帝的兄弟朱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他的孩子伽卢斯和朱利安则保住性命，因为前者病得很重，而后者太年幼。接下来，达尔马提乌斯和帕特里奇乌斯·奥帕塔图斯被谋杀，然后是权倾一时的前禁卫军长阿布拉维乌斯，最后汉尼拔里安也被谋杀。宣称士兵不认可除君士坦丁儿子之外的任何人，不过是遁词罢了；诚然，尤其对日耳曼人来说，直接继承最容易理解，但他们决不会在没有得到相当鼓动的情况下如此极端行事。针对轻信者还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君士坦丁大帝其实是被他兄弟派人毒死的，但他觉察出这一罪行，遂在最后一份遗嘱中嘱咐几个儿子赶快来一个为他报仇。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简单的故事了。

更详细地描述最高皇权后来的命运及其分裂，已超出我们目前讨论的范围。君士坦丁已经通过新的国家和教会组织极大加强了皇权，因此他的儿子们可以为所欲为，直至吃光老本，就好比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可以把兄弟间的战争持续超过一代人，直到查理曼的影子失去魔力为止，两段历史何其相似乃尔。他们第一次争吵自然是为了达尔马提乌斯的遗产，特别是对色雷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占有权。补偿问题与遗产处置相联系，特别是君士坦斯要求分享对阿非利加和意大利的统治，这导致战争（340年），君士坦丁二世死于这次战争，他的王朝彻底覆灭。若非君士坦提乌斯在东部被波斯战争拖住，获胜的君士坦斯现在必须与他分享战果。但君士坦斯的随从也看到这点，这些随从大多是日耳曼雇佣兵，君士坦斯由于自己的罪行而感到呆在他们中间比呆在罗马人中间更安全。抱着东部的皇帝无论西部和阿非利加发生什么都不会横加干涉的想法，朱庇特和赫丘利部队[15]的指挥官法兰克人马格嫩提乌斯斗胆穿上紫色皇袍，突然出现在奥顿的一次宴会上（350年）。他本打算在君士坦斯狩猎时抓住他，但君士坦斯及时得到告密。然而，他发现自己突然被士兵和百姓抛弃了，别无选择，只能逃跑。以法兰克人盖索为首的刺客在比利牛斯山追上了他。

整个西部一旦落入马格嫩提乌斯之手，多瑙河上的卫戍部队也认为自己有权篡位，他们推举出一位名叫维特兰尼奥的老将军。为了给这个故事增添喜剧成分，君士坦丁大帝的外甥、他的妹妹尤特洛皮娅所生的尼波提安努斯也在罗马称帝；但是，这个不幸的皇亲虽然希望重演马克森提乌斯的角色，却没有像马克森提乌斯那样得到禁卫军的支持，结果被马格嫩提乌斯派出的军队轻而易举地除掉。不过，对于君士坦提乌斯，所有人都估计错了；他中断了波斯战争，全力以赴镇压帝国境内的叛乱。根据左西莫斯的重要报告，君士坦提乌斯同样有能力鼓动士兵为王朝而战，以致他的士兵高喊着要把伪皇帝们从世界上消灭。不管怎样，君士坦提乌斯在这个时候显示出技巧和决心。他与维特兰尼奥僵持了一段时间，最终靠自己的沉着冷静征服了对手。随后，他用帝国内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消灭了马格嫩提乌斯。这场战争有个后果：一群卑鄙的暗探和告密者被散布到整个西部，以迫害拥护过篡位者的人。然而，尽管取得巨大成功，这位胜利者必定还是受到内心折磨，开始为帝国的未来坐卧不安。军队里这时不再有什么“伪”统治者，但君士坦提乌斯怀疑起自己真正的亲属，对其中很多人恨之入骨，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与尤西比娅的婚姻没有子嗣，因此不受限制的“苏丹制”在实行两代人以后，这位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又回到戴克里先那里，被迫采取收养制度。他有一个姐姐君士坦提娅（或君士坦提娜），是被谋杀的汉尼拔里安的遗孀，后来又自愿答应嫁给维特兰尼奥以骗取信任。当问题变成要除去皇室最后幸存的一支，也就是除去338年被谋杀的朱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儿子的时候，君士坦提娅就嫁给其中的年长者伽卢斯；尽管她死在他被谋杀之前，但她无疑要为他随后死于非命负一定责任。现在只剩下伽卢斯的弟弟朱利安幸存下来，当帝国把他看作高卢人的救星和对日耳曼人战争的胜利者的时候，那位堂兄留给他的选择只有两条：要么死亡，要么篡夺皇位。但君士坦提乌斯在内战一触即发的节骨眼上去世了，于是朱利安受到普遍认可。他令人难忘地统治了两年，随着他死去，君士坦丁的世系就终结了，因为朱利安的婚姻没有子嗣。

接下来继承皇位的约维安家族和瓦伦提尼安家族，就像3世纪的大部分皇帝一样，都是由军队扶植起来的。但世袭原则如此深入人心，以致人们从此不惜一切代价要恢复和维持它。随后的瓦伦提尼安王朝和狄奥多西王朝都是通过联姻而与它挂上钩的，两者至少避免了苏丹制的家庭谋杀。从4世纪中叶到5世纪中叶，尽管皇位确曾多次被觊觎者争夺，并受到各种压力的影响，但从法律的观点来看，皇位继承皆毫无疑义。将军（大多数是日耳曼人）的信仰和基督徒基于旧约的信仰结合起来，给世袭权利带来迟到的胜利。在整个拜占廷时期，尽管因为苏丹制和禁卫军专权而时有中断，世袭权的价值却得以保留，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出新的、有时颇为持久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