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政府与军队；君士坦丁堡、罗马、雅典与耶路撒冷

第十章　宫廷、政府与军队；君士坦丁堡、罗马、雅典与耶路撒冷

君士坦丁常常说：“当皇帝乃命中注定，但假如命运的力量已经将统治重担责无旁贷地强加给某人，那么他必须力争显得无愧于最高权力。”

综合各方面考虑，君士坦丁其实比任何同代人和同僚更适合当统治者，尽管他滥用起权力来有时也显得很可怕。没有人质疑他有资格获得“大帝”头衔，虽说溜须拍马者代不乏人，但拥有这个头衔的人却屈指可数。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作家无节制的赞美并非决定因素；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反而是君士坦丁对罗马世界施加的强大影响。这个世界先是被他征服，再顺从于一种新宗教，并且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重新组织起来。才能的如此展现让罗马人有充分理由称他为“大帝”，即便他做的一切都可以被证实为有害。倘若生在一个没这么非凡的时代，君士坦丁就算具备同等天赋，也很难获得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会不得不满足于获得普罗布斯或奥勒良那样的名声。但正如他自己所言，由于“命运的力量”将他置于两个世界纪元的边界之上，又赐予了很长的在位期，他的统治才干才有可能呈现得如此丰富多彩。

但眼前的任务不是复述他的生平；我们也不用理会中世纪流行的那个纯属虚构的英雄形象，比方说，他所谓的在罗马接受西尔维斯特教皇的洗礼，他将意大利作为礼物赠给教皇等等。正如前面章节只对他同王权和教会的关系作了必要勾勒一样，他统治的其他方面亦可只作简单交代。至于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历史评判无论怎样都不会统一，甚至事实本身也常常有争议。

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宫廷礼仪和宫廷要职的完善发展方面。所谓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是一份关于宫廷和国家的列表，来自5世纪初，它列举了一套详尽的宫廷和国家的分级官阶，其形式定然大部分来自君士坦丁，尽管事实已不可考。不过，许多宫廷要职肯定在戴克里先统治期间，甚或在早得多的哈德良时期就已经出现。由于我们没有这一过程的详细记载，这份清单中的一个方面看上去令人惊讶：专制统治在展示排场的同时又显得一本正经。在我们原本预计只会看到“皇帝的”字眼的地方，却出现了形容词sacer（神圣的）；例如，好些头衔中提到的sacrum cubiculum（神圣的内殿），指的就是“皇帝的内殿”，等等。不过，为了得到定论和确切的宫廷仪式，我们理应了解众多官职中，哪些需要真正到任，哪些只是徒有虚名。即便在今天，有的宫廷实际上规模不大，靠精打细算度日，但还是分封了过多荣誉头衔。

罗马世界当时是如何对这些作为地位象征的头衔司空见惯的，这可以从一些常见的荣誉称号中一窥端倪，如illuster（显赫的）、spectabilis（非凡的）、honoratus（可敬的）、clarissimus（最杰出的）、perfectissimus（最完美的）、egregius（更辉煌的）[1]。还有一些称谓，如amplitudo（伟大）、celsitudo（崇高）、magnitudo（慷慨）、magnificentia（庄严）、prudentia（明智）等等，则部分属于某些官职的固有特权。这些革新的意义在说到戴克里先时已简要提及；在此我们同样可以推断，统治者与其说是出于一时冲动而实施革新，不如说只是在确认从时代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惯例，并将之提炼为形式与规则。君士坦丁其实充分意识到这些革新的性质；“他发明了各种名誉头衔”，尤西比乌斯说，“以便优待尽可能多的人。”

此外，常常运用和扩展廷臣的特权，必然会逐渐产生新的世袭贵族。他们不仅逃脱了整个压迫性的税收体系和自治市的困苦窘迫，进入更高贵体面、改头换面的领域，还可以不受普通百姓难以避免的calumnias（诬告罪）的伤害。他们的特权不仅自己享有，还可延及子孙，即使退休了，依然有效。元老世家已经是享有世袭免税权的贵族阶层；现在一切表明，由廷臣（palatini）和高级官员构成的第二个贵族阶层出现了。

但至少就君士坦丁本人而言，他有能力协调好这些事物。他的宫廷是非常滑的地板，任何人站在上面，必须谨防跌跤。皇帝身边有一群“朋友”、“知己”、“心腹”，他们的头衔形形色色。他不属于矜持内向、沉默寡言的专制君主。在不断“阅读、写作和思考”的同时，他还感到有必要拥有豪爽开朗的性情。但这并不排斥极端的反复无常和老奸巨猾。在这方面，他的某些特征奇妙地融合了忠实与欺骗、好交际的合群与诡诈的利己；在君士坦丁这类专制统治者身上，后一方面特征通常被包裹在“国家理性”的外衣之下。因此我们看见，君士坦丁先是怎样提拔“朋友”，让他们富有，甚至允许他们侵吞国库——这种弊政就连尤西比乌斯也为之深深叹息，并被阿米亚努斯当作帝国的毒瘤。但接着，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必定常常震动了整个宫廷；“朋友”遭处决，（我们大胆地断言）他们的财产被充公。或许上文提到的皇帝的那些说教是警告预示，甚至是近在眼前的定罪预告；小心谨慎之人会接受警告。即使在谈话中，君士坦丁也是讥讽多于和善的（irrisor potius quam blandus）。325年公布的法律，语气尤其咄咄逼人：“任何人，无论来自何地、处于何种社会地位或等级，只要有把握证实朕的任何一位法官、高级官员、朋友或廷臣的不轨不公之举，皆可前来向朕申诉，而无需害怕；朕会亲自聆听和调查他的诉状，若情况属实，朕将亲自报复……；朕将向原先以伪善的无辜欺骗朕的人复仇。但谁提供消息和证据，朕将以要职和财产嘉奖。因此，愿至高无上的神明始终恩典朕，为了国家的福祉与繁荣保佑朕。”是否有人留意这份暴烈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整个宫廷内部的历史隐没在黑暗之中。不管怎样，情况没有获得改善；甚至在君士坦丁生命的最后十年，有人还因为他无节制的铺张浪费而嘲笑他是“孤儿”（pupillus），意即他需要一个法定监护人。整个局势中有令人困惑不解之处。在此，我们看到一位不知疲倦、精力旺盛的独裁者，他决不允许宠臣当朝，但却容忍甚至鼓动这类事态发展，然后突然以可怕的惩罚中止它，接着不时为自己的轻率懊悔，再为被他处决的人建造雕像，就像曾经发生在被谋杀的克里斯普斯身上那样。对于这一举动，我们感到要么出自精心策划，要么出自冲动无常的个性。我们对君士坦丁所知甚少，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而情愿认为两种动机皆有，如同上文表明的。一个人只要务实一点，并有一定想象力，即可根据关于克里斯普斯、海伦娜、禁卫军长阿布拉维乌斯、篡位者卡洛凯鲁斯和当然继承人达尔马提乌斯的零星传闻，轻而易举地创作出一部宫廷传奇。这部传奇很可能非常有趣，但从头到尾没有一点真实。不管怎样，人们普遍确信，他在最后十年里再也不是早年那个精力充沛的君士坦丁了。在儿子们的统治下，宫廷彻底腐化堕落，阿米亚努斯为此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证据。

至于肯定与宫廷其他事务紧密相关的财政状况，在此略过，因为缺乏基本资料。譬如，我们不知道君士坦丁推行的新税从整体上说是善举还是负担。罗马帝国资产负债表的真相至今是个谜，这一时期的也不例外。正如已经注意到的，君士坦丁所继承的体制里有许多毛病。在可能由他添加或发展的因素中，国家垄断了大批工业部门并通过农奴榨取利润，这点绝对有害。但我们切莫忘记，现代经济理论只是近来才否定了这些以及类似的沉重压迫。征税方式，尤其是地方市议会成员所担负的地区税收之责（参看边页码第65页），也许比国家本身的贪婪还要糟糕。君士坦丁的一系列法律展现出，人们是通过怎样绝望的手段来逃避担任市议会成员的——同女奴结婚，逃进军队，升入元老院，迁移到催逼没那么严重的城市，隐姓埋名地生活，后来干脆逃往野蛮人那里。在短期内，成为教士阶层的一员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教士人数的激增导致了突然的禁令。国家成天忙于杜绝对税收责任的规避。随着地方上的基督教会被授予市政财产，地方萧条更加严重了，至少在某些例子中肯定如此。

对于帝国的新划分，这里也只能一笔带过。现在，戴克里先的十二个大区（dioceses）和一百多个行省被组合成四大辖区（prefectures）。如果粗浅地考虑，可以同时举出多个理由来赞成与反对这一划分。在具体情况下，这些理由是否真正符合君士坦丁的动机，则另当别论；他推行如此大的变革，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没来由的革新欲望。可以想象，这一划分必然使官员数量大大增加，但我们无法轻易洞悉这一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无用并带有压迫性的。只要对这些官员的职责、行为与报酬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只要不知道其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我们就没有充分根据对这一问题作出评判。许多有权有势的官员在君士坦丁时代很可能邪恶而腐败，与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没什么两样。

然而，非常清楚和最重要的是，民事权和军事权分离了。原来的Praefecti Praetorio（禁卫军长）以前还是首席大臣并时常支配皇帝，不错，他们是保留了头衔，但从今往后只是四大辖区——东方、伊利里亚、意大利和高卢——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一头衔的重要性完全改变了。就军事事务而言，如今有两位高级将领，magister equitum（骑兵长）与magister peditum（步兵长）。出现两位将领且他们的职责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骑兵和步兵划分，这个事实展现了隐藏在变革背后的深层意图；只要没有另外一人响应，任何篡位的念头都将困难重重或徒劳无功。将民事和军事管理全面分开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诸如代执政官（proconsul）、代大法官（propraetor）、指挥官（rector）等危险的行省高官，过去在自己统治区域内握有军事指挥权，只与手下的副官（legate）分享，如今他们不再让统治者忧虑了。就帝国命运而言，假如君士坦丁家族没有用家族内部的暴行来取代已经停止的将军篡位的话，那么这一分离的效果将会更加显著。

从军事事务本身来考虑，普遍认为，尽管皇帝的军事天赋毋庸置疑，但君士坦丁的统治标志着退步而非进步。解散禁卫军却是例外，这从戴克里先时期就开始了，在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最终完成；这件事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帝国没有禁卫军不会有什么大损失，这些人作为个人是英勇的，作为政治力量却有害。新的卫队顺理成章地组建起来，这就是palatini（皇家卫队）。剩下的军队以前归在军团、辅助军等名称下，现在显然按照营盘被划分成comitatenses（野战军）和pseudocomitatenses（边防军）[2]，前者驻扎在内陆城市中，后者主要由驻扎在边境上和边境要塞中的部队组成。异教徒左西莫斯彻底清算了君士坦丁的过错，以此结束对他的生平的记述，他尖锐批评驻扎在大城市里的野战军，理由是边境上的防卫被剥去一半，以致向蛮族大开门户，而城市受到不必要的痛苦压榨，军人自己却学会从剧场和锦衣玉食中找寻乐趣。他接下去说，在戴克里先统治下，帝国的防守截然不同，所有部队驻扎在边境上，因此任何蛮族进攻都可及时击退。对于这一指责的正当性，既不能无条件接受，也不能无条件否认。也许大城市同样需要防卫。君士坦丁在晚年是否真的如此好逸恶劳，以致他和军队在区区几百个泰法勒人面前逃之夭夭，像这位作家报道的那样，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至少，在去世前不久，他还为针对波斯人的战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罗马军队日益蛮族化，这是内陆地区人口减少，以及作为补救措施而实施的蛮族定居境内的必然后果。此外，因为招募雇佣军，边境外的自由人也一定被夺走他们当中最尚武的年轻人。法兰克人定然尤其在军队中占据重要位置；至少后来在君士坦丁王朝的统治下，宫廷中能够听见法兰克军官的声音。保全国家优先于保全罗马的民族性；即便在民族问题上，当时可能仍然希望，合并进来的蛮族因素能够逐渐被控制和同化，就像在共和国和帝国初期的早期征服中曾经出现的那样。

君士坦丁是否真的偏爱蛮族人，又在何种意义上偏爱，这些是无法确定的。人们指责他是首位任命野蛮人为执政官的皇帝，但缺乏详细证据。在他统治期间，执政官记录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出罗马本地贵族的姓名——除了皇室人物频繁出现之外。他的确将国家的其他要职授予蛮族，可以确信，这些绝不是他最糟糕的任命。在战场上，他从手下获胜士兵那里赎取被俘的敌方的蛮族士兵，人数达数千人之多。可以设想，他曾大胆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即用蛮族来充实衰竭的罗马帝国，甚至将他们变为一个统治阶层，而他依然高高在上地控制着最高权力；我们自然别指望获得有关这点的明确声明。不过，对罗马本质特性最强有力的否定，并不体现在与非罗马人的关系中，而在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新罗马的建立。我们现在必须来谈谈这个新罗马。

在当时的环境下，建造一座新都的目的何在？

它牵涉到的远不止君主驻地的改变。时人可以预见，皇帝住处将频繁更换，这种情况要持续很长时期，取决于几个边境上处于和平还是战争状态。即便非同寻常的休战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占据上风，但4世纪他的继任者事实上几乎使用不到新首都及其壮观建筑。此外，假如仅仅改变驻地，将会产生大不相同的一面；君士坦丁可以像戴克里先在尼科美底亚做得那样，在拜占廷建造一座新宫殿，并将这座城市装饰一新，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筑起防御工事，然后将它留给继任者，再到其他地方做一些类似的事。如果是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中央政府凭借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而获得军事安全保障。

然而，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君士坦丁最深层的政治谋划，整个选址问题变得极其复杂。他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以重建帝国统一，然后自己又不可思议地将之分割。在为新首都奠基时，他是否已经拿定主意？我们永远不得而知。这位世界统治者无法操纵和确保自己王朝的命运，因为这里的人都残暴不仁。帝国和君士坦丁堡最终会由谁来继承？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

地理位置的考虑通常被当作首要因素，但绝不能估计过高。比起罗马来，拜占廷确实离受到威胁的边境近许多，可以在此充分监视多瑙河与本都的哥特人和波斯人。但就算对他们的战役获得全胜，也不意味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从而可以把遥远的莱茵河边境视为坚不可摧的屏障。此外，严格讲，这个首都是否处在帝国最危险的地区之内，即处在哥特人的船队就在几十年前还在从事海盗勾当的那个地区，也是一个问题。不错，这个城市现在得到如此加固，以致在九个世纪里，尽管侵略者掀起阵阵攻势，但都被它的城墙挡了回来。

除了易守难攻的军事位置，拜占廷的地理重要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让我们回想一下所谓的“伊利里亚三角”，即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大块陆地，在公元3世纪扮演的角色。它的将军和士兵拯救并统治了帝国，君士坦丁家族也来自这里。这个三角如今可以要求皇室驻地就放在这里，于是君士坦丁堡首先被确定，成为伊利里亚的无上荣耀。这种解释得到索纳拉斯一段记载的证实，他告诉我们，君士坦丁原先考虑过一个深陷内陆的城市，即萨蒂加（今保加利亚境内的索菲亚）；只有考虑到帝国境内某一特权民族，才会做此提议。

但君士坦丁堡无论坐落在哪里，都不仅仅是皇帝的住所，也展现了国家、宗教和生活的新面貌。其建造者无疑充分意识到这点，他必须选择一个不受传统羁绊的中立点。无论配不配，历史已经给他的功绩盖上伟大印记；在这座“君士坦丁的城市”里，历史发展出将教会与政治融为一体的独特精神，以及独树一帜的文化，即拜占廷文化，无论人们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世界潮流。其顶峰是专制主义，它随着教会统治和世俗统治合为一体而得到无限巩固；它强行用正统观念取代了道德规范；用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代替了对自然本能恣意忘情的抒发；面对专制主义，出现了假扮贫穷的贪婪和深藏不露的狡诈；至于宗教艺术和宗教文学，则不断重复陈旧主题，顽固得简直难以置信——总而言之，其大部分特征让人想起埃及宗教，它最大的特色与埃及宗教一样，那就是经久不衰。但我们还是不牵扯后来的历史观察，而只涉及初始阶段。

人们认为，君士坦丁对罗马抱有确定无疑的厌恶，罗马人也以抗议君士坦丁之无视异教仪式来挑起或者回报这种厌恶。但这种解释站不住脚。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人们就已清楚认识到，罗马不再适合作为皇帝住处，帝国也有分割的必要。对罗马极为不利的是，像马克森提乌斯这样的过渡性统治显示出，当皇帝们远在东部和北部之时，如果滥用世界霸主这一高贵而悠久的名称，将会带来多大的危险；但在禁卫军解散之后，君士坦丁知道再也不必担心那里会出现严重事端了。也不再有人真的指望他会住在罗马。帝国最高事务的中心早已迁往戴克里先的办公地，因此通常在尼科美底亚。后来，像东部的李锡尼那样，统治西部的君士坦丁只是定期造访罗马，而主要逗留在高卢和军队驻地。但也许在打败李锡尼之后，他没有理由拒绝东部（不包括伊利里亚的特殊要求）享有建都的特权，正如他似乎在其他重大事务上也顺其自然一样。或许，伴随李锡尼垮台而产生的不为人知的个性发展，也是他作此选择的一个因素。

最后，渴望大兴土木是许多伟大君主最突出的天性之一，而君士坦丁酷爱此道。就权力的外在象征而言，没有什么比令人过目难忘的建筑更牢固的了。此外，以巨大投资迅速完工的建筑，本身就是这位统治者富有想象力的外在表现，在和平时期还是对其他活动的替代。对君士坦丁来说，一座新城可以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典范和榜样。

新城动工之前经历了种种非同寻常的决定和磨难。除了萨蒂加，皇帝还留意过帖撒罗尼迦，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靠亚细亚这边的查尔西顿。不过，最早的决议是除古代特洛伊地区之外不作他想，埃涅阿斯当年正是从这里迁徙到拉丁姆，由此开始了罗马城的建造。较之于怀有类似打算的恺撒与奥古斯都，君士坦丁身上同样找不到思古之幽情。当然，具有一定异教迷信的基础是一个考虑因素，我们已经看到这位皇帝无法不考虑这些因素。伊利乌姆[3]是罗马人神圣而古老的居住地；通过一些我们再也无从知晓的神谕，罗马人得到指示，有朝一日把他们的统治处所重新迁回伊利乌姆。君士坦丁亲自前往这一著名战场，人们千年以来一直在此向荷马笔下英雄的坟冢献祭；在埃阿斯[4]墓前，即当年希腊人露营处，君士坦丁亲自为未来城市的轮廓作记号。城门建好后，一天夜里，上帝向他显身，建议另选一处地址，这才选定拜占廷。一个世纪以后，途径特洛伊的航海者仍能看见君士坦丁留下的未完工的建筑。如果读者想从这件事中看到皇帝身上异教和基督教成分之间的冲突，无人可以驳斥这种想法。可以料想，当君士坦丁专心致志于本质上是异教的仪式和神谕时，宫廷教士已经动用了一切反对手段，蓄势待发。

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也不是一帆风顺，没有受到类似干涉。对此，索纳拉斯和凯德兰努斯[5]会反驳，老鹰从查尔西顿抓取测量卷尺和建筑石块，又飞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把它们运到拜占廷来新修建筑；好几个相似的细节说明，当时的人需要赋予重大事件以神奇内涵。为了帝国的异教民众，君士坦丁不得不沉溺于迷信，显然他自己无法完全摆脱它。他本人就这件事的表态是一神论的，但意思含糊暧昧：“我们已经遵照上帝之命，赋予这座城市一个永恒的名字。”这个永恒的名字是什么？显然不是“君士坦丁堡”，或许甚至不是“新罗马”，而是“Flora”或“Anthusa”，意为“繁盛的”，这是祭司用来称呼罗马的神秘名称。但指定这个名称的上帝几乎不可能是基督徒的上帝。后来的编年史为皇帝穿凿附会的梦境——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向他讨要衣物——也不带任何基督教特征。

西墙在11月4日正式奠基，年代是第276个奥林匹克周期的第一年，即公元326年，当时太阳位于人马座，但由巨蟹座决定时间。就在前不久，众望所归的继承人遭处决，皇后或许也被处死[6]。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君士坦丁同新柏拉图主义者索帕特（参看边页码第292页）过从甚密，我们还发现索帕特作为telestes（施法术者）出现在奠基仪式上；也就是说，他做了某些象征性举动，旨在通过巫术保佑新城的命运。除索帕特以外，史料还提到祭司普瑞泰克斯塔图斯，他显然是来自罗马的祭司。稍后有传言说，在君士坦丁堡广场支撑这位建城者雕像的斑岩柱下，放着他从罗马窃取来的帕拉斯神像。这才是真正的telesma（法术），就像古代为了防止瘟疫和祈求好运常常实施的那些；譬如，泰安纳的阿波罗尼乌斯以前就在拜占廷利用这类手法，防止里库斯河泛滥，消灭传播瘟疫的跳蚤蚊子、马身上的蠓蚋以及类似的害虫。

拜占士[7]的城如今不再为此类鸡毛蒜皮之事牵肠挂肚，而是放眼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命运。现在，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兴趣高涨，许多古老的神话和神谕经过重新解释与这里联系起来，一切似乎充分预示了即将实现的伟大未来。拜占廷以前就引起世人瞩目，因为它曾在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和伽列努斯统治下遭受浩劫，在英勇防卫前者时所遭的罪尤其严重[8]，但两次它都精力充沛地恢复过来。如今，它被指定为世界的主人。

我们不打算描绘这座古城或新城。这项壮举中那些有君士坦丁自己风格的细节，才需要简单提一提。

他亲自手持长矛，指出环绕城墙的轮廓。有关当时情形的一个传说或许包含了真实的内核。随从发现他走得太远了，其中一人斗胆问：“还有多远，陛下？”他回答，“直到走在我前面的人停下为止”，仿佛看见某位神灵在前面领路似的。不难想见，他发现这种回答很管用，如果其他人相信或者假装相信这类怪力乱神的话。我们无法确定余下的仪式是否仅仅重复了罗马城奠基典礼上出现的仪式，普鲁塔克在《罗慕路斯传》第11章中描绘了后者。

将近4年之后，在公元330年5月11日，紧接着卷土重来的盛大仪式与奢侈铺张的竞技比赛，举行了新都落成典礼，它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有关君士坦丁把此城献给圣母马利亚的说法肯定系后人杜撰。应该说，他首先将它献给自己和自己的荣耀。这座城市的名称和它的一砖一瓦让人想起他的名字，许多宏伟的纪念建筑是特地献给他的，但这些对他来说还不够；在每年纪念城市落成这天，一座表现他右手托举城市守护神命运女神（Tyche）的巨大镀金雕像，会由一支手持火炬的队伍护送，庄严地穿过圆形竞技场，这时，在位恺撒需要从座位上起身，在君士坦丁和命运女神的像前拜倒。民众逐渐开始膜拜上文提及的、带有君士坦丁巨型雕像的斑岩柱，在前面点蜡、烧香和立誓，对此谁能阻止呢？阿里乌派的菲洛斯托吉乌斯[9]不顾所有抗议，还是为此谴责基督徒，他很可能是对的；因为，在这位世界的主宰以这种榜样来指明道路的地方，基督徒和异教徒无须迟疑，都去神化他，甚至在他尚在世的时候。

同样精神还体现在新城在接纳被强行迁来的人口和被赐予特权的方式中。它要与罗马平起平坐，这点被理解得相当表面，因此，它获得同样的制度、官员和特权；它甚至也拥有七座山丘，像罗马在台伯河沿岸拥有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有元老院，即便没人知道原因；宫廷最多需要一些充当仪仗队的群众演员。少数罗马元老确实因为宅第庄园等物质利益的驱动，而在君士坦丁堡定居下来；倘若后来一个传闻是真的话，那么这是通过精心的盛情款待实现的，因为皇帝在博斯普鲁斯沿岸为他们建造的别墅与宫殿仿效了罗马，其惟妙惟肖令他们惊讶不已。他还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宏伟壮丽的元老院会堂；不过，无论是曾经矗立在赫利孔圣山上的缪斯群像，还是如今装点这座建筑入口的多铎那的宙斯像与罗得岛的帕拉斯像，都改变不了这一新机构的无足轻重。

除廷臣、军官、文官和元老之外，新城市同样需要与之匹配的民众。在新城落成那年，圣哲罗姆特别提到：“君士坦丁堡落成了，就在几乎所有其他城市被剥削殆尽之时。”这主要指的是人口。无论君士坦丁是否利用李锡尼东部被征服之后的衰败以强制移民，还是通过其他手段把平民百姓引诱到皇室驻地来，总之，他达成所愿。这一愿望用异教徒尤纳皮乌斯现实但不友好的话来说就是：“从被征服的城市里，他带来平民百姓，将之聚集在拜占廷，这样，众多酒鬼就可以在剧场里轮流为他鼓掌，并吐出喝下的葡萄酒。他喜欢这群神志不清的人欢呼喝彩，也乐于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他们叫喊，这些人要不是必须天天喊的话，根本记不住任何名字。”伟大人物的虚荣心以及他们对赞美的渴望，总是难以琢磨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手资料的话。就君士坦丁来说，许多作家注意到，惊人的虚荣与盛大的排场很可能带有清醒的政治目的。毫无疑问，他内心鄙视君士坦丁堡人。

但哲罗姆的话还有另一层意义。帝国定然多多少少为建造新城的开销而苦恼，据说君士坦丁花掉的钱相当于今天的六千万法郎——这一估算明显过低而不是过高，假如我们考虑到新建筑的体积和造价的话。谷物、葡萄酒和油的配给构成持续沉重的负担，这种配给在332年之后定期发放，如果少了它，庞大的人口简直无法生存。尤纳皮乌斯抱怨道，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谷物运输船只加在一起，也填不满这群乌合之众的肚子。在尤纳皮乌斯写下这段话的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超过了罗马。

最后，帝国的许多城市被夺走艺术珍藏，这对于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来说总是一段痛苦经历。我们已经提到过抢劫和熔化稀有材料制成的雕像；除此之外，为了装饰这个新首都而犯下的艺术盗窃堪称整个历史上最可耻、最猖獗的。君士坦丁在此既非异教徒亦非基督徒——因为通过把神像偷运到拜占廷，他同时冒犯了两种宗教——而是一个追名逐利的自私强盗。对于古代艺术的爱好者来说，没有什么比阅读君士坦丁以来的拜占廷艺术品清单更悲哀的了，尤其是如果他还能记得它们最终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毁灭的话。譬如，当尤西比乌斯提到皮索斯和斯明索斯的阿波罗，当我们在其他地方读到萨摩斯的赫拉、奥林匹亚的宙斯等雕像时，其所指未必就是正在讨论的雕像的原作；不过任何希腊艺术品的丢失都是无可挽回的，而上述那些雕像的原作无论如何是消失了。将风格不协调的作品堆积在一起，比如圣索菲亚教堂门前那些427年的雕像，必然产生粗糙生硬、令人反感的效果；在某些例子中，雕像的性质被改造得相当粗野，例如，君士坦丁将他丰满的头像树立在一座巨型阿波罗雕像上，以便在前面提及的高大斑岩柱上展示。在从罗马带来的东西里，就有许多历代皇帝的雕像。也许事出意外，其中包括一尊马克森提乌斯的像，当新首都的异教徒或许出于政治原因而向它表示崇敬时，据说君士坦丁下令将这尊像移走，并处死那些崇拜者。不过，数量多得多的作品来自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从前，罗马总督与皇帝也曾劫掠过同一地区，这情有可原，因为从历史上看，罗马及其文化的完善和改观都有赖于希腊艺术；但拜占廷却希望吞没一切美的东西，仅仅为了不让行省拥有它们。除了挖空心思地编造各种迷信解释和奇闻逸事，除了鹦鹉学舌地模仿古代的格言警句，拜占廷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向这些雕像致敬。

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建筑同样部分地靠抢劫建造起来，尤其是抢劫附近旧建筑的石柱，我们对此没有概念，尽管在这一问题上资料相对充足。当时，建筑风格正处于危机时期。拱形结构及其相对新颖的固定构造，正在同早期希腊神庙建筑的退化萎缩和效果不佳的形式作殊死搏斗。君士坦丁时代的建筑必然以奢华为主导风格，绚丽奇特兼而有之。圆顶、壁龛、圆厅、稀有镶嵌物、镀金术和镶嵌画构成这一华美而繁复的建筑群的要素。君士坦丁本人的急功近利清楚体现在施工仓促和结构设计欠缺上，他自食其果，好几座建筑很快倒塌，还需要大规模维修。

除众多宏伟教堂之外，君士坦丁的建筑还包括两座确凿无疑的异教神庙。附属于圆形竞技场的一座献给狄俄斯库里兄弟，即献给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另一座是命运女神庙，即这座城市守护神的圣所。我们已经提到，圆形竞技场每年要举办纪念落成庆典的游行，人们在这里抬着右手托举命运女神小像的君士坦丁雕像。除此之外，文献还提到这位女神的其他几尊雕像，其中一尊是从罗马带来的。显然，盗取这尊神像不仅仅是一种象征，它意在为世界统治权的转移烙上神秘印记。实际上，皇帝作出显著努力，试图清除命运女神身上纯粹的异教趣味。例如，她的前额被粘上十字架，而在330年盛大的落成纪念庆典上，向命运女神的祈祷与kyrie eleison[10]奇异地交织起来，但本质上的异教情感继续起主导作用。一个命运女神的护身符甚至被粘在公开展示的十字架上。在当地里程碑的装饰性结构上，可以看到君士坦丁和海伦娜的雕像，两人共举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中间可以看到一条链子。据说这条链子具有神奇魔力，能保佑“新罗马”战胜所有民族，不怕一切敌人的进攻；同样，它也被称作这座城市的命运女神。全部装饰有可能是晚近才加上去的，而链子的重要意义只存在于拜占廷人的想象之中，但君士坦丁定然通过自己的神奇手段让这类传说有了兴起的机会。

信奉基督教的廷臣和教士的反应将被顾及，就像我们在谈到索巴特失势和被处决时暗示过的那样。就在举行落成典礼前不久，又传出另一位异教哲学家遭厄运的消息，此人叫卡农纳瑞斯。他在公共场合向皇帝大声呼吁：“不要将你自己凌驾在我们祖先之上，因为你已经使我们的祖先［换言之，祖先的习俗和宗教］变得一文不值！”君士坦丁让这位哲学家到自己跟前来，告诫他停止异教宣传，但卡农纳瑞斯喊道，他愿意为他的祖先死，于是被斩首了。

我们现在将视线从这个自命不凡的新都会转到那座旧都会上。

罗马保留了一个优势，这在当时可能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即其主教凌驾于帝国所有教士之上，享有世所公认的优先地位。当时的人还想不到，在远离拜占廷皇帝宝座的地方将会出现一个西部大祭司的王座，也想不到这里的教阶制有朝一日会在罗马成了全新精神世界的中心，却在君士坦丁堡因世俗统治权而黯然失色，在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则因异端和伊斯兰教的弯刀而受到削弱。君士坦丁与罗马城社团的私人关系非常暧昧。他所谓的赠礼纯属子虚乌有；他献给教会的建筑和礼物在图书馆馆长阿纳斯塔修斯[11]笔下奢华得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过如此。这引发了关于皇帝是否慷慨的一些疑问。最后，他所谓的在拉特兰洗礼堂接受西尔维斯特主教施洗不过是传说，出自想要用正教施洗牧师取代阿里乌派的尼科美底亚的尤西比乌斯的一厢情愿。在阿里乌派引起的冲突中，罗马主教辖区无法置身事外，只得保持仅仅充当旁观者和仲裁者的立场。后来它同样发现自己已被深深卷入教会的这场政治风暴。只是渐渐的，它才成了世界性力量。

就眼前来说，罗马当地占绝大多数的异教人口在教会眼中是重大障碍。在整个4世纪，这个古老大都市的面貌依然以异教特征为主。

甚至外在的建筑也是如此。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破坏和随后持久的重建，基督教的罗马连同其长方形教堂、牧首制和修道院才能从帝国时期的罗马城中出现。甚至3世纪的建筑也主要用来颂扬异教及其文化和情趣。卡拉卡拉、亚历山大·塞维鲁、德西乌斯、菲利普以及后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建造的浴场；图拉真广场精雕细琢的装饰；高迪安父子的宏伟别墅；奥勒良的太阳神神庙；马克森提乌斯的长方形会堂和圆形竞技场；最后还有由小高迪安设想、伽列努斯扩充，但却从未付诸实施的带有露天平台的华美柱廊，它将穿过整个战神广场、绕经弗拉米尼大道两侧而直达米尔维桥。所有这些体现了那一时代建筑的精神特征。从4世纪后半叶起，我们仍然拥有《罗马城区名册》（原件当然比后来经过增补的版本简陋，后者以前被当作权威版本，其中除列举150多座神庙的名称外，还包括其他建筑的名称）。但即便在此基础上保守地估算，也会得到庞大数字。《罗马城区名册》（即所谓的《罗马城志》［Curiosum Urbis］和《名册》［Notitia］[12]）明确介绍的不是罗马14个区域内有什么建筑，而只是建筑之间的分界；即使在确定分界线时，也提到了数量极多的神庙、广场、长方形会堂、浴场、花园、礼堂、用作竞技的建筑以及雕像等等，但没有提到一座教堂。这一疏漏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狄奥多西时代，肯定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教堂，但只有异教徒才会视而不见。我们尽可以随心所欲，把这些教堂想象得宏伟宽敞，与罗马基督教社团的财富和权势相称，但它们仍然比不上古代异教的富丽堂皇。上述两书末尾概括了重要建筑，但恰恰在数字方面靠不住，如果在28座图书馆、11座广场、10座大的长方形会堂和11座巨型浴场之上，仅仅加上2座圆形剧场、3座剧场、2座竞技场等等，我们可能仍然不明真相，因为加上的这些依然找不到现存遗迹。除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巨大而美观的建筑，我们必须想象——这并不容易——无数宏伟气派的装饰性纪念建筑，如34（或36）座大理石凯旋门、数不清的公共雕像和群像；它们全部景色如画地分布在山谷中与丘陵上，栩栩如生地错落在花园和树林（luci）里，聆听着泉水欢快悦耳的喁喁细语，而泉水顺着19座高大的拱形引水渠，从周围山上流到城里，让这座大城市人畜康健，花木扶疏，空气清新。古今许多民族都知道如何大兴土木，但古罗马的外观将永远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盖因希腊艺术所唤起的对于美的愉悦，外在施工所需要的丰富资源，以及对于华丽壮观环境的渴望，三者再也结合不到一起了。一个初访罗马之人，如果脑海中只有君士坦丁堡，就像君士坦提乌斯在356年那样，他来这里庆祝打败马格嫩提乌斯，只能惊诧得失语，每每看见新鲜事物，就认为自己正在看世间最美景色。而图拉真广场及广场上的长方形会堂（Basilica Ulpia），正如我们从他此次访问中得知的，被当作奇迹的顶峰。

所有这些辉煌建筑民众都能享用，而罗马的人口当时与几个现代首都不相上下，或者更多。罗马帝国的人口在韦帕芗统治期间估计有1.2亿人，这座世界之都的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50万。现代研究从原先有点过度夸张的估算上退了回来，那种估算建立在现代都市的人口密度同专用于交通及装饰的空间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上，把罗马城及其郊区还有大片无人居住区都算了进来。一个人很可能会问，享用所有这些神庙、剧场、竞技场、浴场和公园的人究竟来自何方。哥罗塞姆（Colosseum）[13]或许可以容纳全部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可容纳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要填满此类建筑，需要一批连续几个世纪接受统治者熏陶，从而熟悉这类娱乐方式的民众，他们靠津贴为生，除了无穷无尽和变本加厉的享乐，不知道也不需要任何东西。大量未婚且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职业的人、行省富人的来来往往、奢侈腐化的云集，最后还有大量行政与财政事务的汇总，这一切所造就的罗马人定然是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

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及其各阶级中，出现了两个分离的社会，一为异教徒的，一为基督徒的。后者在基督教信仰的最初三个世纪和大迫害年代里是如何发展和表现的，我们在此不予讨论。它从关键的君士坦丁时期起，一定强大了，内部也一定起了变化，但我们缺乏充分材料；不过4世纪后半叶的记述，尤其是圣哲罗姆的，表明这个社团已然堕落。这个世界连同其享乐，已经渗透进罗马城社团的上下各阶级；一个人既可以极其虔诚，又可以相当不道德。整个社团不时受到可怕危机的侵扰；阿米亚努斯告诉我们，在达马苏斯和乌尔西努斯对主教职位的争夺战里（366年），137人倒在西奇里安会堂（Sicinian basilica）的血泊之中。哲罗姆成为获胜主教达马苏斯的秘书，开始在新职位上与社会各阶层广泛接触。他知道堕胎行为何其普遍。他目睹了两个平民的结婚，其中男的已经掩埋了20位妻子，而女的掩埋了22位丈夫。他毫不掩饰这种普遍的腐败，用最细致的笔墨描摹了上流社会和某些教士，乃至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位浓妆艳抹的贵妇，同时也是富有的寡妇，颐指气使地招摇过市，她轿子周围满是宦官。她领着这批侍从定期出现在教堂，昂首挺胸，阔步穿过乞丐的夹击，丢下施舍。在家里，她让人在紫色羊皮纸上用金粉抄写圣经，并在上面镶嵌宝石，但虚荣心如果得不到满足，她也会听任穷人忍饥挨饿。每逢贵妇屈尊俯就，举办爱宴（agape），就会有人在全城来来回回，大声通知。在其他场合，她同样不吝膳食。教士也出现在奉承者中，他们亲吻女主人，再摆出一个手势——为了接收祝福吗？——错，为了接收礼物；没有什么比教士的依附让这位夫人更感骄傲了。这位寡妇活得逍遥自在，远比受丈夫管制有滋有味得多，她还摆出禁欲的姿态，对此许多人通过暴饮暴食获得补偿。另外一些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穿着粗硬发毛的修士斗篷四下走动，像猫头鹰似的，还不断叹息，私下却沉溺于猥亵的淫逸。这位律己甚严的教会导师完全不相信建立在所谓精神纽带之上的虚伪关系，这实则对正常的家庭生活构成伤害。一些男人以信仰之名抛妻弃子，而同其他男子暗结连理；一些女人以教子之名收养少年，最终沉迷于与他们的肉欲之欢；此类弊端尚有许多，尤其是某些伪君子，通过聆听妇女的告解接近她们，继而同居。真正的教士也不能免俗，上文已经提到这点。哲罗姆毫无保留地谴责他们同教会姊妹同居的习惯，即所谓的agapetes（或syneisactes）[14]。他们为获取遗产、权力和奢侈生活而出没在显赫家族的行径则受到他更有力的抨击。一些人冒充蓄着长发和山羊胡、身披黑色斗篷和光脚的苦行僧，他们假装斋戒来欺骗有罪的妇女，到了夜晚再狼吞虎咽地补回来。其他人——有点类似上个世纪的修道院院长——想方设法获得长老和助祭的任命，就为了能够更自由地与妇女交往。这类人服装考究，发型经过精心修饰，香水扑鼻，十指戴满亮闪闪的宝石；由于鞋子时髦，故而装模作样，踮起脚走路；他们看上去更像新郎而不是教士。这多半就是约维尼安（Jovinian）[15]的打扮举止，“他穿着用阿拉斯和劳迪西亚的优质材料织成的丝袍，面颊红润，皮肤光亮，头发部分垂到肩上，部分蜷曲在额前”。有些人成天忙着打听妇女的姓名、住址和性情。哲罗姆知道有这样一个教士，因为挨家挨户搬弄恶毒的流言，而为人惧怕。他骑着高头骏马从早到晚来往于城市各处，人们一致管他叫城市马夫（veredarius urbis）。他常常在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吓人一跳；他一旦相中什么物品或器皿，便赞不绝口，聪明人就会立刻双手奉上。我们竟然有这类有趣的教士败类的肖像。哲罗姆提到这些冲进羊圈的狼，不禁满纸激愤；但我们还是就此打住，不再用一桩偷情来扩充这段插话，它已将我们带至君士坦丁之后的第二代人。

显然，修道院制度之出现纯粹出于时人的需要，它所制定的禁闭条令可以令苦行者一劳永逸地摆脱城市生活的诱惑。苦修主义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冲动，因为一些人因新旧宗教和新旧习俗间的冲突而分成两半，为求拯救，不惜痛下决心；然而，他们无法彻底避免堕落。哲罗姆全身心地致力于——至少在追随他的那个虔诚群体中——将彻底的禁欲提升为生活准则。此人偏激却很有说服力，他的训诫和榜样也许左右了保娜、玛塞娜与尤斯托秋姆[16]一生的观点和想法，使她们对世间一切快乐无动于衷。对他而言，独身是一切更高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因为独身，更高奥秘才会揭示给童男子使徒约翰，而不是其他结过婚的人。

日耳曼部落对帝国的入侵，连同所有制度眼看就要崩溃——orbis ruit！（帝国在崩溃！）——无疑大大强化了他和其他人引退的意愿。在罗马与整个西部，众多男男女女已经下定决心，永远奉行苦修主义。隐修士开始聚集在地中海的岩石峭壁和意大利的荒凉海岸附近，修道院随之出现；某些岛屿被当作殉教者的下葬地受人拜访，比如，蓬扎群岛[17]上的一个岛屿。在罗马城中完全与世隔绝也是可能的，富有的阿塞拉就卖掉珠宝，住进狭小的单人间，靠面包、盐和水为生，不跟任何男人说话，只为造访使徒的坟墓才出门。她与家庭完全隔绝，为不再有人认识她而高兴。哲罗姆对自己能够分辨出谁是真正的城市修女、谁是冒牌货这种罕见的才能很有信心。

肯定有过一些基督教家庭，既不苦修也不放荡，生活得简单而理性。但这种画面在这位狂热教父的描绘中找不到，他更着意呈现那些非凡和极端的例子。

在这个基督教社会与4世纪更有教养也更高贵的异教徒之间，我们插入阿米亚努斯·马赛利努斯对罗马平民大众的一段描写，其中肯定不乏添油加醋的成分。

阿米亚努斯从一次因葡萄酒短缺而引发的骚乱写起，顺带告诉我们，罗马的平民百姓非常贪杯；即便今天，嗜酒在罗马也比在佛罗伦萨或那不勒斯更普遍。君士坦丁时代实行葡萄酒分配制度，但无法满足需要，任何人有钱可花的话，都会在酒馆里消磨一夜。当时有人说，市政长官塞马库斯宁愿用酒去熟化石灰也不愿降低酒价，传言一起，他家房子就被放了火。在任何地方，只要提到罗马，人们就会谈论那里乱哄哄的酒馆。同今天的morra（猜拳游戏）一样，掷骰子是当时小酒馆内外打发空闲时间的消遣，伴随着阵阵刺耳的喊叫，简直可以穿透听力所及范围内的一切事物。虽说玩tesserae（小方块）被认为比玩aleae（骰子）体面些，阿米亚努斯却认为两者的区别不会比窃贼与拦路强盗之间的区别更大。不幸的是，他说，赌徒间的友谊现今是仍可将民众团结起来的惟一纽带。此外，普通罗马人依旧内心傲慢，目中无人；尽管五百年以来，来自各地的人不断涌进罗马，仍有许多古老的公民家族以拥有西梅索尔（Cimessor）、斯达塔里乌斯（Statarius）、希西姆布里库斯（Cicimbricus）、波达卡（Pordaca）、萨尔苏拉（Salsula）等名字为荣，即使他们今天已经光脚走路了。起码在剧场里不时还能听到疯狂和恐吓的叫嚣，“外邦人滚出去！”——这些外邦人，阿米亚努斯说，其实是他们惟一的支柱和救星。不过，罗马主要的叫嚣依旧是panem et circenses（面包与竞技）。说到面包，没有什么时刻比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运送船被战争或逆风挡在半道上更让人忧心的了。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中，市政长官特图鲁斯（359年）把自己的孩子作为抵押交给暴怒的群众，暂时让他们平静下来，从而能够顺利前往奥斯提亚港附近四季常青的台伯岛，这里花香四溢，装点着狄俄斯库里兄弟的神庙，罗马人每年习惯在此欢度一个节日；特图鲁斯向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献祭，于是风平浪静，一缕和煦的南风把满载谷物的船队吹送至岸边。欢庆节日的民众如果对分配所得的面包、葡萄酒、油和猪肉不满足，现在可以站在小餐馆门口，至少享受烤肉和其他食物的香味了。

罗马人对于任何可以称之为壮观的场面都不知餍足。在4世纪，用于这个目的的国家津贴远远不够，不足部分就靠新委任的高级官员和元老慷慨解囊。这一义务对这些未必富有的人构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因为每个人必须设法超越前任，不仅仅是出于野心，更大原因在于平民百姓欲壑难填。在塞马库斯的书信集中，有很大一部分专讲在他本人和亲友晋升的关键时刻以及其他情形下所必须提供的娱乐给他造成的焦虑。自戴克里先之后，娱乐方面类似下面这种帝王式的铺张浪费再也没有出现，有人曾向卡里努斯建议，将卡匹托林地区的一半变成木制圆形剧场，用宝石、黄金和象牙装潢得富丽堂皇，再展示各种珍奇动物，尤其是野生白山羊与河马，并举行狗熊与海豹之间的搏斗。皇帝依旧为各种建筑出资，例如君士坦丁就实施了翻修大竞技场的宏大工程，但举办各种盛事主要是那些富有的达官显贵的份内之事，他们被要求以这种方式补偿国家，通过支出收入来报答他们享有的免税权。离开罗马不管用；遇到这种情况，税务登记官可能会以缺席馈赠者的名义上演这些竞技。如果一个人可以免税进口异域野兽，那就很幸运了。在竞技场的比赛中，挑选赛马始终是头等大事；正是通过赛马，名人才能像普通罗马人一样满足自己强烈的赌博嗜好，而职业赛马手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个人荣誉，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罗马人对这些事情的品位越来越挑剔，以致娱乐品种必须不停更换；他们派出专员，踏遍半个已知世界，寻找新鲜奇特的事物，再小心翼翼地运到罗马。塞马库斯给这些代办写信时，用的语气再谄媚不过了。对于各剧场和哥罗塞姆举行的斗兽以及大竞技场举行的狩猎（sylvae），有指定的角斗士参与，“这伙斗士比斯巴达克斯及其手下更糟糕”。被俘虏的野蛮人，比如撒克逊人，有时会出现；但如今，为了与时代精神一致，动物之间的搏斗大概是主流。在此，我们发现令竞技赞助者经常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即如何提供必不可少的动物：狗熊（它们有时抵达罗马后已憔悴不堪，有时又在运输途中被调换）、利比亚狮子、豹群、苏格兰猎犬、鳄鱼，甚至还有一些今已无法确定身份的动物，如addaces、pygargi等。据文献记载，皇帝在一次打败波斯人之后，用几头大象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但这只是一个例外。

同属此类的问题还包括竞技场或某一特殊剧场的布景装饰，为此塞马库斯曾特意把工匠从西西里岛召来。至于塞马库斯，我们可以认为他只是尽份内职责而已，他本人倒没有这些嗜好；但在他的时代，一些人崇拜个别角斗士，狂热之情不减帝国早期。鲍格才别墅[18]中表现角斗与斗兽的镶嵌画形制庞大，但有些野蛮，大概是4世纪作品，镶嵌画上人物的名字就标在人像旁。艺术如今不得不常常甘心于使此类展示永久长存，并用它们来装饰整个大厅和正面。同样，真正的剧场也依然有狂热崇拜者，其中不乏鼎鼎大名之士，像君士坦丁时代的尤尼乌斯·美撒拉，他把全部财富包括父母的贵重衣物用在摹拟剧上。“喜剧”至少在罗马仍能引起一定程度的关注，不过在普通民众中更受欢迎，这些人最大的乐趣据说是将演员嘘下台，而演员据说曾经试图用贿赂来避免这一下场。我们可以设想，这里所谓的“喜剧”就是闹剧（mimus）。远为重要的则是哑剧，也是一种舞剧，根据一种或许夸张的说法，它仍然需要雇佣三千舞女和一大群乐师。

如果说在面包和竞技方面资料充足，那么对于构建当时罗马的一幅完整图景来说必不可少的一千个其他细节，我们则一无所知。譬如，关于奴隶和自由民的数值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甚至无法给予近似的回答，各种尝试作出的估算偏差很大。研究者面前到处是裂缝缺口，这让我们得以一瞥介于国家工厂和奴隶作坊之间的、针对公共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大面包铺就属于这种情况，它们负责生产向民众发放的面包。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面包铺（mancipes）的负责人在附近建起酒馆和妓院，许多鲁莽汉就是从这里被拐骗进工厂，以干苦役度过余生；他们彻底消失了，家人以为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罗马人一定知道这种做法，受害者往往是异邦人。政府官员肯定知道这一切，就像某些现代政府肯定知道强征水手的事一样；就算狄奥多西在某个特定场合终止了这一暴行，我们也不能因此推断这在当时首次被发现。

阿米亚努斯对上层阶级生活和举止的记述让人不禁深深怀疑，这位性格高傲的人过分受到自尊心被冒犯的折磨。作为安提阿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去贬低罗马人；不过作为君士坦提乌斯和朱利安的廷臣，他在罗马世家大族中受到的待遇或许并不热诚。他对富人和显贵的诸多恶习怨声载道，其中许多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其他大体上针对他自己那个时代。阿米亚努斯认为，这个阶级只沉溺于微不足道的新奇玩物和十足的阴柔气，他为他们投在镀金纪念雕像上的巨大热情感到悲哀。他训斥他们的陋习，说他们在首次会面之后不去了解被引见的陌生人，而久别重逢后又显得毫不挂念。他描绘了仅仅为履行社会义务而举办晚宴的可悲之举——在这类晚宴上，报名侍者（nomenclatores，一类奴隶阶层的司仪）有时让平民百姓替代参加宴会，从中收取赏钱。甚至早在尤维纳尔时代，虚荣心就常常靠以玩命的速度驾车、靠疯狂热衷于自己名下和竞技场的赛马发泄，这一风气仍在延续。许多人只在整列佣人家仆的簇拥下才会去公共场合露面；“在管家棍棒的指挥下，前进的马车旁最先是一群织匠奴隶，接着是身穿黑衣的炊事奴隶，再后来是各色家奴，夹杂着附近游手好闲的家伙；队伍最后是大批各年龄段的宦官，老老少少，全都面色苍白，体态丑陋”。在家中，甚至在小康之家，就像时下我们当中的一样，音乐掩盖了诸多社会隔阂。歌声和竖琴时常可闻；“歌手取代了哲学家；传授享乐技巧的教师取代了修辞学家；而图书馆像坟墓那样大门紧闭，水动风琴被造出来，竖琴大如马车”。热衷戏剧同样为上层阶级所特有，许多贵妇稍加改动地模仿戏剧造型，借此卖弄风情。手势和姿态依然出自精心设计；阿米亚努斯知道一位名叫拉姆帕蒂乌斯的城市长官，他怪罪别人没有好好欣赏他吐唾沫的仪态。豢养门客和食客的做法自尤维纳尔时代以来大概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从无嗣富人那里争夺遗产，以及早期帝国其他类似的弊端同样没怎么变。但必须强调，尽管内心酸楚，阿米亚努斯几乎只字未提尤维纳尔所严厉指责的不义和暴行。基督教这方面几乎没有起到改进作用，使新道德标准产生的这种变化在3世纪已出现了。

这个时尚的社会绝对是异教的，首先可以通过它的迷信观察到。比如，无论何时出现遗嘱和遗产问题，都会唤来脏卜师，通过视察动物内脏寻求裁决。如果没有查阅星历表（ephemeris）以确定星相位置，连不信教的人都会拒绝上街、赴宴或洗浴。我们从其他材料中得知，直到狄奥多西时代，元老院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异教徒。人们尽一切可能维持祭司制度和仪式的完整面貌；这种努力让塞马库斯殚精竭虑。但除公共sacra（圣物）之外，4世纪最负名望的罗马人还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神秘崇拜，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见，这种崇拜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体。通过参加几乎所有可以获得的秘密入教仪式，个体试图确保和激励自己不受基督教的侵蚀。

从各方面考虑，罗马的异教元老院也许仍然是帝国最负名望的议事机构和团体。尽管阿米亚努斯诋毁它，元老院中定然仍有许多罗马传统精神的坚定拥护者，其中既有行省人也有罗马人，传统在这些人的家族中依然备受珍视，但如果想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寻找这种传统，将会白费心机。最重要的是，元老自己尊崇元老院这一“普天之下的避难所”（asylum mundi totius）。他们依然需要专门的口才，既简朴严肃，又不带任何戏剧成分；至少始终努力维持这个假象：罗马依旧是古代那个罗马，罗马人也依旧是公民。当然，这些不过是大话，但元老中间确实不乏境界崇高之士，尽管未能成就一番事业，但这并非他们的过错。在塞马库斯身上，他为受压迫者辩护的勇气就让人深深钦佩，而尤曼尼乌斯的爱乡情结（参看边页码第62页）则抵消了他在其他方面难免要纵容的阿谀奉承。作为境界高尚独立的谦谦君子，他本人不屑于众人垂涎三尺的高官要职。

如果根据阿米亚努斯的文字，对于流行在这些圈子里的高等教育，就像对于其他事物一样，我们无法予以更多评价。他认为罗马人只读尤维纳尔和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19]的帝王史，我们知道《奥古斯都史》的前半部分就是对后者单调乏味的再加工。至于和平神庙（28座公共图书馆中的一座位于此）里的文学聚会，乏善可陈，连特里贝利乌斯·波利奥[20]都可以在那里展示东西。不过，马可罗比乌斯身边聚集的一帮朋友，以及塞马库斯前往的集会，显示出真正的教育在上层阶级中依然留存。我们切不可被前者的卖弄学问（对我们非常有用）或后者普林尼式的矫揉造作所误导。文学的时代确实处于衰落之中，更适合收集和评论而不是创作。模仿者摇摆于普劳图斯式的古色古香和最时髦的抽象名词之间，由此露出马脚。从中甚至容易察觉后来操罗曼语的诸民族的偏执，这些民族会通过使用字典来保持文学的活力；塞马库斯书信和笔记中的精雕细琢肯定是苦心经营的。但崇敬古代文学（实际上，我们应当感谢它的保全之功）之于当时文化生活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膜拜阿里奥斯托[21]和塔索[22]之于现代意大利的意义。塞马库斯呈给朋友的最好礼物是李维著作的抄本。维吉尔差不多被顶礼崇拜；人们不断对他的作品分析、笺注、背诵、集句，甚至为算命而查阅它。很可能就在这个时代，这位伟大诗人的生平开始非凡神奇起来。

最后，上层罗马人的乡居生活也值得匆匆一瞥。有人认为，如果称他女儿是勤劳的纺织女或至少督促女仆从事纺线的监工，将是对她的崇高赞美；说这话的同一人拥有几打别墅，由此带来的繁重家务需要雇佣大批监管、文书、收账员、建筑工、搬运工和信差，更不用说成千农场奴隶和佃农了。随着许多大家族渐趋消亡，曾经长期作为“意大利祸根”的大地产（latifundia）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无可否认，大地产总的来说是祸害，意大利对阿非利加谷物运送船的依赖就是明证。大地产所有者本人也不总是幸运的；他们被政府怀疑，负担着高位应尽的义务，困扰于为军队提供膳宿，或许还经常受到复杂财政经济的压迫，因此只能从近乎王侯的地位中得到有限的满足。但那些依旧以财富为乐的人则享受着在乡村庄园逗留的情趣，根据季节更替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在这些庄园中，至少那些年代较久者还能让人想到普林尼别墅的宽敞雅致。从罗马周边地区开始算起，塞马库斯的乡间住宅分布在阿庇安大道上、梵蒂冈、奥斯提亚港、普里奈斯泰、拉维尼乌姆和凉爽的提布尔，接下来在福尔米亚有一处庄园，卡普亚有一栋房子，此外在萨姆尼乌姆、阿普里亚，甚至在毛里塔尼亚有几处庄园。这份清单当然也包括那不勒斯天堂般的海岸地产。令我们不解的是，较之那不勒斯湾，罗马人始终更偏爱贝亚湾（Gulf of Baiae）。坐上华丽的彩船，从阿佛纳斯湖[23]出海航行到普提奥利[24]，仍被当作令人愉悦的远足；平静的水面上回荡着船里飘出的歌声，扩建到海上的别墅传来聚会的欢声笑语，远离海岸之处则传来胆大游泳者的泼水声。卢库卢斯式的奢侈[25]是无上的榜样，游客妄求的孤独在成排别墅和绵延数里的宫殿中难得一见；真正的罗马乡村生活倒是在实际充当农场的庄园里开花结果的。在这里，罗马人欢庆收获：“新榨出来葡萄酒被装进木桶；梯子架上果树的顶端；这会儿开始压榨橄榄；一会儿打猎又将我们引入树林，猎狗灵敏地嗅着野猪的足迹。”至于我们想来很精彩的狩猎，阿米亚努斯却说，不少人柔弱娇气得仅仅满足于旁观；但对手脚强健者来说，狩猎就这个词最完整的意义而言，肯定与现代意大利人观念中的狩猎一样重要。为表现这种消遣，连一首诗而不是一本手册都需要分成几卷。正如《农事诗》（Georgics）对乡村生活做了总体艺术表现一样，《关于狩猎》（Cynegetica）和《关于垂钓》（Halieutica）[26]歌颂了狩猎和钓鱼，其中一部分可能一直流传到4世纪。4世纪末卢弗斯·费斯图斯·阿维埃努斯的几行诗是现有的反映罗马异教徒乡村生活心境的最后写照。“黎明时分我向众神祈祷，再偕仆人察看庄园，向每人指示分内工作。接着念诵呼唤福玻斯及缪斯之名，直至锻炼时分，遂以油涂身，前往铺满细沙的健身房。我远离帐务不禁心旷神怡，尽性啖饮弹唱沐浴，晚饭后就寝。伴着小灯耗尽浅浅燃油，我赋诗献与夜之卡墨娜姊妹[27]。”

然而，能如此充分享受生活的人定然日渐稀少，既因为帝国陷入危机、人们信仰精灵，也因为对来世的焦虑动摇了异教精神。那种独特的世界观正渐渐消逝，它一度将颇为崇高的伊壁鸠鲁学说和斯多噶学说融为一体，并将优秀人士的尘世生活转变成如此美好而亲切的整体。这种精神的晚期回响来自君士坦丁时代，尤其是潘塔狄乌斯的小诗《论幸福生活》。不过他的诗句仅仅是对贺拉斯的模仿，无需在此重复，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作者是否出自真心。

在古老的世界帝国中尚有另一座城市，或许在君士坦丁时期从未被提到，然其生活和遗风却颇能唤起我们同情的好奇。

自波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的地位大大下降，苏拉征服之后，更日趋凋敝，领域骤减。然而，环绕这座城市的荣光、安逸舒适的生活、宏伟庄严的纪念碑、对阿提卡秘仪的尊崇，以及整个希腊世界对雅典的感恩意识——所有这些把自由而有教养的心灵源源不断地引向这里；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在此出现，大批信徒接踵而至。从哈德良——他是雅典城的新缔造者，就像答谢辞中称的那样——时代起，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使这里仿佛成了大学城，这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有皇帝捐款而得到保障，后来成为维持这个穷困城市最重要的生计来源。

在这个晚期时代，所有珍视古代传统的人非喜欢雅典人不可。琉善笔下的尼格里努斯关于雅典人的评论优美动人，他们对哲学和贫穷一样熟悉，但不以贫穷为耻，反倒因为自己的自由、节制的生活和宝贵的闲暇而觉得富足和幸福。“对思想正派之人来说，这里充满哲学气息的氛围再合适不过了；毫无疑问，一个渴望奢华、权力、奉承、谎言、奴役的人必须住在罗马。”这位来自叙利亚萨摩萨塔城的人在其他问题上极少这么严肃，但不光他，包括阿尔西弗翁、推罗的马克西姆斯[28]、安提阿的李巴尼乌斯，甚至其他更晚近的人物，只要提到雅典人，都会迸发热情；我们永远无法肯定，鼎盛时期的古代雅典人在特定情形下是否被想起，或者在当时的人中间能否发现或想象古代雅典人的德行。比如，谈到宽恕那些本应予以报复的侮辱时，李巴尼乌斯说，这种行为“无愧于希腊人、雅典人以及神一样的人”。埃美萨的赫利奥多罗斯让笔下一个被埃及强盗劫持的雅典女孩写道：“野蛮人的爱还不及雅典人的恨有价值。”这些晚期的异教徒无论在罗马有组织的生活还是在基督教会中都感到不自在，他们以真正的敏感依恋着古希腊生活最神圣的场所。任何人能在这种环境下度过一生，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智者及其信徒为了学问聚集在雅典，但这种学问的时代烙印非常明显。正如菲洛斯特拉托斯与盖利乌斯为了解早期帝国的雅典学派提供了丰富资料一样，李巴尼乌斯和尤纳皮乌斯提供了它在4世纪的情况，而我们不能说它在这期间有所改进。片面强调修辞教育，个别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越轨言行和故弄玄虚，教师的虚荣心及其追随者的门户之见——所有这些都以一种特有的竞争打破了雅典的平静。就连学生抵达雅典都变成危险的事；在比雷埃夫斯港，如果他还没有在桑尼乌姆海角遇见接送的人，就会遇见站在一旁随时守候新生的人，他们会招收他进入这家或那家讲堂（didascaleion），甚至使出威胁手段，强迫已在家乡打定主意的学生改变决定。教师会突然出现在港口以锁定猎物。如果一个人安全到达雅典，这或许在船长的保护下实现，他会发现自身有可能遇上实实在在的暴力；袭击、谋杀以及随后的刑事调查并不罕见，而这一切都源于教师之间的竞争。学生的籍贯极其重要；当尤纳皮乌斯在雅典做学生时，东部人大多投入埃皮法尼乌斯门下，阿拉伯人多师从狄奥番图斯，本都人则投奔非凡的同胞普罗埃瑞修斯，此人还吸引了不少来自小亚细亚、埃及和利比亚的人。但不是说学生非得遵循这一惯例；此外，不断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使得敌对情绪持续高涨。学员被分成由prostates（领袖）领导的武装“合唱队”（choruses）；流血的吵架斗殴对他们而言“与为祖国而战具有同等价值”。如果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由教师和听众组成的双方需要到驻在科林斯城的亚该亚总督面前对质，通常就会当着总督的面上演一场隆重的辩论比赛，尤其在值得这样做，在总督“作为一个罗马人来说已经算很有教养”的时候。同志情谊根本不存在。长期以来，胆敢在公共剧场和大厅登场就是不谨慎的，因为很可能会立即引发流血骚乱。较成功的智者在自己家中建造小剧场。尤纳皮乌斯向我们描绘了尤利安努斯装备齐全的家：“它是一座适中的小房子，但散发着赫耳墨斯和缪斯的气息，里面摆放着主人朋友的雕像，非常近乎圣所。剧场系石质建筑，小比例地仿造了公共剧场。”不过像普罗埃瑞修斯这么穷的教师只得尽量自力更生，他最初只能和朋友赫菲斯蒂昂合用一件长袍、一个斗篷和几条毛毯。

在学生“合唱队”中，恶习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初来乍到的新生被迫举办昂贵而繁琐的入会仪式，还得发誓履行永久义务，由此导致的与高利贷者的熟识并不罕见。白天他们大玩球类游戏；夜晚则四处游荡，拜访“歌声甜美的塞壬[29]”。野蛮粗鲁和肆无忌惮的家伙以抢劫手法袭击不设防的住宅，以此为恶作剧。李巴尼乌斯最终不无困难地从这些“兄弟会”中解脱出来，遂以平静的旅行，特别是去科林斯为乐。显然，还有许多人同在菲洛斯特拉托斯的时代一样，旅行前往奥林匹亚运动会、科林斯地峡赛会和其他民族节庆，它们甚至在当时就以极大的敬意来举办。但一个狂热的异教徒可以从雅典带走的最高奖赏，是参加厄琉西斯秘仪。

所有这些多姿多彩的活动都在这个世界上最宏伟庄严的纪念建筑中举行，在此，最崇高的形式和最富意义的怀古联合创造出一种无可言喻的效果。我们再也不知道这些对于4世纪的智者及其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时期，造就希腊天才的主要动力一个接一个消逝，最后只剩下吹毛求疵的论辩和了无生气的汇编。帕拉斯·雅典娜的帕台农神庙与雅典卫城的入口以其古老和几乎未受冒犯的威严俯视着这座城市；尽管历经德西乌斯统治期间哥特人的袭击，尽管遭遇君士坦丁统治期间的劫掠，但或许鲍桑尼阿斯在2世纪看到和描绘的那些东西大多数都幸存下来。然而，建筑形式的完美和谐与众神神像的无限庄严所道出的语言，再也无法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彻底理解了。

这个世纪迫切需要为其思想和抱负寻找新的家园。对于热诚的基督徒而言，人间—天堂的祖国是存在的，它的名字叫巴勒斯坦。

我们不再重复尤西比乌斯、索克拉底、索佐门和其他人记述的关于君士坦丁和海伦娜对这一地区的官方颂赞，也不再复述耶路撒冷、伯利恒、幔利、橄榄山等地宏伟华丽的教会建筑。就君士坦丁而言，驱使他如此花费的动机相当浅薄。他从敬畏圣物中所能理解的最高精神价值只是一种护身符信仰：他让人将真十字架（True Cross）上的钉子制成套在马嘴上的嚼子和作战用的头盔，供自己专用。

但在无数信徒心中，萌发了一种自然的、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想要亲自造访他们视为神圣的地点。毫无疑问，彻底崇尚精神的人可以放弃此类朝圣，事实上，这种朝圣使本来神圣的东西变得肤浅和从属于某个特定地点。然而，只要不完全冷酷无情，一个人至少会去一次这些因为爱或者崇拜的关系而显得神圣的地方。随着时间流逝，热情化作习惯，朝圣者的心态就会沦落为一种迷信的“善举”，但绝不能因此责难其纯洁美好的起源。

巴勒斯坦的这些地方如此醒目地把有关上帝与世人缔结旧约新约的记忆结合在一起，自使徒时代以降，前来观瞻的游客肯定络绎不绝。卡帕多西亚主教亚历山大对这一遥远地区的朝圣之旅或许是最早的，“为了祷告和历史景点”，他在卡拉卡拉时期访问了耶路撒冷——当时叫埃利亚·卡匹托林纳城[30]。奥利金也前来“搜寻基督、使徒和先知的道路。”但在君士坦丁时代，引人瞩目的是，对巴勒斯坦的渴望同对殉教者埋葬地和遗物日渐增长的膜拜交织起来。耶路撒冷本身立刻成为最重要、最神圣的遗迹，周围环绕了一系列头等重要的圣地，需要好多天行程。一位波尔多的香客曾于333年朝拜圣地，我们可以从他的旅程中看出，宗教传说也许还有经济利益是怎样使整个地区遍地皆为名胜古迹的，其真实性直到中世纪都没有争议。游客被领着参观所罗门写出《箴言》的房间，祭司撒迦利亚溅在过去圣殿地上的血迹，该亚法和彼拉多的住宅，撒该的无花果树，[31]以及许多其他可以为历史考证提供消遣的景点。约几十年后，通过描绘保娜的行程，哲罗姆以详尽的笔触列举了巴勒斯坦自北至南、从但到别是巴的圣地。虽说在其他方面看待遗迹的态度非常清醒冷静，哲罗姆本人还是选择在伯利恒度过余生，并把所有追随者也吸引过来。4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居住了大批虔诚之士，他们来自帝国各地，极富自我牺牲精神。“这里几乎有多少不同的民族，就有多少唱诗班。”其中不乏地位显赫、腰缠万贯的西部人，他们将一切抛诸身后，以求在此过上比在其他地方更易实现的纯粹的沉思生活。有些人受环境所迫，无法这样做，为此伤心不已；哲罗姆写了不止一封信安抚这些人，向他们保证，永久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对耶路撒冷的一次拜访。

但这种被很多人羡慕的生活方式绝不是完美的。萨拉森人的袭击直抵耶路撒冷城门下，除了他们的劫掠所造成的外在危险，异教以孤注一掷的倔犟在附近地区、阿拉伯的佩特拉地区和凹地叙利亚坚持下来；此外，巴勒斯坦本地很早就有的妖魔活动仍同以往一样兴盛。我们已经谈过充当妖魔驱除者的圣希拉里昂（边页码第317页）。哲罗姆本人将我们带到离撒马利亚不远的先知的坟墓，那里许多着了魔的人在等待救治；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的嚎叫，夹杂着各种动物的吼叫。这些是迷失的幽灵，盘桓在约旦河、沙漠和大海之间的土地上，这里是一切宗教信仰的战场。

恰恰在君士坦丁为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中，产生出对世界历史长达诸多世纪的影响，真是不可思议的天意。若非为了君士坦丁赐予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光辉，罗马世界和稍后中世纪的敬畏就不会如此热烈地锁定于那些场所，这片土地也不会在经过伊斯兰教五百年奴役后被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