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王铭铭
一、 个人在“国际经验”上的经历和观感
先说一件小事。1987年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88年开始做选题，那时我曾想去做印度或者是非洲的研究。这两门学问在我们学院是顶级的，也是英国最强的。而且学人类学，老师们都要求要研究异域社会，这些也既是英国的异域，也是我们的异域，符合这个要求。所谓的“异域社会”，往往指英国的旧殖民地。西方人类学的“对象区域”与殖民地的这种关系特别值得重视。英国人研究马里的人就比较少。那个地方曾是法国殖民地，直到当地的学者和军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并推翻了法国殖民主义，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由法国人类学家来研究的。对于英国人类学，非洲、南亚、澳大利亚及其周边则最重要。我在课上读到许多相关于这些区域的书，很受吸引，很想去做研究。但是我申请了好几次没有得到批准。当时的系主任说：一方面你去调研，要学两年语言我们才会放你走，而你的奖学金只有四年，这样就不够用了，没办法。另一方面，做研究要经费，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拿英国的经费去研究非洲或印度，逻辑上恐怕说不通，基金会恐怕是不会给予支持的。最后我放弃了，还是保持老做法，像老一代留学生那样，我在西方学习洋学问，回中国做“本土研究”，致力于“家乡人类学”。
另一件小事发生在20世纪末。
记得那些年我们研究所的同事和应邀的国内外同行曾跟随费孝通先生回吴江考察。费先生当时还很健康，精神得很，他带着大家也走了他老家很多地方，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说到他为什么会以“绅士”自居，说他一生都是秀才，不是当官的，他最喜欢做的不是官，而是北大教授……
费先生在东西方都很有名望。记得有次同去的有许多来自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学者，如台湾地区的庄英章，韩国的金光亿，英国的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石瑞（Charles Stafford），日本的横山广子等。
其中，横山老师是研究大理的，是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老师。我十多年前曾作为访问教授去这座博物馆访学，看到她在大理收集的文物。一进馆，我先是见到波利尼西亚区，经过许许多多文化区，才看到中国大理的地方文化，最后“到了”日本。日本的民族学似乎跟我们很不一样，在他们的人文地理次序上，先出现的是遥远的“他者”，日本学者似乎还认为，在次序上，大理比中原文化区位离日本更远一些，所以优先在民族学博物馆里展示。横山很早就是研究大理的，她的研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化遗产学的东西。
而石瑞是个在英国任教的美国人，跟我大抵属于同代。他研究中国台湾的绿岛，后来写了一些蛮出名的书《中国童年之路》。印象上，与他老师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这位老师曾应我的邀请于1998年访问北大）有传承，倾向于“认知”的研究。而石瑞当年很年轻低调，但现在担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他能当上该院的院长，我觉得有些怪。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当时的院长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社会学家兼思想家、英国工党精神领袖，现在这个院长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思想影响力了，是不是说明大英的知识分子传统进一步弱化了呢？我有些疑惑。
记得有次横山、石瑞和我从江苏返回北京，一起去机场，飞机延误，我们就聊起天来。一开始说话，直爽的横山老师就开始挑战我。她说：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怎么回事儿啊？出国留学不研究所在的那个国家，还回来研究中国。你们留学生是不是对外国的事不感兴趣？你们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那时我年轻气盛，沉思片刻便把持不住了。我想起我在英伦的经历，勃然大怒。我博士期间想做域外研究，结果也是外国老师说不合适，没经费，要学两年语言，你没这本事，现在你这外国学者又跳出来谴责我，太没有道理！石瑞当时见状有些恐慌，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旁听着我和横山的争论。
一想到区域与国别研究，或者美国学界曾经叫作“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之类的东西，我就会想到上面两件小事。不管客观上它们意味着什么，我都觉得其背后还是有蛮深的“根源”的，将其与当下的情状联想起来，其意涵好像还更深刻。
这些年我也经常出国，有时是去旅游，有时是去讲学。路上也会碰到一些事。2000年前后我经常去法国，路上跟我同班飞机的，都是浙江村子里的农民为主，他们主要在巴黎等地的华人餐馆工作，无需足够的外语修养，本都是农村人，保持着乡民的习惯，上了飞机找不到可以吐痰的地方，就非常不自在，骂骂咧咧，而一下飞机，他们便即刻消失了，不跟别人交往。后来再多次去欧洲，我渐渐发现，同坐飞机的人越来越不同了。他们比以前那些人年轻得多，而且外语水平相当高，显然都是有一定积蓄的家长送他们出去旅游或上学的。
前些年，我在清华新雅书院代课，起初以为只有我自己出过国，于是就跟学生显摆说：你们要是去伦敦的话，一定要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看看，要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走走。结果他们说，“我们都去过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学院每年都让学生组团到牛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课。我有一次在伦敦就发现我在新雅教的那些学生在发朋友圈，他们此时就在牛津！
我们现在变得很自信了，在海关经常会碰到年轻小孩子，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大学时学英语，读的是《新概念英语》，记得里面有一篇说，你到海关面前，海关的官员抓的都是好人，因为坏人很自在，像我们这种好人当然就会很紧张，一紧张他就觉得你是坏人，他就会给你拖时间。我就属于那种在通关不顺的好人。现在的中国孩子不一样了，他们的英语非常流利，在海关官员面前是很自信的，完全没有恐惧感，好像我们是在他们之上的，他们甚至会批评海关官员“不合法”。比如，我就在伦敦希思罗机场海关见到一个十来岁的自信孩子，海关官员让他脱皮带，他硬是不脱，还问“为什么”。我也想说我不想脱皮带，但是我只会说，如果脱，我裤子会掉下来。而那个孩子却在与海关官员讲法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而且在巴黎、伦敦、芝加哥这些地方，我都发现用中国的微信是能打车的，太方便了。
其实现在外国人最怕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和我们的“方便”，中国人到哪里都能打到自己的车，用手机可以打任何电话，外国人很震惊，也很惧怕。
相比于不久以前，我们拥有了好得多的国际旅行条件了，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也自信得多了。可是，这些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世界知识和世界活动的增长呢？我发现好像没有。如今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孩子们好像对各地情况都很懂，但是他们的知识似乎局限于从百度得来的这些信息。他们手中拿的那个旅游册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除此之外他们对外国当地的事并不是很关心。结果就是，我们之中能冲破那些“殖民主义人类学”设的域外社会研究门槛的人极少，我们并没有在行动上否证横山老师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民族主义”的指责。我们北大人类学现在招生，很多都是从英国回来的人来报考博士，一查他们的履历，他们多半是读“比较视野的中国”的。我还碰到一个学法学的学生，他读的就是这个项目，而且他读了以后觉得法学没什么用，还是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比较有意思。2020年后我又负责北大人类学专业，我得招贤纳才，找新教师，我很难找到研究域外的留学生。似乎只有一个刘丹枫，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他的导师跟我说，丹枫非常聪明，而且很坚定，她去德国，研究他的家乡巴伐利亚。除她外，其他人全是研究中国的，跟我当年差不多。美国回来的博士多数也是研究中国的，有时候谈起政治上的事还带着美国的价值观，用美国价值观衡量中国。留学生好像还没有在用中国的价值观去衡量世界、作为世界的尺度。
假如“区域国别研究”是指“域外研究”，那么，我并没有系统地从事过它，但可以说是有不少关于它的经历和观察。这些经历和观察表明，这类研究对我们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其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尚未跟我们的积蓄和“方便”的增长成正比。
二、 中国史和世界史势力的彻底不平衡，
及我们时代“世界观”的吊诡
中国史应该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本属于人文，后来社会科学化很严重，因而也是最规范的社会科学，于是常常出“学术警察”。像我是做社会科学的，但是我经常会把自己称为历史人类学家，因为我也想综合历史的优势，而且中国人传统上重经史，在经史里，史很重要，是我们思想里很核心的成分。最近几年我发现国学、中国史都特别热，使我感到紧张。历史学出版的东西为什么让我们紧张呢？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当代学术”丛书里，有一本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该书多次重印，极为畅销。相形之下，我写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刺桐城》则印得不多。这差距一方面来自我的书没写好，另一方面恐怕来自“人类学”这个概念之缺乏历史气质的事实。
中国史的书畅销不是特例，我想其他中国史的书也一样。我偶尔也跟做生意的老乡来往，我发现，他们一旦发了财便会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去上很贵的EMBA课。你跟他谈对EMBA怎么认识，他们往往会说，他们已是实践家，去上课主要是去交际，他们感兴趣和知道得更多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东西，特别是所谓“国学”和中国史。
如今商界人士和一般读者都很喜欢中国史。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对世界史没有感觉，也许他们没多大兴趣是因为我们教世界史的人没讲得特别好，或者没有机会讲得特别好，于是受众都被讲中国史的人夺走了。我去成都见到一个曾经的学生，他在社会科学里“混”得非常不顺，最后选来选去，意识到四川大学对他好的人只有世界史教研室的，所以他就把整个人类学所搬到了世界史教研室下面，在里面他过得非常滋润，因为世界史的人认为中外历史的研究也不要分得那么清楚。这个学生是个藏学家，藏学的历史研究针对的可以是欧亚诸文明之间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也懂西学，因此世界史的人就对他不错。
历史学中，世界史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学科地位的不平衡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是跟着“一带一路”的倡议一起成长的。“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兴奋。那时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民族问题，觉得所谓世界“民族地区”的问题，一定要看得广一些，甚至应该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处理才会比较容易。“一带一路”中“一带”是指陆上的，它一开始提出的时候让我觉得蛮有利于民族问题的处理的。我的感觉是，把中亚这个地方的国际关系搞好，定当有助于国内相关区域的问题之化解。但是在学者们的阐述下，“一带一路”似乎变得有些偏狭了，常常被界定为单向的文化传播，并且，有些接近19世纪德语“文明”里的意义，即铁路、机器等的大扩展。
“一带一路”似乎带来了区域国别研究，但是它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带来我们对于陆路和海路沿线国家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以及历史、文明、民族志等方面知识的发展。
情况跟我在伦敦了解的不一样。我有一个日本博士同学，她留学的经费是日本一家石油公司给的。这家日本石油公司支持她到英国读人类学博士，是为了让她到石油公司上班，做他们的发展官员。她研究阿富汗，读到哲学硕士（相当于当时苏联的副博士）就回国了。她后来有很多困惑，因为阿富汗历史、语言和文化都错综复杂，要研究它，功底要很深厚，她自己一直写不好毕业论文。尽管她放弃了，但不少日本留学生仍旧借助公司经费去留学。看来，我们东边的日本，跨国公司是知道人类学知识的必要性的。
相比之下，国内即使是大企业，对这类调查研究也是没有太大兴趣的。我们的域外开发似乎并没有调查研究先行的习惯，我们经济力量往外扩展，好像并没有带来“一带一路”沿线自然、人文和社会知识的增长。
与此同时，在理念上，我们似乎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关涉“传播”这个词怎么理解。
“传播”译自communication，这指的是双向的流动，但是我们的许多传播学院教出来的学生把communication误解为向外输送我们的东西的单向过程。(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单向的传播论，并不新鲜，过去西方人常用它。比如，我们所在的北京大学校园，原燕京大学的建筑位于其中，这些建筑风格是东方化的，但当时美国人创办的燕京大学的内在追求则是向中国输送西方新社会科学思想。
回忆往事可知，我们在这个时代反过来做“传播”也并非没有理由。国力强了，我们也可以搞一个燕京学堂之类的机构来向外传播一些我们的主张和愿景。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格局是不是小了些？我们“一带一路”的历史传统本来就是双向的。传播communication本身等于exchange（交换），如果不讲exchange，不讲往来，那我们的文明元气的恢复便会有问题。对于一个伟大的文明来说，“讲好自己的故事”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文明的本质是兼容并包，便包括“讲好别人家的故事”，这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现在世界上有不少与我们相关的似是而非的事情。比如，有些欧洲人提出“global China”，用来形容“一带一路”的中国，于是我们有些学者在欧美用这个名头去忽悠研究经费，殊不知对西方人来说，“global China”是相当令他们惧怕的，正因为惧怕它成为现实，他们才觉得要费心、费力加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主张“global China”，而是主张将中国保持在所谓“地方性知识”的层次上。对于这点，我们的学者似乎应当多加注意。
我当然并不认为，二元对立地看待中国与世界是正确的。
举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有一套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丛书，功德无量，对此后的思想界刺激很大，甚至造就了一个时代，于是我一直崇拜这套书的主编甘阳老师，以他为精神导师。但我一直觉得这个称呼不大对。难道中国与世界是二元对立的吗？我们常将世界当作外国乃至西方的概念，由此，“世界”大抵成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西方的代名词，里头夹杂一点点美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然而要知道，世界其实也是我们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
我有时候讲课也讲点历史，古人写的史被梁启超批评为帝王自己的族谱、王侯将相的私人史，而不是真正的历史。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说真正的历史应当是“民族史”而不是“私家谱牒”。这是我们的近代学术前辈对二十四史的文化自我批评。但我感到，这个文化自我批评有些过了。实被梁启超识别为“私家谱牒”的东西本“无外”，是世界性的。古时的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们在写中国史，一方面他们写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写的历史是全世界的，至少就他们自己的感觉而言是这样的。所以我斗胆说《史记》之类的书，就是“司马迁”们眼中的世界史，里面含有很多世界史的内容，并且，其作者并没有把中国排除在世界之外。他们有的把中国当作唯一世界，这就有点像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了。你问他们是什么民族的时候，你永远得到的只有一个答案，这就是：我们是人（意思是说“他们”不是人）。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我们当年的那些历史写的是人类的历史，那些不是人的、不太像人的“人”在我们这个历史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朝贡或者来制造“乱”的。这样的“世界观”当然是以自己文明为中心的，但它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它比“民族史”要让我更宽慰些。中国与世界之二分，从20世纪初中国的“自觉”中得来，这个“自觉”我们应该带上引号，因为它有“不自觉”的本质。
几年前我去德国参加一个题为“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学术会议，听了不少有趣的论文。比如，有篇论文研究我们的一个歌舞团，它将此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联系起来。这个歌舞团跳的舞、唱的歌全是亚非拉的，呈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世界概念。论文提交者说，这种观念是后殖民主义的，我看这看法没有什么大错。我们翻翻以前的杂志，比如有一本反映世界音乐的，一看全是第三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在“世界音乐”这个词里面“世界”等于第三世界，我们当时之所以是后殖民主义的，是因为，我们把发达国家都当成世界之外的。发达国家如今变成了有伟大文明遗产的“西方”，而过去我们曾经把它排除在外，因而，当年，世界音乐里不能有西方音乐，这很有意思。
相比于这种所谓后殖民主义“世界观”，我们时代的“中国与世界”这个二元对立“世界观”似乎普遍流传。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所谓“世界”（蓝色文明）意味着先进，中国（黄色文明）意味着落后，这个区分跟我的博士生周颖计划研究的梅棹忠夫文明生态学所做的区分一模一样。那个已故日本人类学家将一个欧亚大陆分为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将后者称之为“一区”，前者称为“二区”，后者保守，前者开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三个世界”“中国与世界”之类的世界观。当今的“一带一路”“区域国别”“全球化”等概念也代表着某类世界观，其旨趣似乎在于使此前的“三个”或“两个”的区分模糊化。我自己的理解是，要善于模糊化，我们需要采取关系主义的态度，谈文明时既要注意“自我认同”，又要注意“他者认同”，谈“一带一路”时要注意传播的双向性，特别是其“礼尚往来”的双向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新世界观”便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了，而它在现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从这点回头去看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不平衡，我觉得会有很大启发：“一带一路”的时代，我们本来是需要大量世界知识的；我们的“中国热”本来可以与此不相矛盾，就像古代的“中国史”可以同时是“世界史”一样，但至今它给人们的印象是“文明自我中心”的多一些。这与区域与国别研究这个名号有不小的矛盾。
三、 作为域外研究的区域国别研究
前面提到，我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的博士。这所学院所含的系是依据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等学科来区分的，与此同时，它也用区域研究来统和不同的学科，形成研究中心。我读的是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并未领会它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质。这所学院最早是培养殖民地官员的，二战快要爆发时，它的方向有所调整，至今仍是英国唯一一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点与我们不同。我们一提出这个概念，好多学校都建立相同的机构，但很少重视内部如何细致设置，甚至空洞无物。我们养了无数个类似的机构，其中不少缺乏学术性。如何对这些机构提升学术专业水平？这是一个大问题。
“区域研究”本是美国二战后的一种学术战略或“阴谋”。美国人为了把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理想推到全世界，建立了这类学术性科目。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历史。大家所不甚了解的是，事实上，在美国的教学科研机构里，“区域研究”与学科化的布局依旧是两相配合的，也没有说每个大学都要成立一个区域研究机构。比如，很多好的大学就有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语言系，它也会有像东亚研究这样的系，它们就是从事“区域研究”的。这有些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它的系之外有研究中心，这些是跨系的，主要协调不同学科，把不同院系的人汇合在一起，展开专门的区域研究。
要把“区域研究”化成自己的东西，当然要跟它的原版学习了。1945年以来，美国的“区域研究”走到现在有一些经验，主要是跨学科研究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但是我们重走它走过的路，是为了以此显示别人有的我们也有，还是为了创造别有特色和有贡献意义的观点？我看这个问题很重要。
举个例子：美国人战后向法国社会学输送社区研究法。法国原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是世界一流的，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虽有两次世界大战，但是一直保持先进。这种学术传承到了二战后出现了瓦解的迹象，与美国人改造年鉴派社会学，代之以芝加哥学派的做法有关。后来法国社会学也出现了许多做社区研究的人。原来年鉴派的社会学是很广博的，有一大半学者是做古代文明研究的，这很像后来美国的“区域研究”。像莫斯领导下的对印欧、闪米特、华夏、日本、美洲、太平洋地区等古代文明的研究，对象是超社会的、跨国的，本属区域研究，在法国本构成一个强大的学统，并且，由于它有文明论的人文地理学观点，它实际比后发的“区域研究”要实在而有趣得多。美国在战后推广到欧洲的“区域研究”，方略反倒是比法国落后得多，它的“区域”概念，只是在战略和方法上界定的，它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但缺少“精气神”。在人类学里，它服务于使民族志从印第安学、英国式的海洋岛屿研究进入到一个“大传统”和乡民社区并存的国际性文明比较研究。我觉得这方面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前辈早就做得很好了。早在美国模式到来之前，法国人已扩展了社会学范畴的边界，其研究兼顾了由不同社会构成的体系或区域，以及这些体系或区域各自的特征、分布面、边界等。有关于此，最近一些年我写了不少文章。我没有将之联系到“区域研究”，但我认识到，它更有意思。我发现，美国学界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著述里重新发现这种人文地理的文明界定，并由其运用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分析。就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言，美国借“区域研究”之名在法国社会学里推广的，主要是社区研究法，而不是“区域研究”本身，这样的后果很严重。战后不少杰出的法国学者坚守自己的学统，对世界社会学和人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受美国的影响多数其他学者并不大明白他们有过自己的研究传统，即使是对他们的先贤耗费大量心力构建的古代文明研究学统，他们也多数一问三不知。
我也曾以社区研究、地方性研究为主要方法展开经验研究。但我深知，这类方法不是我们的发明，不是我们学派的特点，它是随着美国引领的社会科学“区域研究”时代的来临传播而来的。美国社会学家在呈现社会科学的历史时，往往将“区域研究”当作一个超越欧洲学科主义的美国时代。而我的印象是，它并没有带来学科主义的消失，它主要带来的是美式调查研究方法的扩散。也就是说，我们还真的是有必要在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思考我们的学术如何真正获得文化自主性。
至于其“幕后”，大家知道，美国的“区域研究”是在三大基金会的资助下展开的，而且这些基金会都是私立的，它们是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三大基金会中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先是在中国的燕京大学，接着在二战后的法国推行芝加哥学派。20世纪末，福特基金会还很活跃，他们当时支持很多社会学、人类学项目的研究，但有一个条件，研究题目必须包含四个字——“市民社会”，显然福特那时仍然在做以前美国人习惯做的事。为什么美国人专门找私人基金会？我觉得有他们狡诈的一面，这就是“私立”相对容易服众，容易让接受者觉得这是“他/她自己的事”。
以上我描述了自己对英美“区域国别研究”及其影响的印象，这些仅仅是印象，但我觉得有一些启发。
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类学院可以是极少数，只有是极少数它们才能变得很重要。在我的想象里，假如我们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中国唯一的，那我们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景似乎会更好。我不是“洋泾浜”，并不主张外国怎样我们就要怎样，我仅是相信，重复建设不仅意义不大，而且害处颇多，容易使机构变成“待遇”及求利的场所；减少数量，把优秀的留下来，才会有好效果。另外，通过建设少数，我们才有办法充实实体。假如我们的学院变成一个大学规模的学院，像亚非学院那样，那它下面便应有各种专业的人才，各自教各自的课，但是它会有一些效果，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大家慢慢会有所交流，甚至汇合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团体，也只有这样，学派才能得到孕育。
区域国别研究也要研究真的学术问题。“真的学术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区域国别研究就是跨文化研究，是“cross⁃cultural studies”，要做这类研究，以“己”为出发点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出发点，我们就无法“跨”。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是我们文明中的理念、价值、概念范畴，它们是我们跨出自己的文化、“美人之美”的准备。我认为这是“真的学术问题”中首要的。
我们人类学、社会学学科里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的概念和价值观都是西方来的，尽管文章是用中文在写的。我自己是一个例子，我很符合被如此批评的条件。我刚回国写了两三本书，拿去送给费孝通老先生，结果他花了好几个月看。为什么呢？他后来批评我说，他在意念上先把它翻成英文才看得懂。显然，我的逻辑都是英语逻辑。费老说：“我一生写文章，农民里边的干部都看得懂，你的东西我都看不懂。”
按说这情况好像还不是那么糟的，只是语言问题，现在问题好像更大：很多人一方面要搞“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用的概念、范畴、价值观全是从外国学来的，没有独特性。
我这句话有点过，但是大家仔细去分析，我们很多论述背后的理念，经常让我想起基督教，而我们却宣称它是纯中国的。
无论如何，我觉得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个使命是要探索我们自己有哪些概念、哪些价值值得用来做国际研究。当然，我们有很多学者研究中国概念、中国历史、中国时空观、中国制度，但这些里面有哪些东西是值得用来比较、关联和“普遍性想象”的？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有些东西被认为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但是兴许恰恰是最普遍的。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大一统”的概念，这固然是中国独有的，但是这种观念形态不一定不能用在研究外国。当年章永乐老师讨论康梁的著作，提到，梁启超在一战过后想到的解决“二十世纪战国时代”问题的方案基本就是国联，而梁启超觉得国联跟中国的天下是一码事，当时欧洲的问题来自“新战国”，跟我们2000多年前的问题是一样的。梁启超的意思是，2000多年前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来解释当代世界矛盾，2000多年前的理想也是可以用来探索化解矛盾的办法。我觉得他提的那些东西，到费孝通所论述的文化自觉的一套说法，构成一个与文明冲突论不同的世界政治论述。“超越新战国”的思想当然有一部分是理想主义的，它太历史、太文化，亨廷顿虽然是谈文明，但是他满脑子都是看人怎么斗。与他不同，从康梁到费老，我们的前人似乎抱有一种世界理想，它看起来好像不如文明冲突论有用，因而不如后者容易被接受，但它毕竟是古老的理想，毕竟“很中国”，有助于我们借以展开比较和综合，提出我们的观点。
从宏观的到微观的，比如说研究为人的不同看法和做法就可以有用。我们那些跟“人情”“面子”等概念有关的“为人之道”，往往被韦伯之类社会学家描述成跟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东西。然而，2000年，我去法国调研，深刻感到，在这些方面，他们跟我们太像了。他们也送礼、好面子，也为了关系和面子闹别扭，比如，喜欢背后说别人坏话，你做讲座，只要你的观点跟他不一样，他马上离开。英国人也有像我们的地方，英国人那种吝啬比很多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尽管他们有新教，但这并没有彻底洗清原有的风土，他们的“为人之道”仍旧是我们的“人情”“面子”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纯理性的动物。我们也有我们的风土，也一样面临着新“文化霸权”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理解混融杂糅的现实，特别需要懂得，我们那些“独特的”东西，其实是相当普遍的，是“人之常情”，有助于我们畅想从自己这里出发展开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能。
钱乘旦教授指出，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力量分散于不同学科、对象不匀（什么叫“对象不匀”，这个有点深，指的是对某些地方、国别研究的人才缺乏）、语言能力有待提高等。其中，语言能力这方面我看倒不必太焦虑，我们有许多外语学院，各种语言北京大学都很强。问题可能在于语言能力与科研能力如何平衡吧？介入的学科不多这方面，我看本来也不是问题。比如，我们人类学专业是拼命想介入的。钱乘旦教授做英国史，一定懂人类学，因为在英国近代史中，人类学是核心。他说，了解他者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很高的难度，你要真正去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思想、另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很高的难度，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个难度？我觉得钱乘旦教授这一点提得非常好。我前面说“一带一路”倡议在知识上的困境是我们没有真正在乎别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是什么。所以我想，症结可能在于我们“不在乎”，要改变，我们便要“在乎”。而要“在乎”，要了解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便要有一套研究方法。对此，我相信掌握不同方法的不同学者都会有各自的贡献。社会科学有150年以上的学科史，有了一些积累。150年是社会科学整个历史的长度，社会科学就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才慢慢建立的。关于社会科学的阶段，美国的划分方法也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1945年以前的社会科学是按学科划分的，他们的“区域研究”出现后学科的疆界得以打破。我觉得1850年到现在变化其实不是很大。在西方，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本来就不一样，这些学科研究的都是国内事务，人类学和东方学早就在研究非本国的其他区域和其他文明，人类学的主要责任是研究原始社会，东方学研究文明社会。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关切，它跟别的社会科学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兴许解释了缘何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有可能通过综合人类学、东方学及“西方学”提出其文明的新界定，用地理意义上的文明替代历史意义上的文明，对那种将文明等同于历史进步的观点展开批判。有这样的历史，人类学对区域国别研究充满热情是必然的。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名家沙龙”第一期“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讲座进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