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波斯君王们
布莱恩·奥尔
［编者按］本文整理自2022年12月2日“北大文研讲座”第269期——“印度德里苏丹国的历史、宗教与王权”系列讲座第二讲，主题为“印度的波斯君王们”。该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主办，由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布莱恩·奥尔（Blain Auer）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时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鸣飞、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李彦军参与讨论。
布莱恩·奥尔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南亚的伊斯兰教，他重点关注13—14世纪的南亚伊斯兰帝国以及前现代南亚伊斯兰社会的宗教、文化和历史。奥尔教授著有《中世纪伊斯兰权威的象征：德里苏丹国的历史、宗教和穆斯林合法性》（Symbols of Authority in Medieval Islam： History， Religion and Muslim Legitimacy in the Delhi Sultanate， 2012），讨论印度伊斯兰帝国的史学编纂、政教关系等议题；《以波斯诸王为镜：印度波斯-伊斯兰宫廷和帝国的起源》（In the Mirror of Persian Kings：The Origins of Perso⁃Islamic Courts and Empires in India， 2021）讨论发源于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王权观念及其在印度伊斯兰帝国的运用。
本文注释均为整理人所加。
学界对中世纪印度历史往往有三种认知视角，一是宗教、政治军事史视角，关注宗教冲突和征服；二是文化史视角，关注不同文化之间从对立到相互理解的过程；三是社会经济史视角，关注贸易、移民和交换网络。 (1) 而布莱恩·奥尔教授2021年出版的著作《以波斯诸王为镜：印度波斯-伊斯兰宫廷和帝国的起源》（In the Mirror of Persian Kings：The Origins of Perso⁃Islamic Courts and Empires in India， 2021）则从波斯式世界（Persianate World） (2) 的角度出发，聚焦文学、语言和操波斯语的文化精英，探讨波斯式王权的演变以及其遗产在印度如何发挥作用，揭示波斯与印度文化的深刻纠缠。本书检视了法赫尔·穆达比尔（Fakhr⁃i Mudabbir，1157—1236）的《战争与英勇的礼仪》（Ādāb al⁃Harb va Sajā̔a）、穆罕默德·欧菲（Muhammad Awfi，1171—1242）的《故事集和历史说明》（Jawāmi al⁃Hikāyāt va Lawāmi al⁃Riwāyāt）和齐亚丁·巴拉尼（Ziya̔al⁃Din Baranī，1285—1357）的《治世之道》（Fatwa⁃i Jahāndārī）这三部德里苏丹国时期的政治劝谕文学作品，并结合编年史作品，如竺兹札尼（Minhāj Sirāj Jūzjānī，1193—约1260）的《纳昔儿史话》（Tabaqāt⁃i Nāsirī），考察印度穆斯林历史学家对波斯式王权观念的书写以及印度伊斯兰帝国的君王形象。 (3)
波斯式王权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帝国，它包含萨珊波斯（224—651） (4) 的政治治理体系和波斯式的政治、道德价值观两个层面，将南亚地区的政治和文化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政治层面，印度穆斯林国王们继承萨珊波斯的遗产，使用波斯国王头衔，攀附波斯血统。在文化层面，9世纪以来新波斯语成为东伊朗地区的通行语言，波斯文化的影响从文学扩展到社会文化。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们，使用波斯语转写文章，重新构筑伊斯兰和波斯国王的家谱，赋予波斯国王勇士王的形象，总结以公正为核心的波斯式政治伦理，强调为国王服务的瓦齐尔（wazīr）在维系王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把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式王权观念和伊斯兰的历史叙事融合。而印度穆斯林国王们接受波斯文化，积极效仿历史上的波斯国王，同他们的文臣一起建立了印度第一个波斯-伊斯兰帝国。
一、 波斯式王权与波斯国王
王权在印度伊斯兰帝国甚至伊斯兰世界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期穆斯林社区发展出哈里发的王权体系，后者成为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社会的统治形式。但是在加兹尼王朝（Ghaznavids，977—1186） (5) 、古尔王朝（Ghurid， 1148—1215） (6) 和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 1206—1526） (7) ，波斯式王权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君主制、宫廷制度和王权系统。印度穆斯林更进一步从波斯国王的历史书写中重构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式王权，并以此来统治印度。由此，萨珊波斯的政治遗产和波斯历史上的国王构成讨论波斯式王权的两个维度。
（一） 萨珊波斯的政治遗产及其传播
古代伊朗的王权观念继承了两河流域和埃兰文明的王权观念，相信君权神授、王位世袭。到了萨珊时期，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阶层提出了灵光（farr）的理论，灵光由天神授予给国王，象征着王权，赋予伊朗国王统治的合法性。此外，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政治体系中存在“政治玄学”（hekmat⁃i siyāsī）的概念，它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统一。因此，波斯式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即上天赋予帝王的灵光、帝王的家族血缘以及帝王统治的公正性，共同构成波斯式王权的理论基础。 (8)
萨珊波斯的遗产在阿拉伯征服之后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和扩张，萨珊波斯的国土被阿拉伯军队迅速征服，但是萨珊的统治体系在此后的中东地区持续存在，被伊斯兰教和伊朗的各类穆斯林统治者改写采用，比如Divān这一波斯语词，意味着政府办公室，它被吸纳进阿拉伯语，甚至很多中世纪阿拉伯语言学家将其起源追溯到阿拉伯语词，可见波斯传统和穆斯林伊斯兰传统的深度融合，以至于人们忘记它的真正起源。经历了阿拉伯征服的阶段之后，萨珊波斯的遗产进而影响印度穆斯林王权的建立。
（二） 作为模范的波斯国王
另一方面，波斯式王权具有更广泛更抽象的意义，它象征着包括盖尤玛特（Gayumart）、贾姆希德（Jamshīd）、巴赫拉姆·古尔（Bahrām Gur）甚至亚历山大在内的所有前伊斯兰时代波斯君王的传说及其形象，波斯君王作为道德模范、统治典范、恶魔的征服者、文明的推广者出现在后世文献中，代表了波斯遗产的更深层次影响。
在历史学家哈桑·尼扎米（Hasan Nizāmi，生活在12、13世纪，生卒年月不详）献给德里苏丹国第一位苏丹、具有突厥血统的库特卜丁·艾伯克（Qutb al⁃Din Aybeg，1206—1210年在位）的一行颂诗中，他写道：“他被赋予贾姆希德的高贵，拥有法里东的天性。”贾姆希德在伊朗神话中被认为是第一位国王，建立了帝国秩序，创造了文明；另一位波斯国王法里东（Faridun）被认为结束了恶魔国王佐哈克（Zahhak）长达千年的残酷统治，恢复了一神教，结束了混乱时代。随后他将自己的国家分为三份，分别给予自己的三个儿子，第三块土地的疆域包括巴比伦、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信德，可见即使是神话中的波斯国王也被赋予在印度统治的权力。
这些神话和传奇说明波斯式王权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它没有种族或宗教身份，承载着正义、军事英雄和文明等一系列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在中古时代，这些统治思想通过印度劝谕文学《五卷书》（Pañcatantra）的译介在波斯、阿拉伯和印度之间得到了广泛分享。不仅如此，从前伊斯兰时代起，印度传统和波斯传统已经紧密结合，关于国王应该如何统治人民的思想已经被两种传统分享。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国王（Shāh）一词的印度伊朗语根源，古波斯语和梵语共享了王权理念，印度人使用的国王头衔同穆斯林统治者所使用的相似。可以认为，穆斯林统治者运用了超越宗教问题的共享的王权观念在印度建立权威，而他们如何动员和利用波斯遗产在印度制定政策需要重点关注。
二、 德里苏丹国的建立和王权的谱系
当我们结合德里苏丹国建立的历史背景，能够发现帝国建立、国王家谱书写和波斯式王权之间的联系。
以如今阿富汗为统治中心的加兹尼王朝覆灭之后，古尔王朝苏丹穆伊兹丁·穆罕默德（Mu'izz al⁃Din Muhammad，1173—1206年在位）对北印度进行了军事征服，1185年之前他征服了拉合尔（Lahore），1191年他在同乔汉王朝（Chauhan）统治者率领的拉其普特（Rajput）同盟的军事战役中第一次遭遇失败，但一年之后他在同一战场上击溃了敌人，1193年德里（Delhi）被他的将军库特卜丁·艾伯克征服，后者被任命为印度斯坦的总督，古尔王朝开始在印度北部建立第一个深入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王国。
1205年，穆伊兹丁在拉合尔建立宫廷，并同历史学家法赫尔·穆达比尔（Fakhr⁃i Mudabbir）对话，计划用波斯语撰写一份名为《家谱之树》（Shajara⁃yi Ansāb）的作品，绘制伊斯兰历史上伟大领袖的家谱，这部作品完成后最终被献给库特卜丁。《家谱之树》结合了历史、谱系和政治建议，从对宇宙秩序的宏伟景象着笔，梳理国王通过正义维持秩序的愿景，描绘了帝国的谱系蓝图。在法赫尔创造的家谱树中见证了波斯和阿拉伯传统的联姻，古尔王朝的统治者的家谱被追溯到波斯国王的历史和传奇，揭示了印度和伊朗的穆斯林对于人类起源的看法，并且在加兹尼王朝著名诗人昂萨里（Unsurī，？—约1039）的颂诗 (9) 和德里苏丹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齐亚丁·巴拉尼的《菲鲁兹沙史》（Tarikh⁃i Firūz Shāhi）中，先知负责宗教事务、波斯国王负责统治和治理的观念也十分明晰。
在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的重述下，古代波斯国王的血统在印度穆斯林统治的建立中交织成为王权思想的一部分，尽管印度穆斯林苏丹们在族群身份上属于广义的突厥人，但是他们热衷于接受波斯文化及其传统，他们攀附古代波斯国王的血统，宣称自己是古老波斯国王的后裔。凯扬王朝（Kayānids）是波斯传说中的第二个王朝，印度穆斯林国王们将其融入了印度的伊斯兰教王权。根据巴拉尼的记载，13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里苏丹国统治者吉亚斯丁·巴拉班（Ghiyāth al⁃Din Balabān，1266—1287年在位）宣称自己是阿弗拉西亚布（Afrāsiyāb），来自中亚的土兰（Turān）英雄，第一位突厥王的后裔，而在波斯神话中阿弗拉西亚布是凯扬王朝国王凯·霍斯劳（Kay Khusraw）的祖父，巴拉班给自己的后代起的名字甚至与波斯传奇国王的名字一致。这反映了德里苏丹国国王在其本人和波斯传奇国王间建立联系的尝试，体现了波斯国王的传统在当时印度的王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向南望去，波斯式王权的影响也深入南印度地区。德干的巴赫曼王朝建立者阿拉丁·巴赫曼（Ala'al⁃Din Bahman Shāh，1347—1358年在位）采用了巴赫曼的头衔，后者被认为是凯扬王朝国王伊斯凡迪亚尔（Isfandiyār）的儿子，在南部的纪念碑和铭文上也有着巴赫曼追溯贾姆希德的记载，并且在该地区也流传着《巴赫曼王书》（Bahman Nāmah），讲述着凯扬王朝巴赫曼国王的历史。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古代波斯君王的故事和传奇被重新讲述和塑造，始终在流行着。
三、 亚历山大作为波斯和印度的国王
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在德里苏丹国的流行是理解波斯式王权理念在印度穆斯林帝国传播的典型个案。
亚历山大继承菲利普二世的王位后击败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波斯并同波斯公主联姻，最终继承了波斯帝国的遗产。有关他征服波斯战纪的巴列维语和叙利亚语文本在伊斯兰兴起初期被翻译为阿拉伯语。在印度，亚历山大大帝被视为一位波斯国王，他的形象在德里苏丹国经常被挪用。库特卜塔（Qutb minarate）的铭文上，穆伊兹丁·穆罕默德被尊称为“亚历山大第二”。此后，14世纪的阿拉丁·穆罕默德（Ala'al⁃Din Muhammad Shāh，1200—1220年在位）也采用了这一头衔。在他治下，印度的伊斯兰帝国前所未有地扩张，东至孟加拉，西至旁遮普，南至德干，他的形象和亚历山大大帝重合。“亚历山大第二”的头衔还多次出现在孟加拉等地清真寺的铭文和硬币上，反映了亚历山大及其所代表的王权和统治观念在印度的流行。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还将亚历山大刻画为发明家。使用波斯语写作的印度诗人阿米尔·霍斯陆（Amir Khusraw，1253—1325）在献给阿拉丁·穆罕默德的《胜利的关键》（Khazā'in al⁃Futūh）中记载了亚历山大发明镜子的故事。亚历山大被认为发明了一面可以显示周围一切的镜子，以便部下抵抗劫掠的海盗，他因而具有了科学家、发明家和征服者的多重形象，科学和创新素质被强调，这进而影响到了对德里苏丹国国王形象的塑造。在提倡科学与创新的背景下，14世纪的苏丹菲鲁兹沙（Firūz Shāh， 1351—1388在位）被认为发明了包括大时钟在内的各种复杂机械。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梵语的星相学、天文学著作《广集》（B
hat⁃saṃhita）被译成波斯语，星盘（astrolabe）等测量设备涌现，推动了对时间、行星和恒星的研究。菲鲁兹沙对星体的兴趣受到了创造出各种装置的亚历山大的启发，他甚至把星盘的形状刻印在阿育王之柱顶上，运送到德里的菲鲁兹宫殿（Firūz Shāh Kotla）旁展示给公众观看。菲鲁兹沙效仿亚历山大进行统治，说明这一时期印度的波斯式王权跨文化观念深入穆斯林国王内心。
印度统治者和宫廷成员合理运用前伊斯兰时代传说中的波斯国王模范形象，这一模范形象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王权，蕴含着王室、君主制等波斯式的价值观念，对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建立和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四、 以波斯式王权为镜(https://www.daowen.com)
作为跨文化现象的波斯式王权对印度的深刻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亚洲各区域文明的新视角。饶有趣味的对比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
（一） 蒙古：帝国的征服与治理
由游牧征服者建立的蒙古帝国与由突厥人建立的德里苏丹国之间具有广阔的比较空间。在征服和治理的过程中，蒙古也曾选择用第三方的文化传统对当地进行统治，追溯第三方的王权传统，但是当地传统的保留程度有不同。
蒙古人收服吐蕃诸部和兼并大理政权后将其纳入中原汉文化和国家体系，实行中原汉地的政治制度，但是这些地方的文化传统依旧十分强烈，吐蕃追溯西藏的王统 (10) ，大理使用本地的钱币 (11) ；而当蒙古横扫西亚征服波斯后，科学、技术、医药等知识伴随蒙古的征服在亚洲大陆上传播，但蒙古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用汉文化的历史书写来改造波斯的书写。
而波斯式王权因其中包含的普遍的王权和统治观念，被阿拉伯人、突厥人、伊朗人和印度人广泛接受，具体到印度则在德里苏丹国的建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波斯传统之外，重视知识的印度穆斯林知识分子采纳部分王权观念并重新解释，本地传统则通过联姻的方式同穆斯林统治者结合，上文提及的菲鲁兹沙，他的母亲是一位印度教徒，故而在他的统治中也采用了部分印度传统。
（二） 塞尔柱王朝：继承与改写
德里苏丹国的政治劝谕文学和塞尔柱王朝（Seljuq， 1037—1194） (12) 时期的政治劝谕文学具有相似性，巴拉尼的《治世之道》（Fatwa⁃i Jahāndāri）同塞尔柱王朝最著名的瓦齐尔内扎米·莫尔克（Nizām al⁃Mulk，1018—1092）的《治国策》（Siyāsat Nāmeh）多有相似，或许可以说明德里苏丹国受到波斯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此外印度穆斯林也对波斯神话传统进行了改写，盖尤玛特在波斯传统中是第一个人，贾姆希德是第一位国王，但是在《家谱之树》中盖尤玛特成了第一位国王，两种叙述产生了矛盾。
在阿拉伯征服之后，穆斯林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了前伊斯兰时代萨珊波斯的遗产，萨珊的政治思想实际上被穆斯林精英接受，并通过《治国策》等政治劝谕文学传播给包括巴拉尼在内的西亚、南亚、中亚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是会出现古代波斯国王的范例，这反映了波斯和伊斯兰传统的深度交融。波斯传说和神话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不同程度的流变，被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重新讲述，赋予不同的意义，于是诞生了不同版本的史诗故事，这也是如今留下了很多不同版本《王书》（Shāhnāmeh）的原因。
（三） 现代印度：如何书写德里苏丹国的穆斯林学者？
现代印度穆斯林学者对待巴拉尼文本的态度体现了一种简单化、黑白化的世俗主义倾向，他们在翻译巴拉尼的作品时进行了删减，并从世俗主义角度加以诠释。 (13) 但是巴拉尼的著作明显体现了德里苏丹国时期政治治理和伊斯兰教法之间的确存在内在关系——伊斯兰教是一种“神圣的帝国意识形态”，在德里苏丹国的政治实践中需要践行伊斯兰教法；具体到政治实践中，苏丹们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统治，伊斯兰教法是他们进行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于是伊斯兰教法实际上存在着广阔的解释空间，不能简单认为国家和宗教分离，德里苏丹国政治的研究也不能脱离伊斯兰教和教法的框架。
探究现代印度学者对巴拉尼文本做出删减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在独立后国家建构的语境下，印度穆斯林学者需要回答过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国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历史的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缺憾在于只是把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而不是是一种文明和文化系统来研究，并且存在阿拉伯中心主义，忽视伊朗、印度、中亚等。当我们尝试把印度放在穆斯林世界的研究范畴之中，用伊斯兰的线索和波斯式王权的线索串联，能够发掘对伊斯兰文明更丰富的理解。
作者简介：布莱恩·奥尔，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
整理人：李子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1) 参见Blain Auer， In the Mirror of Persian Kings：The Origins of Perso⁃Islamic Courts and Empires in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7.
(2) 波斯式世界的范式是伊斯兰史学家马歇尔·霍奇森 （Marshall G. S. Hodgson） 教授的首创，旨在描述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文化取向。霍奇森提出，波斯语是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文化工具，它被视为精英文化，为广大的伊斯兰世界所使用的。参见Marshall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Vol. 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293-294.
(3) 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指出，本次讲座以及本文的标题“印度的波斯君王们”并非“波斯人来到印度建立国家进行统治之意”，印度的这些君王在族属上是突厥人，只是他们自己和辅佐于左右的文臣们接受了波斯文化，用波斯的方式在印度建立统治。
(4) 萨珊波斯（224—651）是前伊斯兰时代最后一个由波斯人建立的帝国，在鼎盛时期统治着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大部分地区。
(5) 加兹尼王朝（977—1186）是由具有突厥血统的军事奴隶集团建立的伊斯兰王朝，在鼎盛时期统治着伊朗东部、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加兹尼的最著名的苏丹马茂德（Mahmud Ghaznavī，998—1030在位）曾多次派兵对印度进行掠夺。
(6) 古尔王朝（1148—1215）是伊朗东部地区的伊斯兰王朝。他们最初是活动于今阿富汗中心地带的古尔地区（Gur），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是该地区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7) 德里苏丹国（1206—1526）是由来自中亚的突厥裔穆斯林在北印度建立的一系列王朝国家，受到波斯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文详述。
(8) 有关灵光和前伊斯兰时代波斯王权合法性的论述，可参见李铁匠：《古代伊朗的王权观念》，《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9页；刘英军：《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在波斯语史诗中的传承》，《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第65—72页。
(9) 昂萨里在他献给加兹尼的马茂德的颂诗中写道：“汉志是宗教的中心，伊朗是王权的中心”，汉志位于今沙特阿拉伯王国西南部，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正坐落于这一地区。参见Unsurī， Abū al⁃Qāsim Hasan Ahmad， Dīvān. Edited by Muhammad Dabīr⁃Siyāqī （Tehran： Kitābkhāneh⁃i Sanā'ī，1964）， p. 221.
(10) 元朝收服吐蕃后，藏族史家综合汉、西夏、蒙古、吐蕃不同族群的王统历史来书写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藏族历史书写。有关吐蕃王统和元朝治下藏文史籍里的历史书写可参考罗宏：《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中国藏学》2023年第1期，第51—57、213页。
(11) 学者指出，大理国内通行的货币在币材上与中原王朝相比有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反映了中原与大理的货币经济的本质差异，参见林文勋：《大理国货币流通分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30—34页。
(12) 塞尔柱王朝（1037—1194）是由一支突厥部落建立的帝国，在11世纪进入西亚、南亚地区，鼎盛时期疆域范围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区。
(13) 印度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哈比卜（Muhammad Habib，1895—1971）和阿夫沙尔·欧麦尔·萨利姆汗（Afsar Umar Salim Khan）曾将巴拉尼的《治世之道》翻译成为英文版本，命名为《德里苏丹国的政治思想》。参见Muhammad Habib， Afsar Umar Salim Khan， The Political Thero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Allahabad： Kitab Mahal， 1961）。对比英文版和波斯语写本可以发现，大部分有关伊斯兰教扩张与征服的内容被删除，此外，哈比卜在本书介绍章节中认为，《治世之道》的最基本特征是阶级特征，他把巴拉尼的理论定位为背离伊斯兰教的贵族特权理论，参见Muhammad Habib， Afsar Umar Salim Khan， The Political Thero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p.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