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帝国理由”
章永乐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托克维尔思想的接受，在问题意识上高度依赖于在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之间建立的类比。然而这一类比忽略了法国大革命是在殖民宗主国爆发的革命，而20世纪中国革命则是半殖民地人民针对殖民宗主国的革命，更忽略了托克维尔作为法国殖民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的身份。托克维尔能够在智识上理解阿拉伯抵抗领袖卡德尔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具有探索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意涵，但在实践上对这样的抵抗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对于同时代的中国，托克维尔致力于在“文明等级论”中为其分配一个较低的位置，一方面为欧洲提供警示，另一方面为欧洲列强的殖民活动提供正当理由。对托克维尔作为“帝国理由”理论家这一面相的揭示，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评估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对于认识中国道路的局限性，推进对超越殖民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新知识传统的探索。
关键词：帝国理由 殖民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
晚近30多年来，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思想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对托克维尔文本形形色色的本土阅读之中，一种常见的问题意识是在后冷战的语境下，认定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在于法国大革命，进而将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反思，用于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评价。而这种反思往往有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指向。论者往往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对于“英美经验主义”/“大陆唯理主义”的区分，带入对托克维尔的阅读，从而认定《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大陆唯理主义”的批判，《论美国的民主》是对“英美经验主义”的肯定，而《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观察到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体经验，就成为隐含的推荐方案，其潜在的结论是：美国是现代化标准的制定者和示范者，中国有必要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追随美国。
这种通过一系列类比和隐喻建立起来的“基源性”解读方式，在事实层面存在许多粗疏之处，比如说，法国大革命虽然爆发在美国革命之后，但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在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行动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宪制运作。比如，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在很多时候将英国作为警惕和防范的对象，英国在美国内战中也站在南方一边，跨大西洋的英美认同是在19世纪末英国承认美国的美洲霸权之后才变得普遍。更不必说，21世纪美国的政治社会运行方式，与19世纪上半叶已经有天壤之别。不过，上述主流问题意识的关键，是对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相似性与思想继承关系的认定，从而通过批判法国大革命，来表明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态度。
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革命在思想上对法国大革命有继承关系。但论者普遍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法国大革命是在一个殖民帝国的宗主国发生的革命，尽管在一些法国殖民地（如海地）引发了针对宗主国的革命，但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实际上促使法国在19世纪进一步推进其殖民帝国的建设；而20世纪中国革命则是殖民帝国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发生的革命，它首先面对的是列强的殖民帝国体系的压力，之所以要变革本国的“旧制度”，也与“旧制度”不足以在日益逼仄的国际环境下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密切相关。这一区别对于我们评估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托克维尔是法国殖民主义“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 (1) 的重要理论代表，尤其在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征服和管理方面著述甚丰，贡献了一批殖民主义视角的“区域国别研究”文献。托克维尔痛感法国在北美殖民地落败于英国，反复强调要学习英国向殖民者充分放权的殖民方式，希望法国加以效仿。虽然他有一套关于自由的优良秩序的社会理想，但他并不打算让各个民族和国家以自主探索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理想，相反，在必要的时候，托克维尔完全乐于让殖民地民众付出代价，以实现法国公民的“自由”。他在智识层面能够理解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者的反抗会导向对于不同于其传统社会模式的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探索，甚至将这种探索与欧洲中世纪君主的国家建设行为做类比，但在实践层面的态度是无情镇压。托克维尔对于同时代的中国更是持有一种极其负面的看法，认为中国已经陷入文明的停滞，只有外力才能够推动改变；他为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叫好，认为英国殖民者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托克维尔并不关心阿尔及利亚本土各族群如何实现他所倡导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必然意味着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类似的，当论者借助托克维尔的论述来反思中国为何没有出现托克维尔式的“自由”时，托克维尔自己可能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的视野里，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中国，都完全可以成为法国公民“自由”的代价。
而从中国自身的政治主体性视角来看，机械地搬用托克维尔的理论视角，有可能否定的不仅是20世纪中国革命，同时也可能会将秦朝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与之后的历史对立起来，认为中国两千多年走的道路都是错误的。如此否定的，不仅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也否定了支撑中国制度运作的源于两千多年历史的政治文化。因此，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运用托克维尔的思想遗产，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 托克维尔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
尽管中文世界研究托克维尔的文献已经相当可观，但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托克维尔在法国殖民事业中的角色和地位。 (2) 从1839年以瓦洛涅（Valognes）地区代表的身份进入七月王朝议会众议院的时候开始，托克维尔就一直密切关注着法国的殖民事业。他在1837年、1841年与1847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报告和信札，并在1842—1849年期间任职于议会殖民委员会，直接参与法国海外殖民事业的顶层设计。
那么，托克维尔为殖民帝国的扩张，提供了什么样的“帝国理由”呢？第一，如同一系列19世纪欧洲思想家那样，托克维尔诉诸“文明”的话语，认为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之后，“非洲从此进入了朝向文明世界的运动”。 (3) 在1847年给众议院的报告中，他宣称“欧洲革命已经来临，文明与基督教的社会已经得以建立”。 (4) 不仅如此，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也是同样的文明化事业，批判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是野蛮的爆发 (5) ，而英国对起义的镇压是基督教与文明的胜利。 (6) 第二，托克维尔认为非洲殖民地增加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放弃殖民地对于法国的国际威望将是一个沉重打击 (7) ， 因此，必须坚决镇压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反抗。 (8) 第三，也最重要的一点是，托克维尔认为1830年上台的法国七月王朝政府被资产阶级的精神所统治，统治者鼓励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与政治冷漠 (9) ，使公民处于消极状态，而这潜藏着陷入专制主义的危险。而海外殖民可以为法国公民提供伟大事业的感召，使他们克服消极被动状态，积极行动起来，从而始终保持着对抗专制的力量。
1837年，托克维尔在巴黎的《塞纳河与瓦兹河》（La Presse de Seine⁃et⁃Oise）上发表了两封《阿尔及利亚信札》（Lettre sur l’Algerie），介绍了他所了解的阿尔及利亚状况，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在第一封信札中，托克维尔从法国殖民的需要出发，概括了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的分支卡拜尔人以及土耳其人的基本特征，并介绍了伊斯兰教逊尼派苏菲主义教团的阿拉伯人抗法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Abd al⁃Qadir）。他也提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当地的基本统治方式，以及土耳其的残留势力的基本形态。在第二封信中，他探讨了法国人摧毁土耳其人政府之后阿尔及利亚的状况：阿拉伯人的贵族力量迅速恢复，像阿卜杜勒·卡德尔那样的领袖迅速崛起，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的混血儿阿赫迈特（Achmet）贝伊也统治着君士坦丁省，冲击法国的殖民事业。托克维尔主张对不同族群根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对待卡拜尔人，重点是通过通商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对待已经出现民族领袖的阿拉伯人，关键在于“众建诸侯”并使其相互牵制，防止阿拉伯人的认同集中到一个领袖身上。托克维尔强调对阿拉伯人要因俗而治，接受他们的部落结构，利用他们的军事与宗教贵族，逐渐改变他们的民法。他主张仿照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君主推行的属人法，在阿尔及利亚针对不同的族群推行不同的法律体系。而在法国殖民者与巴黎的关系上，托克维尔以英国向殖民者放权的殖民模式为参照，主张巴黎应当给予殖民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应强求在殖民地推行母国的法律。
1837年的托克维尔尚未踏足阿尔及利亚，他对于殖民者与土著居民融合的前景，保持了乐观的展望。 (10) 然而1841年对于阿尔及利亚的访问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判断。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他认识到法国早期的有限占领与和平渗透战略遭到阿拉伯人的抗法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土著武装的挑战，并了解到比若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对抵抗的阿拉伯部落所实施的恐怖战略。在当年写作的《阿尔及利亚研究》（Travail sur l’Algerie）中，托克维尔主张全面强制与部分殖民齐头并进，前者需要摧毁阿拉伯人的家园和农作物，后者则要求系统地从欧洲移民到阿尔及利亚。 (11) 但托克维尔不仅关心制服抵抗，也关心如何获取土著的土地。他坦陈，自己对暴力手段是有敌意的，但是必须承认法国人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够在阿尔及尔附近获得土地。 (12)
尤其值得今天的读者关注的，是托克维尔对于阿拉伯人的抵抗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的评论。托克维尔认为：“必须担心，阿卜杜勒·卡德尔正在我们周围的阿拉伯人之中建设一个政权，它与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前后相继的统治力量相比，更加集权，更敏捷，更强大，更有经验，更正规。不应该让他完成这项可怕的工作。” (13) 托克维尔将阿卜杜勒·卡德尔称为“穆斯林的克伦威尔” (14) ，认为卡德尔深知自己的权力建立在以法国人为敌的宗教动员上，而与法国殖民者的和平，将会瓦解卡德尔自己的权力基础，因此，卡德尔会不断地强化这一权力基础，不断加强部落的宗教激情。托克维尔甚至指出，阿卜杜勒·卡德尔如同15世纪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削弱封建主义那样，改造阿拉伯社会的结构，打击不忠于他的世袭贵族，创造新的统治建制。 (15)
在这个新报告中，托克维尔弱化了他对于阿拉伯人可改造性的乐观判断，转而从一种文化本质主义的视角，强调阿拉伯人“无可救药”。托克维尔主张，不仅要打击抵抗势力的军事力量，而且要削弱支持他们的部落。他主张焚烧阿拉伯人的农作物，清空他们的粮仓，俘虏未武装的阿拉伯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托克维尔认为，攻击阿拉伯平民的必要性在于，与定居的欧洲人不同，阿拉伯人是游牧的，殖民者不能通过征服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后勤系统的一部分，因而只能通过不区分军事人员和平民的全面战争，摧毁他们为阿卜杜勒·卡德尔提供后勤支持的能力。除了那些为人性和万民法所谴责的极端手段，一切手段都可以用来打击这些支持抵抗武装的部落。在现实之中，法国殖民军大开杀戒。在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之下，阿尔及利亚人口从400万急剧下降到230万，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口才恢复到1830年前的水平。 (16)
1846年，托克维尔受法国议会派遣，再次前往阿尔及利亚考察，了解到对于阿卜杜勒·卡德尔抵抗势力的镇压已经奏效。回国后，托克维尔于1847年5月提交了众议院委托他起草的报告。他认为“只有手持武器才能够研究野蛮民族” (17)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征服是“出色的和光荣的”。 (18) 在阿拉伯部落对于殖民者的有组织的抵抗逐渐被平定之后，托克维尔主张进入常态治理的阶段：用小股轻装部队监视阿尔及利亚乡村人口，迫使土著减少流动性，促进和平生活；逐渐削减军队总量，以减少军费支出。托克维尔的新报告对于阿拉伯人的描述逐渐变得更为正面。他现在提醒，法国殖民当局不仅要约束对土著的暴力，而且要照顾他们的感受：“文明的民族经常仅仅通过接触，就在既无意图也无自觉的情况下，对野蛮民族造成压迫和打击；在欧洲人看来是自由和财产保障的行政和司法规则，对野蛮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压迫；让我们感到不满的延误会让他们狂怒；我们称之为监护的形式，被他们称之为暴政，他们宁愿退出也不愿屈服于它们。” (19)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是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中审视法国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土著之间的关系。
托克维尔主张改进法国当局对于土著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大英帝国对于印度的统治策略，主张利用土著中的亲法精英，推行间接统治，以减少法国统治者与土著的冲突。在此，托克维尔再次提出，巴黎应当弱化它对殖民地的中央集权统治，便于殖民者因地制宜，办好殖民地的事务。
二、 中国作为负面的参照者
托克维尔对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论述，究竟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在1837年8月22日发表的第二封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书信中，托克维尔想象了中国皇帝突然占领巴黎后的场景：
先生，让我们现在假设中国皇帝统率军队在法国登陆，他将成为我们最大的那些城市和首都的主人。他对所有的公共记录看都不看就加以销毁，不询问每个行政岗位的诸多目的就加以摧毁或解散，最后抓住了上至政府首脑，下到乡村警察，包括了贵族、议会代表，以及宽泛而言，整个统治阶级的所有官员，将他们一下子放逐到遥远的国度。难道您不认为这位伟大的君主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要塞和财宝，但很快将对如何管理这个被击败的国家感到茫然？难道您不认为，他的新臣民被剥夺了所有领导或可能领导事务的人之后，无法治理他们自己？而他站在对立面，不了解宗教、语言、法律、习俗或行政实践，并费心驱除了所有可能教导他的人，难道不是没有能力引导他们？先生，您可以毫不费力地预言，即使征服者实际占领的法国部分地区服从他，该国其他地区也将很快陷入完全无政府状态。 (20)
托克维尔关于“中国皇帝占领巴黎”的想象，并非空穴来风。他在书信中很快指出：“先生，您很快就会看到，我们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正是我认为中国皇帝在法国所做的。” (21) 托克维尔尖锐地指出，法国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并没有利用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基本行政结构，而是打碎这些结构，以本国国内的统治结构为模板，铸造新的结构。在这一思路下，法国殖民者大量毁坏了当地的档案文件和街道，导致自己对所征服的地方缺乏最基本的信息，最后陷入无法治理的局面。托克维尔认为这正是中国皇帝可能会做的事情。在这里，“中国皇帝”代表着专制，但也代表着闭目塞听和昏庸颟顸，他不愿考察和学习当地的具体情况，不尊重当地的民情，也不选用当地人进行治理，这就使得行政成本大大提高，最终形成无政府状态。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对于中国皇权的想象，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一人统治”，他对于中国君主如何借助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展开系统性的治理，缺乏最为基本的认知，而这正是孟德斯鸠以来对于中国的“专制主义”叙事的典型模式。
而纵观托克维尔著作中对于中国的评论，我们还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细节：第一，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中国是个遥远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去中国是一种冒险，中国的语言难以理解。 (22) 第二，与魁奈等18世纪欧洲“慕华派”思想家的主张相反，托克维尔的判断是，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民众生活贫穷。 (23) 其潜在意涵是，中国并不值得效仿。第三，中国具有强大的“行政集权”，缺乏地方自治。《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五章“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时候，托克维尔指出：“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虽然也在天天前进得相当好，但绝不是甚好。” (24) 第四，托克维尔认为，中国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命运，社会层面身份比较平等，但因此也缺少巨大的野心。《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三部分第十九章探讨了中国的科举考试，托克维尔试图以中国科举为例来论证，随着平等原则的深化，人们无法容忍急速的晋升，晋升的办法也就会规定得越来越死，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人们主动限制自己的目标，因而表现出缺乏雄心大志的特征。 (25)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平等化发生比欧洲早得多，托克维尔主张以中国为镜鉴，来预测西方的平等化将要带来的未来结果。
第五，与许多19世纪欧洲思想家一样，托克维尔认为中国文明陷入停滞难以自拔。《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一部分第十章“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将中国视为放大版的美国。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社会的人难于沉思，追求物质和眼前的享乐，不关心理论，而中国很早就表现出了偏重实践而不关心理论的特征，由于这一特征，即便中国人不会像罗马人一样被异族浇灭科学，也不会引导至知识和自由。 (26) 托克维尔认为，中国人偏向纯实践，对理论缺乏兴趣，而且泥古不化，“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27) 。托克维尔暗示，中国在理论方面的泥古和停滞，包含着文明自我毁灭的风险。 (28)
第六，中国臣民受到抑制，无法联合从事伟大的事业。《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五章“关于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中，托克维尔提出贵族国家无需结社，因为贵族是自然结社的，而民主国家民众独立但软弱无力，个人难以完成伟大事业，所以只有结社才能追求伟大，但如果无法做到联合，就可能会退回野蛮状态。而促进结社的方式，就是给予人民锻炼的机会。托克维尔批评当政者的这样一种做法：“对待他们的臣民或多或少像中国对待妇女，强迫他们一辈子穿着婴孩时期的鞋子。” (29) 但这一类比并非就事论事，谈论中国妇女是多么缺乏地位，更是暗示中国臣民受到抑制，无法通过联合而从事伟大的事业。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激烈批判重农学派（魁奈、勒特罗纳、蒂尔戈、里维埃等人）的思维方式中包含了他称为“民主专制”的基本要素：取消社会等级和阶级划分，人人平等，由指定的官员以全体的名义来行事，但却无需咨询大众，而要阻止官员的胡作非为，最后却不得不诉诸革命而非法律。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的理论家在欧洲找不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把中国树立为自己的典范。在历史上，重农学派希望波旁王朝以中国为典范进行改革，引起了关注波旁王朝发展趋势的精英人士的高度警惕，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一批作者纷纷致力于描绘中国的负面形象，在此，中国实际上是被视为法国社会需要避免的一种社会演变可能性。在19世纪写作的托克维尔继承了这个传统，在他看来，当时的清政府不过是“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罢了。 (30) 而这与他的阿尔及利亚论述中对于中国皇帝的描述形成呼应关系——托克维尔想象的中国皇帝，无疑是一个专制君主，但又是一个缺乏深思熟虑、以恣意来统治的专制君主，最终也必然是一个虚弱的君主。在19世纪欧洲的“文明等级”观念中，这样一个君主的形象，通常被归入“野蛮”乃至“半文明”等级。在托克维尔看来，帝制中国拥有专制之下的平等，臣民缺乏自由和从事伟大事业的雄心壮志，食古不化，缺乏理论兴趣和创新精神，发展陷入停滞状态。这正是他用来警告他的同胞应当避免的一种社会状态。 (31)
托克维尔对于中国的认知，仅仅是一种“无害的偏见”吗？情况远非如此。托克维尔是在19世纪欧洲“文明等级论”的语境中进行思考和写作的，对于一个社会的具体特征的考察，最终会落实到对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认定，从而服务于殖民帝国的对外扩张。在1840年4月12日，在英国议会同意政府的出兵中国的政策后，托克维尔致信亨利·里夫（Henry Reeve），做出了如下评论：“欧洲的流动性终于与中国的僵化相抗衡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特别是如果人们想到这只是众多相同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这些事件中的最后一个，所有这些事件都将欧洲种族赶出自己的家园，并依次将所有其他种族置于其帝国或影响之下。比罗马帝国的建立更广阔、更非凡的事物正在我们这个时代生长，而没有人注意到它。这是世界的第五个部分对其余四个部分的奴役。因此，让我们不要过多地诽谤我们的世纪和我们自己；人是渺小的，但事件是伟大的。” (32)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单独出兵，托克维尔尚且有这么强的“英国人去了就是我们去了”的共情，英法联合出兵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并非难以想象。
很明显，托克维尔深知第一次鸦片战争体现的是“世界的第五个部分”（欧洲）“对其余四个部分的奴役”，但他毫不犹豫地称这种奴役为“伟大”。而这又回到他的“帝国理由”：殖民主义的事业有助于宗主国的公民走出自己的舒适区，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保持积极行动状态，而这是克服七月王朝之下那种有害的和平与舒适的良方，最终可以防止法国公民陷入奴役状态。通过奴役殖民地来让宗主国公民来保持“自由”，这就是托克维尔的选择。
在托克维尔去世的那一年（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英法联军猛攻大沽口，清王朝的军队节节败退。托克维尔的视野中，始终没有出现一个中国式的阿卜杜勒·卡德尔，采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社会组织方式，将中国整合起来抵御外敌。他对中国的认知，保持在专制、虚弱、文明停滞这一印象之中。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出现了反帝反殖的新的领导力量，经过漫长的奋斗和探索，通过全面的政治社会革命，实现“旧邦新造”，使得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应该如何认识这样的一场革命，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以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来对这场革命的发生表示“后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恰当运用？这是下文将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三、 托克维尔与20世纪中国道路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于托克维尔的接受，其最为突出的问题意识是追问为何20世纪中国未能实现托克维尔式的“自由”。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将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搬用到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分析，认为中国的“旧制度”本身已经包含了种种不利于实现“托克维尔式自由”的因素，20世纪中国革命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因素。而由此导出的结论，不仅是必须要反思20世纪中国道路，而且要批判和反思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与文化传统。
这种对托克维尔论述简单的搬用，最大的薄弱点是未能在全球殖民帝国体系中分析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根本差别。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法国早已经是一个拥有诸多海外殖民地的殖民宗主国。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可以提供原材料、倾销商品，加快国内的资本积累，为国内的社会矛盾提供减压阀，并增强国际威望。即便在遭遇反法联军围攻的时候，法国仍然能够保留大多数海外殖民地。革命虽然在部分殖民地（如海地）引发了针对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独立运动，但革命释放的巨大社会能量，从总体上助推了殖民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在革命过程中，法国“第三等级”的领导力量固然面临着全欧洲相互联姻并讲法语的王朝贵族势力的敌视，但正如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只要法国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欧洲的王朝贵族们仍然能够承认法国是顶级列强之一，也不会剥夺法国的海外殖民地。
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是一个陷入“半殖民地”状态的非西方文明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更是一个组织松散、处于前工业状态的国家与一系列业已工业化的殖民宗主国之间的斗争。工业化的殖民帝国占据了全球与区域经济体系的特定“生态位”，压抑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不仅面临着本社会更为保守的势力的压制和予求予夺，更是受到殖民主义体系的抑制——由于缺乏独立自主的政治共同体，处于襁褓之中的民族工业不仅得不到本国产业政策的保护，直接面对海量涌入的低价外国商品的竞争，而且还要为形形色色的对外赔款提供资金。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缺乏发展壮大的机会，无法承担起政治领导权。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的产业工人的数量也非常少，因此在中国也难以实施像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以城市工人为基础的革命。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革命”，俄国革命具有“第四等级革命”的色彩，那么中国20世纪革命的主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比欧洲的工人阶级（“第四等级”）要更低。中国革命过程之所以曲折与悲壮，与它所面对的压迫力量之强大，与本土产生具有整合力的政治领导力量的难度，有着根本性关系。
然而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做横向比较，尽管中国20世纪的“旧邦新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成就也是斐然的。中国通过对社会的重新组织，克服了清王朝崩溃以来的碎片化局面，第一是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国际上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第二是建立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集聚了大量资本用于发展工业；第三是普及了基础教育，改善了卫生条件，实现了人口素质的飞跃。这一切都是后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而20世纪绝大部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只是在政治与法律上获得独立，经济命脉往往仍然掌控在前殖民者的手中，政治权力往往掌握在与工业化存在很大张力的社会旧势力手中，内外的制约使得民族工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有些国家在殖民者撤离之后，甚至长期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军事政变、民族仇杀层出不穷。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终结之初，许多论者更直观地看到美国的胜利与苏联的失败，同时认为中国的道路从根本上就是已经失败的苏联道路，二者都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这就忽略了20世纪中国革命所打下的基础之深厚，使得中国能够采取许多苏联无法采取的实践，并在后冷战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壮大。比如说，通过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调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而这是苏联直到解体都难以推动的操作。然而，下放权力的实践并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事实上，1958年和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而这两次权力下放的认识根源，又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据地年代形成的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经验，而这是通过一场城市革命迅速掌握中央政府权力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非常缺乏的经验。相比于俄国十月革命，20世纪中国革命更为曲折与漫长，但由此打下的基础也更为坚实，中国所建立的制度，也比苏联更具韧性。 将中国制度的特点概括为“集权”，是过于简单化的，真正需要探讨的是，中国在“集权”与“放权”之间切换的能力，究竟是如何获得的，而这也正是中国区别于苏联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集权，大革命进一步加强集权”的命题机械地搬运过来，恰恰会阻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而从革命的过程来看，在法国大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机械类比，同样存在很多盲点。法国是在“旧制度”推动中央集权的高峰时刻爆发革命，其革命反复遵循一种模式，即谁控制了巴黎，谁就有极大的概率控制全国。近代中国呈现的恰恰不是这个模式。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财政汲取能力限制，被视为“专制集权”的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实际控制力是非常有限的，清王朝在经历白莲教、太平天国等一系列起义之后，更是向督抚下放大量权力。1906年，曾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讲授国际公法课程的法学博士中村进午在日本《外交时报》上撰文，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明治日本，督抚权力畸大，中央政府威望低落，事实上不利于中国推行君主立宪改革。 (33) 20世纪初的清廷具有通过“新政”重新集中权力的意愿，但即便是“新政”的改革也受到朝廷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中间环节畸形发展的制约，朝廷的财政汲取被中间环节层层加码，资源被截留。而清王朝的崩溃，带来的是一个碎片化的权力结构，民国时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持久的地方割据，而法国尽管有可能爆发旺代叛乱这样的事件，但不可能形成持久的地方割据。在近代中国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下，占领首都未必意味着显著的优势。中国革命通过“红色割据”，推进革命根据地建设，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革命方式，不仅在法国大革命中闻所未闻，即便在俄国革命中，也是相当陌生的现象。
此外，在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机械类比，往往将革命所针对的地主士绅与法国的封建贵族相类比。这一类比本身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在推广在实际治理中用可撤换和调动的官僚来取代世袭的封建贵族，在经历汉初的分封制回潮之后，官僚治理的郡县制获得了巩固，绝大多数的贵族已经不再是实际治理的“领主”。而宋朝以来，世家大族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与封建贵族不同，地主士绅并没有基于分封的传统特权，而必须通过考取功名和出仕，获得属于官僚家庭的特权。用托克维尔的视角来看，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推进路易十四的事业。贵族家庭出身的托克维尔对于法国晚近才有飞跃式发展的官僚制统治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而具有两千多年官僚制历史的中国，在他的理论视野中，更难以占据正面的形象。根本问题仍在于，中国与欧洲的历史道路存在极大的差异，如果以欧洲经验为圭臬，就会很容易将春秋战国与秦汉以下的历史对立起来，前者的分封制和贵族的地位与欧洲经验具有相似性，而后者则是一个让欧洲感到非常陌生的世界。托克维尔对于官僚制的疑虑具有理论上的启发性，但他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僚制治理经验的不了解，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从托克维尔自身的思想方法出发，他有可能如何对20世纪中国的“旧邦新造”进行分析呢？我们可以推测，他的思想方法将允许后世的研究者将中国反抗外部侵略的斗争类比于阿卜杜勒·卡德尔对法国殖民势力的抵抗。在托克维尔眼里，阿卜杜勒·卡德尔是“穆斯林的克伦威尔”，在抵抗法国殖民的过程之中，已经在致力于改造阿拉伯社会原有的结构，将一盘散沙的阿拉伯部落联合起来，这一工作甚至可以与法国君主15世纪的反封建改革相比。 (34) 托克维尔文本所呈现的理论逻辑会允许这样一种类比：无论是卡德尔，还是中国的20世纪革命者，都不是在简单地运用他们本国固有的政治组织资源，而是在抵抗的过程之中，对他们所在的社会进行动员，改造了传统社会的结构。托克维尔能够在智识上理解这种努力，但是在实践中却将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反抗置于自身的对立面，加以残酷镇压。
这种基本态度并非仅仅出于狭隘的利益考量，而是有托克维尔自己的“帝国理由”作为基础：托克维尔的自由观，不仅关注个人免受他人侵扰的“消极自由”，更是认为个人只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才能够保持避免陷入专制状态的行动力。而积极参政的自由，恰恰是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自主为前提的，一个被殖民征服的民族，外来的殖民者垄断了关键决策，其公民是不可能有积极参政的空间的。当阿尔及利亚的土著起来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时候，这原本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对政治共同体独立自主的追求，它从根本上符合“托克维尔式自由”。然而，在欧洲殖民帝国扩张的年代，托克维尔并没有思考不同政治共同体的“平等的自由”，而是直接站到了法国殖民者的立场上，为了法国人的自由，牺牲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不仅如此，当托克维尔观察大英帝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时候，他也是将自己代入殖民者而非被殖民者的位置。在他看来，无论是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还是印度的土著，最多是半文明的族群，并不具备自我统治的资格。无论是阿卜杜勒·卡德尔领导的阿拉伯人的反抗，还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在托克维尔眼里，都不是对自由的追求，而只是殖民地族群落后愚昧的文化的表达。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以被殖民族群没有达到必要文明程度的名义，否定了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出“托克维尔式自由”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正如托克维尔对于阿尔及利亚的反抗者如何发展出“托克维尔式自由”没有兴趣那样，他对于中国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出“托克维尔式自由”，也不会有直接兴趣。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中国，对于托克维尔都是征服和统治的客体，殖民地承受的苦难将支撑起法兰西的伟大，从而为法兰西公民的“自由”提供保障。至于殖民地为何要承受这些苦难，19世纪的殖民主义提供的答案是，“落后”证明“挨打”的正当性，因为“打是亲骂是爱”，是殖民帝国对于殖民地落后族群的“文明教化”。虽然托克维尔有时候会冷峻地承认，法国的殖民统治其实使得阿尔及利亚人的状况变得更糟了 (35) ， 但他从根本上仍然未能超越“文明化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这种殖民主义话语。
为避免对托克维尔的简单与机械的挪用带来的对于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以及20世纪成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否定，我们需要对托克维尔进行“再语境化”，将其置于全球殖民帝国扩张的语境之中，再评价其一系列思考的现实指向。本文主张，在中国高校课堂上讲授托克维尔思想，有必要先从其对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论述切入，明确其对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理论态度之后，再去讲授其《旧制度与大革命》及《论美国的民主》。一旦被置于殖民扩张的语境中，甚至还可以获得对后两部著作中的一些命题更深入的理解。
比如说，托克维尔主张在殖民地吸纳被殖民者的精英，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统治底层，就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及《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贵族的中介功能的重视有关，尽管他并不真正关心被殖民者的自由。而《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的区分，落实到殖民扩张的语境之中，就是主张巴黎给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充分的自由裁量权，避免将本土的法律直接用于殖民地。不过，在殖民史上，给予殖民者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对于殖民者意味着便利，但对于被殖民者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残暴和恣意。比如1763年英王在北美殖民地设立一条公告线（proclamation line），禁止北美殖民者越线向印第安人获取土地，这一政策束缚了北美殖民者的手脚，但对印第安人是一种保护；而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英王丧失了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权力，殖民者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作为被殖民者的印第安人的噩梦也就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统治下遭遇了比在英国统治下更为悲惨的命运。而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故事顺序是倒过来的：作为王室特许公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享有最大限度的“权力下放”，然而其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了几次规模极大的饥荒，其中1770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导致饿死人1000万以上；1857年，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引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才促使英国王室下决心建立对印度的直接统治。托克维尔未必不知道英国殖民地所发生的种种悲惨故事，但仍然不断以英国的殖民统治模式来鞭策法国政府，要求推动权力下放改革，他关注的究竟是哪个群体的利益呢？(https://www.daowen.com)
明确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托克维尔文本中所处的客体而非主体地位，我们才能够理解，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很难说是写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看的，殖民主义重压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也不可能通过托克维尔的思想获得解放。处于前工业化状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普遍缺乏集聚的资本，缺乏坚船利炮，其传统社会组织方式面对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如同一盘散沙，民族资本难以成长，更传统的地主士绅往往是工业化的掣肘者。在这种情况之下，20世纪中国引入新的政治组织方式，锻造了强有力的先锋队政党，进而以先锋队政党改造社会，最终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之中，秦汉以来中国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实际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国这一文明续造，正在当下产生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我们无法寄望于用一种现成的欧洲理论来讲清楚这种文明续造的过程与意义。如何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议题。
余 论
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可谓19世纪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作为为法兰西帝国乃至欧洲诸殖民帝国提供“帝国理由”的理论家，托克维尔的思考与著述仍然镶嵌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之中。正如他对阿尔及利亚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他研究被殖民者的目的是思考如何推进殖民统治，而不是思考被殖民者如何实现他所追求的自由——包括通过反抗殖民宗主国而获得政治共同体的独立，以及实现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托克维尔能够在智识上理解阿拉伯抵抗领袖卡德尔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必然导向对于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探索，但在实践上对这样的抵抗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在他的笔下，中国更是一个停滞不前，有待被欧洲人打开国门的国度。托克维尔的兴趣不在于思考如何在同时代的中国实现他所主张的“自由”，而是通过对中国文明程度的认定，为欧洲未来的平等化提供一个可以作为警示的反例，并为欧洲殖民者的征服提供正当性论证。
在冷战终结以后，许多中国的论者用托克维尔批评法国大革命的论断来评论中国在20世纪革命中所找到的新政治与社会组织方式。但一旦引入殖民帝国的语境，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对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如何实现“托克维尔式自由”，并没有真正的兴趣。搬用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来评判20世纪中国革命，更像是要求托克维尔来做一件他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究其根本，许多论者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简单类比存在着重要的盲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在殖民宗主国爆发的革命，法国革命者并不面临谋求国家独立自主的问题；而中国革命却面临着如何摆脱全球主要殖民帝国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枷锁的问题。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无需思考如何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问题，但对于深受列宁帝国主义论述影响的中国革命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对于争取独立自主的探索，远比托克维尔笔下呈现的阿拉伯领袖卡德尔的探索更为系统、深入和持久，其对于全球殖民秩序的冲击和震撼，也更为深远。然而从托克维尔对于卡德尔的态度，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对20世纪中国对于独立自主的探索抱有同情的态度。
因而，通过对托克维尔对于殖民地的论述，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他关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论述之中隐含着的殖民主义前提，理解其“自由”主张的特定民族与种族前提。而如果对这一前提没有意识，我们就很容易通过对其结论的简单移植，对20世纪中国的探索做出负面的评判，进而有意无意地重新证成20世纪中国革命试图否定的殖民帝国的支配秩序。“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定殖民主义老路的现代化，它在客观上需要一种真正摆脱殖民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传统与之相配套，而这样的知识传统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依靠我们通过解读流传至今的“区域国别研究”文本，揭示和批判其隐含的殖民主义前提而得以建立。本文对于托克维尔文本的剖析，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案例，还有更多的思想家与文本，值得被纳入反思性工作的射程。
作者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1) 笔者参照“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一词，仿造了“帝国理由”（raison d’empire）这个术语，指称殖民帝国为了扩张和维持自身的帝国统治而进行的正当化论证。在笔者之前，已有学者在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史的研究中使用了“帝国理由”一词，见Laurent Gerbier，Les raisons de l'Empire：Les usages de l'idée impériale depuis Charles Quint（Paris：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2016。笔者对“帝国理由”的使用更聚焦于殖民帝国。
(2) 国内涉及托克维尔帝国思想的代表性研究，参见任军锋：《帝国的民主：重读托克维尔》，《文化纵横》2014年第5期；段德敏：《托克维尔的帝国思想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 Alexis de Tocqueville，“First Report on Algeria，”in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61.
(4) Alexis de Tocqueville，Œuvres（M），Vol.3，L'Algerie，p.310.
(5) 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oupin & Roger Boesche trans.，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364.
(6) Ibid.，p.359.
(7) Alexis de Tocqueville，“First Report on Algeria，”in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p.167.
(8) Ibid.，p.63.
(9) Alexis de Tocqueville，Arthur Goldhammer trans.，Recollections：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and Its Aftermath（Charlottesville &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6，pp.4-5；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oupin & Roger Boesche trans.，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44.
(10) Alexis de Tocqueville，“Second Letter on Algeria，”in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25.
(11) Alexis de Tocqueville，“Essay on Algeria，”in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81.
(12) Ibid.，p.87.
(13)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67-68.
(14) Ibid.，p.64.
(15) Ibid.，p.64.
(16) Mahfoud Bennoune，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lgeria，1830-1987：Colonial Upheavals and Post⁃independence Developmen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1-42.
(17)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130.
(18) Ibid.，p.129.
(19) Ibid.，p.144.
(20)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14.
(21) Ibid.
(22) 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 Schleifer trans.，Democracy in America（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10），p.641.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oupin & Roger Boesche trans.，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pp.93，107.
(23)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版本中，托克维尔认为人民的财富构成包括“人口、不动产和动产”，但“文明国家的人口便于计算，另两者则否”。纳骚·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给托克维尔去信，提出财富程度取决于财富总额与人口的比例，他举例称中国的财富总量超过荷兰，但个人却比荷兰贫穷得多。托克维尔很可能在收到西尼尔的信件后修改原文，将“人口”删除。M.C.M.Simpson edi.，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with Nassau William Senior（London：Henry S. King & Co.，1872），I，p. 4.
(24) 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 Schleifer trans.，Democracy in America，p.154.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 Schleifer trans.，Democracy in America，p.1123.
(26) Ibid.，p.775.
(27) Ibid.，p.786.
(28) Ibid.
(29) 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 Schleifer trans.，Democracy in America，p.898.
(30) Alexis de Tocqueville，Authur Goldhammer trans.，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47.
(31) 自晚清以来，在日益逼仄的国际环境中，知识界不少论者以欧洲的列国并立社会形态为尺度，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视为封闭、僵化乃至停滞的根源，而这恰恰是接受西方的评价尺度的结果。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6—62页；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第一期，1940年4月1日；雷海宗：《无兵的文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卷4期，1936年7月。
(32) Alexis de Tocqueville，James Toupin & Roger Boesche trans.，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pp.141-142.
(33) 〔日〕中村进午：《清国立宪之危机》，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清廷的预备仿行立宪（第一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3—164页。
(34)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p.64-54.
(35) Alexis de Tocqueville，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Jennifer Pitts ed. & trans.，p.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