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民族主义再思考——基于历史的批判性视角
沈莎莉
2021年11月12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Türk Dili Konuşan Ülkeler Işbirli
i Konseyi）正式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Türk Devletleri Teşkilatı），该合作机制的升级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使“泛突厥主义”一词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围绕该组织引发的讨论中，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新闻媒体上，在使用“泛突厥主义”概念时似乎无需对其定义加以说明，又或者，与这一概念出现的频次相比，我们几乎无法为它找到一条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这是否意味着，对“泛突厥主义”概念本身并不具备考察的必要呢？又或者，这一概念本身已足够复杂，以至于人们至今无法对其加以精确的说明？这样一来，思考这一现状的成因或许有助于对该术语的理解与把握。
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学术界，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中国知网为例，截至2022年底，该系统发布的共计145篇“泛突厥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最早的发布时间为1991年，在2002年前后文献数量达到高峰（约14篇），而其他年度的文献发布量虽有起伏但并未中断。这一趋势的出现一方面与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诞生等重要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突厥语国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属性及其与地区大国间的紧密联系更是使“泛突厥主义”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面性与复杂性。由此，便需要一种兼具历史与批判性的视角，从根源上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与剖析。
雅各布·M.兰道（Jacob M. Landau，1924—2020）的《泛突厥主义：从民族统一主义到合作》（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2) 对同时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的泛突厥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该领域不可或缺的奠基性著作。作为现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兰道生前任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并曾先后定居巴勒斯坦、特拉维夫等地，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了历史、阿拉伯语相关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现代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则在伯纳德·刘易斯 (3) 指导下研究了埃及的议会和政党。兰道研究涉猎领域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中东历史与政治方面，在学术生涯后期也关注苏联、中亚的民族与政治问题。此外，兰道也是一位优秀的多语种专家，从该书正文后列举的25页参考文献中，可以推测作者还掌握了土耳其语、德语、法语等。
该书初版发表于1981年，当时的书名为《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关于民族统一主义的研究》（Pan⁃Turkism in Turkey： A Study of Irredentism）。1995年发表的第二版是对初版的修订与扩写。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产生了6个穆斯林人口占主体的独立共和国 (4) ，除塔吉克斯坦外，这些国家中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口占有很大比重。基于苏联解体对欧亚格局带来的深刻变化，兰道对初版进行了必要的更新，在具体内容上增加了第七章，即“从民族统一主义到团结”（From Irredentism to Solidarity），介绍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具体情况，并对土耳其与上述国家关系的发展进行分析。尽管作者在新版书名上删去了“土耳其”的定语，但在内容安排上依然是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分为土耳其境外、境内两条线索。在第一章中介绍了境外 (5) 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的构成以及境外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衰落，在时空上主要聚焦19—20世纪沙俄及苏联统治时期泛突厥主义在该地区的发展。第二至第五章分别以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为视角，介绍了泛突厥主义运动在土耳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第六章即初版的最后一章中，兰道从历史的分析回归概念性的思考，对比了泛突厥主义与其他泛思想/运动（Pan ideologies and movements），以概括、凸显泛突厥主义的特征。
不难看出，“泛突厥主义”作为兰道的研究对象，在本书中主要体现为一种思想/运动。对于该术语的界定主要集中在第六章，并以“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等概念为参照。首先，作为一种泛思想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及运动，目的在于政治联合（political union，见下页图，类型1），这与泛思想的另一种类型相区分，即其目标仅在于达成共同政策（common policy，类型2），如：泛美主义、泛非主义。在以民族主义与政治联合为特征的类型1下，兰道又进一步分出两个子类型。一种旨在联合有着共同传统或利益的独立国家（1.1），如：泛阿拉伯主义、泛欧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另一种是泛思想的民族统一主义类型（1.2），或曰民族主义的扩展，是指一个国家想要拯救与其“母国”拥有共同纽带的少数族群（和领土）的愿望，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边界内没有纳入所有拥有相同文化或种族群体的成员，例如19世纪的泛意大利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20世纪初巴尔干战争时期的保加利亚民族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等。 (6)
泛思想与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
兰道的这一分类方式，看似严谨，仔细推敲不难发现若干问题。一是类型2与1.1的边界模糊，在多数情况下二者有较大的重合。例如作者将泛伊斯兰主义归于条目1.1，而实际上泛伊斯兰主义的合作机制，如1926年成立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同样也以达成共同政策为目标；而若以民族主义为区分标准，那么，将泛伊斯兰主义归在以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子类型中也有欠妥当，因为从根本上来看，追求建立信仰共同体的泛伊斯兰主义对于强调本民族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消解力量。
二是泛思想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泛思想、民族统一主义，还是其变种“没有祖国的民族统一主义”（diaspora） (7) ，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民族主义内涵。如果说兰道将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视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扩展/延伸（extension） (8) ，那么民族主义与泛思想的关系在此处则是不清晰的。兰道认为泛思想/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更强调分散在不同国家的集团间的团结与联合，但同时又把“泛”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 (9) ，而在对泛思想/运动进行分类时，民族主义又成了划分子类型的一个标准。
尽管对于上述概念间的关系及分类方式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兰道对于泛突厥主义的定位却是清晰的，即“泛突厥主义是一种民族统一现象”。 (10) 兰道不仅在该书导言中对民族统一主义的概念有着明确表述，并且对民族统一主义在晚期奥斯曼帝国及土耳其共和国的主要表现——“泛突厥主义”有着清晰的界定，甚至对其与另一常被混淆的概念——“土兰主义”也进行了区分。在此之前，兰道主要从泛突厥主义运动的目标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即泛突厥主义谋求实现所有源自突厥的民族的联合。 (11) 兰道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一是这一联合可以是文化上或实体上的（原文“physical”，结合上述第六章的相关概念表述，此处应指国家/政治上的）。二是源自突厥的身份可以是已被证实的或假定的。然而，假若我们抛开族群起源追溯的具体问题，对于“突厥民族”的说法是否成立也依然存在着诸多争议。 (12) 这事实上便意味着，所谓“源自突厥的身份”代表的是一种话语而非事实。三是这些群体在生活的地理空间上不限于奥斯曼帝国（及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疆界。由此可以看出，兰道关于泛突厥主义运动的研究是以土耳其为中心的。这一立场/视角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土耳其从一开始便是本书的写作出发点。从该书的导言中，可以发现作者对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的关注源于自身从事中东研究的学术背景。一方面，作者强调了泛突厥主义作为近东、中东各族群间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在当时却没有人对其在土耳其的具体情况做过全面研究。另一方面，土耳其本土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及组织几乎未曾被深入研究过。值得注意的是，兰道在此处提到了三份关于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历史的文献，即优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的《泛突厥主义》（Türkçülük， 1928）、胡塞因·纳米克·厄尔衮（Hüseyin Namık Orkun）的《泛突厥主义的历史》（Türkçülü
ün Tarihi， 1944），以及巴尤尔（Yusuf Hikmet Bayur）的《土耳其革命史》（Türkinkılâbı Tarihi， 1940—1967）第二卷中的相关章节。这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早期泛突厥主义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从该书初版的书名也可以看出，土耳其是兰道描写泛突厥主义运动的预设视角。
二是随着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土耳其成为该运动事实上的中心。根据兰道在主体章节中的梳理，泛突厥主义运动的起源并非在奥斯曼-土耳其，而是19世纪末沙俄统治下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不同群体（Turkic groups）。该群体包括伏尔加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阿塞拜疆人等，其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上述各群体中，一部分民族主义精英断言其所属民族源自所谓的“突厥”，此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拥有共同的穆斯林身份。因此，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很快便成为上述各集团间相互联系、共同抵御俄罗斯化与基督/东正教化 (13) 的纽带。然而，早期活跃于俄国境内的泛突厥主义运动基本是由知识精英与中产阶级领导的，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运动产生了一批宣传作品及会议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能够与沙俄、苏联政府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兰道并没有对早期土耳其境外泛突厥主义群体的构成做细致考究。在上述境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的主要构成上，兰道参考了阿明纽斯·范伯利（Arminius Vámbéry）在19世纪末对该群体构成的论述，而在人口数量上则使用了1905年圣彼得堡发布的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数据。然而，该数据对应的人口构成是否等同于上述境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显然有待商榷，而兰道本人也承认缺乏精确的人口统计并且人口估计差异巨大，这也意味着，境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人口以及境外泛突厥主义运动的规模均难以评估。
紧接着，兰道将目光从沙俄转向土耳其。从时间来看，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在帝国晚期及其解体后发展到顶峰，也正是在一战后，土耳其成为泛突厥主义运动事实上的中心。理解晚期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的重要背景，是19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知识精英间普遍流行的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反思，其表现之一，便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散文、诗歌等作品的创作。兰道客观地指出这一民族主义思潮一开始具有诸多“外衣”，如奥斯曼主义、土耳其主义（被奥斯曼精英用来仅仅指代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 (14) 等，区别于同一时期的境外泛突厥主义。这一区分对于理解之后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合流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尽管兰道阐明了这种民族主义反思现象的表现，却没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主义问题上，兰道分析了与之关系密切的帝国境内突厥研究热潮的形成，并指出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一部分是受到了欧洲的影响。这场关于突厥的研究热潮产生了一批历史、语言、文学方面的早期作品，激发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境外其他使用突厥语族语言人口的感情，并与他们产生共鸣。这一时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好是境外泛突厥主义思想在俄国兴起发展的时期，而境外泛突厥主义作品日益广泛地传播到奥斯曼帝国更使二者变得难以区分，最终奥斯曼的土耳其主义者也部分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兰道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泛突厥主义绝非某种统一的思潮或运动。
泛突厥主义在一战时期发展到顶峰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治理念及对外关系有着密切联系。尽管如此，该时期的泛突厥主义也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意识形态之一，仅在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时压倒其他思想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比如同化帝国内的非土耳其人、抵消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或是处理与阿塞拜疆人、鞑靼人的关系等，并且这一泛民族主义倾向往往借助伊斯兰教的外衣得到宣传。此外，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依然是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主流意识形态。兰道对上述三种思潮的辨析体现了他对晚期奥斯曼帝国思想层面的深入观察，其对泛突厥主义在晚期奥斯曼帝国所扮演角色的客观定位构成了理解该运动在土耳其共和国时代发展演变的重要背景。
尽管兰道对泛突厥主义运动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发展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阶段划分，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梳理出大致的时间线索。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时期及共和国成立后，泛突厥主义逐渐为凯末尔党人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所取代，在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40年代间处于边缘化地位。而凯末尔党人出于苏联在独立运动时期对土耳其的援助以及土苏关系正常化的需要更是有意识地压制土耳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在二战期间，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纳粹德国的攻势及德、苏实力对比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反苏反共及种族主义立场，并在土耳其国内通过示威活动扩大了宣传规模。而1946年以后，土耳其多党政治的实践改变了以往共和人民党大权独揽的局面，土耳其政府对泛突厥主义运动的立场有所松动。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军事管制结束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政治宽松局面，尤其是对刊物检查和政党活动限制的松绑，言论自由和权利的放宽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团体的诞生提供了温床，泛突厥主义运动得以借助政党的外衣正式介入政坛。
在兰道对于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分析过程中，对于代表人物及出版物的介绍占了极大篇幅，这一表现也存在于境外泛突厥主义及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对应章节中。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很难通过出版物的内容把握相应时期泛突厥主义运动的规模及发展程度，而对于当时出版物的发行数量和规模也缺乏具体数据。这就意味着，在作者所列举的刊物中，有哪些能作为该运动的代表性成果或反映主流倾向，进而代表该运动的阶段性特征，是难以被把握和证实的。(https://www.daowen.com)
此外，作者在本书第七章对该书的初版作了重要补充，介绍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和高加索独立的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具体情况，如领土面积、人口构成、民族、宗教、语言等信息；同时，兰道还重点介绍了土耳其与上述国家从整体及单独层面上，在经济、行政、通信、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双边关系。但与前几章相比，本章更多停留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探讨，尽管兰道将泛突厥主义置于土耳其与俄罗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与西方关系的层面进行分析，并指出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倾向依然存在于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者当中，但整体上已经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而经济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将会继续谋求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然而，考虑到该章节的写作是基于苏联解体及中亚、高加索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如果能够结合泛突厥主义在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及该思潮与上述国家本国民族主义之间关系/张力的论述，甚至分析这一关系对突厥语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应该更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泛突厥主义运动在新时期的发展趋势。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可否认，这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问世的经典著作为今天人们对“泛突厥主义”概念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泛突厥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线索的追溯与把握提供了跨时代的参考。在苏联解体与各突厥语共和国成立之际，兰道已清晰地预见到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将从政治上的民族统一主义转向基于主权国家的平等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该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的定性。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兰道在土耳其与各突厥语国家合作问题上，曾断言“泛突厥共同市场的出现仍旧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文化和语言上统一的‘突厥斯坦’亦然” (15) 。这是因为兰道敏锐地预见到土耳其自身国力发展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该国在90年代面临的高通胀及高失业率，使其不具备帮助刚刚成立的突厥语各共和国发展的足够实力；另一方面是土耳其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同时处理好与西方盟友及俄罗斯的战略平衡，而后者无疑对土耳其介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保持高度警惕。此外，各突厥语国家从自身发展与安全的角度出发，也不愿意冒着与地区大国俄罗斯对抗的风险而谋求遥不可及的泛突厥主义联合。正因如此，兰道指出，经济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者将继续朝着土耳其-突厥语国家的团结（solidarity）与合作（cooperation）而开展行动。显然，在这里兰道已经从主权国家合作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泛突厥主义的表现形式。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近3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推进，还是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及其对俄罗斯力量的掣肘，都是兰道在他写作本书时所未曾看见的。而在21世纪以来欧亚格局悄然变化的背景下，近年来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立及突厥语国家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又是否预示着泛突厥主义在当今的发展正逐渐超出兰道的预期，从而进入到某种蓄势待发，甚或试图重新崛起的阶段呢？或许，在当下对该问题的回答还为时尚早。
作者简介：沈莎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1) 本文系2021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批准号为2021MZD013）阶段性成果。
(2) JacobLandau，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
(3)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英裔美国历史学家，生前曾任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在中东和伊斯兰历史研究领域有着广博精深的造诣，尤以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研究而闻名。主要代表作有：《穆斯林发现欧洲》（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历史上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in History）、《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等。
(4) 即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5) 为行文简要，本文所用“境外”均指奥斯曼-土耳其境外。
(6) Jacob M.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pp. 180-182.
(7) “没有祖国的民族统一主义”（diaspora）：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系指有着共同起源地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某一族群或宗教团体成员。该词长期用来指流散于祖国以外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分支。兰道使用该词指代民族统一主义的一种变体，即没有自己的国家，希望实现流散者的团聚以及恢复故地（不管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的）。其典型代表有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前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等。
(8) Jacob M. Landau，Pan⁃Turkism：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p.181.
(9) Jacob M. Landau，Pan⁃Turkism：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p.181.
(10) Ibid.，p.180.
(11) Ibid.，p.1.
(12) 在关于“突厥”称谓及其所指范畴上，主要参考了昝涛教授在“中国边疆学讲坛暨新疆智库讲坛”2022年第28期的报告——“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
(13) 原文用的是“Christianisation”一词。
(14) Jacob M. Landau，Pan⁃Turkism：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p.30.
(15) Jacob M. Landau，Pan⁃Turkism：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p.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