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幽灵——反思疫情之下西方社会的思想传统
李 威
摘 要：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许多人警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传统在西方社会正悄然复苏。学术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念长期争论不休，而本文认为理解的核心在于达尔文和斯宾塞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关键词的阐释，及其衍生的基本假设。这一套话语与逻辑又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服务于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利益，同时融入人们的日常观念中。
关键词：社会达尔文主义 生存斗争 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
2023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意味持续了三年的新冠大流行紧急状态（Pandemic）终于落下帷幕。然而，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人口的冲击，所引发的次生问题，所遗留的社会弊病皆始终发人深省。在西方世界，从最初提出自然群体免疫，到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再到物价飞涨和贫富差距拉大，疫情期间的种种乱象似乎都预兆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卷土重来。因此，是时候重新反思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传统。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社会达尔文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人类族群同样受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规律影响的学说，其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作由适者生存法则支配的生存斗争，并由此不断完善和进化。 (1) 事实上，自“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首次被提出以来，学界就对其概念长期争论不休。过往的研究往往围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由来，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这些思想是否与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学说相联系等主题，但大家对于这类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历史上常与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等不同的社会思潮相交缠，很难将它笼统地概念化，或是使其包罗万象。 (2)
本文无意参与到相关的争辩中，任何思想观念在历史上都是流动的，尤其是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复杂的学说。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必须被看作一张相互联系的思想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其包含的是“一系列关于自然、时间和人类如何在两者之间生存的互相关联的假设和命题”。 (3) 与此同时，它之所以能衍生多种不同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总是有意无意地为不同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服务，正是这些利益“赋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辩论的意义”。 (4) 因而，本文旨在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命题和内在逻辑，并且窥探它们在历史语境中如何作用于西方社会。
一、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内涵
虽然我们难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做出明确的定义，但无论是传统派还是修正派，都同意它的核心内涵涉及三个关键词，即：“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5)
“生存斗争”源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达尔文受其启发，观察到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存斗争， (6) 认为“马尔萨斯的学说以数倍的力量应用于整个的动物界和植物界”。 (7) 他指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随着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生存斗争，“或者同种的这一个体同另一个体斗争，或者同异种的个体斗争，或者同物理的生活条件斗争” (8) ，其中同属物种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 (9) 但与马尔萨斯悲观论不同的是，达尔文使用“生存斗争”一词并不是为了渲染真正的残酷斗争，而是在一种隐喻意义上，表达个体、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10) 在此情况下，达尔文发现有利的变异往往会得到保留，不利的变异则会被毁灭，其结果是新物种的形成，他把有用的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一过程称作“自然选择”。 (11)
自然选择原理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的精髓，构成了现代进化论的基础。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知识界就一直在探寻物种进化的奥秘。在19世纪上半叶，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最广为人知，他将变异归因于物种在主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获得新特征，并且相信“向前发展”的法则。 (12) 但是，拉马克的学说却无法解释为何低等或简单生物仍能继续存在。而在达尔文看来，无论等级高低，自然选择只是保存了物种有利于生存的变异，这种作用“一般是极其缓慢的”，依赖复杂的偶然性，“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 (13) 与之相应，达尔文对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质持坚定态度，不倾向于用“改进”或哲学范畴来阐述它 (14) ，他在书中仅论述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而没有直接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也绝不鼓励对其理论进行某种社会解释。 (15) 因此，当友人提醒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说法具有拟人化和自然决定论色彩的弊端后，他赞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的“适者生存”更为准确，并从《物种起源》的第五版开始将这两个术语并立使用。 (1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达尔文否定目的论，但他在《物种起源》中却不经意地流露出形而上学的思考。他相信在自然选择法则之下，适者会被“保持”，不适者会“绝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17) 同时他也承认从整体来看，自然选择会导致生物得到改进，且在大多数情形中，会引起体制的一种进步。 (18) 这些论断似乎为“自然选择”通向社会哲学打开了一扇窗口，也模糊了达尔文与斯宾塞思想上的边界。
然而，斯宾塞理解的“适者生存”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不尽相同。早在《物种起源》出版前，斯宾塞就开始思索一种无所不包的“综合哲学”，试图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整合到统一的体系中。首先，斯宾塞将物理学与生物学结合到一个连贯的结构中。他从“力的持久性”出发，推断任何同质的事物都是天生不稳定的，由于持续力对其各个部分的不同影响，同质必然会发展为异质，而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将是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他认为这是宇宙进化的关键，是万事万物的基本真理，所有有机体都应遵循。 (19) 其次，他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类比，一方面视社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既独立发挥某一功能，又相互协调有机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社会有机体也服从生物的生命法则，即适应规律，不断地为适应外界条件或环境而做出改变。 (20) 最后，对于这种改变，斯宾塞本质上是接受拉马克主义，认同后天获得性遗传，而生存斗争会诱导人类主动适应环境，提升机能，然后传给后代。 (21) 他甚至把人类的道德伦理都视作生物演化的产物。 (22) 因而社会有机体必定从低级逐步走向高级，最终“人类的各种机能必然会训练成完全适应于社会性状态”。 (23) 在他眼中，“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 (24) ，这构成了他社会进化论的重要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社会对斯宾塞的想法并不陌生，因为他受惠于英国的科学与知识，延续了18世纪诸如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哲学命题，企望为社会思想和行动提出科学的含义。 (25) 有学者更是认为，它的核心是一组前达尔文主义思想，指的是一系列关于宇宙和生命的秩序与进步的信仰。 (26) 直到阅读了《物种起源》，斯宾塞发现达尔文为他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以被吸收到我正在阐释的一般进化理论中。” (27) 1864年，斯宾塞在《生物学原理》一书中首次用“适者生存”这个短语来表达“自然选择”。但他的论述从未脱离其“综合哲学”的思考，他称自己是尝试用力学术语来解释，把自然选择看作物种与外力间建立平衡的一种手段，认为其能够使有机体在所处的环境中产生适应性，“通过不断摧毁那些最不可能保持平衡的个体，最终达到一种完全与改变条件相平衡的改变状态”。 (28) 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实际是指，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那些结构不太完善的个体在他们产生后代之前就死亡了，留下那些结构适应性更强的来产生新一代” (29) ，推动整体的发展，而在人类社会中最终的结果将表现为人类的普遍幸福。 (30) 他将适应与进化直接等同于进步，又因这种进步是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所以反对人为的干预。
“自然选择”为斯宾塞架起了生命有机体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桥梁，斯宾塞则通过“适者生存”将自然选择理论上升为一种哲学范畴，使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相统一。而达尔文决定将这两个词语并用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倾向于从社会而非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生存斗争。 (31) 正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所抱怨，“适者生存”的模糊性对“自然选择”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导致很多人认为“适者”指的是“最强大”“最优秀”或者“最高等”的人。 (32) 对于19世纪下半叶大多数的进化论者来说，自然选择意味着“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 (33) 有学者还认为，是斯宾塞普及了“进化”一词，使公众相信“进化本质上是进步的过程”，正因如此，斯宾塞常常被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同义词。 (34)
事实上，虽然达尔文总是对人类进化的问题谨口慎言，但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长期萦绕在他脑中。早在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达尔文在笔记本中对人类进化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大部分观点直到他晚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才公之于众。 (35) 这本著作的内容会使大部分读者都感到困惑，因为达尔文似乎陷入了社会哲学的牢笼。他不仅接受同时代的其他人将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人类的做法，并且将其也纳入自己的观点中。 (36) 在书中，达尔文把人类的生理和心理进化都归因于生存斗争引起的自然选择。 (37) 与此同时，他还认可了拉马克主义在人类习性遗传中的作用，并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这种倾向性不断加强。 (38) 最让人讶异的是，达尔文与斯宾塞共享着许多相似的看法，如：人口增长会引发生存斗争，生存斗争所导致的弊病不可避免；智力更高的成员将会比智力较低的成员留下较多的后代，但如果轻率者结婚，谨慎者避婚，那么社会的低劣成员就会有取代较优成员的趋势；盎格鲁-萨克逊人种的优越性乃自然选择的结果。 (39) 他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更是毫不忌讳地说道：“更文明的所谓高加索种族在生存的斗争中击败了土耳其人。放眼世界，在不远的将来，全世界文明程度更高的种族将会消灭无数的低等种族。” (40) 可见，达尔文确实用“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来解释社会等级、帝国主义和种族竞争，尽管他没有用他的理论来鼓励这些现象。 (41) 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本就具有社会性，而不仅是纯粹的科学理论，达尔文的追随者们可以从他思想的模棱两可中找到他们所偏爱观点的合法性。 (42)
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本是“中立的工具” (43) ，但被斯宾塞延展到社会维度，以“适者生存”歪曲了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加之达尔文又使用了马尔萨斯和斯宾塞的隐喻表达，且在晚年出现思想转向，这都使得其生物进化论的社会解释成为可能。 (44) 达尔文和斯宾塞通过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等关键词的阐释，无形中构建了一个将自然科学、社会学、哲学相结合的思想框架，并吸纳了早期的文化形式，以及同时代人所能接受的语言和概念。 (45) 这个思想框架后来就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被不断地填入各种各样的内容。其实，它仅仅提供了一套基本假设：一是生存困境，生存斗争是自然选择的关键因素，只有“适者”才能在斗争中存活；二是自然决定论，人类与其他生物共享自然法则，没有任何物种和社会能违背 (46) ；三是社会有机体的进步性，各部分的差异服务于整体，促进其进化，进化又将导致有机体的发展。三者的结合又隐含着第四个推论，即社会秩序如同自然秩序般，必然存在等级且是不平等的。后人正是基于这些关键词和运转逻辑来思考，并借用到具体的社会阐述中，它们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影响
自19世纪下半叶始，基于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理论和适者生存观念很快就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各界精英，不仅追求社会理论的科学化，而且为许多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寻求哲学和科学思想的支持。 (47) 例如，1862年法国翻译家克莱门斯·罗耶（Clemence Royer）把《物种起源》译成法文，她在介绍中将自然选择学说的出现与英语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胜利相联系。 (48) 有学者指出，他们与其说是以生物进化论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辩护，不如说是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这些价值观。 (49) 此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各个时代中众多重大社会政治实践的合法性依据。 (50)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常被用于解释自由放任学说和政策。这种关联的始作俑者当数斯宾塞，他的政治思想建立在其社会进化理论之上。在他看来，个人自由是幸福的第一要素，自由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而干预制度一方面侵犯自由，另一方面往往保护不适者，破坏进化法则。 (51) 基于此，斯宾塞强烈反对公共资助的福利计划，他相信对穷人、弱者、缺陷者的强制救助将扩大不适者的数量，同时阻碍最适者的生存，危害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发展。 (52) 他危言耸听地称：“如果患病和虚弱之人习惯性地生存和繁殖，那么任何种族的平均活力都会被削弱。” (53) 所以，当19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承担起新的社会职能时，斯宾塞感到恐慌，他在一系列以“人与国家的对抗”为题的文章中，批评政府对所有领域的干预，认为诸如通过立法来减轻个人贫困的想法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54)
在维多利亚时代，大家通常认为自由主义政权促进了进步，因为政治自由确保了相互竞争的理想和人们的广泛流动，使强者更强，弱者则在生存斗争的失败中被淘汰。 (55) 然而，这些观念并非直接产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源于当时大多数人的日常体验和社会对下层阶级的普遍态度，他们每天都在为生存打拼，只有比同伴更强壮、更勤勉、更“体面”的人才能活下来。 (56)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只是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到了19世纪晚期所谓的大萧条时期，英国群众的生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生存斗争的状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 (57)
斯宾塞的学说在欧美世界广受欢迎，许多人都写信与他交流。其中最著名的追随者是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萨姆纳（William Sumner）。1872年，当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在《当代评论》上连载时，萨姆纳马上沉浸其中，社会进化论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58) 他完全延续了斯宾塞将生物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路径，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由生存斗争所产生的一系列形象的科学”。 (59) 他将“生存斗争”解读为双重关系：一是个人为从自然中获得生存手段而进行的斗争，二是人与人之间为赢得有限的供给而进行的竞争。而且他也深信竞争与适者生存在是一种自然法则，既不是人所创造，也不能被人所废除，其间出现的种种磨难，人类只能忍受。 (60) 随后，萨姆纳进一步深化其思考，提出了“文明是适者生存，不适者生存是反文明”的观点。 (61) 他直言不讳地称，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使“社会向前发展，并惠及所有最好的成员”；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则使“社会向下发展，并偏袒所有最差的成员”。 (62) 因此，他主张最好的办法是实行严格的自由放任政策，切断由税收提供的福利，让下层阶级按其应有的方式死去。 (63)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萨姆纳思想的唯一来源，他在著作中其实是将古典经济学、新教伦理和进化论相结合，以所谓的“科学”外衣固化不平等的社会秩序。 (64) 萨姆纳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于他告诉了美国社会的守护者们想听的话，“残酷的商业竞争和无原则的政治似乎被生存哲学证明是正当的”。当时诸如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等大资本家都纷纷附和他的看法 (65) ，这也很好地回击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平等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思潮。 (66) 萨姆纳的理论后来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支流，融入美国政治哲学的习惯和日常假设中，即许多美国人仍然以此去考虑社会生活是如何以及应该被如何安排的。 (67)
有意思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亦可作用于某些方面的人为管制，如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优生学。上文已提到，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就曾指出由于文明社会无法对不适者进行严格的淘汰，其自然选择的宽松性将带来种种问题。 (68) 因而，西方社会流传着一种假设，即人的“低劣”与“优越”可以被客观界定，且这种差异可以被遗传，自然选择的有益作用已被促进劣质品种繁殖的社会机制所取代。 (69) 再者，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发现，若“适者生存”是指强者留下最多的后代，那么这与当时贫穷阶层似乎最富生育能力的事实不相符。 (70) 于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就提出了“优生”的概念。为了避免生存竞争中不适者的过度繁衍，或最适者的繁衍不足，他认为客观上可以通过相关的社会控制或是国家干预，限制“不合格者”的出生率，鼓励更有价值的人延续后代，进而改善人类社会。 (71) 优生学的倡导者总是借用达尔文式的表达，强调适者的遗传、选择和生存。 (72) 但优生学之所以能被部分人接受，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能够整合19世纪晚期文化的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人阶级混乱和不满的恐惧，二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73)
优生学的影响力在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此时，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大幅下降，各种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卖淫者、罪犯、肺结核等传染病的感染者和弱智者的数量都在增加，这都加剧了人们对国家未来质量的担忧。 (74) 而布尔战争所揭示的新兵身体素质的低下，更是使精英们意识到，不能再依靠盲目的自然选择来保证优势成员的生育能力，否则有灭族的危险。 (75) 优生学由此上升到国家利益和“种族”的层面，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医学家们以优生学为基础，创立了“种族卫生学”，这是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理论来源。 (76) 随后，各国纷纷成立优生学会，并于1912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许多进化论的信徒都参与到优生学的讨论中，例如达尔文的儿子莱昂纳德·达尔文（Leonard Darwin）、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都出版了相关著作。 (77)
此外，在世纪之交，“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概念还被运用于国际政治中，成为帝国主义、种族竞争的理论基础。 (78) 自19世纪90年代始，一种对社会进化前景更为悲观的看法开始流行，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认为文明的进步似乎不再那么稳固，西方的胜利也不再像以前那般必然。 (79) 国际竞争的加剧表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不仅对个体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种族和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80) 因此，如何确保国家的生存成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上层精英挥之不去的话题。他们一旦采取极端形式，便会酿成巨大祸害，纳粹主义的罪行就是其最惨痛的教训。 (81)
二战结束后，社会达尔文主义遭到各界的猛烈抨击，它被指责为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提供了意识形态和伪科学动机。 (82) 而“福利国家”理念的出现使得西方社会重视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它们试图缩小贫富差距和缓解社会不平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说法似乎不再被大肆宣传。但事实上它从未消失，只是转为社会的暗流，等待再一次显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些思想萦绕着西方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 (83) ，对其衰落的描述也有所夸大。 (84)
回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它能服务于不同的思想和政策，但发挥作用的始终是其基本假设。那些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都相信，生存斗争下的自然选择导致了有机体的不断完善，而人类社会对适者生存法则的干扰被证明是有害的。如果要想继续推动社会进步，要么撤销干预自然选择的人道主义措施，要么通过一项人工甄选的方案来抵消这些措施的影响，或者两者兼具，否则留给人类的后果就只有退化。 (85) 可见，自由放任和人为干预在这套框架中并非是矛盾的，它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正如霍夫施塔特所言：“真理和逻辑的重要性比不上它们对知识需求和社会利益先入之见的适应性。” (86) 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各群体和个人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定义“适者”和“不适者”，直接将生物价值的差异对应于等级秩序。 (87)
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苏
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以及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出台，人们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死灰复燃。 (88) 它的复苏主要源于三个因素：首先，经济危机与复杂的国际形势促使生存问题又一次成为西方国家或社会意识的中心。人们普遍在思考：“我们的城市可以生存吗？我们的民主可以生存吗？我们的文明可以生存吗？”生活突然变得更加不稳定。 (89) 其次，在生物学界，动物行为学的发展再次证明称，社会生活中个人主义模式占主导地位，诸多著作都将人类描绘成天生便具有好斗、自私、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特征。 (90) 再者，作为对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的回应，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试图通过科学发现重申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视进化论为一种诱人的治疗方法，即借助生物法则影响下的自然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模式。 (91) 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于，它建立在一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只有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会站在最顶端。 (92) 新自由主义将竞争视为人类关系的决定性特征，它把市场规律作为一切实践的规范，唯一的法则是利润最大化，不平等则“被重塑为一种美德，一种对效率的奖励，一种财富的创造者”。 (93) 因而，新自由主义助长了一种僵化的个人主义，即将失败归咎于个人而不是制度和机构。 (94) 美国历史学家方纳（Eric Foner）更是直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指出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政府不应试图干预和影响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财富的分配反映的是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历史环境的局限；那些较为不幸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阶层或一个种族之所以不幸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失败。如同在19世纪末期，社会对穷人遭遇的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被当成是一种现实的迹象，而并非是一种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 (95)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等同，两者各自都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思想。更准确地说是新自由主义唤起了人们对于“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关键概念的记忆，并重新用于阐释新的社会现实。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践行者。他们都主张对富人实行大规模减税、对企业放松管制、削减福利开支、私有化，以及将竞争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他们的政策被许多反对者贴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签。支持福利国家的人士怒吼，任何停止福利开支的提议，都等同于屈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可信理论。 (96) 当时的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Mario Cuomo）甚至在民主党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里根总统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相信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我们被告知‘政府不可能无所不能’，因此它应该满足于照顾强者……让富人变得更富有，至于那些中产阶级和拼命想挤进中产阶级的人，他们捡餐桌上掉下来的就够了。” (97)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固化，弱肉强食的结果不得不让人想起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隐喻。
此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述又一次被纳入政治领域的话语中。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借用其基本假设来支持当前的社会秩序。如在英国，时任伦敦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2013年纪念撒切尔夫人的演讲中大放厥词，称试图解决不平等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是对经济活动的宝贵刺激，并且断言有些人更适应成功，有些人则注定要失败。 (98) 而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一些特朗普的追随者将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解释为“重建白人男性至上和统治的自然秩序”，以维持社会等级制度。 (99) 所以鲍里斯和特朗普被人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100) 另一方面，许多精英从贬义的角度，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套用于对手的政策，或是用以解释现今社会乱象的原因。如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政治生涯中，多次攻击共和党的观点是“一种隐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101) 总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重回大众视野，尽管没有人将其发展为新的系统学说。
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发动机的运转。它使西方世界再度面临生存斗争。这种困境不仅是个人能否在疫情中存活下来，而且还在于能否拯救受疫情重创的经济，以及能否在有限的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疫情之初，英国政府率先提出“群体免疫”的策略。其本是医学术语，指当很大一部分群体对一种疾病免疫时，能为其他易感人群提供保护，从而阻断病毒的传染，它主要通过接种疫苗的手段来实现。 (102) 但在早期阶段，各国尚未研制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若盲目地倡导群体免疫，势必会带来重大的风险和代价。据钟南山院士称，自然免疫需要一个国家60%—70%的人感染病毒，大概会造成全球3000万—4000万人的死亡。 (103) 然而，许多西方人士并非从科学的视角理解“群体免疫”，而是以“适者生存”的理念将它转化为新的社会性解释。原本以保护弱者为目的的群体免疫被他们渲染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和社会有机体的未来，而痊愈者便能成为新的“适者”。此外，在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上，部分决策者认为，一旦资源紧缺，诸如老人、穷人、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就是可被牺牲的部分，事实证明他们的死亡率的确更高。 (104) 其中处境最糟的是老年人，这些国家的养老机构的死亡人数众多。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更是承认，若遇到二选一的生存抉择时，生命维持设备将优先被用于更年轻或更健康的病人，老年人却沦为了“不适者”。 (105) 这种消极抗疫的举措，往往被一些学者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21世纪的翻版”。 (106)
到了疫情后期，随着疫苗的普及，病毒致死率的逐步降低，欧美世界的主流论调转向了复苏经济。在他们看来，病毒不再是威胁“生存”的主因，经济才是“斗争”的主题。因为疫情耗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和家庭收入，并且阻碍了人员、商品和资本的往来，直接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所以政府更应该保障国家和多数“适者”的利益，哪怕会牺牲部分人的权益。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西方各国只顾经济增长，却忽视人民真正的生活水平，从而无法实现真正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新冠危机加剧了健康、社会、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指出，疫情之下，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了1亿多。 (107) 而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更是雪上加霜。例如，英国在2022年6月的通胀率达到9.1%，是198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工人们难以应对疯狂的物价上涨，只能诉诸无休止的罢工。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愿采取实质措施，反倒批评工会的行为。时任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甚至冠冕堂皇地称：“我们不能用工资火上浇油，让问题更加严重，那样只能使通胀更严重，让最贫穷的人承受最大的代价。”这只不过是以经济学原理为借口，掩盖政府的放任自由。 (108) 政府的无能引起英国群众的强烈不满，也招致首相的轮番更迭。
因此，无论何时遇到天灾人祸，我们都决不能听之任之，更不能假借科学，使人们理所应当地接受当前的社会处境。任何个体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突破重围需要社会集体的力量和人为积极的干预。
结 语
我们常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给了宗教旧观念致命一击，为人类历史带来科学革命。然而，他和斯宾塞在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却演绎出一个具有宿命论倾向的思想框架。这种内在矛盾性贯穿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正如有学者所说，它从现存社会关系的“现实”出发，并反驳它们的“自然”因果关系。 (109) 它的核心内涵是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关键词的阐述，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组基本假设。
这一套话语与逻辑被用来为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利益服务，充当合理性的解释，同时潜移默化地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脱离历史语境就无法真正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如何在不同时代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观念既有原因，也会产生影响。 (110) 需要强调的是，从兴起到普及，由衰落至复兴，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都与其他知识、理论、信仰、意识形态共享着众多观念和表述，这并不代表它们的阐释相一致，而是意味着互相可以转化。如今，不会有人公开地自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像是幽灵附着于各种思想和政策中，唤起人们对生存困境、自然法则、不平等秩序的信仰或恐惧。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与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生存不仅仅是斗争，更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关爱。所谓的“适者”也不具普遍性，只代表具体的利益集团，且往往是富贾与权贵。其次，人类社会不能简单地与自然界相类比，各自有特定的条件。有学者指出，“割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是错误的，而取消二者的区别同样是错误的” (111) 。最后，它极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实践的出现已经使人类超越了所谓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112) 我们不能以“科学”之名合理化各种不公平与不平等，以及对他人牺牲的熟视无睹。在后疫情时代，国际局势风云诡谲，各国人民皆面临更为复杂的困境，我们更要谨防落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陷阱。
作者简介：李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英国史方向。
(1) “Social Darwinism”，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ocial⁃Darwinism， 2022年11月25日查阅。
(2) John R. Durant， “（Book Reviews）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by Robert C. Bannister”，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15， No.1， 1982， p.76. 学界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最典型的有两派：首先是传统派，以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 Hofstadter）为首，将其描述为一种反动信条，起源于斯宾塞，包括自由放任经济学、种族主义和优生学；后来出现了修正派，以班尼斯特（Robert C. Bannister）为代表，撇清斯宾塞等人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上是宣传者的刻板印象，是左派反对者的发明。相关著作可参见：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4）； 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概念及其演变的其他论著与文章，可参见：皮特·J.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E. p. Dutton& Co.， Inc.， 1974）， pp.115-132； Diane B. Paul， “Darwin， Social Darwinism and Eugenics”， in J. Hodge & G. Radick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26-227； Daniel Becquemont， “Social Darwinism： From Reality to Myth and From Myth to Rea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42， Issue 1， 2011， pp.12-19；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19， Nos.4-6， 1994， pp.769-775； Paul Crook， “Social Darwinism： Some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Vol.39， Issue 1， 1993， pp.88-94； Geoffrey M. Hodgson， “Social Darwinism in Anglophone Academic Journal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17， No.4， 2004， pp.428-463； Thomas C. Leonard， “Origins of the Myth of Social Darwinism：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Richard Hofstadter's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71， 2009， pp.37-51； Paul Crook， “Social Darwinism： The Concept”，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22， No.4， 1996， pp.261-274； James Allen Rogers， “Darwin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3， No.2， 1972， pp.265-267； R. J. Halliday， “Social Darwinism： A Definition”， Victorian Studies， Vol.14， No.4， 1971， pp.389-390. 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不多，可参见：牛天云，《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21年；罗力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由来与争议》，《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8期；张凤阳：《从功利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述论》，《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5期；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文史博览（理论）》2009年第12期；侯波：《斯宾塞社会进化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之考异》，《求索》2009年第12期等。
(3)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p.6， 32.
(4) John R. Durant， “（Book Reviews）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by Robert C. Bannister”，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15， No.1， 1982， p.77.
(5) Geoffrey M. Hodgson， “Social Darwinism in Anglophone Academic Journal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rm”，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17，No.4，2004， p.430； 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reface xii.
(6) 达尔文在1838年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参见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1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7）， p.68.
(7)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1页。
(8)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第71页。
(9)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第82页。
(10) Daniel Becquemont， “Social Darwinism： From Reality to Myth and From Myth to Rea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42， Issue 1，2011， p.17；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70页。
(11) 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p.68；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69、86页。
(12) Diane B. Paul， “Darwin， Social Darwinism and Eugenics”， in J. Hodge & G. Radick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p.227；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第3页。
(13)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Letter No.6167”，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CP⁃LETT⁃6167.xml， 2020年11月25日查阅；〔英〕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11、127页。
(14)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reface xii.
(15) James Allen Rogers， “Darwin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3， No.2， 1972， pp.268-269， 273.
(16)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Letter No.5140”，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CP⁃LETT⁃5140.xml， 11月25日查阅；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Letter No.5145”，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CP⁃LETT⁃5145.xml， 2020年11月25日查阅；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Fifth Edition），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69， pp.72， 95.
(17)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352页。
(18) 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32页。
(19)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p.22-25； Herbert Spencer， The First Principles （New York： American Publishers Corporation， 1880）， p.454.
(20)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第24—26、207、257—258页；〔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张宏晖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21) Thomas C. Leonard， “Origins of the Myth of social Darwinism：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Richard Hofstadter's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71， 2009， pp.40-41.
(22) 初长洲，《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述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第35页。
(23)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28、198、258页。
(24)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27、144页。
(25)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p.22-23； 〔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第17—19页。
(26) Daniel Becquemont， “Social Darwinism： From Reality to Myth and From Myth to Rea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42， Issue 1， 2011， p.18. “前达尔文主义思想”指的是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理论之前的思想。
(27) 转引自侯波：《斯宾塞社会进化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之考异》，《求索》2009年第12期，第93页。
(28)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Biology， vol.1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3）， pp.444-447.
(29)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第303—304页。
(30)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p.117.
(31) James Allen Rogers， “Darwin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3，No.2，1972， p.278.
(32)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 p.125； James Allen Rogers， “Darwin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3，No.2，1972， p.278.
(33) Diane B. Paul， “The Selection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21， No.3， 1988， p.422.
(34) 〔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第301页；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82.
(35)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10.
(36) Gregory Claey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1，No.2，2000， p.240.(https://www.daowen.com)
(37)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第404页；Richard Weikart，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 in Germany， 1859-18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4， No.3， 1993， p.475.
(38)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402页；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78.
(39) 〔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92—93，411页。
(40)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Letter No.13230”，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CP⁃LETT⁃13230.xml， 11月25日查阅。
(41) Richard Weikart，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 in Germany， 1859-18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4， No.3， 1993， p.475.
(42)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p.32， 36；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 p.115； Diane B. Paul， “Darwin， Social Darwinism and Eugenics”， in J. Hodge & G. Radick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p.214.
(43)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174.
(44) James Allen Rogers， “Darwin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3，No.2，1972， p.269.
(45) Paul Crook， “Social Darwinism： Some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19， Nos.4-6， 1994， p.90；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Vol.39， Issue 1， 1993， p.771.
(46) 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8.
(47)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p.4， 37.
(48)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3，No.2，1972， p.772.
(49) Paul Crook， “Social Darwinism： The Concept，”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Vol.22，No.4，1996， p.268.
(50) 周保巍：《“社会达尔文主义”述评》，《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5期，第48页。
(51)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41页；〔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333页。
(52)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143—146、197页；〔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第369页。
(53)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Biology， p. 445.
(54) Daniel Becquemont， “Social Darwinism： From Reality to Myth and From Myth to Rea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42， Issue 1， 2011， p.14.
(55) Gregory Claey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1，No.2，2000，p.229.
(56)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p.121；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95； Gregory Claey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1，No.2，2000，p.235.
(57) James Moore， “Deconstructing Darwinism： The Politics of Evolution in the 186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24， No.3， 1991， p.407.
(58)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40.
(59) Stow Persons （ed.）， Social Darwinism：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Graham Sumn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3）， p.14.
(60) Ibid.， pp.16-17.
(61)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p.119.
(62) 转引自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37.
(63) Stuart K. Hayashi， Hunting Down Social Darwinism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5）， preface ix-x.
(64) 王生团：《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的美国劳工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62—63页。
(65)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p.31-32， 174.
(66) Raymond Williams， “Social Darwinism”， in Jonathan Benthall（ed.）， The Limits of Human Nature，p.120.
(67) Robert B. Reich， “Ideologies of Survival： The Return of Social Darwinism，” New Republic， 1982， pp.34-35.
(68) 〔英〕皮特·J.鲍勒：《进化思想史》，第369页。
(69)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217.
(70)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100.
(71) Diane B. Paul， “Darwin， Social Darwinism and Eugenics，” in J. Hodge & G. Radick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pp.217-218； R. J. Halliday， “Social Darwinism： A Definition，” Victorian Studies， Vol.14， No.4， 1971， p.394；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 217；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99.
(72)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247.
(73)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103.
(74)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218.
(75)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115；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p.226-227.
(76) 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文史博览〈理论〉》2009年第12期，第54页。
(77) 莱昂纳德·达尔文在1911年至1928年期间担任英国优生教育学会主席，他的优生学阐述可参见：Leonard Darwin， What is Eugenics？ （London： Watts & Co.， 1928）； 朱利安·赫胥黎的观点可参见：Julian Huxley， What Dare I Think？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2）.
(78) Richard Weikart，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 in Germany， 1859-18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4， No.3， 1993，p.480.
(79)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19， Nos.4-6， 1994，pp.772-773.
(80) Daniel Becquemont， “Social Darwinism： From Reality to Myth and From Myth to Realit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42， Issue 1， 2011， p.16.
(81) Stuart K. Hayashi， Hunting Down Social Darwinism， preface x.
(82) Geoffrey M. Hodgson， “Social Darwinism in Anglophone Academic Journal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rm，”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17，No.4，2004， p.428.
(83) Robert B. Reich， “Ideologies of Survival： The Return of Social Darwinism，” New Republic， 1982， p.36.
(84)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292.
(85) Diane B. Paul， “Darwin， Social Darwinism and Eugenics，” in J. Hodge & G. Radick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p.235.
(86)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176.
(87) Gregory Claeys，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61，No.2，2000， p.229；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218.
(88) Robert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reface xxix-xxx.
(89) Robert B. Reich， “Ideologies of Survival： The Return of Social Darwinism，” New Republic，1982，p.36.
(90) Rodolfo Leyva， “No Child Left Behind： A Neoliberal Repackaging of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Vol.7. No.1， 2009， p. 365；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19， Nos.4-6， 1994，p.773.
(91) Alexander Rosenberg，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72；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Revisited”，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Vol.19， Nos.4-6， 1994，p.773.
(92) Pierre Bourdieu，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42-43.
(93) Pierre Bourdieu，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p.35； George Monbiot， “Neoliberalism⁃The Ideology at the Root of All Our Problems，” The Guardian， 15 April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apr/15/neoliberalism⁃ideology⁃problem⁃george⁃monbiot， 2022-11-26.
(94) Rodolfo Leyva， “No Child Left Behind： A Neoliberal Repackaging of Social Darwinism，” 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Vol.7. No.1， 2009， pp.369， 374.
(95) 〔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3页。
(96) Stuart K. Hayashi， Hunting Down Social Darwinism， preface， ix.
(97) 科莫的演讲视频和全文讲稿可参见“WATCH： Mario Cuomo's Speech At The 1984 Democratic Conven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2 January 2015，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5/01/02/374529943/watch⁃mario⁃cuomos⁃1984⁃speech⁃to⁃democratic⁃convention， 2020年11月26日查阅。
(98) “Boris Johnson Claims ‘Greed is Good’，” The Day， 29 November 2013， https：//theday.co.uk/stories/boris⁃johnson⁃claims⁃greed⁃is⁃good， 2020-11-26.
(99) Laurie A. Rudman， Lina H. Saud， “Justifying Social Inequalities： The Role of Social Darwin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46， Issue 7， 2020， p.1141.
(100) Dr. Neal Curti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Other Cruel Logic”， 28 March 2020， https：//www.auckland.ac.nz/en/news/2020/03/28/survival⁃fittest⁃other⁃cruel⁃logic.html， 2020-11-26；Jonathan Chait， “Social Darwinism Is What Truly Guides Trump”， New York Magazine， 25 June 2017，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7/06/social⁃darwinism⁃is⁃what⁃truly⁃guides⁃trump.html， 2020-11-26.
(101) Chris McGreal， “Obama Accuses Republicans of ‘Social Darwinism’ over Paul Ryan budget”， The Guardian， 3 April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apr/03/obama⁃accuses⁃republicans⁃social⁃darwinism⁃budget， 2020-11-26.
(102) “Herd Immunity”， in “Vaccine Knowledge Protect”，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s：//vk.ovg.ox.ac.uk/vk/herd⁃immunity， 2020-11-26.
(103) 《钟南山：新冠疫苗最早秋天或年底可应急使用》，凤凰网·财经，2020年6月7日，https：//finance.ifeng.com/c/7x71xVcsQF7，2020-11-26。
(104) Dana Milbank， “Other Countries are Winning against the Virus. We are Quitting，” Washington Post， 9 May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5/08/other⁃countries⁃are⁃winning⁃against⁃virus⁃we⁃are⁃quitting/， 2020-11-26.
(105) Robert Booth， “Why Did so Many People Die of Covid⁃19 in the UK's Care Homes？，” The Guardian， 28 Ma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0/may/28/why⁃did⁃so⁃many⁃people⁃die⁃of⁃covid⁃19⁃in⁃the⁃uks⁃care⁃homes， 2020-11-26.
(106) 肖巍：《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生命公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页。类似的观点亦可参见宋朝龙：《西方抗议不力的制度文化根源》，《前线》2020年第10期，第45—46页；袁钟：《如何看待社会达尔文主义》，《环球时报》，2020年3月28日第015版；Carl Pope， “Trump and the Right Share a social Darwinist ‘Herd Mentality’，” Salon， 20 October 2020， https：//www.salon.com/2020/10/20/trump⁃and⁃the⁃right⁃share⁃a⁃social⁃darwinist⁃herd⁃mentality⁃it⁃leads⁃to⁃widespread⁃death/， 2020-11-26.
(107) 《新冠疫情让富人更多更富，穷人也更多更穷》，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1年12月8日，https：//www.rfi.fr/cn/国际/20211208—新冠疫情让富人更多更富—穷人也更多更穷，2022-08-30。
(108) 世界银行，《各国纷纷加息，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2022年9月16日，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2/09/15/risk⁃of⁃global⁃recession⁃in⁃2023⁃rises⁃amid⁃simu
ltaneous⁃rate⁃hikes， 2023年3月30日查阅；麦克·雷斯，《英国通货膨胀率达40年最高，引发工潮和民间不满》，BBC News（中文），2022年6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61928635， 2023-03-30。
(109) Greta Jones， Social Darwinism and English Thought， p.194.
(110)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176.
(111) 张开：《对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扬弃——人类社会的文化选择学说》，《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第71页。
(112)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p.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