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
杨体荣 翟 崑
摘 要：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正转入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知识生产进入新的暴发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系统化发展。从功能角度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系统化知识生产应服务于国家战略，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最基本的知识探索，丰富完善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学以致用，服务国家战略决策；三是进行社会普及，提高国民的国际素养。由此，区域国别学的系统化知识生产可分为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三类。基础型是指关注提升基本认识的知识生产，政策型是指主要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的知识生产，社会型是旨在完善国民知识结构、提高国民素养的知识生产。协同推进三类知识生产对建立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系统和建设知识强国，具有关键意义。这三类知识生产具有国家战略性、国际竞合性、交叉综合性等特征，为促进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学理与实践矛盾的协调统一提供了融合多样化知识形态的基点。三类知识生产需要相辅相成、相互协调、均衡推进，但是目前存在突出的供需矛盾和发展失衡问题。其原因是未能划分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功能，缺乏引领三种类型知识生产协调均衡发展的导向和机制，缺少具备进行三种类型知识生产能力的研究者。鉴于此，我国可对此进行系统性改进，从交叉学科知识生产、国际知识生产和竞争、人才培养与知识传承、分类发展等四大方面着手，形成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系统化功能型知识生产的新路径。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生产 基础型 政策型 社会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逐步成为响应国家战略所需的重要支撑，相关实践和研究出现新一波发展，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是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井喷。这一知识生产当前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区域国别学研究迈入学科化的规范发展时代，但是知识生产存在系统化和均衡化发展挑战；二是区域国别研究力量暴发式增长，但知识供给能力不足；三是研究资金资源投入大幅提高，来源渠道更加多样，但缺乏纵深扩展的知识网络；四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赋能研究活动的升级转型，但缺乏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的探索与传播，与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加强全球知识对话的需求不符。为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文提出亟需解决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供需矛盾、各种类型知识生产发展失衡的问题，推进系统性和功能型知识生产。为此，本文提出可通过协同推进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建设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补充和完善中国区域国别学特色化发展所需的学理基础。 (1)
一、 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现有研究
缺乏“功能视角”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呼唤学理与实践的矛盾统一，即需要同时在学理和实践层面回答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做之后，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其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学科与交叉学科、全球与中国、过去和现在等矛盾关系。为此，下文将首先从原理（本体论、方法论）和实践（学科）相结合的视角，分别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 本体论视角的研究重视历史因素分析
本体论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十分重视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本质是什么，从何而来，又受到什么因素影响。钱乘旦教授指出，从发展历史来说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鲜明的交叉特性，通过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产生新的知识体系，我们应当开展全息式的区域国别研究。 (2) 从历史角度考察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交叉学科特性，是在我国当下以大学学科制度为主要依托的框架中推进知识生产的必要基础。从具体区域或国别的角度看，知识生产具有其阶段性和异步性特征，受到外交、经济和安全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比如，改革开放后40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美国研究经历了奠基时期（1978—1998年）、扩展时期（1999—2009年）和沉淀时期（2010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布局全面、社会影响力突出等特色。 (3) 因国家发展需求、国际形势变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具体的区域或国别知识生产具有不同的发展步调，展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特征。最突出的体现是有关大国、周边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的知识生产相对丰富，有关小国、距离较远国家的知识生产则相对薄弱。曾向红教授在分析中国中亚研究的进展后提出，该领域仍存在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明显脱节的问题，缺乏相关理论指导的区域研究难以做出普遍性的知识贡献，而忽视区域国别实践的学科理论成果则缺乏足够的事实解释力。 (4)
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在政策引领和学界推动下，在政治学、历史学、外国文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象。李晨阳教授等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分析指出，早期中国东南亚史学者注重国别研究，此后日益强调该地区的整体性；21世纪以来，区域国别视角成为东南亚史研究中日益突出的特征。 (5) 国内相关研究中越发明显的整体性视角影响深远，正在转变对东南亚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观念和方法，并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外溢至教育学等其他学科。本体论视角下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强调以历史为主线，融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就对象国或区域的各个方面展开研究，生产学理导向或实践导向的知识。
（二） 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关注反中心主义
采取方法论视角的研究关注审视反中心主义，尤其是知识生产者在话语体系、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主导权甚至垄断权。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知识生产的传播、应用等环节所提出的知识政治问题，即知识对话中有关知识本身和知识的权利如何划分。刘鸿武教授提出，区域国别学应当延伸知识生产的价值，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具有一种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通过双向建构的知识生产构建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体系。 (6) 双向建构的研究强调知识的对话和相互影响，对传统的知识中心提出挑战，要建立一种双中心甚至多中心的格局。吴小安教授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其国际属性，但在时间节点、国家利益、内涵和性质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学术研究与学科范式。 (7) 明确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国家利益和内涵等方面与欧美地区研究的异同点，并持续发展其内涵、性质和实践方式，有助于在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中做到持续的系统辩证。赵可金教授提出，当下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导的全球治理理论深陷困境，我们应当超越西方知识体系主导的全球治理，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构建基于全球意义的全球治理新知识体系。 (8) 与此同时，任晓教授主张，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兼具本土和全球意义，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有助于发展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 (9) 在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国际地位深刻转变的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知识生产上践行守正创新，在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际、全球与本土、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时空维度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界在反思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警惕中国中心主义。比如谢侃侃提出，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区域国别研究中服务政策的知识生产越发活跃，但过度投入这类知识生产则可能危及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 (10)
国外学界也有不少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研究。萨义德对东方学的解析呈现了地区研究中知识生产涉及的复杂因素，强调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的区分和联系，进而揭示了东方学中以学术研究精心谋划利益体系的尝试。 (11) 萨义德的研究为认识西方地区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复杂性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为比较分析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反思视角。另一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大卫·桑顿（David Szanton）对地区研究中知识政治的分析。桑顿指出，地区研究对改变美国大学知识政治格局的意义，在于通过新的知识改变存在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决策者和公众中的美国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 (12) 桑顿等人对地区研究转变知识政治格局的分析，综合考虑了地区研究发展的动力以及相关研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指向了知识生产背后以知识供给决定知识发展地位、以话语体系争夺知识影响力的实质。国际关系研究与地区研究对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分析指出，情境性的内涵以及人类解读、应对情景的方式，与学术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彼此互构。 (13) 情景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等概念工具，为划分知识生产提供了依据。此外，围绕知识制图学的地区研究指出，有关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批判反思揭示了相关研究中知识生产的封闭性，即将欧洲作为意义的唯一来源和世界的中心。 (14) 这类反思最常见的结果是后殖民和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研究，是对历史传统、主导地位和主流思想的冲击，关注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三） 学科视角的研究聚焦制度的核心作用
学科是人类近现代社会知识生产中重要的手段、载体和结果。但是因为在中外区域国别研究中具有的差异性地位，学科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科是中国现代大学知识生产的基本架构和制度依托，同时还是知识生产中分配资源和实施治理的策略。国内现有研究关注学科作为一套复杂制度对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影响。张蕴岭教授等提出，国际区域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国际区域的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功能研究和制度研究。 (15) 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将这一学科包含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个领域，具有其关键的引领意义。罗林教授等主张，区域国别研究侧重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专门研究，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的基本特点。 (16) 对于社会问题公共性的关注，是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发展导向。周方银教授提出，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科建设面临追求整体性知识还是选择性知识，追求特殊知识还是一般知识的选择难题；相应的知识生产活动应当放在独立学科建制还是建立混合学科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17) 学科作为知识生产演化的结果，不但影响着知识生产的目标、理论和方法等抽象内容，还通过保障合法性地位、决定资源配置、决定人员招聘和学生培养规模等路径对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施加主要影响。
学科视角下的另一类研究关注到学科间的知识对话或知识交换。打破现有的学科边界，为现有学科赋能甚至是撬动旧学科框架下的知识生产，是区域国别学的新使命。学界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区域国别研究为具体的知识和经验证据，而学科则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更具普遍性和概括性的知识。2021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中，地区研究的目标是为国际关系等其他学科提供基于非西方区域的研究所形成的语境关联性知识（contextually⁃informed knowledge）。 (18) 这一研究还主张，地区研究不但能够为国际关系等学科提供国际知识生产，还可以在学科制度层面保持知识生产的对话。
国外学者同样关注到学科为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提供的制度化基础。有研究提出，社会建构是地区研究中交叉学科知识生产的重要范式，研究者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建构主义的程度以及在各自领域的创新性应用。 (19) 就交叉学科知识生产的方法看，有研究者在比较地区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跨学科的宏观比较研究，根据概念空间中变化的清晰度高低、对相关解释条件控制的强弱，搭建了包含四种结果的区域比较分类框架。 (20) 该研究还强调，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交叉学科发展，离不开现代大学的相关制度基础。对此，一项针对全球化时代美国大学知识生产的研究指出，为履行通常不归属于学科的语言培训、支持海外研究和鼓励区域探索等职能，地区研究创造了美国大学中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 (21) 伴随着美国现代大学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这种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也成为他国学习效仿的重点对象。美国大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组织模式不但重视为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设计公共空间，还十分重视研究中心的整体设计与区位条件对交叉学科合作的价值。 (22)
上述研究在选题与视角、理论与方法、论证和呈现等方面各有侧重，但都为国内外区域国别研究中知识生产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从上述三类视角展开综述并非是一个大而全的方案，但是遵循了学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反映出当前国内外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较多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获得政策合法性后，对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的讨论迎来新一波热潮。以上研究综述指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缺少一种“功能视角”，即从知识生产的功能划分与结构，探讨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探讨如何提升其发展水平和影响力。从这样一种功能视角出发审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能够与现有研究彼此互补。知识生产的功能划分和体系建设，为深入分析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扩展性的视角。
知识生产在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具有核心地位。韩震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越是领先，就越能走在世界历史的前例。人类知识形态经历了从经验形态到分科的原理形态，再从原理形态发展到差异化形态。 (23) 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秦亚青教授提出了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由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组成。 (24) 我国区域国别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具有急迫的建设目标，这些体系的建设与协调都需要回答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即交叉学科下的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如何推进？为此，需要明确提出的是，多形态知识生产可发挥多样化的功能，从而以系统均衡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应答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知识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是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开展的研究活动，致力于生产能够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和引领国家发展进步的知识。这类知识生产具有对象广谱性、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与交叉学科特性等特征。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亟须解决两方面的矛盾：一是知识供给与发展需求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二是不同类型知识生产间发展失衡，为次要矛盾。最近10年，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规模显著扩大，专业知识生产者大增，但整体上专业知识生产仍远远跟不上需求。这种供需矛盾，既表现在政府、企业和民众均认为缺乏区域国别的理论支撑和专业知识，也体现为劣质知识充斥思想市场、优质公共知识匮乏的现象。在知识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面向政府、学界和社会的知识生产彼此失衡、互不协调，存在偏重学术研究而忽视实践转化等问题。近年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不断探索多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在基础学术研究、服务政府决策的咨政研究、服务公众的知识转化与传播等方面有大量新尝试。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基于前期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本文围绕协同推进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的探索构建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
二、 中国区域国别功能型知识生产的内涵与特征
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是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长期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得出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的分类框架，是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实现特色化高质量发展的一种路径。这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指向了差异化和互补性的知识形态，重点在于构建功能型知识生产的系统。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立足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关注全球发展进程，具有突出的学理基础导向和社会问题导向；三者在共同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具有各自的知识生产重点、优先服务对象和实践特征。
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的系统内，基础型知识生产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支柱和根基，是丰富知识形态、创新研究理论以及积累原创性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基础型知识生产关注的是通过研究域外地区和国家在历史、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生和发展，不断丰富对原本较多关注的地区和国家的认识，并扩展至以前中国较少关注的地区和国家（特别是小国和“冷门国家”）。除此以外，从事基础型知识生产的国内研究者还通过分析域外研究者的专业活动及其变化，从比较的视野审视域外的区域国别研究，并通过发表论文和参与会议等形式和国际同行进行对话。推动基础型知识生产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不断反思历史与未来、国内与国际、理论与实践、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矛盾关系，持续推进基础型知识生产的守正创新。比如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曾指出，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主张的全球性主要是大陆性，对海事的关切总是处在次要位置，然而近现代全球史表明还需要重视海洋性，甚至是从大陆性走向海洋性。 (25) 这意味着基础型知识生产需要着转变区域与国别观，丰富研究的层次，扩展研究的对象，尤其是加强对周边小国和小型海岛国家的研究。
政策型知识生产是区域国别研究应用性的重要体现，注重生产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共政策的知识。政策型知识生产指的是，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专业人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咨询报告，以及通过参与咨询会议提供政策建议等形式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环节提供专业建议。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当前的发展中，政策型知识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政府动力与学界动力的助推下，应用研究与学术研究同时得到加强，学以致用的风气更加明显。当前，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承担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机构，开展政策型知识生产时主要依托专门或相关的科研项目，围绕区域与国家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形成具有咨政功能的研究成果。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通常以国内相关公共政策关注的问题为依托，通过分析国内与国际的多种关联，为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决策提供建议。这样的实践有助于建立政策型知识生产中“由下至上”的通道。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看，对政策型知识生产的治理体系越来越完善。中国政府不但成立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等机构，以协调和引导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还通过资助研究课题、召开专家咨询会等实践，建立政策型知识生产中“由上至下”的通道。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上下联动”中，逐渐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具有或需要开拓国外业务的企业）与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例如恒源祥集团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建立了联合培养新型智库人才的合作关系。这可以视为在“上下联动”通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条横向合作渠道，有利于扩展政策型知识生产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体系。
社会型知识生产强调以社会大众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服务对象，将对域外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转化为兼具理论性和公众性（常表现为知识产品的可读性）的研究成果，为拓展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提供重要知识产品。社会型知识生产重视多元主体参与、应答社会发展需求。社会型知识生产的一种典型是研究者在注重理论性和公众性的传播平台发表研究成果，为专业研究者以外的群体认识外部世界提供一种可靠优质的知识选择。尽管在研究者和传播平台的协作下，相关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公共性，但现有实践存在突出的不稳定性，容易因知识生产者自身和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出现停滞，相关的探索更多是基于研究者的自发性实践或外部力量的吸引（例如主流报刊或媒体邀约），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程度不足。然而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需要增强公众的国际理解力和世界意识，改变和完善公众的知识结构，进而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从增强公众世界意识、完善公众知识结构的角度看，社会型知识生产是中国学术研究“学以致用”传统的体现。自2018年建院以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致力于探索发展社会型知识生产的路径，组建了由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及具有丰富媒体工作经验的助理研究员构成的研究团队，与《人民日报》、澎湃新闻和《联合早报》等国内外重要媒体建立起稳定的知识传播平台。截至2022年10月，这一团队的研究主题涵盖历史、经济、国际关系、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辐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多个区域，以及美国、英国、索马里等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类似地，山东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在积极推动社会型知识生产。社会型知识生产与相关学科的知识生产共享发展基础，比如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通讯和历史学的公众史学。此外，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还有意识地探索社会型与基础型、政策型知识生产间的转化和循环渠道，推动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均衡发展，比如聚焦一个研究主题构建媒体文章、期刊论文和政策报告的转化机制。
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是发展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的一种路径，体现了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理念和发展方向。三种类型彼此联系，各有侧重，需要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条件和局限构建三者相互融合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见下页图）。该系统具有立足中国与关怀世界、坚守正统与持续创新、丰富理论与服务实践相统一等特征。如图所示，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三种知识生产具有各自的差异化功能，因此能够搭建互补协调和彼此融入的体系。基础型知识生产与政策型知识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如从事政策型知识生产的研究者需要扎实的基础型知识作为支撑，以向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在社会型知识生产中，相关研究者同样需要基础型知识作为依托，但其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等环节的实践有别于政策型知识生产，在传播对象和渠道等方面具有差异性。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使知识与经验在大学、编辑部、政府部门等机构间相互流动。 (26) 从发展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目标看，由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构成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提供了一种立足于知识生产基点的发展路径，关注多形态知识在区域国别学中的基础性功能。这样一种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为协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的矛盾，提供了一种以基础学术研究为根基、以多样性知识生产为引领、以系统化知识生产为保障的综合方案。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型知识生产系统
三、 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的
问题及其成因
在确定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上述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性质和特征后，本部分将聚焦具体实践中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供需矛盾和发展失衡问题。基础型知识生产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在研究的深度与创新性上仍存在巨大发展空间，研究覆盖的地理范围和主题多样性亟待提升。以期刊论文为例，近10年来相关研究大幅度增长，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创新性不足，大多是借用国外理论的低效重复。历史学、外国文学和政治学是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学科，通过比较这三个学科重要学术期刊的发文得出，相关研究在地理空间上主要集中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在研究主题上仍旧以常见的历史、文学和政治经济为核心。换言之，基础型知识生产作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体系的基底，知识生产的纵深度、广阔性、颗粒度和迭代率都存在较大不足。这一问题突出地体现为结构性和制度性困境。比如在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滞后，与源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间存在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制度性困境则体现为中国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还束缚着基础型知识生产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标准过于单一、片面重视量化指标。这导致从事基础型知识生产的研究者或转而投入短平快的论文生产，或盲目跟随西方话语体系开展研究活动以便于生产能够以英文发表的成果。
与基础型知识生产相比，政策型知识生产是活跃程度相当高的领域。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特色之一是，强调“学以致用，用以强学”。从知识生产的主体看，中国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建立了多种层次和类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部委直属高校有关院所为代表。这些机构所从事的政策型知识生产为各级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了知识支撑，同时还为具有或计划开展国际业务的市场力量等提供专业咨询。智库建设是政策型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体现。伴随着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需求不断扩大，中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对政策型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在有限时间内新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有关机构供给政策型知识乏力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制约了中国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战略目标。其中，有两方面的具体原因亟待重视和予以解决。第一，政策型知识生产的能力建设不足。政策型知识生产是一项立足基础型知识、紧跟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工作，具有其特定的专业性。区域国别研究老牌机构相关能力的更新和升级，新设立机构的能力培育，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第二，政策型知识生产的渠道不畅。无论是面向政府还是企业等的政策型知识服务，阻塞的渠道不利于政策型知识的转化与反哺前端的知识生产。
社会型知识生产是助力公众填补对域外国家或地区知识空缺的实践，但却是目前三种类型知识生产中最薄弱的一项。这将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众的知识选择中充斥着劣质知识，其中不少是陈旧的认识，乃至错乱虚假的信息；二是让公众陷入“信息茧房”，无法对知识进行甄别和挑选。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具有两面性，在促进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同时，也放大了劣质知识的不利影响。有关域外的社会型知识生产看似简单，实则对生产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生产者具有专业学术训练，又需要具备实地调研的经历和直接体验。社会型知识生产并非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往重视的领域，因而缺乏对研究者知识生产能力的培养、知识生产体制机制的建设。在互联网知识经济和学术评价考核压力的双重压力下，多数区域国别研究者缺乏从事社会型知识生产的意愿和动力。
上述三种类型知识生产存在的供需矛盾和发展失衡问题，主要源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缺乏对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功能划分。明确不同类型知识生产的差异化功能，是建立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系统的基础。现有实践中对基础型、政策型和社会型知识生产的功能划分仍存在边界模糊、定位不明等问题。第二，没有引领三种类型知识生产协调均衡发展的导向和机制。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尚未建立推动知识生产多样化和系统化发展的导向，缺乏支撑这一发展的机制。第三，从知识生产者看，区域国别研究者并非都具备进行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能力。个体局限、外部训练和评价体系等内外部因素，导致研究者的三种类型知识生产能力失衡发展，通常更偏重基础型或政策型知识生产。
上述分析指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处在严重的割裂状态，亟须推进更加系统和均衡的知识生产。为此，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区域国别研究三种类型知识生产的属性，打开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的大门。做到三种类型知识生产多头并进，三种类型之间相互联通，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才能够进一步提质升级。在对发展现状和成因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具有国家战略性、国际竞合性、交叉综合性、实践性、普及性等主要特性。其中，国家战略性指的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知识生产主要由国家推动，从集成、系统战略的角度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全面推进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国家性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其他特性的重要基点，比如保障了战略与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国际竞合性指的是知识生产需要在国际知识空间中展开竞争与合作，构建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需要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快速迭代的知识创新和国际传播，构建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知识体系。交叉综合性强调在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重视知识的交叉，基于学理导向、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等推动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实践性指的是知识生产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立足中国、扎根实地的研究实践，为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核心动力。普及性关注知识生产特别是社会型知识生产面向公众普及域外知识的特性。这一特性是提升中国公众国际理解力和世界意识的必要基础，影响着知识生产在完善公众知识结构方面的成效。知识生产的战略性和竞争性等特性是国家性的发展结果，与国家性形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四、 系统性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需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强调，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应当推动知识的创造、控制、获取、习得和运用向所有人开放。 (27) 发展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不但响应了中国自主知识创新的号召，更是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一致的实践。基于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三种功能型知识生产的现状和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发展路径。
（一） 夯实基础型知识生产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区域国别学”则是一个新生的学科。为服务中国经济社会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新知识和新人才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夯实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型知识生产。实现这一目标，具体可以在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三个层面加大投入。
协调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理论差异，推动不同学科的对话，建设“专兼结合”的交叉学科理论基础。截至2021年6月，全国共有19所高校设置了27个区域国别研究相关专业，共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11个学科。区域国别研究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融合了不同学科差异的交叉学科理论基础。原本在各自的学术部落中形成了稳定学术文化的历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 (28) ，要为基础型知识生产提供原动力，需要与其他学科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在推动交叉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系统辩证地审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国内与国际，通过守正创新的方式来切实提升理论体系的自主性。相关研究就提出，可在挖掘中国传统思维和东亚地区合作的过程中推进比较地区主义研究。 (29)
落实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应对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各方张力。宁琦教授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可以划分为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需要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参与。 (30) 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中，需要持续探索不同学科在空间、历史、文化和社会维度的互动方式，达到各个学科能够“各显所长、各取所需”的发展格局。罗林教授曾指出，区域国别研究要从“大国之学”走向“大学之学”，学科化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研究定位与布局、发展战略与目标、队伍建设与提升三个问题。 (31) 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应当以学科为引领和保障框架，而不是以学科作为规训制度，制约了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由上至下各个层次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院校管理体系、教师聘任体系和学生发展体系。在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进程中，相关方仍需要完善学位授予制度、升级和创办学术期刊、建立学术协会等制度建设来完善国家层面的治理体系。当前研究成果的发表还存在很多禁忌，相关部门需要尽快研制科学解决方案，以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话语体系的建设，进而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的国内国际影响力。
人才是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直接动力，需要持续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Gasset）指出，大学的首要使命是把年轻一代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达到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 (32) 对区域国别研究而言，这里的“文化修养”包含了对世界发展的关注，对异域文化的理解；而时代标准的变化要求我们不断改革创新现有的人才培养体系。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还存在来源不稳、生源质量不高、培养体系不健全以及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等棘手问题。 (33) 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进程中，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还需要在制度和理念等层面开展更多改革。打通人才招收、培养和就业的渠道，形成良性循环，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学科化建设的过程中，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从何而来？既需要来自外语特别是小语种专业的本科生，也需要在政治、历史和经济等专业接受过基本训练的学生选择报考研究生。
（二） 完善政策型知识生产
从实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看，当前以高校和科研院作为主体的政策型知识生产存在着学科上的咨政能力差距、研究者咨政能力与实际发展需求的差距、咨政研究成果的传递渠道不畅和评价体系改革中咨政研究成果的认可等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可从如下路径完善政策型知识生产。
完善区域国别研究中政策型知识的转化能力，为不同高校和学科服务于决策工作提供支撑。目前中国有大量新建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设立于非部委直属高校、非“双一流”高校，这些高校亟需增强咨政研究能力。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层次院校及其相关学科，在转化研究成果、服务决策工作时的能力具有明显差异。例如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转化渠道较为多元，在服务决策工作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与政府和企业决策工作的内容和机制有关，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议题在相关决策工作中具有更高的优先级。但另一方面，这可以归因于学科发展的定位与模式。换言之，在中国高校长时间积累的咨政研究工作模式下，部分学科在涉外决策中处于边缘位置，长期从事基础型知识生产或国内公共决策的政策型研究。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覆盖全球、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比，现在亟待提升不同层次高校、不同类型学科将基础型知识成果转化为政策型知识成果的能力。
完善咨政研究成果递交的渠道建设，发挥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的互补优势。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核心的内涵之一是“学以致用”，是以学术研究响应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需求，尤其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应答国家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需求，需要多元的知识产品转化渠道。完善政策型研究成果的递交渠道需要同时关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渠道建设，为研究者建立起稳定的制度化渠道，能够确保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会因为缺乏递交渠道而失去及时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制度化渠道为政策型知识成果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稳定渠道，同时还能够在决策者与研究者之间建立起信息沟通机制，在政府与研究机构、企业与研究机构间建立起更广阔、更高效的知识网络。但制度化渠道也有其弊端，比如陷入官僚制的窠臼，出现低效沟通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实现互补，以非制度化渠道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为政策型知识产品搭建多样化的递交渠道，促使研究成果以更及时、更多元的方式发挥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推动对咨政研究成果评价的观念转型，提升研究者从事政策型知识生产的动力。对咨政研究成果评价的观念转型，一方面需要转换“咨政研究成果等于领导批示”的单一认识，构建更为多样的评价指标体系，发挥评价在促进区域国别研究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和助推器作用。发挥专业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特长，为开展涉外业务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和培训，亟待成为评价体系中重要的咨政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可培育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转型中的多样性理念，提升政策型知识生产在学理性研究主导型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真正搭建起“基础型—政策型—社会型”知识生产功能协调的有机循环系统。
（三） 开拓社会型知识生产
传统知识生产主要发生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内，重视通过对社会发展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来形成原理性、规律性的认识。此时的研究者主要通过学术期刊、出版著作、学术会议等平台发表研究成果。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社会型知识生产，更强调通过联动高校、科研院所、跨国企业、外交人员等力量来收集关于其他国家和域外地区的数据，为公众认识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优质知识。开拓中国区域国别学社会型知识生产的路径包括如下方面。
培养具有更强社会型知识生产能力的区域国别研究高层次人才。扩展区域国别研究社会型知识生产，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社会型知识生产强调提升研究者的多元化知识生产能力，促进研究者能够在基础型和政策型知识生产之外开展更多面向社会普及知识的工作。提升区域国别研究人才进行社会型知识生产的能力，需要不断从相关人才培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弥合知识生产能力的代际差距。中国高校与区域国别研究紧密关联的一些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中不乏同时具备多种类型知识生产能力的学者。例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和钱乘旦教授、山东大学的张蕴岭教授，这些学者均以多样化的知识生产能力著称。他们在基础型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决策的战略咨询以及面向社会大众的知识普及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虽然这些学者成长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学术训练和发展经历也具有个体差异性，但是他们所做的探索是学术研究与社会面知识传承的参照系。为赓续系统性、功能型知识生产的优良传统，缩小不同时代研究者知识生产的代际差距，相关改革需要重点在体制机制建设、“一专多能型”人才培养、田野调查与国际交流等核心环节加大投入。
扩展社会型知识生产成果的应用方式、范围和深度。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既关注基础性的知识探索与创造，又重视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对外合作与交流。区域国别研究的社会型知识生产，重视通过多样化的知识传播与应用渠道来加强与社会的互动，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关于域外国家或地区的知识，通过长期的知识普及寻求无用知识的功用。 (34) 在未来发展中，相关方需要持续扩展将基础型和政策型知识成果转化为社会型知识成果的渠道和方式，解决区域国别研究中理论成果与实践应用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具体来说，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可发挥国家战略引领和资源支持的特点，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普及域外知识。相关机构还可以加强与市场力量的合作，发挥市场的灵活性，扩大知识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还可以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的合作，加强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成果的国际传播。
开发社会型知识生产的治理体系。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出现了暴发式增长，同时也出现了劣质知识甚至虚假信息的快速增长。为构建有助于知识生产的良性公共空间，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亟须开发社会型知识生产的治理体系。当前，这一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知识生产的规范和标准，建立对优质知识生产的奖励机制。此外，还需要明确社会型知识生产中的失范或越轨行为，探索将其纳入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或社会失信行为的体系中。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功能型知识生产，是推动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可能路径和方向，具有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增强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功能划分，依据三类知识生产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发展导向和融合机制，培养全面发展的知识生产者，是弥合知识生产供需矛盾和发展失衡的核心策略。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中国的知识传统、西方学界的知识输入的影响等存在复杂联系，需要系统性的知识创新以唤醒知识增长的活力、构建知识生产的新秩序。对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功能型知识生产具有持续供给多形态知识、推进知识自主化和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协同推进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不但要对内讲好世界故事，做好域外知识的普及，而且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知识的国际传播。协同推进三种类型的知识生产是一项牵涉诸多因素的系统工程，还存在诸多亟待消除的理念定势和制度壁垒。知识生产的变革通常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作，涉及从基本概念及其社会认知，到社会心理、学术规范等层面的观念性、结构性和制度性变革。这一过程耗时费力，需要长期的资源投入和快速迭代的改革创新。
作者简介：杨体荣，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翟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1) 本文在讨论作为理论和方法体系的知识生产时使用“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在探讨具体研究活动时使用“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为简化表达也使用“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笔者注
(2) 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第82页。
(3) 本刊特约记者：《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朱文莉教授访谈第》，《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第143、149页。
(4) 曾向红：《比较区域研究视域下的中亚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页。
(5) 祝湘辉、李晨阳：《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33页。
(6) 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56—57页。
(7) 吴小安：《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径选择与专业书写》，《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5页。
(8) 赵可金：《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危机与重建》，《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2期，第176页。
(9) 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7页。
(10) Kankan Xie， “Experienc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verse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2， no.2 （2021）， p.187.
(1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9.
(12) David L. Szanton，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p.2.
(13) Milja Kurki， “Stretching situated knowledge： From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to cosmology and back agai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3， no.3 （2015）， p.779.
(14) Ella Shohat， “Area studies， gender studies， and the cartographies of knowledge，” Social Text， 20， no.3（2002）， p.72.
(15) 张蕴岭：《国际区域学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5页。
(16) 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79页。
(17)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18页。
(18) Stephen Aris， “International vs. area？ The disciplinary⁃politics of knowledge⁃exchange between IR and Area Studies，” International Theory， 13， No.3 （2021）， p.451.
(19) Katja Mielke and Anna⁃Katharina Hornidge， Area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Knowledge Production after the Mobility Tur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12.
(20) Mikko Huotari and Jürgen Rüland， “Context， Concepts， and Comparison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Regional Applications， eds. Ariel I. Ahram Patrick Köllner Rudra Si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94.
(21) Mitchell L. Stevens， Cynthia Miller⁃Idriss and Seteney Shami， Seeing the World： 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6.
(22) Jonathan Z. Friedman and Elizabeth Anderson Worden， “Creating interdisciplinary space on campus： Lessons from US area studies center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35， no.1（2016）， p.140.
(23) 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68页。
(24) 秦亚青：《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
(25) 〔新加坡〕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刘怀昭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189页。
(26) 〔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2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 （Paris： UNESCO， 2015）， p.79.
(28) Tony Becher and Paul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 （second edition） （Buckingham：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4-45.
(29) 王志：《比较地区主义：区域国别研究新思路——兼论中国学者的视角和贡献》，《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2期，第70页。
(30) 宁琦：《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以北京大学为例》，《外语界》2020年第3期，第37页。
(31) 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79页。
(32)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33) 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51—152页。
(34) Abraham Flexner， 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