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一部小国的大战略史——读洪清源教授《新加坡的大战略》
刘 嵩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建国之后，国内资源匮乏，周边强邻环伺。李光耀和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使这个贫弱的弹丸小国一跃跻身于全球发达国家行列。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加坡在国际事务方面也一直发挥着与其国家规模完全不相匹配的巨大影响力，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新加坡三代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软实力、多边机制和国际规范等工具积极主动地展开外交，努力寻求获取利益的渠道”。 (1) 新加坡领导层正是凭借对内部资源和国际形势精准认知，才从建国开始就制定并实施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大战略”。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东南亚国际史教授洪清源撰写，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的《新加坡的大战略》（Singapore's Grand Strategy）一书，讲述的正是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到当下近60年间的国家外交和安全战略脉络演变。由于新加坡目前对于国家战略方面的资料仍实施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在国家档案馆中仅有的几个口述性历史访谈存档也有严格的限制性访问条件，因此，撰写新加坡外交和国防方面的著作即使对于本国的历史学家来说也充满挑战。洪清源教授除了多方收集新加坡国内资料，还通过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馆藏档案资料对研究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这些新加坡国内外的历史文献，通过不同话语主体间沟通的互相呼应，生动地勾勒出了大战略制定之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在外交和安全防务方面的研究空白。
与其他国际关系学者或政治学者的战略研究著作不同，作者洪清源教授是一位国际关系史专家，本书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细腻视角出发，通过严谨而翔实的史料一步步梳理出了新加坡在不同时期外交、国防和安全等方面的战略建构历程，进而再从国家战略的演进还原出当时国际与新加坡国内的社会历史原貌。如此以因求果，再以果推因，读来丝丝入扣，令人耳目一新。
小国的“反脆弱”大战略
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战略：一部历史》中提出，“战略无所不在，人人都需要战略”。 (2) 战略是融化在人类基因记忆中的本能，是一个关于目标、手段、能力、资源的综合命题。制定和实施战略首先要明确目标，并为了达成目标在结果、方式、手段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同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但要实时调整达成目标的路径，甚至也需要对目标本身进行不断调整以期获得最富成效的战略结果。关于“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概念，学界已经有多种解读和认知。洪清源教授在本书中将“大战略”定义为一种“调和目的和手段的艺术”，“通过历史、理论、实践和军事视角”来制定“一系列计划和政策，包括国家为促进国家利益而有意利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工具的努力” (3) 。
将新加坡与“大战略”一词联系起来，似乎给人一种既突兀但又合理的矛盾感。说突兀是因为新加坡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小国，其国土面积即使和北京市下辖的行政区相比较也要排到十位之外，作为一个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实在有限，将其与“大战略”相提并论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抛开与新加坡相关的物理属性，将其奇迹般的快速崛起与“大战略”联系在一起确实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新加坡今时今日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国家战略层面的资源调配和规划密不可分。本书在研究意义上的突破就在于通过将新加坡作为研究案例，通过事实证明了“小国也可以有大战略”，并且这一大战略是由数代领导人，历经数十年一以贯之的。
“风能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著作《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4) 中提出：一些事物不仅不会被外部的威胁所打倒，反而可以在风险和波动的环境中受益和变强，获得更好的发展。作为“脆弱性”的反面，塔勒布将其称之为“反脆弱性”（Antifragile）。提升反脆弱性的办法有三种：一是降低自身的脆弱性；二是在大力执行低风险的稳定战略之外，留出少部分资源尝试高风险战略以抵御抗风险能力；三是积极理性试错，预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将损失控制到最低。之前研究新加坡政策的学者对于新加坡如何降低系统中脆弱性的关注已有不少。通过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大战略不仅仅以降低自身脆弱性为目标，同时更是一个小国增强自身生存韧性，发展“反脆弱性”的极佳案例。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脆弱性显而易见，在1965年建国时，新加坡的国土面积是581.5平方公里，人口仅188.7万，是一个没有腹地的贸易港口，并且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当时，新加坡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间都不存在内生利益，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基本无力改变所在地区局势，更遑论影响世界秩序了。因此，新加坡必须“不断重构自己，保持与世界的相关性，创造政治和经济空间” (5) ，才有可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新加坡的外交、国防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这个终极目标，从建国开始就坚持求生存，求发展，努力增强与世界连接的“反脆弱”属性。
对大战略的研究需要分析战略的制定原则、规划和实施行为，本书的分析框架依照时间顺序，将新加坡的大战略剖析过程分为五个章节，其中第一到第三章都用来探讨李光耀执政时期（1965—1990）新加坡大战略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实施，而第四、第五章则分别用来描述第二任总理吴作栋（1990—2014）和现任总理李显龙（2014年至今）治下的国家外交、防务和经济战略。从本书篇幅的分配上可以看出，新加坡三代领导人在国家“反脆弱”战略的制定和贯彻中所处的重要性不同，以李光耀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起到了确定国家核心利益，制定国家“大战略”方向的作用，而后两任领导团队则在保持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延续和发展。
新加坡政坛“铁三角”：“反脆弱”大战略的起点
本书对于新加坡“反脆弱”大战略的审视始自1965年12月——其独立建国之后4个月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如何在克服国家生存“脆弱性”的同时增强系统韧性，强化小国的“反脆弱性”，确保其在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从独立之初的第一届国会开始，这就是新加坡的大战略目标。几乎所有对新加坡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奠基人和掌舵者。根据洪清源教授的研究，新加坡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主要是由李光耀和首任外交部部长拉惹勒南共同制定的，而吴庆瑞则主要负责经济事务。三位新加坡领导人构成的“铁三角”领导团队为新加坡的战略原则和政策方向奠定了基础，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在1965年建国时，新加坡对于自身“脆弱性”的战略关切有三点：其一是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内水资源供应，其二是与强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复杂三角关系，其三就是新加坡薄弱的国家防务体系。在水资源方面，李光耀和拉惹勒南主要是通过长期协议的方式确保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水资源长期输入。在处理地区国家关系方面，新加坡通过明确的“不结盟”原则为自身的外交政策独立性获取了一定的空间。围绕这一原则，新加坡制定了非常系统性的“三层次”外交战略：最内一层是针对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通过经济互惠手段维持和睦的邻里关系，确保自身的战略纵深可以在邻国得到延展，降低生存方面的脆弱性。中间一层是针对东盟国家，新加坡努力在地区内输出影响力，一方面争取成为地区政治和经济枢纽，另一方面也通过促进东盟国家共进退来提升整个地区的发展韧性。最外面一层是新加坡和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和中国，通过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和防务安排确保其对地区的影响力，同时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带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从而增强自身的枢纽地位来提升国家的“反脆弱性”。李光耀长期将新加坡描述为地区内和东西方间的“枢纽”或“桥梁”，努力将自身定位为多种国际体系中的“节点”，其目的就是在地缘政治环境紧张时可以获得各方对新加坡的更多依赖，以此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在国家防务方面，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基于对国家安全和短期经济需求的担忧，曾坚持要求英国继续驻军以保护领土安全。但与此同时，新加坡却丝毫没有放松强化自身安全韧性的努力。本书回顾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历史事实，如新加坡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为国民兵役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武装部队培训学院和中央人力基地。为了快速发展国防力量，新加坡甚至还从以色列聘请军事专家来协助训练武装力量。为了避免“得罪自己的穆斯林邻居”和“激起敏感情绪”，他们将这些专家伪装成墨西哥人，从而完全掩盖自身和以色列之间的国防关系。
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只有几百平方公里战略纵深和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型国家来说，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建立自己的军队是毫无意义的，不如将这些资源用于建设或者外交，但新加坡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在安全方面应该有自己的战略，英国迟早会从新加坡撤军，一定要在英军离开之前迅速建立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外交不能替代实力，可信的威慑力必须建立在可行的防御基础之上”。依靠本国军队保持足够的防御力量，才能使新加坡成为一只危险的“毒虾”。小小的毒虾虽然可能被大鱼轻易吃掉，但也足以让大鱼付出巨大代价，借此令强大的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新加坡国防能力的快速提升，“毒虾”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被升级为“豪猪”战略，也就是不仅要通过身上的毒刺为对手带来痛苦，还能够在冲突过后生存下来。在努力降低国防体系的脆弱性同时，新加坡防务战略的另一方向就是着眼于增强安全防务体系中的“反脆弱性”。即通过区域防务安排和多兵种多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将自身置身于更大的国际框架之中，使新加坡获得多层次、系统性的安全保护，实现自身安全能力的最大化。
本书中还特别描述了新加坡建设自身武装部队在国家建设方面的额外“反脆弱”效果，也就是军队的构建过程同时承担起了国家意识的塑造作用。书中引用吴庆瑞在1967年3月13日的国会演讲：“没有什么比参与国防和加入武装部队能够更加迅速、更加彻底地创造忠诚和民族意识了……如果参与的范围遍及社会各阶层，那么国防建设的意义就更大。”李光耀也一直认为建立稳定和有凝聚力的社会是促进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
后李光耀时代：一以贯之的“反脆弱”大战略思想
李光耀在1990年11月将新加坡总理的职位交棒给吴作栋，自己转而担任内阁资政。“铁三角”组合中的另外两位——吴庆瑞和拉惹勒南，也分别于1985年和1988年完全退出政治舞台。根据洪教授的分析，拉惹勒南在1980年卸任外交部部长职位时，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模式已经确立起来，随后的几任外交部部长“虽然在外交政策上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但却没有什么大的创新” (6) ，仍然是在继续执行李光耀和拉惹勒南的战略设计。(https://www.daowen.com)
事实上，在新加坡第二、第三代领导人，甚至目前候任的下一代接班人黄循财的每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都仍然能找到李光耀战略思想的影子。新加坡的历任领导人和内阁重要成员都一直在对开国领导团队的战略方向进行积极的呼应。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了新加坡“反脆弱”战略目标在长期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加坡国内统治与战略执行的高度制度化，可以说是在几代领导人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战略文化”。
新加坡在1990年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此时的新加坡已经基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一时期全球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已经被声势日隆的全球化浪潮所代替。李光耀和拉惹勒南在任时就一直强调，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需要充分融入全球经济，力争成为“全球城市”并以世界经济“节点”的角色嵌入全球价值网络，做世界经济的“指挥中心”。在此战略指引下，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在1997年带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新加坡的金融行业进行了全盘审视，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推行新加坡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这一战略最终促使新加坡成为亚洲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
吴作栋也延续了“铁三角”的战略思想，努力拓展新加坡的经济空间和战略市场，结合邻国资源优势提升国内经济的“反脆弱性”。他在接棒新加坡总理的前一年提出了“新加坡—柔佛—廖内”（SIJORI）增长三角，希望通过新加坡的技术、资本和人才，结合另外两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利用经济整合措施加强区域联系和优势互补。
1993年，已经转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提出，新加坡的经济需要外部动力，即经济增长的“第二翼”。新加坡政府开始将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确定为提升经济“反脆弱性”的战略重点，希望通过建立与各大经济体的贸易和准入规则来提升新加坡的区域枢纽地位。到2004年吴作栋总理任期结束时，新加坡已经与日本、澳大利亚、欧洲自贸区（EFTA）、约旦和美国等多个主要经济体签署了自贸协议。自贸区不仅仅能为新加坡带来经济利益，更成了新加坡解决安全问题的工具，通过将贸易双方的经济利益深层次绑定，有效地将新加坡安全需求融入自贸协定议程中，大大增强了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反脆弱性”。
除了经济议题，新加坡也延续李光耀-拉惹勒南时代的外交政策，大力倡导多边主义。新加坡1992年在联合国内部倡导成立“小国论坛”（FOSS），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平台扩大自己的地缘政治空间，并持续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在2004年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理时，新加坡“反脆弱”大战略的重要关切依然是增强在变动外部环境下的自身生存与发展能力。李显龙充分继承了前两任领导人的衣钵，他自己也在访谈中提到，从李光耀和拉惹勒南身上学到很多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战略基础，如“维护主权和自由，保持关联以及多交朋友，尊重国际法和规范”，等等。对于第一代领导团队“反脆弱”大战略的一以贯之，使得新加坡成为全球价值链条中的重要节点国家。
2017年后，中美竞争态势大幅升级，新加坡坚持不“选边站”态度，保持其独立和有原则的政治取向。书中引用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的发言，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和中国，永远应该“以互利为前提”。中美两国都已经充分了解新加坡的政治立场，也认同新加坡在区域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权力关系不仅为新加坡进一步巩固地区内的“反脆弱性”奠定了基础，也帮助新加坡利用其东西方的“超级连接体”的身份在大国竞争间获取了大量利益。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是对新加坡社会的又一次严重冲击，李显龙政府坚持延续其“与世界保持连接”的战略，采取了灵活理性的抗疫措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家经济免受毁灭性打击，并且借助疫情影响实现了对他国业务的替代效应（如增强了其供应链的弹性）。同时，新加坡也依靠“疫苗旅客通道”（VTL）等与世界保持连接的措施，在疫情期间吸引了大量人才、机构和资本前来落户，巩固和提高了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了其金融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新加坡经济的“反脆弱”能力。
新加坡案例：“大战略”成功的核心要素
今天，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万美元；新加坡武装部队（SAF）是地区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训练基地遍布地区和全球各主要国家；新加坡还在不断输出自身影响力，在地区和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新加坡的“反脆弱”大战略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通过本书可以看出，即使是“弹丸小国”，“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其对于一国发展政策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巨大。从本书对新加坡“大战略”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大战略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一个成功的大战略的制定需要基于对自身资源和外部环境的清醒认知。这一认知需要具有前瞻性，甚至可以穿越时代而直达终极目标。唯此才可以确保资源的投入度和贯彻的长期性。新加坡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战略定位就具有这样的前瞻性，时至今日仍对其国家政策制定起着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其次，一个成功的大战略的执行需要能够确保阶段性目标的落实和取得实际发展成效。落实目标不仅是长期战略执行的信心保障，也是进行阶段性战略调整的保障。一个成功的大战略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能够在框架内针对外界情势和内部资源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再次，一个成功的大战略实施需要国内各部门和各类资源的有效配合。新加坡在执行安全和外交大战略时就充分利用了经济手段，如通过自贸协定嵌入安全框架。或者是在招商引资政策中嵌入其他部门的优势能力，如为高净值人群提供永居权限等。
最后，一个成功的大战略的延续需要高度的制度化，甚至形成“战略文化”。大战略要能够跨越治理周期对一国的长治久安与平稳发展产生可持续的重要影响，新加坡的“反脆弱”大战略从制定到实施历经三代领导团队，即将开始第四代，已经延续近60年的时间，虽然政策多有调整，但核心关切和战略目标一直保持稳定。这种连续性不仅有助于国家内部发展的效率和信心，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对该国政策的预判和理解。
作者简介：刘嵩，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1) 王琛：《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29卷第2期。
(2) 劳伦斯·弗里德曼：《战略：一部历史》（上），王坚、马娟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 Peter Feaver， “What is Grand Strategy and Why do we Need it？，” Foreign Policy， 8 April 2009.
(4)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雨珂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5) Lee Hsien Loong， “Choice and Conviction—The Foreign Policy of a Little Red Dot，” S. Rajaratnam Lecture， 27 Nov. 2015.
(6) Michael Leifer，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