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跨国史研究的佳作——读《农业的跨越：改革者和美墨乡村的重塑》
董经胜
在美国史领域，对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可谓早已深挖细掘，深入至极了；在拉美史领域，从墨西哥革命到卡德纳斯改革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也是传统的研究课题之一，成果不可谓不汗牛充栋；对于二战后美国在第三世界进行的“绿色革命”，虽然研究比不上上述两个主题，但近些年来也出版了大量的成果。在上述三个研究领域，要想做出进一步的创新与突破，看上去似乎不太可能了。但是，《农业的跨越：改革者和美墨乡村的重塑》（Tore C. Olsson， Agrarian Crossings： Reformer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US and Mexican Countrysid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一书，恰恰是在这三个传统的研究课题中，用一种崭新的跨国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与探讨，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读来耳目一新。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上述研究课题的推进，而且对于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的创新，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本书作者托尔·奥尔森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2013年获得佐治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史视野下20世纪美国的农业史、环境史和食品史，尤其是探讨农村生活的全球性维度。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
跨国史的研究视角是本书的主要特色。在西方学界，全球化的加速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历史研究从以民族国家作为叙事单位的传统，向跨越政治边界的国际研究的转向。移民史、外交史在这一转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跨国史研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较为传统的跨国史研究主要关注民族国家、政府和官方交流，而较新的跨国研究则探讨科学机构、社会运动、文化网络、非政府组织和许多其他非传统和非精英行为体间跨越边界的关系。本书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跨国史研究著作。
其实，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限制，将早期的美国南部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或者说，把17—19世纪的美国南方地区视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世界向北延伸的地带，曾是美国史和拉美史研究的一大传统，因为“对奴隶制、解放运动和黑人流散群体的研究早已将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殖民地与古巴、海地和墨西哥的种植园殖民地联系起来”。但是，19世纪末美国南方重建时期结束后，这种跨区域的研究消失了。然而，本书认为，即使在美国南部奴隶制废除之后，由于种植园农业及其社会组织的持续存在，美国南方与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存在极大的共同性和联系。从这种跨国的视野出发，本书第一章重新审视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南方和墨西哥的农村社会变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分别发生了两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即美国的民粹主义起义和墨西哥革命。但是，在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学研究中，“这两个农村起义很少被放到一起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出现在美国和墨西哥世纪之交的农村起义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本书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美国南方的棉花地带和墨西哥的各种种植园经济地区——在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之间经历了平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因此，本书认为：“在美国和墨西哥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新南方’时代、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美国民粹主义起义、墨西哥革命以及它们各自的后果——可以在共同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美国南部和墨西哥两个地区在经历了19世纪中期的政治动乱——美国内战、墨西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战争以及法国的入侵——在此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政局稳定的时期。在美国，1874—1877年，随着保守党重新掌权，迎来了一个“新南方”时代。在墨西哥，1876年，迪亚斯上台，进入了“波菲里奥时期”。迪亚斯和美国新南方的民主党一旦取得政权，立刻进行了彻底的、惊人相似的经济改造。公共土地的私有化堵塞了美国南部的白人自耕农和获得解放的黑人以及墨西哥的村社农民成为独立小生产者的道路，使之成为大地产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大地产通过引进外部资金（在美国是来自北方的投资，在墨西哥则是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投资）发展面向工业化中心的出口农业，大地产主大发其财，而社会底层的小生产者丧失土地，流离失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现代化”，带来的是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底层的贫困化，形成了社会不满的火药桶。美国19世纪晚期南部的民粹主义运动和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两场革命表面上看毫无联系，但二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共同点，本质上都是“试图解决全球资本主义控制下农村的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南方，1878年成立的“农民联盟”逐步激进化，1890年提出了其纲领性的文件《奥卡拉诉求》。在墨西哥，1910年革命爆发后，在萨帕塔的领导下，莫雷洛斯州的农民坚定地提出了对土地权利的要求，其纲领《阿亚拉计划》远比美国的《奥卡拉诉求》更为激进。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墨西哥，由于地主阶级的抵抗，也由于农民内部的分歧，两国的农民运动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然而，由于这两场运动“大大改变了农村政治的基调和内容”，此后的掌权者“往往会试探性地采纳起义群体的一部分言论，并试图解决早先引起社会动荡中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农村的激进主义再度活跃，并为两位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和美国的罗斯福——铺平了通往权力的道路。
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的主题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到战后冷战来临这一期间美国和墨西哥在农业事务方面的交流与对话。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美国和墨西哥的政府和民间社会以支持农业正义和提高农业文化生产力为由，发动了前所未有的运动，改造他们的农村”，其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的土地改革和美国罗斯福的农业新政。以往的学术研究，是被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孤立地进行分析的。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打破了将美国和墨西哥，进而将北美和拉丁美洲分开看待的“地理二分法”，着重探讨美、墨两国在农业改革领域的相互交流、借鉴和影响。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与新观点。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施“新政”；第二年，拉萨罗·卡德纳斯就任墨西哥总统，推行“六年计划”。随后，两位总统分别在美国和墨西哥展开行动，“试图改变农业、农业文化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作者指出，大约在1933年到1943年，即本书所谓“漫长的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和墨西哥的农业运动“不仅是平行开展的，而且经常是相互影响的”。美墨两国的政府官员和民间活动家，在推动农业改革的运动中，会跨越边界，从对方的成功和失败中获取经验教训 。本书首先讨论了美国学者弗兰克·坦南鲍姆为首的改革力量在1934和1935年间如何试图将墨西哥的农业改革蓝图转化为美国南方的政治行动，促成了农场安全管理局这样一个“再分配主义机构”的成立。正是该机构的建立，使罗斯福政府的农业新政触及土地分配的领域。接着，本书探讨了南方佃农联盟在墨西哥的拉古纳地区进行的考察和研讨。首先，克拉伦斯·西尼尔在1939年春天在拉古纳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进而在1939年7月邀请几十名关心美国南方佃农困境的社会活动家，前往墨西哥的棉花产区举行会议。这次考察使得南方佃农联盟将土地改革作为“制定未来政策的可能途径”。
如果说坦南鲍姆和美国佃农联盟的行动来自民间的话，本书继而分析了美国农业部三位有影响的决策者——先后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和重新安置管理局局长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曾担任农业部助理部长、部长和内政部宅地司负责人的米尔本·林肯·威尔逊，以及先后担任农业部部长和副总统的亨利·阿加德·A.华莱士的墨西哥之旅。虽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随着美、墨两国政治都转向保守，美国农业新政的支持者在国内政治中被边缘化，但他们作为“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雇员”，前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乡村，“将新政输出到新的土地上”。这些人士在墨西哥的经历，影响甚至超出了农业领域。特别是华莱士，1940年的墨西哥之行对他的影响至深。担任副总统之后，他成为“发展美国与拉丁美洲平等关系的最杰出倡导者，以及西半球文化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批评者”。(https://www.daowen.com)
美、墨两国在农业改革领域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在土地改革，特别是农业发展方面，同样重视学习和吸收来自美国的经验。一般认为，卡德纳斯是“现代墨西哥首屈一指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本书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卡德纳斯政府积极抵抗外国资本的控制，另一方面，又积极借鉴国外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卡德纳斯主义既是民族性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世界性的”。特别是在农业发展领域，卡德纳斯政府时期，墨西哥土地改革的设计者——大众农民组织、政治家和官僚、农学家和工程师——从美国农业新政中不断寻求指导和灵感。此外，本书重点讨论了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约瑟夫·丹尼尔斯对墨西哥土地改革的大力支持。历史的复杂性在丹尼尔斯身上再次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曾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对黑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又是一名扩张主义者，曾作为海军部长监管了1914年美国对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的军事入侵。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坦南鲍姆的影响，作为驻墨西哥大使的丹尼尔斯却成了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当卡德纳斯征收属于美国人的土地时，丹尼尔斯没有站出来捍卫美国农场主的利益，在他看来，“墨西哥的社会正义胜过了美国的财产要求”。甚至在种族问题上，丹尼尔斯的立场也发生转变，发表了很多对墨西哥的原住民的溢美之词。正是丹尼尔斯的支持，为卡德纳斯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外部环境。丹尼尔斯认为，墨西哥的土地改革与罗斯福的农业新政同时展开，相互推动，成为20世纪30年代美、墨两国政治生活的一大奇观。从美、墨两国社会改革运动的互动，来重新研究罗斯福新政中的农业政策和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的农业改革，这是本书的一大贡献和特色。
本书第四章到第五章，转向对绿色革命的研究。以往的学术研究中，绿色革命通常被看作冷战时期美国发展援助的一部分，即通过向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农民传授农业科技，提高粮食产量，消除贫困，铲除“共产主义叛乱”的土壤，阻止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1943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的农业援助项目，被看作绿色革命的起源。本书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早在190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成立了针对美国南方的普通教育委员会，1906—1914年，该委员会在南方发动了一场通过推广科学技术，提高玉米和棉花产量，提高黑人和贫穷白人生活水平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无果而终，但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基金会又回到南方，实施其新南方计划。这是后来基金会在墨西哥推行的墨西哥农业援助项目的前身。本书详细地描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事业从美国南部转向墨西哥、从公共卫生领域转向农业发展领域的过程，由此得出结论，绿色革命，乃至广义上的发展援助，最初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美国农村边缘地区的贫困问题，并非源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对抗。这样一来，在历史上，美国南方曾经是全球南方的一部分，至少在农业发展方面，与第三世界的农业存在着相似性。
那么，绿色革命又是如何与冷战结合在一起的呢？本书认为，1943—1953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墨西哥的农业计划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计划之初，“代表了一个深谙美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慈善机构和一个致力于为最近的土地改革受益者提供信贷、教育和适当技术的后革命政府之间的联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西哥面临着粮食产量下降、玉米价格上升的危险。同时，反对土地改革的社会派别借此攻击卡德纳斯政府期间建立的农村村社。在此形势下，在卡马乔政府担任农业文化处秘书长的马提·R.戈麦斯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农业改良计划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认为这是证明新生的印第安村社经济效率的机会。也就是说，在墨西哥支持与反对土地改革的两大政治派别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站到了支持者一边。本书强调，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广的墨西哥农业计划深受此前在美国南部经验的影响，计划招募的大部分新员工很多都有在美国南部贫困乡村工作的经历，但是基金会并没有将美国的经验照搬到墨西哥，而是根据墨西哥农业的实际，优先考虑合成玉米品种的培育和分发，而非美国的双杂交玉米。但是，1946年后，随着阿莱曼政府上台和冷战的加剧，为了在墨西哥创造一个“快速的、可复制的提高农业产量的模式”，并推广到第三世界，以抵制社会主义运动对全世界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基金会的农业计划慢慢放弃了玉米计划，优先考虑培育小麦。这一转变，是绿色革命与冷战结合的起点。
本书的最后一章考察了美、墨两国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的交流。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展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深深地吸引了墨西哥。但是，对于通过水利工程改造墨西哥的河谷流域的目标，墨西哥国内存在不同的主张。对于以卡马乔、阿莱曼总统为代表的保守派而言，通过修建水利工程解决农村贫困状况，是避免农村分配主义和激进主义，结束土地改革的手段。而对前总统卡德纳斯为代表的左派而言，水利设施将为20世纪30年代获得土地的农村村社提高生产创造条件。前者代表是帕帕洛阿潘河水利工程，后者的代表是特帕尔卡特佩克盆地工程。但无论哪一项工程，都受到了美国田纳西流域工程的启发和支持。
跨国史的视角是本书写作的主要特色，而在具体写法上，本书发挥了传统的历史学叙事优势，按照时间顺序，以丰富的事实探讨了美国和墨西哥农业政治和农村发展相互影响的历史。书中涉及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作者交代、分析得清晰、透彻，没有任何杂乱之感。在文风上，本书文字生动诙谐，读来使人兴致盎然，毫不枯燥，显示出历史学著作的魅力。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本书参考了丰富的、来自多方面的文献资料，内容极为充实，每一个结论又有充足的事实依据，显示出高度的学术严谨性。
在我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美国史和拉美史向来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真正能够将两个领域彻底打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本书是一个例外。它将美国南方地区史和墨西哥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借用跨国史的视角，将这两个传统的研究领域都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对我们的启发，不仅仅在于丰富了我们对于美国史和墨西哥史、美国和墨西哥乃至第三世界农业农村发展历史的知识，更重要的，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借鉴新的研究范式来推进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近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成果使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展开研究，但是，在新的史学范式方面尚有改进之处。通过本书，我们发现，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不仅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献资料，而且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得出新的结论。历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离不开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
作者简介：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