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孟加拉边疆：从化外山林到“教化前沿”——评理查德·M.伊顿关于孟加拉边疆的研究

袁上尧　曾　琼

在宗教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的宗教传播方式和进程各具特色，成为历史和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备受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历史学家、亚利桑那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对该问题的研究直至今天都具有启发意义。

伊顿的学术志趣在于前现代印度的历史文化，重点关注德干地区、孟加拉边疆、印度的穆斯林生活区域和波斯时代的印度地区等。他长期活跃在世界史和比较史研究领域，从事中世纪印度史、现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史、比较史和世界史等领域的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比贾普尔的苏非派，1300—1700》（Sufis　of　Bijapur，　1300—1700，　1978年）、《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1204—1760》（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1993年）、《德干的社会史，1300—1761》（A　Social　History　of　the　Deccan，　1300—1761，　2000年）和《权力、记忆、建筑：1300—1600年印度德干高原上的据点争夺》（Power，　Memory，　Architecture：　Contested　Sites　on　India's　Deccan　Plateau，　1300—1600，　2014年）等。伊顿对边疆地区和边缘群体的关切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理论框架，关注非传统中心地区的本土文化现象和底层群体自发引起的社会转型。这种视角不仅为《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1204—1760》提供了特殊的研究切入点，同时也彰显了伊顿史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孟加拉文化的转变

《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1204—1760》将其之前解释南亚地区受伊斯兰教文化冲击的主流学说归为四类，分别为移民理论、刀剑宗教理论、赞助宗教理论和社会解放宗教理论 (1) 。本书超越了以上四种固有模式给学者带来的刻板印象，以孟加拉地区为例证明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缺乏解释力。基于长时段视角下孟加拉地区的环境变迁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伊顿提出了以“融合”为特点的伊斯兰文化传播新路径：在孟加拉地区，外来的伊斯兰教信仰和孟加拉土著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孟加拉穆斯林特有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模式，伊斯兰文化也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而缓慢占据了更重要地位。这种文化传播范式不仅适用于伊斯兰教文化传播的研究，对其他宗教文化传播的研究也颇具启示意义。

本书的研究时段覆盖了从13世纪初穆罕默德·巴克蒂亚尔（Muhammad　Bakhtiyar）入主拉克瑙蒂（Lakhnauti），至18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者征服孟加拉的500多年，研究地区指向南亚次大陆东部的孟加拉地区，尤其是靠近东南亚的今孟加拉国东部地区。这个地区不仅与伊斯兰教的起源地阿拉伯半岛远隔千里，也游离于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伊斯兰政权体系边缘，长期被次大陆权力中心视为盛行巫术的“化外之地”。然而，1204年突厥骑兵打败孟加拉印度教王公至18世纪莫卧儿帝国统治期间，伊斯兰教势力恰恰越过了次大陆中部的广大地区，在东部的孟加拉地区扎根，呈现出独特瞩目的文化景观。与以往的印度史对“印度穆斯林时期”一贯的时段划分方式相同，本书以突厥人的到来作为伊斯兰文化传入孟加拉的起点。但如果继续往前追溯孟加拉地区对外的航海交流，就会发现阿拉伯商人早在9世纪就开始在吉大港地区经商，随后伊斯兰传教者也在孟加拉留下了足迹。这些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导致大规模的伊斯兰教皈依，但是依然可以被视作伊斯兰文化扩张的前期基础 (2) 。关于本书以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加强统治这样一个政治年份作终结，伊顿给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历史学家总是受限于史料的年代范围，英国人对孟加拉税收系统的入侵骤然终止了构成本书后续章节的波斯语文献……另一个原因是赞助制度的消亡，该制度在莫卧儿政治文化和伊斯兰制度的融合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虽然这些章节中考察的许多社会和文化进程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后期甚至19世纪，但帝国赞助这一主要动力的消失，使得1760年成为了一个合适的结束时间。” (3) 伊顿对研究时段的巧妙把握为他的假说提供了完整的材料支撑和严密的逻辑，呈现出了清晰的伊斯兰文化扩散过程，对之后学界的印度穆斯林统治时期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去序言和结语，本书整体按年代顺序，以16世纪晚期莫卧儿帝国在孟加拉权威的巩固为界，划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五章：第一章认为孟加拉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独立的孟加拉苏丹国时期的社会形态为伊斯兰政权的入场搭建了舞台；第二章讲述了苏丹国时期上层穆斯林统治如何在孟加拉地区的混杂社会环境中扎根；第三章考察了苏非派圣人在孟加拉三角洲底层社会的早期思想和活动；第四章综合前文材料，介绍了苏丹国时期孟加拉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及宗教情况；第五章没有延续前四章关于前莫卧儿时期孟加拉苏丹国的材料积累，而是以一章的篇幅梳理已有的伊斯兰文化传播理论，为后续综合分析莫卧儿时期大规模伊斯兰教皈依现象、提出新理论模型提供了学理基础。为了让不熟悉孟加拉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读者也能阅读本书，伊顿使用了大量地图和考古文物图示，补充了自史前时期起孟加拉地区的环境变化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本书在读者心中塑造出在农业经济、政治系统和地缘位置方面均位于相对边缘地带的“孟加拉边疆”形象，因而它首先是一本重要的南亚次大陆边疆研究著作。第二部分由后五章构成：第六章梳理了莫卧儿人征服孟加拉的历史，为后文讨论莫卧儿帝国给孟加拉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变化做了铺垫；第七章紧承第六章，探讨了孟加拉居民的文化和宗教关切在莫卧儿文化和政权中的表现形式；第八章尝试将东孟加拉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与穆斯林拓荒行动、本土经济增长和政治权威构建相联系；第九章切入孟加拉农民皈依伊斯兰教问题，对在莫卧儿帝国特殊的赞助方式下，东孟加拉伊斯兰文化传播依赖的制度组织形式和农村穆斯林的获利原因进行了案例研究；第十章以“包容”（inclusion）—“认同”（identification）—“替换”（displacement）三模型归纳总结了孟加拉农民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凸显了孟加拉地区伊斯兰文化特殊的农村性质及其在森林开发中展现的文明建设工具属性。在了解伊斯兰文化传播史的基础上，本书挑战了静态、封闭和相互排斥的宗教系统观，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在孟加拉文明长期连贯的自然变迁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孟加拉文化怎样随之“以松散而流动的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体系将宗教人物纳入孟加拉历史和文明的核心主题” (4) ，进而使伊斯兰教文化以一种带有浓烈孟加拉色彩的面貌呈现在历史视野中。

孟加拉的“边疆性”及其文化流动性

《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1204—1760》认为孟加拉地区的特点是其frontier属性，该词可译为“边疆”“边界”，同时带有“开发地区边缘地带”“开拓性的”之意。伊顿在书名中将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孟加拉这个边缘地区并列，反映出他跳脱中心权力话语，超越主轴文化书写，以相对非中心地区的历史呈现多元文化结构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来源于20世纪中后期年鉴学派理论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年鉴学派的初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了在历史研究中融合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书写总体史的主张，强调史学家应当考察大范围、多层次的全部史料，他认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合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 (5) 。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思想进入美国并产生广泛影响，伊顿便是在这一时期在美国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业。他师从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名誉教授沃尔特·豪瑟（Walter　Hauser）和罗伯特·E.弗莱肯伯格（Robert　E.　Frykenberg），于1967年和1969年分别获得了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历史学硕士学位。沃尔特·豪瑟最初的研究方向是欧洲史，后转向南亚史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题名为《比哈尔省农民协会，1929—1942年：印度农民运动研究》（The　Bihar　Provincial　Kisan　Sabha，　1929-1942：　A　Study　of　an　Indian　Peasant　Movement）。20世纪70年代，弗吉尼亚大学成了美国培养南亚农业社会史方向的研究生的主要机构之一，并在沃尔特·豪瑟的带领下聚焦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地区。罗伯特·E.弗莱肯伯格则是一位印裔美国学者，研究兴趣集中于南印度与德里权威的关系、印度的土地与社会结构，同时也非常关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南亚地区的跨文化互动，深入考察了基督教与南亚本土文化的融合过程。在这两位学者的影响下，伊顿增进了对南亚次大陆农业社会史的关注以及对南亚政治权力中心与边疆关系的认知。1972年，伊顿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导师是研究莫卧儿帝国史的著名美国学者约翰·F.理查兹（John　F.　Richards）。莫卧儿帝国的世界性影响使约翰·F.理查兹将其看作一个“早期现代”国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帝国”，这种想法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研究“世界历史”的雄心，他的文章还显示出对土地利用和生态项目的强烈兴趣，21世纪初出版的专著《无尽的边疆：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史》（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被认为是一部通过真正的全球视角展现人类在早期现代对自然世界影响的著作 (6) 。约翰·F.理查兹关于frontier的思想在伊顿的《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1204—1760》一书中也有所体现，伊顿指出“随着生态活动活跃地区的先驱者砍伐原始森林，为耕种农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区域，三角洲整体经历了一个文明逐渐东移的过程” (7) 。伊顿后来出版的《波斯式时代的印度，1000—1765》（India　in　the　Persianate　Age，　1000-1765）则在前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地理界限，书写了印度梵语文化与中亚波斯文化的跨区域互动过程，并引入了东亚、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由此可见，伊顿对区域史的研究兴趣建立在所谓“边疆”的流动性和延展性特点之上，他在本书导语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孟加拉的每一个边疆都有其自身的动态：梵语边疆由佛教或婆罗门社区的发展驱动；政治边疆由武装力量驱动及穆斯林政权合法权威的表达和接受度驱动；农业边疆由河流改道和殖民的双重过程驱动；伊斯兰边疆由逐渐将土著社区转变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过程驱动。这些边疆都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以各种方式相互重叠。” (8)

边疆视角的这种流动性特点意味着一种布罗代尔式（Fernand　Braudel）的“空间想象”，这种想象使观察者可以超越某一具体的研究对象或问题，以一种比传统史学更全面的眼光进行更详尽的描述，进而给出一份更综合的解释。例如，伊顿在论述苏丹国时期的孟加拉地区经贸情况时，广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史料，除了铸币图章、铭文诗句、建筑图式等材料，还用到了《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弗雷·塞巴斯蒂安·曼里克的旅行》（Travels　of　Fray　Sebastien　Manrique）、《恰译师曲吉贝传》及《瀛涯胜览》等各国旅行者的游记材料 (9) 。这些材料生动地再现了孟加拉地区如何在苏丹国时期通过货币化进入广阔的印度洋市场，又如何在手工业品和贵金属的进出口贸易中成为一个繁荣的商品中转站，进而在长时段的海洋贸易和人口流动中占据“交汇点”位置。在21世纪新出版的两部涉及孟加拉湾的史学作品《海上丝绸之路》（Die　Maritime　Seidenstrasse）和《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中，全球史视角下的区域流动和文化融合特点也得到了充分延续。随着16世纪欧洲人、中亚人、阿拉伯人相继汇聚于此，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孟加拉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逐渐在世界贸易流动中获得了枢纽地位。这些研究对“中心”和“边疆”相对性的把握将孟加拉地区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空间，让我们思考孟加拉地区在历史的各个时段与全球各个地理单元发生的联系，以及孟加拉人在参与海洋活动方面的能动力量和局限性。然而，由于此类研究对外来者记述的依赖和本土材料的缺乏，孟加拉地区与外部交流的某些过程似乎显得缺乏双向性，这成为研究的一个小缺陷。尽管如此，关于孟加拉地区突破地理边疆限制，越过极其遥远的距离与其他文明区域相互联系的研究依然有着深远的意义。孟加拉地区自古以来展现的强大延展性和包容性，及其内部文化的统一性和延续性，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后殖民主义和南亚次大陆文化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18世纪英帝国在印度殖民之初为何选择孟加拉作为进军印度的一个前沿阵地，又为何在篡取殖民权力之后声称自己是内陆“德里苏丹帝国”的继承人。此外，本书关于孟加拉地区宗教法律、语言推广、大众教育、性别平等和社群隔离等问题的论述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统一起来，极大限度地还原了一场动态的外来文化本土化过程，呈现了各种意识形态通过无数个体的能动意识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潜移默化交融的图景，以及在今天的孟加拉文化中留下的独特烙印。

除了地理边疆的流动性，本书对孟加拉地区宗教文化流动性的研究还回应了文化研究关于现代性对宗教概念的界定问题，即前现代时期跨宗教信仰者或同时信仰宗教与本土神灵者的宗教身份认同问题。与“科学”“民族”“国家”“历史”等概念一样，“宗教”在精英话语的诠释下，其于现代知识界已经有了界限清晰的定义，但前现代时期的宗教概念并不与现代概念等同。现今南亚各宗教社群之间能够划出清晰界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随着知识技术的进步，信仰者接触到了依赖书面文字的权威，特别是像印刷的经典文献这样不可挑战的权威；第二，19世纪开始进行的人口普查和殖民政府组织的投票活动使人们关于“一个社群相对于其他社群的人数实力对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所谓宗教群体边界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是现代性带来的特征，是国家干涉地方宗教社群内部事务而导致的结果。由于缺乏史料，我们难以对后世建立宗教文化研究的知识体系之前的早期信仰加以考证，但在一些材料的整合中，我们能隐约察觉到当时的大众对宗教身份的态度。在伊顿关于苏丹国时期孟加拉宗教或信仰的描述中，不同教派之间似乎都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许多教义可以兼容互通，甚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性地分离、扭曲、重组和融合。受伊顿这种思想的启发，21世纪的一些孟加拉研究学者也开始以多元论的视角看待前现代时期孟加拉的宗教文化。孟加拉国学者古拉姆·穆尔希德（Golam　Murshid）在《孟加拉千年文化史》（Hajar　Bachorer　Bangali　Sanaskriti）中强调了孟加拉宗教的流动性特点，并将13世纪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与之前佛教和印度教的本土化相比照。他认为，印度教和佛教来到孟加拉后都吸收了当地的神灵信仰、原始仪式和其他习俗，因而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形式；相应地，伊斯兰教到来后也吸收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成了一种融合的新宗教 (10) 。也就是说，当时大众眼中的conversion（转变）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摒弃原先的宗教身份并加上一种新的身份的急剧转变过程，而是潜移默化的渐进变化。由此，伊顿将这个史学问题拓展到文化研究的层面，在宗教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应用文化扩散逻辑，建构起上层精英文化不断向远处扩散并不断压制和吸纳本地文化的模式。

本书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伊顿在研究中确实使用了丰富的文化符号概念挖掘孟加拉历史文化的细微变化，深入宗教的意义世界。例如，清真寺不仅是贯穿全书的史料线索，也可以被看作是彰显人文风貌的文化符号。“因寺而安”“围寺而居”是伊斯兰教形成的以清真寺为核心的最基本的穆斯林聚居范式，这是伊斯兰文化群体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清真寺作为承载着穆斯林社会行为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发挥着培养社群情感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归属和认同的情况。在本书看来，“清真寺作为公众祈祷的中心，一直是伊斯兰文明的主要公共机构。无论是宏伟的建筑还是简陋的茅草屋，清真寺在概念意义上将伊斯兰教的乌玛（全世界的信徒群体）的宏观社区与同区域居民的微观社区融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对信仰话语的集体回应的物理空间” (11) 。书中收录了11张清真寺的图片，包括13世纪的扎法尔·汗·加齐清真寺（Mosque　of　Zafar　Khan　Ghazi）、14世纪的阿迪纳清真寺（Adina　Mosque）、15—16世纪的拉坦清真寺（Lattan　Mosque）、17世纪的拉尔巴格堡清真寺（Lalbagh　Fort　Mosque）、17世纪的阿迪亚清真寺（Atiya　Mosque）、17—18世纪的七顶清真寺（Satgumbad　Mosque）、18世纪位于今吉大港区洛哈戈拉（Lohagara）次区的用茅草建的清真寺和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孙达尔普尔（Sundarpur）村的用茅草建的清真寺等。这些清真寺的建筑式样直观地向读者呈现了该时期统治者对本土文化和所谓“正统权威”之间的态度，展示了书中讨论的居民培养文化心理的公共空间。不仅限于“清真寺”这一建筑符号，关于孟加拉地区语言、文学、饮食、服饰和仪式等文化符号的研究也使本书超脱出经济和政治原因分析的限制，进而深入到孟加拉地区文化研究层面，探讨了隐含在伊斯兰文化传播现象背后的文化认同模式。

外来信仰的社会功能及其在孟加拉的融入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穿插了大量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描写和不同时期的地理图示，详细展示了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河流改道如何改变了居民的耕作条件，例如13—18世纪三角洲地区的河道与居民分布对比图、16—18世纪三角洲的河道变化对比图等。这些图示清楚例证了河道的变迁在近6个世纪中如何给东孟加拉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反映出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即对环境史视角的综合应用。从帝国史向环境史的转向是20世纪末至今史学界的长期变革，这场变革旨在超越学界过去依托政治、经济、军事等维度考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传统，深入考察生态空间的维度对人与自然以及非人类要素内部的关系 (12) 。本书注意到了自然环境、经济生产和社会形态的长时段稳定性，因此尝试将孟加拉地区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变迁纳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当中，得出了更具针对意义的底层逻辑。孟加拉地区的生产结构建立在其河网密布、森林茂密的特殊自然地理条件之上，与恒河平原差异显著。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孟加拉地区与北印度之间的隔阂，并进而催生了东孟加拉地区长期的分离趋势。在中古时代的孟加拉地区，这种趋势外化为本地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秩序的独立性，即外来的君主虽然建立起了政权，但仍旧不得不借助孟加拉本地封建地主的力量来开垦农田、获取税收。然而，如果仅仅以东方主义的封建秩序来理解孟加拉历史，便可能会受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将中古时代孟加拉地区的社会秩序理解为基层和上层之间纵向权力结构的二分。在这样的二分结构中，上下层双方社会阶层的组织方式及其文化形态的渗透力极为有限。因此，伊顿更加审慎地考虑了上下层的组织形式问题，发现伊斯兰教于上层而言主要是获取政治权威合法性及联系外部精英网络的媒介，而真正触及大众的根本问题——环境和农业，才是作为大众生活方式、影响大众宗教信仰的根本因素。在探讨本书的环境史视角时，学者们常常将本书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著《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横向比较。环境史的视角在后者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应用，体现在对东南亚山地“赞米亚”（Zomia）的地理特性、耕作技术、土地制度、狩猎、采集和林业形式的关注上。“赞米亚”代表了一个生态破碎的区位，它容纳了逃离国家统治的人们，又在这些人的主观行动中被改造为一个全新的政治地理空间。

《逃避统治的艺术》对大众能动性的强调成了它与《伊斯兰教兴起与孟加拉边疆，1204—1760》的一个共同特点。斯科特没有给“赞米亚人”打上传统话语中“野蛮”“原始”的标签，而是将逃避统治的行为看作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正是这种逃避行为塑造出了“逃避型农业”，开创了“逃避型”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进而造就了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空间。相应地，伊顿的研究也注意到了底层农民作为拓荒原动力的可能性。由于古代劳动力的稀缺性，即使地主采取一系列强制手段将农奴固定在自己的耕地上，依然存在一大批逃往边疆的流民，而这些人很可能就成为拓荒的强劲力量。当莫卧儿帝国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开始推行拓展农业边疆的政策，边疆的农民就自发地组织开拓森林、推进定居农垦。在这一过程中，代表宗教权威的穆斯林圣人成功地当选为组织民众开垦荒地的领袖，农民开始围绕清真寺和神龛集群而居。于是，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逐渐融入了本土的社会生产活动，伊斯兰教作为促进农业系统发展的组织形式也一同被广泛接受。若将这两项研究并列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研究区域和考察视角方面颇为相似。然而，东南亚史研究学者徐冠勉也指出，尽管二人的研究区域相隔甚近，甚至有重合之处，但他们在写作这两本书时，似乎有意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对彼此的研究绝口不提，这似乎体现出绝对划分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局限性，容易导致不必要的学术壁垒。虽然这两部作品都尝试突破固有的国家中心叙事，凸显边疆地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空间绑架了。徐冠勉认为，需要以时段为中心来研究边疆形成背后的不同历史过程，跳出布罗代尔式的空间想象——仿佛某地永远是边疆，超越南亚/东南亚这种并无必要的边界划分。 (13) 此外，在中央政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二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斯科特的论述中，由于国家总是与人民相对立，因此留给人民的只有两个选择：反抗或逃避。相比之下，伊顿的观点则进一步打破了欧洲东方学的范式，将政治、经济、农业边疆的拓展与宗教的扩张看作并列的主动行为方，以孟加拉地区多方力量协作的历史证据指出了第三种可能的选择——“融合”。莫卧儿帝国通过赞助地方权威的方式实现政治边疆和领土边疆的同步扩张，伊斯兰文化则以其创造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获得了森林砍伐和农业扩张的实际领导权，在孟加拉地区维持了有序的社会生产秩序，政治权威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由此调和。

然而，创造性和灵活性是伊斯兰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某些派系的重要特点。在孟加拉地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苏非派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11世纪中亚穆斯林政权军队征伐印度时，苏非派就在南亚的本地居民和“入侵者”之间起到了调和作用。苏非派传教者以教育、医疗、巫术为基础形成小据点，通过满足当地居民的实用需求来获得他们的认可，如将古兰经挂在脖子上辟邪，念诵古兰经作为趋避灾祸的咒语等 (14) 。苏非教团这种建立苏非大师个人崇拜的行为与孟加拉地区本土长期以来的古鲁崇拜（Guru⁃Bhakti）相契合，使之顺利地将伊斯兰教的某些精神文化影响传播到了本土居民的思想当中。苏非派在思想传播方面的手段也更加灵活，由于他们参与了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出入其他宗教的社区，并根据当地居民的接受程度从教义、教法和礼法层面进行调整。此外，苏非教团的影响力也和上层的穆斯林统治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向关系。一方面，苏丹需要苏非派协助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苏非派也需要苏丹的政治力量来促进宗教传播活动，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苏丹担心苏非派威胁统治，苏非派也不愿与统治者过分亲近，以防违背避世苦修的精神追求，所以双方在合作中又始终保持距离、互相防备。从外部看，苏非派作为苏丹和农民之间的沟通媒介，搭建起了上层穆斯林统治者和底层群众之间的桥梁；但本书详细的内部视角，更加直观地展示了具体历史中被称作“苏非”的个体，是怎样主动向上同苏丹建立关系，又积极向下与农民加强联系，最终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结构中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苏非派的调和作用，折射出了伊斯兰文化在能动性实践中衍生出的超越宗教信仰本身的大众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功能。伊顿在分析伊斯兰文化的这些性质为何在东孟加拉地区显现时指出，“在该省（孟加拉省）较古老、居民偏向定居的地区，即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莫卧儿帝国官员通过现有的贾亚斯特阶层和其他柴明达尔阶层，以惯常的全额税率向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农民征收土地税。然而，在东部和南部相对开垦度低的森林和沼泽地区，政府通过关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个体，促进了新的农业殖民地的建立。这种影响往往以宗教为基础，因为政府希望寻找到依附稳定、可靠体系的人” (15) 。伊斯兰教文化中具有影响力的个体承诺监督森林的开垦和清真寺的建造，吸引了大量本土居民和远方流民来开垦森林并耕种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农田，并以简陋的清真寺为核心维系着这些新成立的小社区，伊斯兰教就这样逐渐与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16) 。简而言之，伊斯兰文化在东孟加拉地区被理解为一种耕作的宗教和文明建设的意识形态，因而该宗教被称为“斧头和犁的宗教”。然而，伊斯兰文化这些衍生功能对农业文明扩张的依赖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殖民统治到来后迅速暴露出来。由于依赖中间阶层，孟加拉穆斯林统治者和穆斯林农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层。1765年，东印度公司从纳瓦布手中获得孟加拉的税收权力后，迅速形成了公司和地方王公共同组成的双重统治，税收飙升直接造成了“1769—1773年大饥荒”，对当地穆斯林农民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17) 。进入19世纪后，穆斯林与农业经济的紧密捆绑又阻碍了他们接受英语教育和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使他们在社会竞争中落后于印度教徒，导致穆斯林力量缺席了19世纪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 (18) 。伊顿在该书结语中指出了宗教衍生功能之下的本质：“从历史上看，宗教制度是被创造出来的文化产物，而不是超越人类社会的永恒结构，因此它们不断被重新解释，并重新适应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然而，宗教传统也会以创造性的方式改变这些环境。这也许就是世界宗教成功的秘密所在。因为当它们缺乏灵活性或适应力时，它们就会僵化成空壳，仅仅存活在博物馆或被遗忘的文本中。” (19) 这种灵活性和适应力不仅是宗教到来之初所需的立身之本，同时也是宗教存续和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的长期策略，于伊斯兰文化如此，于其他宗教文化亦然。

史学的“文化研究”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南亚地区穆斯林皈依原因的理论日益丰富，而理论的选择与学者自身的立场密切相关。按照本书中的总结，西方世界基于其殖民目的和对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倾向于非移民理论，而穆斯林阿什拉夫则为了强调自身血统的高贵性而偏好移民理论和赞助宗教理论。伊顿没有将各种理论及各派学者的立场作为研究的对象或出发点，而是跳出已有的方法论范围，基于一个非传统中心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传播过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回应了“印度伊斯兰国家地理边缘的大规模皈依原因”及“生态变迁与宗教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也延续了年鉴学派对“问题史学”的强调，即突破特定的时代划分，转而以回答各类切实存在的问题为导向。诚如昝涛教授所说，评判一项研究通常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在学术史的意义上讨论，另一种是考察这项研究提出的是不是“真问题”？无疑伊顿的研究是在探究真问题——从结果来看，东孟加拉地区大部分民众已经接受伊斯兰教了，伊顿想要探究这是如何发生的。针对这个具体的经验问题，无论是从环境史、政治史角度，还是从商业文明史角度，抑或是从比较研究的全球史角度来探讨，都很有助益 (20) 。

然而，伊顿关于伊斯兰文化传播理论的论证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一个最明显的困难就是，尽管伊顿再三强调莫卧儿帝国的某些政治行为并非出于宗教传播的意图，但实际上很难在主动皈依和暴力规训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尤其是在伊斯兰问题极端化的今天，伊斯兰教皈依路径已经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畴，成了保守主义和自由派角力的场所。对此，徐冠勉和昝涛进行过深入讨论。徐冠勉认为，伊顿似乎对莫卧儿帝国抱有某种同情，鉴于英帝国把莫卧儿帝国描绘得非常黑暗，伊顿好像要为后者正名。然而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明显存在着以波斯/内亚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需要尖锐批判同时期欧洲的殖民主义，那么是不是同样应该批判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殖民主义 (21) ？昝涛回应，像“奥斯曼东方主义”或者“莫卧儿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在学术史中固然有其意义，但也要注意概念的界定，避免将其过度泛化。因为奥斯曼、莫卧儿的扩张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色彩，而对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殖民帝国和东方主义的探讨不应脱离资本主义欧洲列强在全球扩张这一具体的时代背景。西方学术界将殖民帝国的参照物拓展到前现代王朝国家，在无形中淡化了对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帝国主义的批判，针对这一点，中国学术界应当有充分的自觉意识①。

虽然本书对宗教内在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强调似乎有意淡化了政治对历史断代的作用，但是这种以长时段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为框架，聚焦社会和文化本身变化历程的思路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受到年鉴学派的启发，也得益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宗教变迁议题建立的研究框架。格尔茨认为，宗教变化前后虽然在本质上存在差异，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关于宗教变迁的研究，其关注点不在于过去与现在的差别，而是由过去生成现在的方式，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和文化过程 (22) 。伊顿关于“伊斯兰塑造孟加拉社会秩序”的观点便可以看作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在具体历史时段中的对话，这一研究虽然铺陈出长时段内文化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宏大场景，但最终以反对化约论的理论倾向归于对“宗教本质”的考察中。

正是由于对区域文化和宗教本质的关注，伊顿的宗教文化研究范式不仅适用于伊斯兰研究，对其他区域文化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在东孟加拉地区“伊斯兰化”之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到来催化了另一个边疆地区的开发。在阿萨姆地区，大量劳工的涌入促进了新一轮森林开垦运动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一变化过程在贾伊塔·夏尔马（Jayeeta　Sharma）的《帝国花园：阿萨姆与印度的形成》（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23) 一书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从内容上看，这两本书在地区开发的合法性和本土居民对统治结构的能动作用方面具有可比性；研究方法方面，二者对边疆研究和生态环境研究视角的重视反映出农业边疆拓展的延续性。这些研究都从具体区域出发，深入考察了长时段中非传统中心区域环境、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从学科史的发展来看，全球史、边疆史和环境史的交汇是史学范式革新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下，历史学、生态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整合或将进一步打破关于非传统中心区域的迷思，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案例。(https://www.daowen.com)

作者简介：袁上尧，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硕士研究生；曾琼，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教授。

(1)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70-79.

(2) Golam　Murshid，　Hajar　Bachorer　Bangali　Sanskriti　（Dhaka：　Abashar，　2005），　p.60.

(3)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5.

(4)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177.

(5)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6) Sanjay　Subrahmanyam，　“John　F.　Richards：　A　Brief　Memoir”，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2，　no.37，　2007，　pp.3700-3702.

(7)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117.

(8) Ibid.，　p.4.

(9) Ibid.，　pp.16-45.

(10) Golam　Murshid，　Hajar　Bachorer　Bangali　Sanskriti　（Dhaka：　Abashar，　2005），　p.55.

(11)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138.

(12) 吴羚靖，梅雪芹：《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13) 徐冠勉在2022年6月5日北京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圆桌会“帝国边疆治理的多样遗产”上的观点。

(14)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174.

(15)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p.137-138.

(16) Ibid.，　p.183.

(17) Golam　Murshid，　Hajar　Bachorer　Bangali　Sanskriti　（Dhaka：　Abashar，　2005），　p.91.

(18) Ibid.，　p.94.

(19)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p.186.

(20) 昝涛在2022年6月5日北京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圆桌会“帝国边疆治理的多样遗产”上的观点。

(21) 徐冠勉、昝涛在2022年6月5日北京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圆桌会“帝国边疆治理的多样遗产”上的观点。

(22) C.　Geertz，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57.

(23) Jayeeta　Sharma，　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