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锋出鞘 沙场建功
带着对临颍讲武堂深深的失望，1926年6月，柳志杰踏上了回乡的旅程。一路上，回想近一年来的“蹉跎岁月”，柳志杰的心绪颇不宁静，便在旅途中作了两首诗聊发感慨。这两首题为《夏日旅中书怀》的五言律诗，满溢着柳志杰心中的苦闷和对未来的憧憬。
其中第一首写道：“夏日偎竹榻，终宵苦未安。回思身挫折，不禁泪阑干。寂寂草虫咽，凄凄夜雨酸。何当离大宅，毕竟到愁关。”柳志杰用“挫折”一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足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如何折磨着这位有志青年的内心，以至于夏夜里的虫鸣都是一种呜咽，清凉的夏雨在他看来都夹杂着酸楚。在第二首诗中，柳志杰对内心的痛苦更是直言不讳：“亲老系心重，出门先胆寒。守身常自愧，离别一夕难。破涕不成笑，逢人强作欢。此心何处诉，孤月浑栏杆。”柳志杰之所以对自己乃至周边的现状不满，是因为亲身经历让他清楚地感受到，正是因为缺少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愿景正在军阀混战、人心涣散中变得几无可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主义争看成傀儡，人心早已属鸱枭” (1) 。
故人聚首长咨嗟
与来时的路一样，回潜山首先要经过武汉。对柳志杰而言，武汉不仅留有他的求学经历，还有着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有着他久违了的求知激情与思想碰撞。柳志杰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了潘忠汝和袁复南，当时的他还未曾想到，如果他再晚来一步，他很可能就见不到昔日的挚友了。原来，潘忠汝、袁复南也结束了武汉中学的求学生涯，潘忠汝已于1925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正在等待组织分配任务；而袁复南正准备返回黄安老家。挚友相见，自然相谈甚欢，柳志杰有充分的时间一吐心中郁闷。
平汉铁路上的武昌徐家棚火车站
虽然分别的时间不算长，但潘、袁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长足进步，他们仔细聆听柳志杰讲述他一年来的种种遭遇，也给他讲一年来武汉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鼓励柳志杰不要气馁，要继续坚定意志，加强学习，以待日后投身革命的洪流。柳志杰受到了极大鼓舞，钻研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信念更加坚定，刻苦学习、增长才干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暗下决心，决不能因临颍讲武堂一时的失意而动摇报效国家的意志，即便不知道这次回老家要待多久，依然要凝聚革命的斗志，扫除人间的不平与罪恶！临行时，柳志杰用文字向挚友们表达了自己诚挚的谢意与对未来的执着。
在给潘忠汝的诗中，柳志杰写道：“八方风雨中州裂，雷轰电掣壮士血。君本玉皇香案吏，与我犯罪人间谲。不教胡马饮长江，投笔从戎心犹铁。黄河直吐九曲肠，太行横扫三秋叶。剑光霹雳冲斗牛，誓靖中原志始歇。一旦跌下青云梯，长虹万里泻天阙。鄂渚分离各省亲，青眼瞵瞵两相接。岂效儿女频洒泪，拂袖起立一声别。吁嗟呼！人生在世似春花，朝争颜色暮泥沙。富贵功名若蔓草，丛生滋茂芟荑旱。潘君达士意如何？葛衣羊裘趣更多，趣更多，乐如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柳志杰深受潘忠汝革命激情的感染，投笔从戎的决心更加明确，因为大家心里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所以再一次分别不仅没有苦楚，反而更加明快。而柳志杰与潘忠汝这一别，却是生死之别。
潘忠汝因为有任务在身，与柳志杰相聚的时间并不算长，真正与柳志杰相处时间更长一些的是袁复南。他们在一起畅谈理想与现实，共同声讨当下社会的不平等，憧憬未来社会的美好；他们对楚天大地军阀肆虐的现状极为不满，也遗憾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现实，但两人又都感到，无论现实的舞台怎么逼仄，终不能放弃心中的理想。由于袁复南也即将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环境相同命亦同”“亲老家贫嗟任重” (2) 的现实使两人的心灵更加接近，柳志杰以自己的一些波折为例，坦言自己之前走过的路有一些曲折，勉励袁复南和自己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明辨方向，思量前行。
分手的日子终于来临，袁复南到江边送柳志杰时，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柳志杰更是直言“回首江干泪皆血”，但为国为民的豪情使得两位年轻人又超越了泛泛的离别之情，两人认定“生平会合皆有缘，况是知音如我你”，约定“三十年后看白头，三十年前两悠悠”。就这样，在“直挂云帆破苍海” (3) 的豪情中，柳志杰再度离开了武昌。
柳志杰一回到老家，儿时好友蒋竹村就来找他，还带了一把印着“二十一条”的白杭纸扇，向他请教是怎么回事。柳志杰接过纸扇快速浏览了一遍，便忿忿不平地向蒋竹村介绍：“这是1915年1月的事，是日本人欺我中国、灭亡中国的密约。那时，袁世凯想做皇帝，要日本人扶持他，所以就屈服在日本压力之下，签订这个丧我主权、夺我财产、开我商埠、掠我经济，置国家存亡、民族利益于不顾，好坐上皇帝宝座的卖国条约。”紧接着，柳志杰又做了引申：“现在，袁世凯虽被推翻了，但国内还有大大小小的袁世凯，我们必须去打倒他们，赶走形形色色的洋鬼子，国家才能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柳志杰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分析得入木三分，引来了蒋竹村一阵赞叹，便建议他到菖蒲的培景学堂当教员，好向更多的人讲授爱国道理。柳志杰便在培景学堂开始了他短暂的教书生涯，作为热血男儿，虽然他仍为不能驰骋疆场而有些遗憾，但毕竟教书育人、传授救国救亡的知识道理，也不失为另一种报国方式。因此，柳志杰不断地谢绝那些让他谋一官半职的建议，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事业中。柳志杰没有想到的是，北伐形势的快速变化，使他已日渐冷却的军旅之梦得以重新点燃……
军校生涯风波起
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湖南，鉴于军事人才的严重匮乏，根据广州国民政府的决定，蒋介石派人到长沙筹建黄埔军校分校，正式名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即长沙分校），由唐生智任总负责人，并在长沙和武汉两地设立了招生处，计划招生1000人。时逢大革命浪潮席卷东南各省、北伐军乘胜进击，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长沙分校甫一创办便吸引了众多有志青年的报考。分校招生消息发出后，不仅湖广一带的青年纷纷报名，就连安徽、河南、山东、四川、贵州等相对较远省份的青年也因向往黄埔军校的声名和对投身革命的期盼，纷纷赶到长沙应考，报名人数最终达到了一万余人，录取比例达10比1，足见竞争之激烈。正是基于生源数量的优势，长沙分校在招录新生时便有择优选录的余地，对招录考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军事素质等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
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校长的石醉六
1927年2月，经过严格考试，第三分校从万余名报名者中录取了1200名思想素质好、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学生。另外，从国民革命军第八、第十七、第十八（后改为十二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中抽调了800名连、排级干部。以上2000人分别被编入步兵科、工兵科、炮兵科和政治科，修业年限为1年。3月10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原湖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举行开学典礼，汪精卫、唐生智、石醉六、刘兴、何键、李品仙、叶琪、周斓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石醉六任校长，夏曦任政治部主任，余范传任教育长（后谢煜焘接任），杨石松为总教官，恽代英、高语罕等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教学内容包括军事课和政治课，军事课有学科典范令、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学等；政治课主要有三民主义、历史唯物论、经济学、工人运动等。由于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该校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柳志杰凭借多年的文化学习，加上先前的临颍讲武堂经历，顺利通过了考试，进入长沙分校步兵科。 (4) 长沙分校的学员分为在职军官与青年学生两大类，在职军官统一编在第一、二大队，着军官斜皮带和制式军服。柳志杰这样的青年学生则分别被编入步兵一、二大队，政治一、二大队以及炮兵大队、工兵大队。由于学生数量不多，大队实际上也就是当时军校的中队规模，每个大队120至140人左右，大队下分三个或四个区队。
柳志杰的革命理论素养正是在长沙分校期间得到了快速提高。原来，长沙分校十分重视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石醉六更是把“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出去”的条幅挂在办公室，学校经常延请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校专题授课或演讲，毛泽东还曾应邀来校做专题演讲。夏曦本人也坚持冲在政治理论宣传一线，他的口才很好，演讲水平也很高，经常不用讲稿就能侃侃而谈，下面学员站着听两个小时以上都不觉疲倦。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较深的李季，也来校进行过理论辅导。那时，分校内外到处贴满了红色的革命标语，到处飘扬着红旗。政治部编的内部刊物《火花》周刊，用短小精悍的文章宣传革命理论，很受学生们欢迎。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柳志杰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逐渐认识到革命理论之于革命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每次共产国际代表来校宣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时，每当临近结束演讲人都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这更加感染了柳志杰。他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表现出无产阶级立场，平时也喜欢与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接触，经常和他们在一起钻研马克思主义，探讨革命真理。柳志杰对革命的认识逐步提高。正是由于柳杰志的出色表现和坚定意志，这一年他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5)
然而，随着北伐的推进，突如其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国共统一战线全面崩溃。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的后果很快就蔓延到了长沙分校。1927年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领叛军接连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不仅违法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因当天电报用的韵目代日是“马”字，这次的反革命事变史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不久，唐生智突然从武汉来到长沙，名为彻查许克祥的叛变行为，实际上却处处袒护甚至包庇许克祥，迫使负责处理此事的代理湖南省长周斓只给了许一个记过处分。不仅如此，唐生智还逼走了石醉六和余范传，又通过改设学校委员会的方式趁机占有了长沙分校的行政管理权，由他自己出任常务委员，他的亲信刘兴、李品仙、叶琪、周斓任委员，并让周斓兼任教育长；同时，唐生智还下令取消政治部，停止一切政治课的教学，原《火花》改为反动的《党军》周刊 (6) ，政治大队则改编为步兵大队。在这种情况下，夏曦不得不带领政治教官、政工干部中的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学生党员转至地下。一时间，长沙分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思想进步的柳志杰很快就被反动当局锁定，他与其他56名学生突然遭到了反动军队的逮捕。反动派武装荷枪实弹地冲到学校，把柳志杰等人分成三组押到了长沙县政府拘留所。但由于找不到柳志杰是中共党员的任何证据，也查不到什么其他把柄，国民党反动派便在一个星期后将他释放回校了。回到学校后，柳志杰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挥笔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长沙“马日事变”被捕纪实》，诗曰：“青天真黑黑，白日曷汤汤。前后分三组，刀枪列两行。此身何处所，生死一牛羊。” (7) 刚逃脱反动派的虎口就写“反诗”，有同学不禁为柳志杰捏一把汗，但此时的他已经看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嘴脸，并决心要抗争到底。
对于蒋介石而言，1926年才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全体加入国民党的唐生智，实际上是个不稳定因素，蒋一直把唐的势力视为心腹大患。1928年，蒋介石派程潜、白崇禧带着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征军”去讨伐唐生智的驻湘部队，并于这年农历除夕前一天（1月21日）大败唐军于汩罗。唐生智决定放弃长沙。这样，程潜、白崇禧的部队便开进了长沙。随后，程潜派第六军接管长沙分校，并要求把第六军的学兵队并入长沙分校。由于长沙分校的学员素质普遍较高，而第六军的学兵队素质十分低劣，原分校的学员们都不愿意与这些学兵一起受训，原来还沉浸在思念家人情思中的柳志杰 (8) ，此时也顾不上个人情绪，明确反对这种“风水轮流转”的庄家恶习，也加入到了反对行列。
程潜见状便亲自跑到长沙分校，召集所有学员讲话，当场宣布谁反对学兵队并入分校就退谁的学。这下子更引起了众人的愤怒，持反对意见的学员们集体决定离校。于是，柳志杰等500名学员便离开长沙分校，前往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并推出代表见到了蒋介石本人，要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收容这些学员。蒋介石便把这500名学生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俗称黄埔六期）步兵前三大队。 (9) 柳志杰就这样在南京学习生活了半年，小他两岁的表弟程又明也一同在前三大队学习，两人都于1928年8月毕业。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
柳志杰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间，留下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满腔仇视、对国民党当局无比愤怒的诗句，这成为他日后走上抗日反蒋道路的引子。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阻挡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惨无人道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军派兵入侵了国民政府山东交涉署，割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的耳鼻又将其枪杀后，还杀害了所有交涉署工作人员，并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1.7万余人，受伤者2000余众，日军还截断了胶济沿线的交通，强占了各类行政机关。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各地纷纷抵制日货，但蒋介石当局竟然下令放弃抵抗，撤走了所有驻兵。5月12日，天津《大公报》刊发了蒋介石的训令，内容可谓屈辱求存、丧失国格，引发了全国的反蒋怒潮。柳志杰在南京获此消息后，大骂蒋介石是卖国贼，是“秦桧”，国民政府是卖国政府，立志打倒蒋介石，驱逐日寇，并下定决心要“安排稳坐断头台”，立下了“不倒嬴秦便是痴”和“驱逐倭寇即生涯”的鸿鹄之志 (10) 。
1928年秋，柳志杰圆满完成学业，被分配至山东滕县的袁家声的第三旅见习。袁家声是辛亥革命中寿县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参与组建过淮上革命军，在安徽辛亥光复、二次革命中都发挥过一定作用，任过同盟会淮上支部长（支部在怀远县）。1924年，袁家声在皖北创立“淮上讨马自治军”，反对曹锟爪牙、安徽督军马联甲，后又率军到了河南，被河南督办胡景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十五混成旅。1926年，为了策应北伐军，袁家声率领的部队到达湖北罗田，随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第一师，参加了一些北伐战役。1928年7月，蒋介石开始利用“编遣”名义裁撤地方武装，第三十三军被整体裁撤，袁家声的部队被整编为第三旅。袁家声所部是典型的地方武装，战斗力、纪律性都相对不高，再加上又被缩编，整个队伍的士气很差、军纪也相对松弛。柳志杰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这支部队从心眼里起了厌恶感，再加上他很快就发现军官肆意欺压士兵、公然贪污军饷，根本没有一点革命军队的样子，便愤然回到南京，改在南京国民政府警卫旅见习 (11) 。不久，他又因看不惯种种恶习而萌生了去意，但由于柳志杰的党员身份一直不为人知晓，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联系上党组织，遂不得不选择暂时留在国民党军队里继续从事革命反蒋的秘密斗争。
危难时刻显身手
1929年春，柳志杰的见习期结束，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分配至北平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师担任少尉副官参谋。这年4月，蒋介石考虑到驻扎在平津一带的部队有不少系唐生智的旧部，同时也为了笼络唐生智，便委任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就这样，曾因反蒋而遭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唐生智又堂而皇之成了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将领。柳志杰当时对这种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也没有看穿唐生智的新军阀本质，因此，当唐生智借助中东路事件联合石友三等地方实力派发动反蒋战争后，柳志杰一度还参加了与蒋系军队的战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柳志杰逐步看穿了唐生智只想谋求恢复昔日势力和地盘的“假反蒋”本质，“不作长歌人，便流革命血”正是他此刻内心的真实表白，也是他坚定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宣言。诗言志，言必行，柳志杰果断地在1929年冬天彻底与国民党军队决裂，化名万云从河南回到了家乡。 (12)
柳志杰如何辗转回桑梓的情形现如今已无迹可考，但令他激动的是，他的这一次回乡不仅有了展示自己军事才能的契机，也在安徽革命斗争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迹。他回乡不久，王效亭等共产党人就在潜山领导了著名的农民暴动，史称“请水寨暴动”。
1929年潜山天灾人祸肆虐。这一年，潜山蒙受旱、虫灾的双重灾害，农作物尤其是稻米大量减产，乡民的生活异常困苦。但一些土豪劣绅却利用天灾恶意囤粮，哄抬粮价，大发黑心财，稻价由平常年景的每担一元五角暴涨至三元左右，一时间民怨沸腾。当地党组织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农民开展抗谷价斗争，一旦发现卖黑心米的地主奸商，就立即写布告公布其罪状，还在夜晚发动群众进行惩处。
1930年1月3日，中共响肠区委悄悄派出两支“摸瓜队”解决了为害一方的大地主方廷献，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紧接着，共产党员王俊任又带领持枪小组在20日枪决了图谋报复的方廷献亲戚、劣绅陈晓初父子。惊慌失措的土豪劣绅用重金贿赂潜山县长崔树龙，要求派兵镇压。崔树龙便趁年三十（1月29日）农会会员忙着回家过年之际，突击逮捕了农会会员陈志贤、崔南山和储翰平。响肠一带的党组织闻讯后，一面立即组织人员追击营救，一面火速报告给了中共潜山县委书记王效亭。
2月4日，王效亭等人赶到请水寨，当即组织大会宣布武装起义，原先处于秘密状态的游击队和一部分农会会员共100余人，被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王效亭（化名洪朗光）为师长、陈履谦为党代表、严宽为参谋长、金赤为教练长，下辖3个大队。虽然起义队伍只装备了16支钢枪和百来条土枪，但在陈履谦等人的带领下，这个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个工农红军师部队首战即消灭了五庙的民团，缴获钢枪5支，队伍也很快壮大到了700余人。 (13)
安庆当时是国民党安徽省政权的省会，请水寨暴动无疑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撕开了大口子，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重打击，必然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国民党安徽省府急令潜山县长崔树龙带领县保卫团进山围剿。但没想到潜山独立师在王效亭等人的带领下快敌一步，在2月11日这天分三路在水吼岭阻击崔树龙。经过3天激战，独立师打得崔树龙狼狈逃回梅城。
3月6日，不甘失败的崔树龙卷土重来，纠集了千余人的队伍分三路大举进攻请水寨，企图一举消灭红军。鉴于敌我实力悬殊，王效亭率领部队主动撤离请水寨向霍山方向转移，并在3月中旬于霍山闻家店与红三十二及三十三师会合，休整两个星期后，潜山独立师改名为潜山工农革命军。4月8日，潜山工农革命军与红三十三师联合攻下英山县城，并回师闻家店召开了红三十三师、红三十二师和潜山工农革命军的联席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三支红军联合作战，先打霍山，再攻潜山，扩大皖西革命根据地。4月12日，三支红军攻下霍山，又向南进攻潜山守敌，并在水吼岭一举击溃敌军。潜山工农革命军回师潜山后，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王效亭任师长、陈履谦任师政委，下辖3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700余人。
柳志杰刚回到家乡时，因种种缘故未能及时与组织联系上，直到王效亭率部队重新打回潜山时才与组织接上了头，并报告了自己先前的经历与化名。王效亭本就曾与柳志杰的堂哥柳文杰并肩作战，听后者提到过柳志杰，如今见到本人，而且得知柳志杰又是黄埔出来的高才生，当即推荐柳志杰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军事委员。柳志杰终于等到为人民施展身手的机会，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红三十四师的干部多是“投笔从戎”的书生，战士则是丢掉锄头扛枪杆的农民，大家都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为了短期内提高红军战斗力，柳志杰向革命委员会建议开设军事训练班，由他出任班主任，采取先期培训骨干力量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整体提高红军指战员战术技能和军事素养。
在柳志杰的组织领导下，从红军中精挑细选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组成训练班，由他本人亲自担任教官，每期训练五六十人，集中1个月时间学习基本战术、武器知识和军事操典。柳志杰运用自己在军校里学到的知识，拟订了训练大纲，编印军事基础知识，并亲自训练排以上干部，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训练出了100余名学员，然后让学成后的学员归队当教练，组织对其他同志的训练。这种组训模式，极大充实提高了红三十四师的战斗力。在红三十四师的影响带动下，附近霍山一带的头陀河、黄尾河、胡家河和舒城一带的沈桥、晓天地区的革命群众，也纷纷举行武装起义，使六霍苏区与潜山天堂革命根据地 (14) 连成了一片，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南屏障。
红军中央独立第二师司令部旧址
1930年6月，“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辐射到了潜山，红三十四师改编为中国红军中央独立第二师，由中央直接指挥。王效亭等人为了执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不得不执行一系列超出己方实力的军事作战计划。6月17日，王效亭率领二师1300余人，加上700左右的赤卫队、扁担队、童卫团，兵分三路攻打梅城，并于18日中午发起总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且进攻准备不足，攻城失败。其中，二团的损失最为严重，团长金赤壮烈牺牲，副团长兼政委程鹏负伤，其他伤亡人员也较多，严重挫伤了红军指挥员的士气。
危难时刻显身手。柳志杰接到命令，担任二团团长。此时的形势对红军已越来越不利，蒋介石发出手谕要求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立即派军“清剿”，国民党安徽当局不敢怠慢，于7月22日纠集独立15旅一个团，省保安队，潜安、太湖、舒城、桐城、怀宁、霍山等6县联防队，以及地方民团等共6000余人，分三路向红军独立二师驻扎的天堂革命根据地一带杀来。红军将士毫不畏惧，与敌激战10余日，但终因力量悬殊、弹药缺乏而被迫退却至霍山一带打起了游击战。
由于补给困难，红军将士的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天只能配给4两青南瓜和2两米粉。 (15) 1930年8月间，柳志杰带领二团转战于霍山泥坳、土地岭一带，供给更加困难，只能吃稻糠跟南瓜和在一起的糊糊，士兵们吃过饭后都是满嘴稻糠，而伤病员们则几乎无法食用。柳志杰带兵一向以身作则，同时也爱兵如子，见此情景，很是焦急，人变得更加消瘦。眼见团长急成这样，战士们也很心疼，便想办法给他弄点食物。一天，团部通信员千辛万苦找到两瓶在地主家抄到的糖拌炒米粉，赶紧拿过来给团长。不料，柳志杰二话不说，就让通信员把两瓶糖拌米粉全部拿去给伤病员，他带着团部的人和大伙一样，吃着难以吞咽的南瓜稻糠糊。
虽然条件艰苦，但柳志杰依旧高度重视部队纪律建设，他曾亲身感受过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涣散、纪律松弛等弊病，为了带出一支人民的武装，他带领二团全体指战员严格贯彻师政治部规定的五条纪律：不准抢掠群众的东西；不准侮辱调戏妇女；不准杀死俘虏；不准践踏百姓禾苗；不准和财主坏人勾结做坏事。同时，他还狠抓军事基础训练，把射击要领编成歌曲，教战士演唱，以提高射击的精准度；在战术训练中，他坚持亲自示范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并对每个人的训练成效逐个把关。通过严格的训练，二团战士的军事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每次打仗回来，柳志杰都要求党员以支部为单位、战士以连为单位进行总结，检讨每次仗打得好坏、作战是否勇敢，好的当场表扬，不足也当场指出，犯错误的则立即处分；开会时，坚持发扬民主精神，让大家畅所欲言，战士可以直接批评干部的不足或错误。这些对严肃军纪军规、鼓舞部队士气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的高风亮节也赢得了全团官兵的一致拥戴。
为了不加重霍山一带老乡们的负担，同时也为了改变目前的困难局面，王效亭与柳志杰等人商议，决定杀回衙前，收复天堂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一边把部队带到黄尾河休整，一面派人向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请求增援。但因为国民党夏斗寅部大举进攻六安霍山一带，独立二师只能孤军作战。9月2日，独立二师开进至衙前，得知那里有两个民团共同防守，便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决定由三团带一个营先行消灭民团。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红军一下子就击溃了一个民团。3日晚上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一团和三团共同从桃岭经汤池畈出龙王碑，柳志杰的二团则是从象形地经龙王殿翻余岭出前冲，与一、三团会攻衙前。柳志杰在会上和一些指挥员一道提出可以出其不意实施夜袭，速战速决。但由于当地群众突然赶来慰问，碍于老乡们的情面，也担心泄露军情，独立二师最终没能实施夜袭。
1930年9月4日早晨，红军队伍开拔行军。一团和三团上午就到了汤池畈，由于群众不知道敌人已埋伏在附近山林里，便向红军传递了守敌已闻风而逃的错误情报，致使红军错误判断形势，直奔衙前老街而去。不料，敌军趁红军过桥之机，突然发起攻击，红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柳志杰率领二团按原计划打响了战斗，部分缓解了一团和三团的作战压力。敌人一度被打退，但由于敌人增援力量赶到，战场形势一下变得不利于红军。在与敌激战4个小时后，独立二师大部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出战斗，指战员牺牲的牺牲、失散的失散，只剩下教导大队100余人。至此，坚持7个月之久的请水寨暴动终告失败。
幸存的红军将士被迫退至汤池大庙后的山上，面对暗沉沉的夜空，很多人忍不住悲从中来，泣不成声。王效亭倚在一颗粗大的松树上，像铁铸的雕像一般默默无语，突然他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干部到庙里开会！”此时，二师剩下的干部，只有柳志杰、潜山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兼二团秘书陈九、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储文朗，以及教导大队的正副队长。6名同志在庙里集体研究以后，认为现在敌强我弱，我方又无援军，为保存革命力量，必须分头隐蔽、分头行动。储文朗在会上提议，他岳父家在离这三里地的东山，岳父本人是个小地主，对农民暴动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可以先去他那隐蔽一阵子。王效亭听了表示同意，柳志杰和陈九由储文朗带到他岳父家隐蔽，王效亭本人则带教导大队去皖西找红三十二师和红三十三师 (16) 。就这样，柳志杰便与王效亭分别了，而这一别竟是永别。
由于敌人严酷的封锁搜捕，柳志杰和陈九先是隐蔽在储文朗岳父家堆瓦的一间空房里，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只好躲进了深山老林里，夜里就直接睡在杜鹃花丛下。某天黎明，柳志杰冻醒了，他伸手摸了摸陈九的身体，见他满身晨露，不禁感慨万千，既心疼革命同志的身体，也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艰难与困苦，但这一切没有打倒他，反而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就这样风餐露宿了半个多月，柳志杰带陈九瞅准时机，化装绕道柳家畈取道太湖，成功离开了潜山。
柳志杰对参加红军的这段经历十分看重，在1930年底写给储文朗的信中还赋诗写道：“绸缪曾忆睡花荫，起视朝曦露正浓。寄语东君好调护，明春又是一山红。” (17) 诗的前两句显然就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后两句则寓意革命烈火永不熄灭，胜利必将如杜鹃花一般映满山河。这既是柳志杰对战友的寄语，更是对自己的勉励。
抗日反蒋意志坚
离开潜山后，柳志杰与陈九先是来到南京找党组织，但陈九之前没有离开过潜山，在南京几乎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柳志杰在南京也一直没有与党组织有过接触，他们两人在南京的生活自然是十分困难，只能隐姓埋名各自谋生。正因为与组织失联，柳志杰这段重回南京的隐居生活确实令人倍感煎熬，他经常去长江边散心，望着滔滔江水，柳志杰曾作诗一吐心中的郁闷之情：“飘泊江南一身轻，愁怀日坐更伤神。汩罗自痛悲亡楚，博浪空知击暴秦。满廓流民留有泪，一腔热血洒无垠。寸衷宛转凭谁说，独上江头理钓纶。” (18)
柳志杰在南京苦闷的隐居生活一直持续到1932年初。1932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失利后，柳志杰从报纸上获悉失利的缘由后，大骂蒋介石政府是卖国政府，并孤身乘车北上前往北平 (19) 。柳志杰在北平的生活异常艰苦，没有地方住，只能借宿在潜山会馆，平时也只能以大饼充饥。但他还是坚定地选择留在北平，一来北平当时属于抗日的前线，那里有着更多的从事反蒋抗日活动的可能性；二来柳志杰得知北平图书馆里藏有大量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他渴望着能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素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柳志杰在北平首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学习，并撰写了《唯物主义史观浅说》一文（已散佚）；同时，他对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深恶痛绝，怀揣着“存家国” (20) 的夙愿，积极寻找反蒋抗日的新方向。
历史再一次给了柳志杰反蒋抗日的新机遇。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抗日。冯玉祥向全国各省市、各报馆发表通电并转告全国民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 (21)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柳志杰得知后，化名柳之叶，赶赴张家口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他来到张家口时，正值民众抗日同盟军创建之初，冯玉祥等人一方面要不断通电反驳蒋介石政府的污蔑与诋毁，一方面积极号召全国各地有志抗日的军民团体踊跃加入同盟军，并抓紧时机整训军队，加强对官兵的抗日救国宣传，进行战前动员，研习与日寇作战的技战术，并筹发给养。当时，同盟军的可用兵力约8万，分别是第一军佟麟阁部的1万人、第二军吉鸿昌部的6000余人、第六军张凌云部的4000余人、第十六军李忠义部的7000余人、第十八军黄守中部的5000余人、第五路军邓文部的7000余人、骑兵挺进军孙良诚部的6000余人、第二十四师富春部的4000余人、第二十五军马冠军部的2000余人，以及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的2万余人和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的7000余人。 (22) 为了保证能够收复察哈尔以东被日寇占领的地区，冯玉祥分别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指挥调集作战力量开始收复察东的战役。柳志杰任职于吉鸿昌的总指挥部，随将军一道参与了6月下旬至7月初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的战斗。
紧接着，抗日同盟军就向多伦方向开进。多伦是察哈尔东北部地区的重镇，清代为直隶口北三厅之一，自古即为贸易往来的集散地和商业中心，素有“华北小上海”之称。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后，即刻向处于热河、察哈尔两省要道上的多伦发起了进攻，并于5月1日侵占多伦。多伦失守不但使察哈尔省遭受了巨大损失，而且使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因此，对于吉鸿昌这位前敌总指挥而言，收复多伦势在必然。
7月4日，柳志杰作为总指挥部秘书人员，参与了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吉鸿昌决定集中4个师，先发制人，一举攻克多伦。次日，总指挥部接到情报，称多伦一县驻有伪军李守信部5000余人以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日军计划用飞机轰炸前来进攻的同盟军。吉鸿昌一面紧急电告冯玉祥请求派援军在外围阻击汤玉麟、索华岑两路伪军，一面命部队兵分三路迅速向多伦进发。6日23时，同盟军开始围攻多伦，与日伪军展开激战至次日拂晓，由于日军战机轰炸猛烈，同盟军仅夺取了敌人两道战壕。吉鸿昌见状心急如焚，便带着总指挥部的人亲临火线靠前指挥，柳志杰也勇敢地加入其中。战斗至9日清晨，多伦城外各要点均被同盟军占领，日伪军完全退入城内凭险固守，战局陷入僵持。
吉鸿昌反复考虑，决定利用敌机无法侦查和轰炸的夜间发起总攻。7月12日午夜，吉鸿昌下达了总攻命令，为扰乱敌军，他此前已派40余名精兵挟枪悄悄潜入多伦城内，外面枪声一响，里面就鸣枪响应，日伪军见状以为同盟军已破城而入，斗志逐渐瓦解，战斗至5时便全线崩溃。13日上午10时，吉鸿昌指挥同盟军从南、西、北三个城门同时攻入多伦城内，经过三个小时的巷战肉搏，迫使日伪残敌由东门仓皇逃窜。沦陷72天的多伦终于被抗日同盟军收复。柳志杰作为吉鸿昌的秘书亲历了收复多伦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在自己的抗日军事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他又紧急投入到协助吉鸿昌把伤亡官兵运送至张家口，以便分别转诊北平或瘗埋烈士墓内等事情之中。
多伦一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军事重镇的战役，给全国军民带来了抗日御侮的强烈希望。多伦当地的群众尤其兴奋，他们在山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抗日同盟军大会。柳志杰感受着人民群众对胜利的热切期盼和对参与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真情实感，也亲眼见证了吉鸿昌激情洋溢的演讲。只见吉鸿昌登上大戏台，激动地向群众说道：“国家是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多伦是各族人民的多伦。劳苦大众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主人，绝不允许日本侵略者染指。抗日同盟军是民众抗日救国的军队，收复沦陷的国土，拯救民众于水火，是我们的责任……” (23)
然而，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也十分恐慌抗日同盟军与共产党的联系。国民党当局不仅纠集了16个整编师共15万余人进攻察哈尔，还封锁了察哈尔省的对外交通，使同盟军的弹粮陷于断供的不利局面；蒋介石更派出特务，利用同盟军人员成分相对复杂、政治态度不尽一致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与密谋暗杀，造成抗日同盟军内部的混乱。
内外交困之下，为了避免引起内战，不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冯玉祥辞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一职，于8月14日离开张家口，坚持了80天的抗日同盟军开始分裂，在蒋介石“少编大遣”的政策下，一部分同盟军被收编，大部分则被遣散。而吉鸿昌和方振武发表通电，誓言抗日到底，更加惹恼了国民党当局，为了形成对吉鸿昌、方振武所部的合围，何应钦甚至于9月8日开始与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余部。
吉鸿昌将军
情势紧迫之下，方振武与吉鸿昌在云州整编余部，树起了“抗日讨贼军”的旗帜，公开宣布要一边抗日，一边讨蒋，并制定东进战略，兵分三路向北平进发，其中，东路由方振武、吉鸿昌两人分别率领部队进攻北平。9月20日开始，方振武率部向密云、怀柔方向进攻，吉鸿昌则负责攻占顺义的牛栏山和昌平的小汤山。但由于国民党与日军暗中勾联，反而形成了对吉鸿昌、方振武部队的包围，吉、方部队会合后才于10月4日凌晨冲破了包围圈。柳志杰随部队一路来到昌平，但在经过十三陵一带时，由于突然患病与部队失联，不幸被国民党军第十七军的第二师逮捕。巧合的是，该师师部参谋邹平凡是柳志杰的同学，邹虽然日后成了湖北一带有名的伪军头目，但此时尚未变质，还积极设法帮助柳志杰平安获释。
后来，柳志杰才知道，吉、方二人的部队在昌平和小汤山一带损失惨重，最终仅剩四五百人，被迫派出代表到顺义与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商震部洽商解决办法。10月16日，吉鸿昌和方振武到马家营与商震、徐庭瑶会晤，当场就被押解至北平，二人在中途逃脱。方振武后来辗转流亡国外，吉鸿昌则回到天津租界，与中共党员宣侠父及西北军将领任应岐密切联系，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斗争，直至1934年11月被捕后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39岁。
(1) 柳志杰：《感时而作》，载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1989，第15页。
(2) 柳志杰：《留别盟弟袁复南》（其一），《柳志杰诗词选》，第15页，1989。
(3) 柳志杰：《留别盟弟袁复南》（其二）（其三）（其四）（其五），《柳志杰诗词选》，第16—17页，1989。
(4) 有资料认为柳志杰考入的是该校第六期步兵科，笔者认为这是把后来长沙分校并入黄埔军校的时间与柳志军报考时间混淆了所致，长沙分校招生名额有限、柳志杰又是当年秋季考入，自是不存在第六期步兵科。
(5) 关于柳志杰入党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是1927年春在长沙分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全体党员撤出分校，柳志杰的党员身份未暴露。参见叶长庆《浩气充寰宇 丹心照汗青——记柳志杰烈士战斗的一生》，《江淮英烈传》第1辑第2分册，第250页，1987。
(6) 这个杂志只办了四期，其中充斥着各色反动理论，学生们都不爱看，多把它作手纸用，最后连唐生智自己都觉得其反动言论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反动谬论”地步，而勒令停刊。
(7) 柳志杰：《长沙“马日事变”被捕纪实》，载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19页，1989。
(8) 这年除夕，柳志杰作诗写道：“年年除夕一封书，为寄双亲慰倚闾；倘时明年更如此，不归故里不如乌。”从诗中可以明显感到烈士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以及对学校风波的感慨。参见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22页，1989。
(9) 黄埔六期步兵科学员共编为4个大队，分别为第一大队、第二大队、前三大队、第四大队。长沙三分校转学过来的学员不分专业，全部编入“步兵前三大队”。参见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第230—3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10) 参见柳志杰：《感怀》（十首），载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19—21页，1989。
(11) 柳志杰对袁家声部队种种陋习的厌恶与反感在他的《登滕城》一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在诗中，烈士痛斥了国民党部队严重偏离革命宗旨，感慨自己报国无门，并下定决心离开：“十年书剑气如虹，一任萧酸伏枥中。变脸尚能嗤走狗，化身何必学犹龙。兵戈未定男儿血，主义难防盗贼心。万事了然成一笑，晚云遥望几峰青。”参见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21页，1989。
(12) 有论者认为柳志杰是欣闻家乡爆发请水寨起义后，异常振奋，遂化名万云，辞职回乡的，笔者则倾向于认为柳志杰回乡起初与请水寨暴动并无直接联系。这从他1929年农历腊月所作的《由豫返梓》中即可看出，此时烈士正为自己没能尽孝以及对家庭的责任而自责。而根据中共岳西县委党史办提供的资料显示，1930年5月潜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柳志杰担任了军事委员。因此，柳志杰应当是回乡后才得知起义的相关情况，并很快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柳志杰1929年冬所作的《一身萧索赶归程》《感事一首》《由豫返梓》三首诗，参见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22—25页，1989。
(13)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上卷，第15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14) 位于潜山县西北的后北乡，距县城100余里，四面崇山峻岭，中间是一块方圆50余里的盆地，俗称天堂，亦称衙前。因为革命根据地区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便有了潜山革命根据地、潜山天堂革命根据地、天堂革命根据地等不同称谓，皆在潜山县境内。
(15) 储道政：《忆工农革命军第12军第34师》，载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皖江怒潮》，第22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16) 参见汪正南、王子南：《关于请水寨暴动后情况的回忆》，载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皖江怒潮》，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1—252页。
(17) 参见陈九：《回忆柳志杰同志二三事》，《岳西英烈》第一辑，1986，第169页；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25页，1989。
(18) 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26页，1989。
(19) 赵李来、储淡如：《柳志杰烈士传略》，《岳西英烈》第一辑，第160页，1986。
(20) 柳志杰：《中秋节抒怀》，载文竹选编《柳志杰诗词选》，第27页，1989。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5—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22) 任月海主编：《察哈尔抗战史料》，第101—102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
(23) 吉瑞芝、郑慈云：《吉鸿昌》，第94—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