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辗转流离
1938年，成贻宾先转入家乡的氾水小学继续就读，之后考进宝应县中学。由于品学兼优，成贻宾获得免除一切费用的待遇。
成贻宾不仅每门功课都很优秀，而且善于演讲，在学校举行的演讲比赛中多次获得最好名次。不少同学争着传抄他的演讲稿。他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那些成绩差的同学，使得大家共同进步。因此，同学们都愿意和他相处。
1939年8月4日，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一股自淮阴南侵宝应县城。傍晚，日军由老西门进城，用坦克撞坏宁国寺西圈门一角，并在鱼市口架起大炮，向东门外不停轰击示威，还强占宁国寺街（现叶挺路）民宅驻扎下来。两日后，该股侵略日军自行北撤。10月2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小川伊佐雄率200余人，携带大炮数门、坦克2辆、汽艇和小型军舰6艘，由高邮北犯宝应县城。日军从三官殿附近登岸，于画川书院构筑工事，设立据点，并向城东炮轰数日。嗣后日军又先后在泾河、黄浦、氾水、杠桥以及张桥等集镇建立据点。
从8月到10月，二三个月间，日军不断用飞机轰炸曹甸、崔堡、安丰、林溪、望直港、芦村等集镇，炸毁民宅560多间，炸死炸伤无辜民众70余人；接着日军飞机又轰炸了射阳镇和曹甸李沟，炸死炸伤百姓100余人。日军还多次放火烧民房，其中一次就在曹甸镇、金吾庄、望直港烧毁民房1100多间。日军曾血洗大、小瓦甸和夷家沟等11座村庄，49名百姓惨遭杀害，1366间民房被焚毁；在氾水赵庄杀人放火，迫使百姓们流离失所。而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县长却带着一群官员和常备队武装1000多人不作任何抵抗就仓皇逃至宝应县城东南小官庄的南林子一带。宝应县中学也被迫迁至宝应县东南农村柳堡、潼口寺一带。
面对日军在宝应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成贻宾和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对国民党顽固派政府和武装不抵抗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恨。在这战火纷飞、人民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成贻宾随家人到处逃难。恶劣的学习条件，却没有磨灭他年幼立下的发奋读书、报效国家的志向。
1940年下半年，成贻宾随家人迁至南京。转入国立模范中学继续求学。国立模范中学原为竺桥小学，自日军侵占南京后，城区内中学或停办、或迁移。到1940年，才将竺桥小学改为中学招收学生。成贻宾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更加努力学习，积累知识打好基础，以期将来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他对有些同学整天迷迷糊糊、随波逐流、不珍惜青春宝贵的时间发奋读书感到十分惋惜。他常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的金玉良言告诫自己和身边的同学。同时，他还对当时国文课只教一些《古文观止》、英文课上专教《天方夜谭》一类神话故事很不满意。这些课不是照本宣科，就是像念圣经一样，枯燥无味，脱离社会实际，没有一点生活气息。他对当时的教育感觉是“仿佛要把我们拉到‘木乃伊’的坟墓里去似的，不允许我们嗅到一点现代气息”。他很想学到新鲜的文化知识，于是常买英文版书刊来学习，渴望由此探知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知识，追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国立模范中学校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人华侨及国际进步舆论，群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同情和声援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正如刘少奇指出的那样，“皖变后新四军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最荣誉之军队，这是我们一笔可贵的政治资本”。成贻宾和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师生，也一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把枪口对着一心一意抗日的新四军，是赤裸裸地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做了同室操戈、亲者痛仇者快的恶事。成贻宾对同学气愤地说：“这正像三国中曹植所写的那首诗嘛，‘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不是暴露了国民党在国人面前破坏抗日的丑恶嘴脸吗？真是令人失望。”
1944年，成贻宾的父亲在南京失业，家庭生活来源靠在重庆工作的大哥和在镇江工作的二哥微薄的薪金收入来维持，生活非常艰难，只好和父亲重返故乡宝应氾水镇。
当时，日军在车桥战役中一败涂地。日军为发泄在车桥战役中惨遭失败的仇恨，疯狂对宝应县中学附近的柳堡头进行“扫荡”。这里当时驻有宝应县抗日民主政府财经局、大成商店。柳堡乡组织了18位民兵勇士顽强抵抗敌人近3个小时，保护抗日民主政府人员、财产以及村子里群众安全转移，最后有3位勇士壮烈牺牲。成贻宾回到家乡后，听说了抗日英雄的壮举，深受鼓舞。他敬佩抗日勇士们在日军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国人学习的榜样。
10月，为了搞好宝应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苏中一地委按照苏中区党委指示在宝应县柳堡乡进行乡选试点工作。选举采用丢豆子的方法选出了广大人民信任的乡、村长，建立起有共产党员、左派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
柳堡乡选受到了邻近乡镇的极大关注。过去乡村里的基层政权都是被封建恶霸所把持，抗日民主政府法令贯彻到基层就变成少数人说了算，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得不到巩固。柳堡乡这次选举试点，废除了腐朽落后的封建保甲制，建立起新乡制，出现了“实现新乡制，大家出主意，不分男和女，管理国家事”的新气象。
柳堡乡选大获成功，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并萌发了管理政权的民主要求。成贻宾感受到广大农村贫民百姓热切盼望共产党能来领导大家赶走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他看到民主选举不但团结了农村中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扩大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还极大动摇了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加上他从小就听大哥成贻典讲自己早年在上中学、大学时参加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他的革命思想开始渐渐萌发了。
成贻宾宝应县立中学成绩报告单
1944年6月，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编写的《新人生观》一书在宝应西安丰出版发行。勤于学习的成贻宾购得此书后，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受益匪浅。
成贻宾从《新人生观》中了解了进行人生观的革命，不仅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生，而且是为了正确地改造人生，不仅是看法的问题，而且是做法的问题。他从中明白：“革命的人生观，是属于觉醒的被统治阶级的，更确切地说：是属于现代的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与斗争生活的锻炼之下，他们“不但有一套完整的改造国家社会的主张，而且对于自己也有坚定明确的革命的人生观”。其他被统治阶级则要“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学习其革命精神，坚定意志，摆脱烦恼，跑出自己的小天地，才能找到人生的真出路，建立自己革命的人生观”。
要建立革命人生观，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革命”。《新人生观》给成贻宾指明方向：“革命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人生就是斗争，即人的一生就是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总的来说人生就是奋斗的一生。”
成贻宾从《新人生观》中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革命者，从事斗争与学习，不但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人民大众。所以革命者的生活，更是一时一刻离不开大众，必须团结大众、热爱大众。他从社会实践中也领悟到，世界上所有人是离不开集体的。集体好像大海，个人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在革命斗争中，他更进一步体会到集体的力量伟大，个人离开了组织，脱离了群众，那将一事无成。
学习《新人生观》的时候，成贻宾只有十七八岁，但他对于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国家的未来，都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结论。他认识到个人利益不能妨碍国家社会利益，只有把国家社会搞好，个人才有出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要多做，有害于国家社会的事一件也不能做。关于人的生死大义，其原则是“宁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也就是当需要“牺牲小我，保全大我”之时，为了国家与大众，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至于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正是人类最高尚最光荣的道德。在《新人生观》的影响下，成贻宾的革命人生观日趋成熟起来。
194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解放区军民举行对日大反攻。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侵占宝应县城的日军退至徐州。伪孙良诚部一○六团及伪保安团2000多人困守县城。黄浦、八浅据点的伪军龟缩进宝应县城。16日，根据苏中区党委指示，苏中第一军分区主力一部，苏中公学警卫连及二十四队，宝应县独立团以及地方民兵数千人对宝应县城实行了包围，意欲迫使敌人就范，减少城内无辜百姓的伤亡。但伪军狡猾至极，试图通过谈判来拖延时间，伺机逃跑。在此情况下，22日夜，我军果断打响总攻。仅3个多小时，便将伪军全歼于城西北隅，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收复了沦陷6年之久的宝应县城。县城收复后，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庆贺胜利，宝应县中学也随后迁回县城，成贻宾和同学们满心欢喜地参加了庆祝活动。10月10日，宝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县城体育场召开收复县城庆祝大会，成贻宾参加了这次大会，想到从此以后自己和同学们都能自由自在地在学校读书，再也不受日本鬼子欺凌，成贻宾思绪万千。他耳闻目睹在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想方设法救济贫民，发放小麦；帮助群众解决被日伪军烧毁的房屋、粮食及衣物；积极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